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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大国博弈，对青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挑战。青岛服务业增长较快，但尚未形成根本性突破，经济仍以制造业为主导，但近年来制造业增速大幅下滑，且新增投资对房地产业依赖偏高。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偏低是突出问题，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率低是普遍性问题。突破转型困境的基本策略是以培育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为目标，促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其核心要义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激励机制。
[关键词]双循环;产业转型;路径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7.054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大国博弈，为我国经济战略重塑、产业链重构、贸易格局重建带来重大影响。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1]，并首提“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青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当前，青岛市“十五个攻势”的作战效果初现，但内外冲击不断暴露出青岛产业链建设的短板和不足，产业链高度分化，部分行业、产品受制于人的问题突出，行业企业运行困难持续加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青岛市突破产业转型困境、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历史契机和路径遵循。
1 青岛市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1.1 产业发展阶段：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
根据黄群慧（2013）[2]提出的工业发展阶段判断指标，青岛市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阶段（如表1所示，已满足后工业阶段的前3项指标和工业化后期的后2项指标）。基本上，规模上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效益上尚处于工业化后期。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往往是极富挑战性的。之前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的矛盾与新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交织。要素约束、路径依赖、制度惯性与创新驱动、需求升级、政策转型并存。但归根结底，“高质量”是这一阶段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青岛市“十五个攻势”正助推其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
1.2 现代服务业增速较快，但尚未形成根本性突破
从产业比例和增速来看，第三产业占优，但尚未成为经济主导。自2012年青岛市三产比例首次超过二产以来，三产比重持续增加，2019年青岛市三次产业比例为3.5∶35.6∶60.9。但三产中的传统商贸、旅游、物流等行业比重较高（仅批发零售业一个产业在三产中占比超1/4，占GDP比重为15.5%），高技术服务业占比较低，仅为4.2%，表明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经过多年发展，依然没有形成根本性突破，也没有完全替换工业成为主导力量。但高技术服务业增速较快（17.5%），远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8.0%和工业增速2.8%，若能保持健康发展，高质量转型前景良好。
1.3 制造业增速明显回落，但依然是经济主导
与快速增长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增速大幅下滑。2018年青岛市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6%，但2019年仅增长0.4%。即便如此，制造业依然是青島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首先，家电、轨道交通等骨干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其所在行业分别实现了10.1%和18.1%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以家电为代表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在营业收入、利润、资产等方面显著高于对应指标的第二产业。其代表性企业海尔智家，是青岛市唯一一家入围世界500强的国际知名企业，对青岛市制造业创新发展贡献巨大。其次，汽车、石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等优势产业平稳发展，但增速不稳。2019年仅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7.2%（后两类分别下降了17.6%和5.8%），但汽车产量大幅下降了67.5%，表明优势产业有待增强稳定性和竞争力。最后，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较低，传统的资源型、重化型产业比重较大。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1%，且增速（1.7%）远低于高技术服务业（17.5%），若无一流制造业支撑，长期看经济创新活力和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可能受到抑制。
1.4 投资增速强劲，但结构尚待优化
2019年以来，青岛市全面发起“十五个攻势”，投资成效显著。2019年青岛市完成投资超过6300亿元，增长21.6%，增速列全国主要城市第一位，创近七年新高，但投资结构尚待优化。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房地产业是全市投资的主导产业，占全市投资总量的七成左右。其中，房地产业投资占比高达36.4%（投资增速33.3%，对全市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51.2%），表明新增投资对其依赖性过高。其次是工业投资占比20.9%（增速20.2%），始终不高，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产能。另外，基础设施投资2019年下降4.8%，不能稳定支撑投资增长，并且5G等新基建项目多以单纯购置设备为主，成效只能短期显现。
2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突出问题
2.1 本土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偏低
首先，本土企业创新性和技术水平低。反映在产品上是倾向于出口低科技的中间品，进口相对高科技的中间品。如家电产业“缺芯少面”， 缺乏芯片、电视机面板、高性能电机及控制系统生产能力，海尔、海信75%以上的芯片需要国（境）外采购，其中，主控芯片MCU、存储芯片、语音类SOC芯片等境外采购比例超过90%[3]。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芯片、轴承等关键配件仍需国外采购。并且，2019年青岛市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15.9%，出口却下滑11.7%，该现象令人担忧。
其次，与全球价值链接触点偏窄。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缺失。如新能源汽车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技术研发设计、销售与金融服务环节缺失;石化产业缺少石脑油、乙烯等石化深加工原料;船舶海工产业中船用电力电气、通信导航、船舶自动化等系统依赖国外配套。这一方面受制于创新能力低，另一方面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偏低有关。另外，与全球价值链接触点偏窄也会抑制“双招双引”的实施效果。 最后，本地配套率与附加值偏低。青岛市制造业产品大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而附加值高的高技术制造业（2.1%）和高技术服务业（4.2%）占比偏低，且关键零部件、关键环节对外部依赖严重。这同样体现在本地配套率偏低。如家电、轨道交通等骨干产业本地配套率平均不到40%，而合肥（家电）、株洲（轨道交通）则高达70%和60%[4]。
2.2 企业质量和效率低具有较大普遍性
如果说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低反映的是能力方面的问题，那么经营质量和效率低则更多反映的是企业本身的质量和成本意识、管理水平等问题，这与市场竞争不充分密切相关。目前青岛本地企业、内资企业的经营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盈利能力来看，201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下降0.6%，其中内资企业全部下降（国有-5.4%，集体-4.9%，股份-1.6%），仅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了3.4%的增长，表明青岛市企业在经营方面的缺陷，相当程度上被外商投资企业弥补。并且，青岛市唯一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海尔的经营质量也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2019年海尔智家的资产收益率为17.3%，虽高于同类型的多数企业，但与美国的霍尼韦尔国际公司（33.2%）差距较大，并且也低于国内的美的（24%）和格力（22.6%）。
2.3 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偏低
与制造业相比，青岛市服务业中尚未形成优势明显的主导性高技术服务业，也缺乏国际知名的代表性高品质服务业企业，传统商贸业仍占主导。从营业收入看，批发零售业在服务业中占比67.1%，严重偏高，其次是房地产业（11%）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而以信息服务（2.8%）、金融（0.4%）、商务服务（5%）、科研和技术服务（2.8%）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传统商贸流通业比重较大，依托港口大进大出，产业层次不高，发展质量粗放低效。而现代服务业创新性不强，难以形成有效竞争力。长期来看，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难以拓展;反之，若现代服务业长期没有根本性突破，将无法支撑制造业的高端升级，形成恶性循环，就有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风险。
2.4 内外需求下降導致经济循环受阻
受疫情冲击，石油、服装、家电等居民非必需消费受到严重抑制，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大幅下滑，消费增长受到制约。据对青岛市1699家限上批零企业和258家限上住餐企业近期调查显示，限上批零业企业达到正常生产水平80%～100%的仅占50.6%，限上住餐业企业达到正常生产水平80%～100%的仅占14.7%[3]。生产端和需求端“联动效应”突出，消费品行业困难由需求端传导至生产端，汽车、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纺织服装、皮革毛皮制鞋业、酒饮料精制茶等消费品工业，以及石油加工、燃气生产等能源工业增加值大幅下滑，持续拖累工业增速。另外，受外需持续疲弱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影响，原油、铁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持续下滑，稳外贸压力也在加大。
3 打造高质量产业链的突破路径
3.1 培育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企业的竞争正转向产业价值链的竞争。国际一流企业通常都拥有或主导一条全球价值链。培育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肮脏的旧产业”与“干净的新产业”之间进行简单的划分是一种错误的思想[5]。一旦在某个领域失去竞争力，很难再重新获得，应借鉴德国工业化经验，坚持新旧产业齐头并进的原则[5]。
智能家电、轨道交通等骨干行业企业，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实现延伸和升级，如有可能，努力发展成为该产业链价值链的主导者。应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主导全产业链的地位。另外，汽车、石化等优势产业应在保持价值链地位的同时，不断向高端迈进。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优化产业布局的同时，应将核心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
3.2 扩大服务业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服务行业开放度低、缺乏有效竞争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应扩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如电商、融资租赁等行业）、拓展开放合作领域。同时，推动建筑及港口、电力工程、餐饮、旅游等发展良好的企业“走出去”，打造“青岛服务”品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独立于制造业升级之外，也不是简单地增加服务业投资就能轻松实现现代服务业的高端突破。研发、设计、咨询、审计、营销等关键环节很可能在制造业企业内部实现，实际是其职能的延伸，当达到一定规模经济水平并能够独立经营时，才转化为企业外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应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这既是制造业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3.3 改善投资结构，降低房地产依赖
以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来把握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首先，重视制造业投资。引导资本流向重点骨干行业，支撑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的工业项目，不断形成工业投资的有效增量。其次，加快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营造良好城市环境。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经营性公益事业建设，在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同时源源不断地产生投资需求。再次，打造新的投资增长点。如医养健康行业，该行业资产收益率高，且青岛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同时，青岛具有“山海城”的生态环境优势和良好的气候、地理位置条件，应加大投资，提前规划布局。
3.4 优化消费环境，激发市场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大国博弈，出现了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异议，但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战略定力。正是参与全球化，才有了今天的历史性成就。但在实践层面，应使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为我所用。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东亚中心，青岛具有面向日韩，贯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且区域内各国家或地区呈现梯度发展格局，青岛应主动引领区域化价值链的发展，既可拓展市场空间，又可兼顾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与安全。 同时，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是“双循环”的主体。一方面，降低企业规制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降低规制复杂性既能够降低企业服从成本，又可以打击腐败，因为企业与监管者的每一次接触都会提供索取贿赂或其他好处的机会[6]。另外，降低消费者负担，释放消费需求。外部冲击固然会降低消费需求，但消费者本身的民生负担才是抑制需求的根本原因。应创造条件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降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负担，减少消费者后顾之忧。
3.5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制度设计
首先，建立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培育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最终需要高质量的企业来实现，而造就高质量企业的基本途径是市场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将竞争的两个重要效应（鼓励创新、优胜劣汰）在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产业政策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变的核心要义。
其次，统一市场规制。其一，清理废除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促进商品和要素有序流动。统一地区间、部门间不一致或重复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取消不必要的规制;其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贸易便利化水平要适應全球价值链中间产品反复进出和全球供应链时间缩短的需要。协调进出口管理部门（如商务、海关、商检、外汇等）的监管活动，鼓励协同创新。
最后，改革创新加工贸易体制。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当前加工贸易生产封闭在狭小的监管区内，出口面向国际市场，没有国内规模经济的依托，价值链难以延伸，企业不能形成规模优势[7]。青岛可依托上合示范区、国家自贸区等载体，率先突破创新。其中一条路径是在不改革或小幅改革进口体制的情况下，扩大加工贸易的地域范围，逐步取消加工贸易产品内销的限制，特别是在当前疫情导致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以规模经济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同时，国内大市场还可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延伸价值链的国内长度，提升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EB/OL].（2020-05-1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5/14/c_1125986000.htm.
[2]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J].经济与管理，2013，27（7）：5-11.
[3]青岛市发改委.青岛市发改委“双循环”系列研究报告[R].2020.
[4]青岛市统计局.关于去年以来我市投资运行情况的评价报告[R].2020.
[5]张迎红.美德英工业战略比较及对中国的影响[J].德国研究，2019（4）：4-20.
[6]张淑芹.我国地区市场的一体化特征及规则壁垒——以山东省为例[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
[7]林桂军.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J].国际贸易问题，2016（11）：3-11.
[作者简介]通讯作者：张淑芹（1981—），女，汉族，山东潍坊人，经济学博士，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区域协调;刘文俭（1963—），男，汉族，山东泰安人，经济学硕士，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关键词]双循环;产业转型;路径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7.054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大国博弈，为我国经济战略重塑、产业链重构、贸易格局重建带来重大影响。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1]，并首提“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青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当前，青岛市“十五个攻势”的作战效果初现，但内外冲击不断暴露出青岛产业链建设的短板和不足，产业链高度分化，部分行业、产品受制于人的问题突出，行业企业运行困难持续加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青岛市突破产业转型困境、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历史契机和路径遵循。
1 青岛市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1.1 产业发展阶段：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
根据黄群慧（2013）[2]提出的工业发展阶段判断指标，青岛市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阶段（如表1所示，已满足后工业阶段的前3项指标和工业化后期的后2项指标）。基本上，规模上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效益上尚处于工业化后期。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往往是极富挑战性的。之前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的矛盾与新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交织。要素约束、路径依赖、制度惯性与创新驱动、需求升级、政策转型并存。但归根结底，“高质量”是这一阶段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青岛市“十五个攻势”正助推其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
1.2 现代服务业增速较快，但尚未形成根本性突破
从产业比例和增速来看，第三产业占优，但尚未成为经济主导。自2012年青岛市三产比例首次超过二产以来，三产比重持续增加，2019年青岛市三次产业比例为3.5∶35.6∶60.9。但三产中的传统商贸、旅游、物流等行业比重较高（仅批发零售业一个产业在三产中占比超1/4，占GDP比重为15.5%），高技术服务业占比较低，仅为4.2%，表明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经过多年发展，依然没有形成根本性突破，也没有完全替换工业成为主导力量。但高技术服务业增速较快（17.5%），远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8.0%和工业增速2.8%，若能保持健康发展，高质量转型前景良好。
1.3 制造业增速明显回落，但依然是经济主导
与快速增长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增速大幅下滑。2018年青岛市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6%，但2019年仅增长0.4%。即便如此，制造业依然是青島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首先，家电、轨道交通等骨干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其所在行业分别实现了10.1%和18.1%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以家电为代表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在营业收入、利润、资产等方面显著高于对应指标的第二产业。其代表性企业海尔智家，是青岛市唯一一家入围世界500强的国际知名企业，对青岛市制造业创新发展贡献巨大。其次，汽车、石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等优势产业平稳发展，但增速不稳。2019年仅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7.2%（后两类分别下降了17.6%和5.8%），但汽车产量大幅下降了67.5%，表明优势产业有待增强稳定性和竞争力。最后，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较低，传统的资源型、重化型产业比重较大。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1%，且增速（1.7%）远低于高技术服务业（17.5%），若无一流制造业支撑，长期看经济创新活力和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可能受到抑制。
1.4 投资增速强劲，但结构尚待优化
2019年以来，青岛市全面发起“十五个攻势”，投资成效显著。2019年青岛市完成投资超过6300亿元，增长21.6%，增速列全国主要城市第一位，创近七年新高，但投资结构尚待优化。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房地产业是全市投资的主导产业，占全市投资总量的七成左右。其中，房地产业投资占比高达36.4%（投资增速33.3%，对全市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51.2%），表明新增投资对其依赖性过高。其次是工业投资占比20.9%（增速20.2%），始终不高，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产能。另外，基础设施投资2019年下降4.8%，不能稳定支撑投资增长，并且5G等新基建项目多以单纯购置设备为主，成效只能短期显现。
2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突出问题
2.1 本土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偏低
首先，本土企业创新性和技术水平低。反映在产品上是倾向于出口低科技的中间品，进口相对高科技的中间品。如家电产业“缺芯少面”， 缺乏芯片、电视机面板、高性能电机及控制系统生产能力，海尔、海信75%以上的芯片需要国（境）外采购，其中，主控芯片MCU、存储芯片、语音类SOC芯片等境外采购比例超过90%[3]。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芯片、轴承等关键配件仍需国外采购。并且，2019年青岛市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15.9%，出口却下滑11.7%，该现象令人担忧。
其次，与全球价值链接触点偏窄。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缺失。如新能源汽车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技术研发设计、销售与金融服务环节缺失;石化产业缺少石脑油、乙烯等石化深加工原料;船舶海工产业中船用电力电气、通信导航、船舶自动化等系统依赖国外配套。这一方面受制于创新能力低，另一方面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偏低有关。另外，与全球价值链接触点偏窄也会抑制“双招双引”的实施效果。 最后，本地配套率与附加值偏低。青岛市制造业产品大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而附加值高的高技术制造业（2.1%）和高技术服务业（4.2%）占比偏低，且关键零部件、关键环节对外部依赖严重。这同样体现在本地配套率偏低。如家电、轨道交通等骨干产业本地配套率平均不到40%，而合肥（家电）、株洲（轨道交通）则高达70%和60%[4]。
2.2 企业质量和效率低具有较大普遍性
如果说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低反映的是能力方面的问题，那么经营质量和效率低则更多反映的是企业本身的质量和成本意识、管理水平等问题，这与市场竞争不充分密切相关。目前青岛本地企业、内资企业的经营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盈利能力来看，201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下降0.6%，其中内资企业全部下降（国有-5.4%，集体-4.9%，股份-1.6%），仅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了3.4%的增长，表明青岛市企业在经营方面的缺陷，相当程度上被外商投资企业弥补。并且，青岛市唯一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海尔的经营质量也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2019年海尔智家的资产收益率为17.3%，虽高于同类型的多数企业，但与美国的霍尼韦尔国际公司（33.2%）差距较大，并且也低于国内的美的（24%）和格力（22.6%）。
2.3 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偏低
与制造业相比，青岛市服务业中尚未形成优势明显的主导性高技术服务业，也缺乏国际知名的代表性高品质服务业企业，传统商贸业仍占主导。从营业收入看，批发零售业在服务业中占比67.1%，严重偏高，其次是房地产业（11%）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而以信息服务（2.8%）、金融（0.4%）、商务服务（5%）、科研和技术服务（2.8%）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传统商贸流通业比重较大，依托港口大进大出，产业层次不高，发展质量粗放低效。而现代服务业创新性不强，难以形成有效竞争力。长期来看，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难以拓展;反之，若现代服务业长期没有根本性突破，将无法支撑制造业的高端升级，形成恶性循环，就有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风险。
2.4 内外需求下降導致经济循环受阻
受疫情冲击，石油、服装、家电等居民非必需消费受到严重抑制，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大幅下滑，消费增长受到制约。据对青岛市1699家限上批零企业和258家限上住餐企业近期调查显示，限上批零业企业达到正常生产水平80%～100%的仅占50.6%，限上住餐业企业达到正常生产水平80%～100%的仅占14.7%[3]。生产端和需求端“联动效应”突出，消费品行业困难由需求端传导至生产端，汽车、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纺织服装、皮革毛皮制鞋业、酒饮料精制茶等消费品工业，以及石油加工、燃气生产等能源工业增加值大幅下滑，持续拖累工业增速。另外，受外需持续疲弱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影响，原油、铁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持续下滑，稳外贸压力也在加大。
3 打造高质量产业链的突破路径
3.1 培育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企业的竞争正转向产业价值链的竞争。国际一流企业通常都拥有或主导一条全球价值链。培育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肮脏的旧产业”与“干净的新产业”之间进行简单的划分是一种错误的思想[5]。一旦在某个领域失去竞争力，很难再重新获得，应借鉴德国工业化经验，坚持新旧产业齐头并进的原则[5]。
智能家电、轨道交通等骨干行业企业，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实现延伸和升级，如有可能，努力发展成为该产业链价值链的主导者。应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主导全产业链的地位。另外，汽车、石化等优势产业应在保持价值链地位的同时，不断向高端迈进。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优化产业布局的同时，应将核心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
3.2 扩大服务业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服务行业开放度低、缺乏有效竞争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应扩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如电商、融资租赁等行业）、拓展开放合作领域。同时，推动建筑及港口、电力工程、餐饮、旅游等发展良好的企业“走出去”，打造“青岛服务”品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独立于制造业升级之外，也不是简单地增加服务业投资就能轻松实现现代服务业的高端突破。研发、设计、咨询、审计、营销等关键环节很可能在制造业企业内部实现，实际是其职能的延伸，当达到一定规模经济水平并能够独立经营时，才转化为企业外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应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这既是制造业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3.3 改善投资结构，降低房地产依赖
以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来把握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首先，重视制造业投资。引导资本流向重点骨干行业，支撑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的工业项目，不断形成工业投资的有效增量。其次，加快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营造良好城市环境。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经营性公益事业建设，在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同时源源不断地产生投资需求。再次，打造新的投资增长点。如医养健康行业，该行业资产收益率高，且青岛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同时，青岛具有“山海城”的生态环境优势和良好的气候、地理位置条件，应加大投资，提前规划布局。
3.4 优化消费环境，激发市场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大国博弈，出现了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异议，但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战略定力。正是参与全球化，才有了今天的历史性成就。但在实践层面，应使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为我所用。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东亚中心，青岛具有面向日韩，贯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且区域内各国家或地区呈现梯度发展格局，青岛应主动引领区域化价值链的发展，既可拓展市场空间，又可兼顾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与安全。 同时，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是“双循环”的主体。一方面，降低企业规制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降低规制复杂性既能够降低企业服从成本，又可以打击腐败，因为企业与监管者的每一次接触都会提供索取贿赂或其他好处的机会[6]。另外，降低消费者负担，释放消费需求。外部冲击固然会降低消费需求，但消费者本身的民生负担才是抑制需求的根本原因。应创造条件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降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负担，减少消费者后顾之忧。
3.5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制度设计
首先，建立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培育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最终需要高质量的企业来实现，而造就高质量企业的基本途径是市场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将竞争的两个重要效应（鼓励创新、优胜劣汰）在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产业政策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变的核心要义。
其次，统一市场规制。其一，清理废除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促进商品和要素有序流动。统一地区间、部门间不一致或重复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取消不必要的规制;其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贸易便利化水平要适應全球价值链中间产品反复进出和全球供应链时间缩短的需要。协调进出口管理部门（如商务、海关、商检、外汇等）的监管活动，鼓励协同创新。
最后，改革创新加工贸易体制。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当前加工贸易生产封闭在狭小的监管区内，出口面向国际市场，没有国内规模经济的依托，价值链难以延伸，企业不能形成规模优势[7]。青岛可依托上合示范区、国家自贸区等载体，率先突破创新。其中一条路径是在不改革或小幅改革进口体制的情况下，扩大加工贸易的地域范围，逐步取消加工贸易产品内销的限制，特别是在当前疫情导致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以规模经济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同时，国内大市场还可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延伸价值链的国内长度，提升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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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通讯作者：张淑芹（1981—），女，汉族，山东潍坊人，经济学博士，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区域协调;刘文俭（1963—），男，汉族，山东泰安人，经济学硕士，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