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粹战犯到巴勒斯坦领导人，以色列建国以来，其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暗杀名单不断延长。他们把暗杀发展成了一门学问，善恶的界限也在复仇之火的炙烤下渐渐模糊。
　　在中东这片宗教和民族林立的土地上，每天都会发生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其中不少涉及同一个名字——摩萨德。摩萨德，全称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英国军情六处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它拥有世界上最高效的情报系统，擅长通过隐秘行动“定点清除”目标。低调的作风令它蒙上了神秘而可畏的面纱。
　　2018年1月，以色列记者罗恩·伯格曼推出《先下手为强：以色列暗杀秘史》一书，披露了很多刀光剑影的摩萨德旧事。这些暗杀行动是否正义，则留待读者评说。

远涉重洋“狩猎”纳粹战犯

　　二战后，许多德国战犯潜逃异国，其中包括阿道夫·艾希曼。此人在纳粹统治时期身居高位，数百万犹太人直接或间接死于他手中。二战后，艾希曼辗转来到阿根廷，改名换姓隐居乡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得知了他的下落。然而，纳粹在当时的阿根廷仍有不少死忠，以色列与阿根廷也未建交，通过正常途径将凶手绳之以法几乎没有可能。
　　人类有限的理性往往屈从于内心的原始情感。当司法的力量鞭长莫及，当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逍遥法外，复仇的火焰便开始熊熊燃烧，“自然正义”取代了程序正义。很快，以色列政府向摩萨德下令：抓捕艾希曼并把他带回以色列，进行审判。
　　负责抓捕行动的彼得·马尔金在回忆录中披露，1961年，摩萨德特工持假护照进入阿根廷，很快发现目标。多年过去了，艾希曼的样貌变化很大。为避免失手，特工们通过偷拍艾希曼的照片并对其耳部轮廓进行逐点对比，最终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
　　用麻药放倒“猎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得设法把他弄回以色列。在机场，特工们谎称艾希曼因病昏迷，需立刻出国就医，还提供了伪造的全套病历。大胆而周密的安排成功瞒过阿根廷海关，在头等舱内完成人生最后一段旅行后，艾希曼被押解到耶路撒冷。
　　审讯持续了8个月，收集了99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艾希曼因15项反人类罪行被处以绞刑，骨灰被抛入地中海。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摩萨德由此一战成名。
　　时隔多年，实现“自然正义”的冲动仍在激励着摩萨德特工。伯格曼在书中写道，梅尔·达甘是摩萨德历任首脑之一，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照片，画面中，一个大胡子男人跪在一群纳粹士兵面前。这个男人正是达甘的祖父，被拍下这张照片后不久达甘的祖父便遭杀害。“大多数犹太人在遭到屠戮時没有反抗，”达甘告诉伯格曼，“我们绝不能再次手无寸铁地跪下。”

“杀掉某个人后历史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料”

　　如果说追捕漏网战犯是正义的清算，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与错的界限在摩萨德眼中便逐渐模糊起来。
　　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巴勒斯坦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后建立犹太人国家。这个决议无异于在阿拉伯世界投下核弹，阿拉伯人群情激奋。他们对以色列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攻击，要求后者归还土地。1972年，激进组织“黑九月”绑架并残杀了在德国慕尼黑参加奥运会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制造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人质危机之一。
　　面对11副灵柩，以色列人发誓以血还血。“如果妥协，我们在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安全。”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斩钉截铁地表态。此后，摩萨德对巴勒斯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报复，主要手段就是暗杀。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是以方最大的眼中钉。在《先下手为强：以色列暗杀秘史》一书中，伯格曼披露的一段文字与此有关。1982年10月，摩萨德收到一个情报，称阿拉法特在一架即将从雅典飞往开罗的班机上。无数次暗杀计划流产后，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作出了一个近似疯狂的决定：将这架飞机击落。
　　直接负责此次行动的总参谋长艾坦迟疑了。阿拉法特怎么会在雅典？他去开罗干什么？沙龙一再催促，但他还是坚持再核实一遍目标身份。飞机即将起飞时，摩萨德终于查明，飞机上的乘客是阿拉法特的弟弟，一名儿科医生，他要把30名巴勒斯坦儿童送往开罗就医。于是，行动被紧急叫停，巴勒斯坦方面无人知晓，当事者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阿拉法特最终于2004年去世。伯格曼在书中暗示，阿拉法特并非正常死亡。不过，即便他知道真相也不能明示，因为“军队那边下了封口令”。第一位采访阿拉法特的以色列记者Uri Avnery曾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阿拉法特之死跟以色列有关。不过，他的死亡太过离奇，“至今没人说得清真相”。
　　暗杀名单上的二号对象是巴解组织的干将阿布·杰哈德。1988年4月，一队特工潜入后者位于突尼斯马尔萨的别墅，先是用干扰装置切断了该地区所有通讯信号，然后破门而入，当着杰哈德妻子的面朝他连开52枪。
　　伯格曼认为，暗杀杰哈德是“不可思议的战术成功”和“灾难性的战略失误”。此举削弱了巴解组织的境外力量，却在以色列占领区激起了更广泛的抵抗运动。与之类似，2004年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遇刺后，更多穆斯林走上了复仇之路。
　　“杀掉某个人后历史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料。”伯格曼总结道。

暗杀逐渐成为“常规武器”

　　起初，所有暗杀行动都需要以色列总理在特制的“红色页码”上签字才能执行。渐渐地，特工们想了个变通的招数，“把暗杀换个说法，避免走流程”。用他们的话说，暗杀是“有针对性的预防”，误伤平民叫“偶然伤害”。“你得习惯杀人。一般来说，15到20分钟就能决定要干掉谁，”退役特工阿米·阿亚隆对伯格曼如是说，“我们把这称作魔鬼的日常。” 　　摩萨德的“刺客天赋”令以色列越来越依赖于此——本是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只要解决了某些人，一切便迎刃而解。特工们甚至会攀比，看谁杀人更高效，更有创意。
　　天长日久，摩萨德的死亡名单越堆越厚。据英国《卫报》报道，2008年，黎巴嫩真主党首脑Imad Mughniyeh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身亡；2010年，哈马斯武器运输高管Mahmoud al-Mabhouh在迪拜遇刺；2013年，真主党另一首领Hassan al-Laqqis在黎巴嫩贝鲁特丧生；2016年，为哈马斯制造无人机的突尼斯工程师Mohammed Alzoari殒命……这一切行动的幕后主使，都是摩萨德。
　　对于耸人听闻的坊间传言，以色列官方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宣称“保留对境内恐怖活动的战斗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后，以色列进行过2300余次有针对的暗杀，受害者大多是巴勒斯坦人，也有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伊朗人。
　　在西方世界，摩萨德因其铁血作风而不乏“追随者”。《华盛顿邮报》披露，奥巴马政府一共批准了353次针对个人的无人机袭擊。“美国把人权手册扔进了垃圾堆，开始了一连串暗杀、绑架、刑讯逼供、非法监禁。面临生存威胁时，哪怕号称最法治的国家也不能免俗。”

摩萨德那些“成功的失败”

　　很多在千钧一发之际得手的暗杀行动堪比好莱坞大片，但摩萨德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
　　1973年7月，一名来自摩洛哥的服务生在挪威被枪杀，案发时，他和怀孕的妻子刚看完电影，准备回家。事后查明，摩萨德错把他当成了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成员。这次失败令摩萨德名声扫地，梅厄夫人的辞职也与之有关。
　　多年后，时任摩萨德高层迈克·哈里里对以色列《新消息报》承认，该机构“雇了新手，犯了两大错误”。“首先是在目标身份的核实环节出了差错；其次，刺客本该把租来的车辆钥匙丢掉，却糊里糊涂把它还了回去，结果在租车公司与挪威警察撞个正着。”
　　另一次“成功的失败”是对哈马斯首领马巴胡赫的暗杀。2010年1月，一队特工尾随马巴胡赫进入迪拜一家豪华酒店，只用了5个小时便炮制出后者“病发身亡”的假象，一度瞒过了法医。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起谋杀。
　　信息时代里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拆穿了以色列人的伪装。通过视频追踪，阿联酋警方最终锁定了11名以色列特工。“几乎可以肯定，这起暗杀事件是摩萨德所为。”任务虽然完成，特拉维夫当局却落下了把柄，11名特工遭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哈马斯更扬言要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开战。此后，摩萨德首脑达甘下台。
　　有些时候，摩萨德的“创意”太过天马行空，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伯格曼回忆，他们曾找到一名巴勒斯坦囚犯，要求他为以色列效力，执行一项暗杀计划。犯人满口应允，配好行头上路后，径直走进了巴勒斯坦警察局，揭发了摩萨德对他的“洗脑”。
　　如今，摩萨德一如既往地履行着这项无法见光的使命。《犹太法典》中的一句话是他们的信条：“如果有人要杀你，必须先下手为强。”伯格曼把这句话作为其新著的书名，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为庇护大屠杀幸存者建立的国家，从何时开始，为了生存而大开杀戒？
　　或许，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死里逃生的普里莫·莱维的感言可以提供一些启发：“要区分真假神谕是困难的，所以最好对任何神谕都保持警惕。法西斯主义可能卷土重来，它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也可能由暴力孕育而生。集体记忆的伤痛犹在，它是历史的镜子。”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201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