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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事文艺作品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更是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本文主要着眼军事文艺作品和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从理论层面对军事文艺作品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力进行分析。
关键词:军事文艺作品;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价值观;作用力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里都有思想教育和信仰灌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承担这一责任的主要是军中神父和牧师,文艺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劳军”。然而在我军,军、师有专职的文化干部和业余文艺演出队,全军还有一支专业的、庞大的军事文艺创作、表演队伍,集中了大批全国一流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甚至还有专门的艺术学院。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如此高度重视军事文艺工作。这是因为,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
一、就军事文艺作品本身而言
1、优秀的军事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在获得胜利以后,还必须凭借武装力量保卫革命的成果,维持自己的统治。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它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2]”。而军事文艺工作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自然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阶级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3]”如,红军时期广为传唱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之歌》、《八路军拉大拴》,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进行曲》、《淮海战役之歌》等立场鲜明的革命歌曲。
在和平年代,军事文艺作品中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少数国内外敌对势力之间的对立。军事文艺作品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即便“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也“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4]
”那些“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的文艺家,“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5]”。
2、优秀的军事文艺作品有合理的价值取向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6]”我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性质,决定了军事文艺作品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描绘和展现我军官兵在不同历史时期立足本职岗位、履行职能使命的生动历程,激励和教育广大官兵将个体生命融入国家利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值得我们反省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军军事文艺作品对价值取向的表现手法都比较狭隘,长期脸谱化的创作、表现方式,使原本内涵生动的善、恶、美、丑变成僵硬、说教、自欺欺人的阵营划分。这一桎梏直到创作于80年代初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问世才被打破。在作品中,作者李存葆大胆表现了特殊时期、特定环境下部队生活的复杂性及阴暗面:吴爽为了不让儿子上战场,四处托关系找人;赵蒙生养尊处优,生活懒散等。正是这些描写使他们成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先后被50多家杂志转载,并对之后的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充分证明,理性的价值取向必须根植于真实、生动的生活土壤之中,用忠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手法表现世间百态。
3、优秀军事文艺作品具备极强的感染力
大众传播研究理论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传播模式,只有完整地完成了从媒介源到受众的传播过程,才是一次有效的传播[7]。也就是说,一部军事文艺作品能否被官兵接受以及官兵认可程度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军人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最终效果。因而,一部能对官兵思想产生影响的军事文艺作品,必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这首《喀秋莎》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却曾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百万大军长驱直入,逼近莫斯科。7月中旬的一天,新编红军近卫军第三师即将仓促开赴前线。送行的人群里,莫斯科一所工业学校的女学生用这首歌曲为战士们送行。在歌声中,近卫军第三师全体官兵含着激动的泪水,走上了前线。几天后,在第聂伯河阻击战中,这个师的官兵全部阵亡。
此后,《喀秋莎》的歌声伴着浓浓的战争硝烟一路飞扬。一时间,北到列宁格勒,南到基辅,在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到处传唱着这首歌曲。1942年初,一种新型速射自行火炮装备苏军部队。这种火炮的发射架上标记着字母“K”,是兵工厂的出厂标记。操纵火炮的苏军战士根据这个字母,把大炮命名为“喀秋莎”,这个别名迅速在苏军里传播开来。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包围了纳粹帝国的巢穴柏林。前进中,许多部队齐声唱起《喀秋莎》,而为这歌声伴奏的,是2000多门“喀秋莎”火箭炮的呼啸声。一位随军记者激动地写道:“天哪,这简直就是‘喀秋莎’的歌声在向柏林进攻。”战后,苏联当局为了表彰《喀秋莎》这首歌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专为它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应该是首例,也是绝无仅有的[8]。
二、就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而言
1、军事文艺作品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本质上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信息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传统的理论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强调以教育者为主体向受教育者单向传播,也就是心理学研究中的“说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曾风行一种“枪弹论”。据此论之意,被说服对象只不过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固定靶”,一声枪响,就会应声而倒。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官兵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思想单纯,靠部分知识分子扫盲式的思想启蒙和教育,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官兵思想,但随着我军官兵个体素质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思想活跃、个性鲜明的80后、90后年轻人进入军营,“枪弹论”也更加显得不切实际甚至荒唐可笑。
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谈到军事文艺的地位时认为,“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9]”党和军队领导人对军事文艺工作地位、作用的正确认识,使军事文艺作品成为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法宝,每一出戏剧、每一首歌曲、每一篇文章都成为鼓舞官兵士气、对敌人实施心理攻势的武器。
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军事文艺工作已经逐渐成为思想工作的重要载体:连队队列行进中的嘹亮军歌,军营广播里饱含深情的《说句心里话》,主题教育活动期间的“红色电影月”、基层连队阅览室书架上的《青春之歌》……一部部军事文艺作品,在给官兵带来精神愉悦的同时,更像一位饱含深情的政治教员,教育和引导广大官兵始终坚持在本职岗位上无私奉献,勇立新功。
2、军事文艺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权威性
(1)军事文艺作品的传播方式具有权威性
穆青曾经说过: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在这里,穆青讲的是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但从另一個角度来看,记者之所以能够承担如此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因为记者进行信息传播时依托的媒介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2005年,爱德曼公司公布了一项名为“年度信任度”的调查[10]:在中国有64%的受访者表示,与网络相比,他们更相信从书籍或报纸上读到的信息。看来,由于广播、电视等传统电子媒体传播信息时稍纵即逝,受众无法参与控制;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话语权缺乏有效管控,相比之下,人们从心理上仍然对物化的信息源寄予了更多的信任。
众所周知,军事文艺作品的传播一般都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多数为国家批准的正规出版物和发行物。传播途径中,有的是以组织形式下发到各单位,有的则是在可信度较高的广播电视、图书、音像制品等媒介上传播。可以说,军事文艺作品传播的每个环节几乎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2)军事文艺作品的创作队伍具有权威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就不仅重视“枪杆子”,也非常重视“笔杆子”,并提出要“两个司令”——朱(德)总司令和鲁(迅)总司令[11]一起抓。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鲁总司令”旗下的主力军大多来自鲁艺。在鲁艺近8年[12]的办学时间里,共开办文学系4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5届[13],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家,创作出了诸如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富影响力的文艺作品,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文化生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艺术家大多都走上了各专业的领导岗位,成为新中国军事文艺创作乃至整个中国文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式创立。在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解放军艺术学院先后为军队培养了近万名文艺人才,师生中有800多人次、千余部(件)作品荣获军队、国家和国际大奖。从这所学院走出的艺术家至今仍是我国军事文艺创作的主要骨干力量。
从鲁艺到军艺,从《白毛女》到《高山下的花环》再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不难发现,专门的军事文艺人才培养基地,明确的培养目标,科学系统的培养模式,使我们始终拥有一支思想作风硬、优秀作品多、艺术水准高的军事文艺创作队伍,从源头上确保了军事文艺作品的创作质量。
(3)军事文艺作品的表现内容具有权威性
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几十年来,军事文艺创作者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把我军辉煌的历史和部队火热的生活作为创作的源头活水,上边防、下海岛,深入基层部队写兵、演兵、唱兵、画兵,军事文艺作品贴近基层,贴近生活,深受广大官兵喜爱。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
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
这首曾经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战士的第二故乡》,是由南京军区某部战士张焕成和军旅作曲家沈亚威共同合作完成的。1958年,张焕成入伍成为一名守岛战士。他所驻守的小岛位于东海深处,由于海水浸润,岛上终年云雾弥漫。小岛上条件艰苦,战士靠双手一天天改变着小岛的面貌。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张焕成根据自己的感受,写了一首名为《战士的第二故乡》的小诗。1963年春天,南京军区组织艺术家来到小岛体验生活,作曲家沈亚威无意中得到了这首小诗,写成了这首后来在官兵中广为传唱的歌曲。
历史有很多偶然,如果作曲家没有到东海深处的那个小岛去体验生活,就不会有这首经典作品的诞生。历史又有很多必然,由于源自生活、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只有三年级文化水平的张焕成写出了这首传唱数十载的经典作品。实践证明,真正有持久生命力的军事文艺作品也必然来自于火热的军营生活之中。而正是由于这些作品说兵所说、想兵所想、唱兵所唱,才得到了广大官兵的喜爱,作品所传递的价值取向才能够被官兵认同。
3、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可塑性
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是后天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逐步确立起来的。佛洛伊德的人格发展论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在3至5岁就开始萌芽,尔后随着社会经历的不断丰富逐渐形成。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家庭、学校、所处工作环境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个人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易改变。但由于环境的改变、经验的积累、知识的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又有可能发生变化。鲁迅先生在年少时,父亲因为多病不治而终,他便立志学西医“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但“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于是,“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4]”
由此可见,价值观的可塑性如同身体的柔韧性一样,经常锻炼的人体质一定比终日懒散在家的人强,而个性独立、思想活跃、勤于思考的人,其价值观的可塑性也要比思想木讷的人更好很多。部队官兵的主体是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人,他们如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渴望,对未来充满理想。同时,他们也在火热的军营生活中,逐渐完善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5]”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
[4]同上
[5]同上
[6]江泽民:《十七大报告》
[7]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8]此事例援引自http://www.yulehao.com/space.php?uid=7425&do=thread&id=24206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第866页
[10]孙璐:《互联网成国人第三大信息来源,仅次电视报纸》,中国新闻网,2005年04月22日
[11]艾克恩:《记延安文艺座谈会\何其芳》,《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在何的记忆中:“在《引言》的开头部分,毛主席讲了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12]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组建延安大学文艺学院。1945年,迁至黑龙江佳木斯,后发展为鲁迅美术学院。
[13]共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
[14]魯迅:《呐喊•自序》第3页
[15]同上
关键词:军事文艺作品;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价值观;作用力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里都有思想教育和信仰灌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承担这一责任的主要是军中神父和牧师,文艺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劳军”。然而在我军,军、师有专职的文化干部和业余文艺演出队,全军还有一支专业的、庞大的军事文艺创作、表演队伍,集中了大批全国一流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甚至还有专门的艺术学院。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如此高度重视军事文艺工作。这是因为,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
一、就军事文艺作品本身而言
1、优秀的军事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在获得胜利以后,还必须凭借武装力量保卫革命的成果,维持自己的统治。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它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2]”。而军事文艺工作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自然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阶级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3]”如,红军时期广为传唱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之歌》、《八路军拉大拴》,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进行曲》、《淮海战役之歌》等立场鲜明的革命歌曲。
在和平年代,军事文艺作品中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少数国内外敌对势力之间的对立。军事文艺作品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即便“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也“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4]
”那些“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的文艺家,“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5]”。
2、优秀的军事文艺作品有合理的价值取向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6]”我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性质,决定了军事文艺作品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描绘和展现我军官兵在不同历史时期立足本职岗位、履行职能使命的生动历程,激励和教育广大官兵将个体生命融入国家利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值得我们反省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军军事文艺作品对价值取向的表现手法都比较狭隘,长期脸谱化的创作、表现方式,使原本内涵生动的善、恶、美、丑变成僵硬、说教、自欺欺人的阵营划分。这一桎梏直到创作于80年代初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问世才被打破。在作品中,作者李存葆大胆表现了特殊时期、特定环境下部队生活的复杂性及阴暗面:吴爽为了不让儿子上战场,四处托关系找人;赵蒙生养尊处优,生活懒散等。正是这些描写使他们成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先后被50多家杂志转载,并对之后的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充分证明,理性的价值取向必须根植于真实、生动的生活土壤之中,用忠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手法表现世间百态。
3、优秀军事文艺作品具备极强的感染力
大众传播研究理论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传播模式,只有完整地完成了从媒介源到受众的传播过程,才是一次有效的传播[7]。也就是说,一部军事文艺作品能否被官兵接受以及官兵认可程度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军人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最终效果。因而,一部能对官兵思想产生影响的军事文艺作品,必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这首《喀秋莎》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却曾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百万大军长驱直入,逼近莫斯科。7月中旬的一天,新编红军近卫军第三师即将仓促开赴前线。送行的人群里,莫斯科一所工业学校的女学生用这首歌曲为战士们送行。在歌声中,近卫军第三师全体官兵含着激动的泪水,走上了前线。几天后,在第聂伯河阻击战中,这个师的官兵全部阵亡。
此后,《喀秋莎》的歌声伴着浓浓的战争硝烟一路飞扬。一时间,北到列宁格勒,南到基辅,在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到处传唱着这首歌曲。1942年初,一种新型速射自行火炮装备苏军部队。这种火炮的发射架上标记着字母“K”,是兵工厂的出厂标记。操纵火炮的苏军战士根据这个字母,把大炮命名为“喀秋莎”,这个别名迅速在苏军里传播开来。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包围了纳粹帝国的巢穴柏林。前进中,许多部队齐声唱起《喀秋莎》,而为这歌声伴奏的,是2000多门“喀秋莎”火箭炮的呼啸声。一位随军记者激动地写道:“天哪,这简直就是‘喀秋莎’的歌声在向柏林进攻。”战后,苏联当局为了表彰《喀秋莎》这首歌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专为它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应该是首例,也是绝无仅有的[8]。
二、就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而言
1、军事文艺作品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本质上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信息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传统的理论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强调以教育者为主体向受教育者单向传播,也就是心理学研究中的“说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曾风行一种“枪弹论”。据此论之意,被说服对象只不过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固定靶”,一声枪响,就会应声而倒。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官兵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思想单纯,靠部分知识分子扫盲式的思想启蒙和教育,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官兵思想,但随着我军官兵个体素质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思想活跃、个性鲜明的80后、90后年轻人进入军营,“枪弹论”也更加显得不切实际甚至荒唐可笑。
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谈到军事文艺的地位时认为,“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9]”党和军队领导人对军事文艺工作地位、作用的正确认识,使军事文艺作品成为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法宝,每一出戏剧、每一首歌曲、每一篇文章都成为鼓舞官兵士气、对敌人实施心理攻势的武器。
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军事文艺工作已经逐渐成为思想工作的重要载体:连队队列行进中的嘹亮军歌,军营广播里饱含深情的《说句心里话》,主题教育活动期间的“红色电影月”、基层连队阅览室书架上的《青春之歌》……一部部军事文艺作品,在给官兵带来精神愉悦的同时,更像一位饱含深情的政治教员,教育和引导广大官兵始终坚持在本职岗位上无私奉献,勇立新功。
2、军事文艺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权威性
(1)军事文艺作品的传播方式具有权威性
穆青曾经说过: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在这里,穆青讲的是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但从另一個角度来看,记者之所以能够承担如此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因为记者进行信息传播时依托的媒介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2005年,爱德曼公司公布了一项名为“年度信任度”的调查[10]:在中国有64%的受访者表示,与网络相比,他们更相信从书籍或报纸上读到的信息。看来,由于广播、电视等传统电子媒体传播信息时稍纵即逝,受众无法参与控制;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话语权缺乏有效管控,相比之下,人们从心理上仍然对物化的信息源寄予了更多的信任。
众所周知,军事文艺作品的传播一般都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多数为国家批准的正规出版物和发行物。传播途径中,有的是以组织形式下发到各单位,有的则是在可信度较高的广播电视、图书、音像制品等媒介上传播。可以说,军事文艺作品传播的每个环节几乎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2)军事文艺作品的创作队伍具有权威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就不仅重视“枪杆子”,也非常重视“笔杆子”,并提出要“两个司令”——朱(德)总司令和鲁(迅)总司令[11]一起抓。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鲁总司令”旗下的主力军大多来自鲁艺。在鲁艺近8年[12]的办学时间里,共开办文学系4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5届[13],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家,创作出了诸如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富影响力的文艺作品,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文化生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艺术家大多都走上了各专业的领导岗位,成为新中国军事文艺创作乃至整个中国文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式创立。在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解放军艺术学院先后为军队培养了近万名文艺人才,师生中有800多人次、千余部(件)作品荣获军队、国家和国际大奖。从这所学院走出的艺术家至今仍是我国军事文艺创作的主要骨干力量。
从鲁艺到军艺,从《白毛女》到《高山下的花环》再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不难发现,专门的军事文艺人才培养基地,明确的培养目标,科学系统的培养模式,使我们始终拥有一支思想作风硬、优秀作品多、艺术水准高的军事文艺创作队伍,从源头上确保了军事文艺作品的创作质量。
(3)军事文艺作品的表现内容具有权威性
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几十年来,军事文艺创作者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把我军辉煌的历史和部队火热的生活作为创作的源头活水,上边防、下海岛,深入基层部队写兵、演兵、唱兵、画兵,军事文艺作品贴近基层,贴近生活,深受广大官兵喜爱。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
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
这首曾经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战士的第二故乡》,是由南京军区某部战士张焕成和军旅作曲家沈亚威共同合作完成的。1958年,张焕成入伍成为一名守岛战士。他所驻守的小岛位于东海深处,由于海水浸润,岛上终年云雾弥漫。小岛上条件艰苦,战士靠双手一天天改变着小岛的面貌。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张焕成根据自己的感受,写了一首名为《战士的第二故乡》的小诗。1963年春天,南京军区组织艺术家来到小岛体验生活,作曲家沈亚威无意中得到了这首小诗,写成了这首后来在官兵中广为传唱的歌曲。
历史有很多偶然,如果作曲家没有到东海深处的那个小岛去体验生活,就不会有这首经典作品的诞生。历史又有很多必然,由于源自生活、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只有三年级文化水平的张焕成写出了这首传唱数十载的经典作品。实践证明,真正有持久生命力的军事文艺作品也必然来自于火热的军营生活之中。而正是由于这些作品说兵所说、想兵所想、唱兵所唱,才得到了广大官兵的喜爱,作品所传递的价值取向才能够被官兵认同。
3、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可塑性
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是后天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逐步确立起来的。佛洛伊德的人格发展论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在3至5岁就开始萌芽,尔后随着社会经历的不断丰富逐渐形成。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家庭、学校、所处工作环境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个人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易改变。但由于环境的改变、经验的积累、知识的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又有可能发生变化。鲁迅先生在年少时,父亲因为多病不治而终,他便立志学西医“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但“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于是,“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4]”
由此可见,价值观的可塑性如同身体的柔韧性一样,经常锻炼的人体质一定比终日懒散在家的人强,而个性独立、思想活跃、勤于思考的人,其价值观的可塑性也要比思想木讷的人更好很多。部队官兵的主体是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人,他们如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渴望,对未来充满理想。同时,他们也在火热的军营生活中,逐渐完善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5]”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
[4]同上
[5]同上
[6]江泽民:《十七大报告》
[7]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8]此事例援引自http://www.yulehao.com/space.php?uid=7425&do=thread&id=24206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第866页
[10]孙璐:《互联网成国人第三大信息来源,仅次电视报纸》,中国新闻网,2005年04月22日
[11]艾克恩:《记延安文艺座谈会\何其芳》,《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在何的记忆中:“在《引言》的开头部分,毛主席讲了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12]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组建延安大学文艺学院。1945年,迁至黑龙江佳木斯,后发展为鲁迅美术学院。
[13]共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
[14]魯迅:《呐喊•自序》第3页
[1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