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亲近缤纷的生命
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7岁时父母离异，他被送到海边的亲戚家生活。威尔逊学着大人们坐在海边钓鱼。他猛地拉扯钓竿时，鱼竟飞出水面摔到他的脸上，一根尖刺刺中了他的眼睛。几个月后，威尔逊的右眼视力几乎为零。
自责不已的父亲把威尔逊带在身边，搬到了华盛顿特区的新家。没有多久，威尔逊就发现了两个好去处——国立动物园和自然史博物馆。他开始读《昆虫田野调查手册》《蝴蝶志》《昆虫形态学精要》等书籍，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对自然的好奇和热爱开始转变成一种探索的欲望。有一天，威尔逊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蚂蚁的文章，立刻就被小蚂蚁迷住了。从此，他开始细心观察蚂蚁，还自己动手养蚂蚁来研究。
10岁的威尔逊参加了童子军。童子军常常组织夏令营冬令营，并进行一些军事组织和野外生存技能训练。威尔逊对这项运动非常痴迷，训练之余，别的孩子在休息，他则开始寻找一些不知名的蚂蚁，研究它们的习性。为了能购买参加童子军的装备，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摸黑去挨家挨户地送报纸。
在童子军的最后一年，威尔逊遇见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导师达林顿。达林顿当时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馆馆长，来给童子军讲课的他一下子喜欢上了研究蚂蚁的威尔逊。他摸着威尔逊的头说：“寻找蚂蚁时，不要只沿着小路走，大多数人进到野地时都太懒了，他们就这样沿着小径走入树林一小段距离。你如果也这样做，恐怕只能捉到寻常的蚂蚁。你要直线切入森林腹地，尽量排除途中遇上的障碍，这样做很累，但这就是最好的采集方法。”这正是威尔逊想要听的正确做法。许多年后，威尔逊对于达林顿的训导依旧念念不忘：“大师们对于入门弟子的指示包括勇气、决心、苦干，而成功将等待心志坚韧者。他并没有告诉我要注意健康或是祝我成功，他只说要沿着直线走，而且要努力做到。”
做一个贪婪的野人
威尔逊考入阿拉巴马大学生物系后，开学第一天，他就去拜访了全美闻名的生物系主任沃克教授。沃克教授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阿拉巴马州的蚂蚁，观看他带来的标本盒，一边点头鼓励。沃克教授喃喃地赞同，仿佛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来大谈昆虫，是一件例行公事似的：“老弟，非常有意思，你做得很好。”威尔逊听到一个大教授称自己为老弟，哈哈大笑。接着，沃克教授把他带到威廉斯的办公室。威廉斯是一位年轻的植物学教授，听完主任的介绍，他毫不犹豫地给了威尔逊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仿佛对待的是一位访问学者。两人讨论了一阵子蚂蚁、博物学以及植物学，然后威廉斯就问：“想不想在我这做研究生？我可以借给你解剖显微镜、实验玻璃器具以及酒精，周末我还可以带你去进行田野调查。”威尔逊感觉幸福来得有些突然，连声答应。
威尔逊成了生物系的名人。他在生物系馆入口处安装了一只水族箱，把他在田野采集时捉到的巨无霸两栖类蝾螈放进去展示。当它前后摆动，啃咬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时，同学们啧啧称奇。他又在班级门口放了一个人工蚁巢，里面是他捉来的一整群沸腾的蚂蚁，同学们每天都能看到蚁后和工蚁共同生活的情形。“生物系的老师们常对我颔首微笑，或是在走道上与我小谈一番，让我知道他们认为我所付出的努力都是有用且重要的。”
阿拉巴马大学生物系需要增加一些两栖类和爬虫类标本。每逢周末，威廉斯就开车带着威尔逊前往州内最偏远的地方。到了没有路的地方，他们就沿着泥泞的溪岸前行。多雨的春季夜晚，他们一边在荒凉的山间搜索前进，一边倾听蛙鸣大合唱。有时，威廉斯开车，威尔逊坐在车前的保险杠上，用左臂抱着车灯，右手则抓着一只采集瓶，凝神注视着是不是有青蛙或蛇被明亮的车灯扫到。在这些采集活动中，威尔逊吸收了许多生物学知识，愈来愈深入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威廉斯有一次严肃地说：“威尔逊，除非你能知道一万种生物的名字，否则就不配做生物学家。”
威尔逊因为研究蚂蚁有了名气，被哈佛大学布朗教授看中，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布朗说：“你必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赶快找一个重要的蚁群，尽量使研究的范围扩及整个美洲大陆，甚至全世界。”
威尔逊开始了在南美洲热带雨林寻找未知蚁群之旅。几年时间里，威尔逊先后去过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岛屿、非洲大沙漠等地方，发现了150多种新蚁群，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在美国生物界引起了轰动。
永远的自然之子
在寻找蚂蚁的过程中，威尔逊逐渐对理论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思考种群进化的大问题。“我仍然是在神秘森林搜寻猎物，只是如今我想要搜寻回家的战利品不只是动物，还包括想法。”
上世纪60年代初，威尔逊创造性地提出物种如何向新领地移居的理论，科学界为之震惊。这一理论使得当时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者，可以计算出濒临灭绝物种的生存需要多少出发地，而进化生态学家通过这一理论对物种构成和物种灭绝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经过数年的思考，威尔逊出版了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威尔逊认为，从蚂蚁到大猩猩，各种动物的社会行为都有生物上的基础。他把这个观点推广至人类：从战争到利他主义的许多人类行为，也有其生物基础，它们是动物特性的一部分。两年后，威尔逊出版了《论人性》，继续推进自己的观点：人类的行为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具有适应性，用生物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特征是由基因决定的。
威尔逊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很多生物学家和倾向于生物学的社会学家的好评，但这种将人类降至同动物从根本上一致，以及人类的特征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想法，自然引起了一些人对生物决定论乃至纳粹与优生学、沙文主义的恐慌。
专家们指责社会生物学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平等现象提供理论依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激进分子四处散发传单，举办时事讨论会，攻击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有的示威者到哈佛大学校门口，用强力扩音器喊话，要威尔逊滚出哈佛。在一次演讲会上，一名年轻女子提起一瓶水就倒在了威尔逊的头上。四面八方的攻击甚嚣尘上，威尔逊也忍不住怀疑起自己来：“我把社会生物学这个主题扯上人类行为，是否犯了某个推理上的致命大错？不过，我又把自己所使用的证据和逻辑重新思考了一遍，认为我的说法在科学上完全站得住脚，我所遭到的攻击完全是政治上的，而非有凭有据的。”
直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白宫向威尔逊颁发“美国国家科学奖”，以表彰他在社会生物学上的贡献，才让一切发生了改变。荣誉不断涌来，世界环境生物学奖、瑞典皇家学院克拉福德奖、世纪人物奖等，1996年威尔逊被《时代》杂志評为对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25位美国人之一，他以《论人性》和《蚂蚁》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晚年的威尔逊又从理论领域回到了实践领域——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演讲撰文，宣扬“亲生命性”与“生物多样性”等观念。2008年，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大会上，他和来自中国的学者们相见恨晚，从此开始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并在随后几年对中国的生态破坏情况提出警告：中国是世界上动植物区系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森林的破坏已使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比如大熊猫。
几个月前，威尔逊的《生命的未来》一书刚刚出版，他在书中讲述了百年后地球将面临的物种灭绝的悲剧：如果人类消失，地球上将欣欣向荣；如果蚂蚁消失，成千上万的生物将会跟着消失。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吴忞忞 [email protected]
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7岁时父母离异，他被送到海边的亲戚家生活。威尔逊学着大人们坐在海边钓鱼。他猛地拉扯钓竿时，鱼竟飞出水面摔到他的脸上，一根尖刺刺中了他的眼睛。几个月后，威尔逊的右眼视力几乎为零。
自责不已的父亲把威尔逊带在身边，搬到了华盛顿特区的新家。没有多久，威尔逊就发现了两个好去处——国立动物园和自然史博物馆。他开始读《昆虫田野调查手册》《蝴蝶志》《昆虫形态学精要》等书籍，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对自然的好奇和热爱开始转变成一种探索的欲望。有一天，威尔逊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蚂蚁的文章，立刻就被小蚂蚁迷住了。从此，他开始细心观察蚂蚁，还自己动手养蚂蚁来研究。
10岁的威尔逊参加了童子军。童子军常常组织夏令营冬令营，并进行一些军事组织和野外生存技能训练。威尔逊对这项运动非常痴迷，训练之余，别的孩子在休息，他则开始寻找一些不知名的蚂蚁，研究它们的习性。为了能购买参加童子军的装备，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摸黑去挨家挨户地送报纸。
在童子军的最后一年，威尔逊遇见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导师达林顿。达林顿当时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馆馆长，来给童子军讲课的他一下子喜欢上了研究蚂蚁的威尔逊。他摸着威尔逊的头说：“寻找蚂蚁时，不要只沿着小路走，大多数人进到野地时都太懒了，他们就这样沿着小径走入树林一小段距离。你如果也这样做，恐怕只能捉到寻常的蚂蚁。你要直线切入森林腹地，尽量排除途中遇上的障碍，这样做很累，但这就是最好的采集方法。”这正是威尔逊想要听的正确做法。许多年后，威尔逊对于达林顿的训导依旧念念不忘：“大师们对于入门弟子的指示包括勇气、决心、苦干，而成功将等待心志坚韧者。他并没有告诉我要注意健康或是祝我成功，他只说要沿着直线走，而且要努力做到。”
做一个贪婪的野人
威尔逊考入阿拉巴马大学生物系后，开学第一天，他就去拜访了全美闻名的生物系主任沃克教授。沃克教授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阿拉巴马州的蚂蚁，观看他带来的标本盒，一边点头鼓励。沃克教授喃喃地赞同，仿佛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来大谈昆虫，是一件例行公事似的：“老弟，非常有意思，你做得很好。”威尔逊听到一个大教授称自己为老弟，哈哈大笑。接着，沃克教授把他带到威廉斯的办公室。威廉斯是一位年轻的植物学教授，听完主任的介绍，他毫不犹豫地给了威尔逊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仿佛对待的是一位访问学者。两人讨论了一阵子蚂蚁、博物学以及植物学，然后威廉斯就问：“想不想在我这做研究生？我可以借给你解剖显微镜、实验玻璃器具以及酒精，周末我还可以带你去进行田野调查。”威尔逊感觉幸福来得有些突然，连声答应。
威尔逊成了生物系的名人。他在生物系馆入口处安装了一只水族箱，把他在田野采集时捉到的巨无霸两栖类蝾螈放进去展示。当它前后摆动，啃咬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时，同学们啧啧称奇。他又在班级门口放了一个人工蚁巢，里面是他捉来的一整群沸腾的蚂蚁，同学们每天都能看到蚁后和工蚁共同生活的情形。“生物系的老师们常对我颔首微笑，或是在走道上与我小谈一番，让我知道他们认为我所付出的努力都是有用且重要的。”
阿拉巴马大学生物系需要增加一些两栖类和爬虫类标本。每逢周末，威廉斯就开车带着威尔逊前往州内最偏远的地方。到了没有路的地方，他们就沿着泥泞的溪岸前行。多雨的春季夜晚，他们一边在荒凉的山间搜索前进，一边倾听蛙鸣大合唱。有时，威廉斯开车，威尔逊坐在车前的保险杠上，用左臂抱着车灯，右手则抓着一只采集瓶，凝神注视着是不是有青蛙或蛇被明亮的车灯扫到。在这些采集活动中，威尔逊吸收了许多生物学知识，愈来愈深入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威廉斯有一次严肃地说：“威尔逊，除非你能知道一万种生物的名字，否则就不配做生物学家。”
威尔逊因为研究蚂蚁有了名气，被哈佛大学布朗教授看中，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布朗说：“你必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赶快找一个重要的蚁群，尽量使研究的范围扩及整个美洲大陆，甚至全世界。”
威尔逊开始了在南美洲热带雨林寻找未知蚁群之旅。几年时间里，威尔逊先后去过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岛屿、非洲大沙漠等地方，发现了150多种新蚁群，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在美国生物界引起了轰动。
永远的自然之子
在寻找蚂蚁的过程中，威尔逊逐渐对理论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思考种群进化的大问题。“我仍然是在神秘森林搜寻猎物，只是如今我想要搜寻回家的战利品不只是动物，还包括想法。”
上世纪60年代初，威尔逊创造性地提出物种如何向新领地移居的理论，科学界为之震惊。这一理论使得当时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者，可以计算出濒临灭绝物种的生存需要多少出发地，而进化生态学家通过这一理论对物种构成和物种灭绝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经过数年的思考，威尔逊出版了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威尔逊认为，从蚂蚁到大猩猩，各种动物的社会行为都有生物上的基础。他把这个观点推广至人类：从战争到利他主义的许多人类行为，也有其生物基础，它们是动物特性的一部分。两年后，威尔逊出版了《论人性》，继续推进自己的观点：人类的行为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具有适应性，用生物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特征是由基因决定的。
威尔逊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很多生物学家和倾向于生物学的社会学家的好评，但这种将人类降至同动物从根本上一致，以及人类的特征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想法，自然引起了一些人对生物决定论乃至纳粹与优生学、沙文主义的恐慌。
专家们指责社会生物学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平等现象提供理论依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激进分子四处散发传单，举办时事讨论会，攻击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有的示威者到哈佛大学校门口，用强力扩音器喊话，要威尔逊滚出哈佛。在一次演讲会上，一名年轻女子提起一瓶水就倒在了威尔逊的头上。四面八方的攻击甚嚣尘上，威尔逊也忍不住怀疑起自己来：“我把社会生物学这个主题扯上人类行为，是否犯了某个推理上的致命大错？不过，我又把自己所使用的证据和逻辑重新思考了一遍，认为我的说法在科学上完全站得住脚，我所遭到的攻击完全是政治上的，而非有凭有据的。”
直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白宫向威尔逊颁发“美国国家科学奖”，以表彰他在社会生物学上的贡献，才让一切发生了改变。荣誉不断涌来，世界环境生物学奖、瑞典皇家学院克拉福德奖、世纪人物奖等，1996年威尔逊被《时代》杂志評为对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25位美国人之一，他以《论人性》和《蚂蚁》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晚年的威尔逊又从理论领域回到了实践领域——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演讲撰文，宣扬“亲生命性”与“生物多样性”等观念。2008年，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大会上，他和来自中国的学者们相见恨晚，从此开始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并在随后几年对中国的生态破坏情况提出警告：中国是世界上动植物区系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森林的破坏已使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比如大熊猫。
几个月前，威尔逊的《生命的未来》一书刚刚出版，他在书中讲述了百年后地球将面临的物种灭绝的悲剧：如果人类消失，地球上将欣欣向荣；如果蚂蚁消失，成千上万的生物将会跟着消失。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吴忞忞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