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新一届国务院使出的改革第一枪，剑指中国最核心又敏感的地方。
　　2001年，国务院正式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迄今已12年，经过6轮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97项审批项目，下放、调整率达69.3%。
　　但这一成果仍不能满足社会各界所需，公众仍普遍反映“政府管得太多”。
　　“审批制度改革之后，又以登记、备案、年检、认定、监制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国务院法制办曾经清理过，发现有90多个名称，实际上都是审批。”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与行政法室主任、曾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周汉华说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这十多年来的改革并不好做。审批改革是动人家饭碗的事情，所有的机关维护审批权的积极性超过任何的权力，因为每一道审批后面都是一个产业链。很多机关的审批被拿掉了，依附其审批的事业单位，就失业了。”周汉华说。
　　周汉华以车检为例指出，“如果把车检取消，车检所就卷铺盖回家了，我国全部车辆每年检一次，这是一个产业链。”
　　以往的改革程序一如本轮改革，先由各个部门进行自行梳理，然后上报哪些是要改革取消下放的，哪些是要保留的，并附上保留理由。
　　“如果有不报上的部分，就算做取消，不允许再行政审批了。以报上来的为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原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专家组顾问、张树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上报之后是审核。“当时专家、审改办与被改的部门各坐一边，互相吵得很厉害。各部门都在想各种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审批项目，并会找各种理由支持。”张树义表示。
　　他记得，当时在审核司法部的项目时，司法部坚持保留律师资格审批项目。按照行政许可法的基本精神，凡是行业自己能够自律的，不应由行政部门来管理。“完全可以由律师协会来掌管律师资格的许可，但是司法部坚持保留了。”张树义说。
　　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入了实质阶段。
　　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等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13条又规定，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
　　由于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政府要想审批，必须要按照其规定的程序进行。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当年的设想后来被冲得七零八落，出现了各种突破行政许可法的做法。”
　　这位行政法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向记者举了个例子，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上路必须取得牌照，以及相应取得牌照的条件，而许多地方政府却颁行“禁摩”、“限行”令，“这都有违背行政许可法之嫌。因为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地方政府无权设定应由全国统一确定的行政许可事项，也无权在国家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上增设条件。”
　　另外，“非许可审批”大量出现，以登记、核准等名字，行审批之实，也规避了行政许可法的程序。
　　“现在中央文件都说不清这个问题了，‘许可’是个法律词汇，以前审批，核准，登记等词汇，本来都是‘许可’下面的子项。但是后来的‘非许可审批’，盖过了‘许可’的提法，但这些都不是法律词汇，这是法律概念上的混淆。”周汉华说。
　　应松年说，行政许可法的颁行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且是最重要成果。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已明确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要防止其死灰复燃；要再设定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价程序；未取消而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也需明确，有些项目不是因为其合理而保留，而是阶段性保留，它们还面临着在市场经济面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辩护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