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加速世界秩序向着大分化、大转型的方向演进的关键一年。这是自“二战”之后，人类世界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事件。
　　截至2020年12月30日，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全球新冠疫情统计报告显示，全球确诊病例已超8000万例，死亡超170万人。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次全球性的社会实验，在原本已经陷入重重危机的世界秩序基础上，不仅按下了经济发展的暂停与倒退键，甚至还按下了社会分裂与政权转移的加速键。

2020年全球变局

　　目前，尽管世界上最著名的分析家和各主要研究机构出版了各类研究报告，但是还没有一个能够准确并详细预知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然而，笔者认为，新冠疫情显然将加速四个方面的重大变革：
　　第一，新冠疫情将加速世界经济下行和分化的大趋势。这是由于各国采取的货币超发政策与国内社会分化状况加剧所导致的，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雪上加霜，而危机不过是被货币政策的短期应对所掩盖。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国内社会分化所引起的国内政治转向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由于国内与国际政治相互激荡影响，全球脆弱地区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将加剧或发生连锁效应。
　　第三，新冠疫情将推动数字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各国在新技術和数字社会建设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数字社会的最重大影响乃是透明社会的悄然来临。
　　第四，新冠疫情推动民族主义兴起，加速东亚国家共同体价值的复兴，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这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局

　　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大选及其政权更替。这次美国大选是美国历史参选人数最多、不确定性最大但同时也最令人沮丧的一次政权更替。尽管特朗普输掉了大选，但仍有7000万人参与选举并为这个举止超常的总统投下选票。这一事件对美国来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说是一种确定性政治的来临，因为美国社会高度分化的基本现实并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因为大选而得到强化，新冠和政治的巨大冲击力推动美国国内的政治暴力与示威事件的蔓延。
　　这一事件对世界来说，或许由于拜登政府重回美国传统建制派国际路线而变得确定性大增，然而这种确定性已然由于美国国内的诸多复杂矛盾而变得不确定，但美国国内的情况绝非是伤及根本，这一点需要国内决策者有着清醒认知。中美关系在此种大环境下迎来重大变局。
　　首先，特朗普虽然下台，但特朗普主义的幽灵却在美国乃至欧洲大陆徘徊，这从总体上讲不利于中国发展战略的推进。
　　第二，美国对华战略的“对抗性”并无根本性的改变，特朗普开启了对华强硬的政治魔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年轻一代领导力量对中国的敌意和消极看法正在逐渐形成并在国会发挥影响。
　　第三，政治和经济上的脱钩虽然是一种“话术”，但话术的恶劣影响正在潜移默化，如不加以遏制就会导致长期的消极影响，高开低走，高科技脱钩、意识形态竞争将成为至关重要的战略竞争工具。最后，中国对美政策出现微调，尽管官方仍然以观望为主，但是寻求合作、理性务实的声音仍然是中国方面的主流。

世界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双循环”战略

　　2020年，由于世界经济运行的本身处于相对衰弱期，加之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变局的影响，世界经济正在面临至少三大短期挑战。
　　第一，全球量化宽松政策超发货币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应被低估。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风险或将在脆弱国家和地区出现并引起连锁反应。
　　第三，受疫情和中美关系影响，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并非仅仅着眼于外部世界变化，同时也是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所致。
　　当前，中国决策层正在重新布局今后至少15年乃至30年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不仅包括双边与多边投资贸易协定的签署，例如RCEP、中欧自由贸易、中非合作、加入CPTPP等，还包括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战略。
　　例如，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国制造2025、双一流大学建设、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区域发展与一体化战略等等，乃至于包括社会与再分配调整的系列战略，例如对医疗、住房、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等五大重点民生领域的战略性调整。
　　因此，决不能简单将双循环战略看成是经济战略，而应是一个国家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综合性战略举措。新时代的双循环战略不仅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关键，更决定今后30年的发展走向。双循环战略的重要影响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将减少对世界的依赖，而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第二，中国将减少对传统增长模式的依赖，增加社会包容性与绿色可持续性。这些战略已经在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贯彻、落实和部署。

2021年全球展望

1.中美竞争将在科技与贸易规制等重点领域展开

　　展望2021年，全球政治经济趋势分析的重点仍是中美竞争。拜登政府仍会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只不过技术与方法与特朗普政府有较大不同，其最主要差异在于以美国国内问题解决为核心不排斥与中国就部分重要问题进行合作。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有如下原因：
　　第一，受利益集团影响、盟友，以及中美理性对话等因素影响。美国金融、军工等重要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影响相比下降，但其全球利益链条的中国因素仍具有重要份额。 　　第二，美国国会两党要求遏制中国崛起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加。这是由于国际金主与美国政党政治的密切联系，由于国际盟友要求美国修复与盟友关系的声音不断增加，因此重新修复盟友关系与对华关系质变联系在一起就顺理成章。
　　第三，拜登政府寻求自身的政策主线和政策共识凝聚。例如，拟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中国通杰克·沙利文提出，特朗普政府没有重视的四大力量即美国国内投资、美国盟友力量、国际组织力量、美国的价值观，这是拜登政府所可能重视的政策方向。
　　第四，意识形态和传统建制派国际政治路线的延续。扩充七国集团，加入韩国、印度，建立民主十国的设想，不仅意识形态竞争会更加分明，而且战略军事上遏制俄罗斯、伊朗、中国会更加明显，同时提升印太安全对话机制、加强印太战略。
　　总之，在对华政策方向上，笔者认为拜登政府将会反对打贸易战，因为这损害美国商界的根本利益，但在中国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等问题上则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预计今后中美重新贸易谈判的可能性大增，美国对华的巧竞争、软制衡战略重新形成，这一点也是笔者最为担忧且认为最为有效的对华战略。这一点已经可以从拜登执政团队可能的最主要成员的对华态度和政治观点中得到印证。
　　随着拜登政府执政团队及其政策展开，中美将在如下重点领域展开竞争：
　　第一，主要的核心重点在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科技创新涉及国家网络安全，乃至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基礎，因此科技竞争将是短期重要关键领域。
　　第二个重点领域是“规制”之争：这些规制涉及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强制转让技术等，尤其是数字经济规则。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研究指出，国家网络实力指数排名，中国处于第2位。网络实力的关键是数字经济实力，而数字经济竞争的关键是规则制定权之争。
　　第三个重点领域是价值观竞争，这种价值观竞争将体现在冬奥会、建党百年等重大事件的网络舆论战之上，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第四个最为重要领域就是安全问题，这里的主要是台海问题，当然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中国海外军事、商业利益保护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
　　第五个重点领域是金融领域，美国政府将可能通过多种手段阻挠中国企业美国上市、投资中国股市以及打压人民币等。

2.中国将推动更多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

　　无论是中美关系变局，还是双循环战略实施，中国都必将推动更多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在合作中寻求新发展、塑造新格局。目前最为重要的且最为值得关注的三个重点领域是：第一，中国已经加入RCEP与寻求加入CPTPP，这表明中国高层已经下定决心延续当年的以外促内的改革战略。RCEP与CPTPP之间实际上既有产业链的联通之处，共性多于差别，又有大国战略因素的影响。二者主要区别在于，CPTPP对经济质量要求更高，而RECP则包容性更强。第二，中欧贸易投资协定很有可能签署，且对欧洲短期利益明显，对中国长期战略利益明显，但中国仍需持慎重态度对待欧洲政治体系与法律体系。第三，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中俄能源、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将会有新的机遇。

3.“十四五”规划开局加速自主科技创新与数字社会转型

　　基于前文分析，中国新发展战略的关键五年在于今后五年，而其中明年既是建党百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可谓是重中之重。“十四五”规划内外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基本落脚点就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落脚点就是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基本落脚点就是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的关键在于《中国制造2025》所规划的十大产业的核心技术突破，而十大产业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除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造之外，还有整个社会的数字化、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显然，2021年将是自主型科技创新的加速之年，也是数字社会转型的加速之年，而同时中国数字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竞争将会影响国际格局和国内发展新格局。由于中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领导者，加之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消费和商务的普及，与中国社会代际变化、消费升级、关键竞争性主导产业相关的领域的机遇将增多，相关空间、区域等附带增值空间也将增加。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影响方面，一个透明的、敏捷的、可追溯的、全球领先的数字社会已经在中国诞生，而其广泛风险亦未可知。

发展战略与投资策略

1.疫情发展趋势关乎中国长期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全球和中国的疫情发展趋势，不仅关乎各国内外政治经济走向，而且关乎最为重要的国内经济社会改革进程。谁在疫情中恢复快，谁就会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取得先机，当然取得先机能否保持先机则在于能否将经济增长势能建立在社会团结与可持续性之上。
　　这里不妨乐观估计，尽管新冠病毒变异增加了防控风险，但疫苗和社会共识将加快中国经济社会的恢复，疫情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恐怕最为重要的是科技创新与企业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在此意义上，新的发展战略应该建立在对数字化产业的分析与数字化社会对企业管理的渗透方面。

2.全球量化宽松下的房地产、股市、金融风险

　　全球量化宽松的大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将最有可能进入的无外乎是房地产、股市、债市，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欧美股市与欧洲债市。当然，中国房地产尤其是住房市场紧控政策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而世界性的金融风险或许正在悄然集聚。因此，在考虑中国长期的产业发展与投资方向时，2021年依然需要加入金融风险因素的考虑。这一点对企业、国家乃至家庭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3.企业战略与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在风险大增、机遇难料、疫情加速变革的大背景下，企业最为重要的战略或许就在于推进数字化战略的全面转型。本轮数字化技术的创新源自于制造业企业生产和管理的重新定义与效率改变，其最根本的动力在于欧美人工成本高企与制造哲学的迭代，但十年来的演变表明，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全社会乃至公共部门的选择，数字化创新不只是制造业，而是扩展到全产业链条之上，乃至社会运行之上，因而加快推进企业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实乃当前最为重要的创新举措。
　　（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