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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4日，第17届亚运会在韩国第三大城市仁川落下帷幕，这场以“多元亚洲在此照耀”为口号的运动会在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法赫德亲王的一个“爱心”手势下结束了为期16天的赛程，法赫德亲王致辞对主办方表示感谢，称“这一刻，亚洲将铭记仁川”。
但即便如此，仁川亚运会自开幕以来产生的诸多“乌龙槽点”还是令国际舆论吐槽得根本停不下来，从食品安全问题到比赛裁判争议，从门票销售到媒体接待，仁川亚组委在赛事组织各方面的表现都让人非议。
“任何赛事都有争议发生，仁川亚运会也不例外，只是各界抱怨情绪之高，可谓历届罕见。”中国媒体称仁川亚运会的组织失败程度可以载入世界体育史。
日本媒体则吐槽称“仁川亚运会寒酸到跟广州没法比”。就连一向民族自豪感爆棚的韩国媒体也罕见直言“大韩民国今次脸面全无”。
《朝鲜日报》就质疑，称韩国虽曾举办过奥运会、世界杯和亚运会，但对于举办大赛的经验和能力却不增反减，“韩国需要反思”。
一场没人看的亚运？
比赛事组织不力更让主办方揪心的是，已经体验过数次顶级国际赛事的韩国人明显已经对亚运会产生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嫌弃感。
1986年的汉城（今首尔）亚运会是1988年奥运会的试演练，也是韩国第一次举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韩国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场地设施、通信、安全保卫和运动员训练等方面都进行了高效率的准备工作。为办好那届亚运会，韩国做了全民动员，最终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果。
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则因为第一次有朝鲜运动员参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朝鲜女足运动员李贞姬和韩国手球运动员皇甫盛一同高擎朝鲜半岛旗，引领两国的800名代表团成员手拉手步入运动场的一幕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并载入朝韩关系史录。
相比之下，韩国第三次举行的亚运会则显得存在感弱了许多。这一点直接反映在了门票收入上。
从开幕前，仁川亚运会就传出门票滞销的危机，直到10月4日的闭幕式，依旧避免不了送票都没人看的尴尬。
由于闭幕式门票销售情况不理想，主办方原本打算比照开幕式的情况，免费派发门票给附近的居民。但据韩国媒体报道，有近半数的市民因“浪费时间”、“交通不便”等理由并不愿意接受免费赠票。于是，组委会只好安排学生和军人填补空座位。
除了韩国国民偶像朴泰桓的游泳比赛，仁川亚运会的大部分门票销量惨淡，有黄牛党甚至网上半价“亏本大甩卖”，凤凰网报道称，“五成多的仁川人、超八成的韩国民众对亚运‘不感冒’”。
民调机构盖洛普发布仁川亚运会的调查显示，这届亚运会是近年来国际体育大赛中首个关注度低于50%的大赛。抽样调查中，53%的被调查者对亚运会几乎不感兴趣或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关心达16%，相比之下，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感兴趣的人数达59%，而2002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运会也有超过65%的人表示对赛会有兴趣。
另一方面，在其邻国、同时也是派出最大代表团的中国，亚运赛事获得的关注率也十分低，由于中国在三大球类比赛上的集体失意，社交网络上极少见到有关赛事的正式讨论，反而是一些花边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
来自中国的宁泽涛和日本的富田尚弥成功聚焦本届亚运会的大部分镁光灯，前者因为帅气的外貌和健美的身材被“外貌协会”挖掘，并冠以“小鲜肉”的名号，从此红遍社交网络。后者则因为偷了韩国记者的一台相机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他说：“看到相机的那一瞬间，头晕了，太想要那台相机！”
以上这些和赛事本身无关的八卦新闻基本撑起了本届亚运会的收视率与点击率，有媒体调侃称，竞技比赛的魅力还是比不上“男神女神”。
预算有限请谅解
开幕式上圣火突然熄灭、盒饭检测出有毒细菌、藤球场馆因为漏雨而中断比赛、接驳巴士数量不够……在“筹办不力”的质疑声中，仁川亚组委回应称“预算有限”，还请多谅解。
仁川亚组委主席金荣秀曾透露，仁川亚运预算在赛前被大幅削减。相比原始预算，不仅国家经费和仁川市经费分别减少约378亿和154亿韩元，体育相关基金收益和室外广告收益分配金额也有所降低。
仁川在2007年获得亚运会举办权，但随后韩国政权交替和仁川市长所属政党的改变导致亚运会预算跟进不利，仁川市在2012年甚至曾提出要“放弃亚运会”。
《朝鲜日报》提供的数据显示，本届仁川亚运会共耗资4800余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5亿元），主办方从一开始就宣称“要办一届经济实惠的模范亚运”。
仁川亚运会共动用了49个比赛场馆，其中只有16个是新建的。亚组委和仁川市政府尽量减少新建场馆，主要利用已有赛场和设施，例如国际广播中心直接设立在仁川市会展中心，一道之隔的主媒体中心则是利用某开发商建的公寓样板楼改建而成。此外，仁川市政府还向周边城市诸如首尔、水原等地租借了部分场馆，力图将财政负担最小化。
举重馆甚至只是个“临时建筑”：此地原本是一个小公园，举重馆临时在草地上用铁皮搭建而成，外层是一层硬塑料，使劲拍打就会发出空响并产生振荡。场馆周围还有许多铁皮房，涵盖了媒体、志愿者等工作室和洗手间等临时场所。亚运会结束以后，举重馆就会被拆掉，公园将恢复如初。
巧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四处节省的同时，必定伴随着纰漏的出现，仁川亚运在大会场馆、运动员村、饮食、交通工具等硬件设施和软件方面都洋相百出。日本媒体就不留情面地批评称，“韩国真的应该好好考虑是否有能力承办规模更大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
即便如此节俭，本届亚运会仍有很大几率产生亏损。由于亚运会的市场号召力并不如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赛事，因而亚组委很难从赞助商那里拿到高额赞助费，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票房。尽管韩国在亚洲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但本届比赛只吸引了6家主赞助商，其中只有1家来自韩国以外。 韩国《京乡新闻》称截至10月3日，亚组委共销售了130万张门票，票房收入270亿韩元，只有当初目标的77%。据悉，仁川亚组委的预期目标是350亿韩元。
亚运已成“三国俱乐部”？
仁川亚运捉襟见肘的背后则是承办大赛费用的一路飙升。
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创了奢华办亚运的先河。当届亚运会光开幕式就耗资两亿美元，仅此一项就比越南拟定2019年亚运会的总预算（1.5亿美元）还高。实际上，多哈在2006年举办亚运会的总耗资是前一届2002年釜山亚运会总耗资的9倍多。
今年4月17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越南放弃2019年第18届亚运会举办权，消息传出，亚洲各国一片哗然。就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前一天，亚奥理事会才确认了下一届赛事由印尼的雅加达接替临时“逃婚”的越南河内。
数据显示，在总共17届亚运会中，只有1998年的第13届曼谷亚运会有过两亿多泰铢（约560万美元）的盈利，其他亚运会都是以亏本告终。随着办会成本的急剧攀升，承办方产生的亏损也越来越多。
“今后亚洲国家肯定会更加谨慎地考虑申办亚运会的问题。”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海燕表示，越来越昂贵的办会成本将会使得亚运会的举办地局限在某几个财力雄厚的大国之内，“雅典奥运会和巴西世界杯所遇到的问题，远远多过发达国家承办这些赛事时遇到的问题。”
不过，这却与亚奥理事会让亚运之光普照亚洲的心愿相左，越南河内之所以能获得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就与亚奥理事“中小国家也能举办亚运会”的期待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不光是财力限制导致亚运会无法在小国落地，亚运会本身也已经快成为事实上的“中日韩三国运动会”。1982年，中国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首次登上金牌榜榜首后，再也没有让出过金牌榜首宝座，30多年来，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前三名也基本被中国、韩国和日本牢牢把控。
新华网评论认为，亚运会在竞技层面基本上就是东亚独舞，是中日韩“三国演义”，更是中国独孤求败的“武林大会”。众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基本上只能在开、闭幕式上显露他们的身影。
另外一方面，运动队和运动员们对亚运会的兴趣也在减弱。本届亚运会，中日女排为了参加世锦赛，就只派出了二队前来仁川。
“体育赛事的最大魅力是结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赛事对观众的吸引力就越大。” 黄海燕表示，亚运会逐渐失去观赏性和中日韩三国长期以来的奖牌垄断有着很大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仁川在这一方面已经开始做出努力，在争取到亚运会主办权后，亚组委投入了2000万美元开启了“VISION 2014”项目，这个项目将向体育弱国派出体育教练，或者让他们到韩国进行训练来帮助他们提升水平，并资助他们体育装备或用品。
“这体现了韩国将亚运会办成45亿亚洲人共同参与、分享关怀的体育盛事的愿景。”中新网评论称。
但即便如此，仁川亚运会自开幕以来产生的诸多“乌龙槽点”还是令国际舆论吐槽得根本停不下来，从食品安全问题到比赛裁判争议，从门票销售到媒体接待，仁川亚组委在赛事组织各方面的表现都让人非议。
“任何赛事都有争议发生，仁川亚运会也不例外，只是各界抱怨情绪之高，可谓历届罕见。”中国媒体称仁川亚运会的组织失败程度可以载入世界体育史。
日本媒体则吐槽称“仁川亚运会寒酸到跟广州没法比”。就连一向民族自豪感爆棚的韩国媒体也罕见直言“大韩民国今次脸面全无”。
《朝鲜日报》就质疑，称韩国虽曾举办过奥运会、世界杯和亚运会，但对于举办大赛的经验和能力却不增反减，“韩国需要反思”。
一场没人看的亚运？
比赛事组织不力更让主办方揪心的是，已经体验过数次顶级国际赛事的韩国人明显已经对亚运会产生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嫌弃感。
1986年的汉城（今首尔）亚运会是1988年奥运会的试演练，也是韩国第一次举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韩国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场地设施、通信、安全保卫和运动员训练等方面都进行了高效率的准备工作。为办好那届亚运会，韩国做了全民动员，最终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果。
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则因为第一次有朝鲜运动员参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朝鲜女足运动员李贞姬和韩国手球运动员皇甫盛一同高擎朝鲜半岛旗，引领两国的800名代表团成员手拉手步入运动场的一幕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并载入朝韩关系史录。
相比之下，韩国第三次举行的亚运会则显得存在感弱了许多。这一点直接反映在了门票收入上。
从开幕前，仁川亚运会就传出门票滞销的危机，直到10月4日的闭幕式，依旧避免不了送票都没人看的尴尬。
由于闭幕式门票销售情况不理想，主办方原本打算比照开幕式的情况，免费派发门票给附近的居民。但据韩国媒体报道，有近半数的市民因“浪费时间”、“交通不便”等理由并不愿意接受免费赠票。于是，组委会只好安排学生和军人填补空座位。
除了韩国国民偶像朴泰桓的游泳比赛，仁川亚运会的大部分门票销量惨淡，有黄牛党甚至网上半价“亏本大甩卖”，凤凰网报道称，“五成多的仁川人、超八成的韩国民众对亚运‘不感冒’”。
民调机构盖洛普发布仁川亚运会的调查显示，这届亚运会是近年来国际体育大赛中首个关注度低于50%的大赛。抽样调查中，53%的被调查者对亚运会几乎不感兴趣或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关心达16%，相比之下，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感兴趣的人数达59%，而2002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运会也有超过65%的人表示对赛会有兴趣。
另一方面，在其邻国、同时也是派出最大代表团的中国，亚运赛事获得的关注率也十分低，由于中国在三大球类比赛上的集体失意，社交网络上极少见到有关赛事的正式讨论，反而是一些花边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
来自中国的宁泽涛和日本的富田尚弥成功聚焦本届亚运会的大部分镁光灯，前者因为帅气的外貌和健美的身材被“外貌协会”挖掘，并冠以“小鲜肉”的名号，从此红遍社交网络。后者则因为偷了韩国记者的一台相机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他说：“看到相机的那一瞬间，头晕了，太想要那台相机！”
以上这些和赛事本身无关的八卦新闻基本撑起了本届亚运会的收视率与点击率，有媒体调侃称，竞技比赛的魅力还是比不上“男神女神”。
预算有限请谅解
开幕式上圣火突然熄灭、盒饭检测出有毒细菌、藤球场馆因为漏雨而中断比赛、接驳巴士数量不够……在“筹办不力”的质疑声中，仁川亚组委回应称“预算有限”，还请多谅解。
仁川亚组委主席金荣秀曾透露，仁川亚运预算在赛前被大幅削减。相比原始预算，不仅国家经费和仁川市经费分别减少约378亿和154亿韩元，体育相关基金收益和室外广告收益分配金额也有所降低。
仁川在2007年获得亚运会举办权，但随后韩国政权交替和仁川市长所属政党的改变导致亚运会预算跟进不利，仁川市在2012年甚至曾提出要“放弃亚运会”。
《朝鲜日报》提供的数据显示，本届仁川亚运会共耗资4800余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5亿元），主办方从一开始就宣称“要办一届经济实惠的模范亚运”。
仁川亚运会共动用了49个比赛场馆，其中只有16个是新建的。亚组委和仁川市政府尽量减少新建场馆，主要利用已有赛场和设施，例如国际广播中心直接设立在仁川市会展中心，一道之隔的主媒体中心则是利用某开发商建的公寓样板楼改建而成。此外，仁川市政府还向周边城市诸如首尔、水原等地租借了部分场馆，力图将财政负担最小化。
举重馆甚至只是个“临时建筑”：此地原本是一个小公园，举重馆临时在草地上用铁皮搭建而成，外层是一层硬塑料，使劲拍打就会发出空响并产生振荡。场馆周围还有许多铁皮房，涵盖了媒体、志愿者等工作室和洗手间等临时场所。亚运会结束以后，举重馆就会被拆掉，公园将恢复如初。
巧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四处节省的同时，必定伴随着纰漏的出现，仁川亚运在大会场馆、运动员村、饮食、交通工具等硬件设施和软件方面都洋相百出。日本媒体就不留情面地批评称，“韩国真的应该好好考虑是否有能力承办规模更大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
即便如此节俭，本届亚运会仍有很大几率产生亏损。由于亚运会的市场号召力并不如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赛事，因而亚组委很难从赞助商那里拿到高额赞助费，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票房。尽管韩国在亚洲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但本届比赛只吸引了6家主赞助商，其中只有1家来自韩国以外。 韩国《京乡新闻》称截至10月3日，亚组委共销售了130万张门票，票房收入270亿韩元，只有当初目标的77%。据悉，仁川亚组委的预期目标是350亿韩元。
亚运已成“三国俱乐部”？
仁川亚运捉襟见肘的背后则是承办大赛费用的一路飙升。
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创了奢华办亚运的先河。当届亚运会光开幕式就耗资两亿美元，仅此一项就比越南拟定2019年亚运会的总预算（1.5亿美元）还高。实际上，多哈在2006年举办亚运会的总耗资是前一届2002年釜山亚运会总耗资的9倍多。
今年4月17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越南放弃2019年第18届亚运会举办权，消息传出，亚洲各国一片哗然。就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前一天，亚奥理事会才确认了下一届赛事由印尼的雅加达接替临时“逃婚”的越南河内。
数据显示，在总共17届亚运会中，只有1998年的第13届曼谷亚运会有过两亿多泰铢（约560万美元）的盈利，其他亚运会都是以亏本告终。随着办会成本的急剧攀升，承办方产生的亏损也越来越多。
“今后亚洲国家肯定会更加谨慎地考虑申办亚运会的问题。”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海燕表示，越来越昂贵的办会成本将会使得亚运会的举办地局限在某几个财力雄厚的大国之内，“雅典奥运会和巴西世界杯所遇到的问题，远远多过发达国家承办这些赛事时遇到的问题。”
不过，这却与亚奥理事会让亚运之光普照亚洲的心愿相左，越南河内之所以能获得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就与亚奥理事“中小国家也能举办亚运会”的期待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不光是财力限制导致亚运会无法在小国落地，亚运会本身也已经快成为事实上的“中日韩三国运动会”。1982年，中国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首次登上金牌榜榜首后，再也没有让出过金牌榜首宝座，30多年来，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前三名也基本被中国、韩国和日本牢牢把控。
新华网评论认为，亚运会在竞技层面基本上就是东亚独舞，是中日韩“三国演义”，更是中国独孤求败的“武林大会”。众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基本上只能在开、闭幕式上显露他们的身影。
另外一方面，运动队和运动员们对亚运会的兴趣也在减弱。本届亚运会，中日女排为了参加世锦赛，就只派出了二队前来仁川。
“体育赛事的最大魅力是结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赛事对观众的吸引力就越大。” 黄海燕表示，亚运会逐渐失去观赏性和中日韩三国长期以来的奖牌垄断有着很大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仁川在这一方面已经开始做出努力，在争取到亚运会主办权后，亚组委投入了2000万美元开启了“VISION 2014”项目，这个项目将向体育弱国派出体育教练，或者让他们到韩国进行训练来帮助他们提升水平，并资助他们体育装备或用品。
“这体现了韩国将亚运会办成45亿亚洲人共同参与、分享关怀的体育盛事的愿景。”中新网评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