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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主张，这被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共识逐渐深入人心。但是，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打击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却体现得淋漓尽致。显然，现行经济体制下的基本价值观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可是“全球化”究竟是什么，是否就等同于“全球美国化”？当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时，又给现有理论提供了什么启示？新的世界共识又在哪里？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落幕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龙安志（Laurence Braham）接受《博鳌观察》杂志专访，就世界新共识的诸多方面展开了一次对话。
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
博鳌观察：东西方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发展模式上看，两套体系都有值得归纳总结的东西。造成东西方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读了你的文章后，我理出了些头绪。在文章中，你将“喜马拉雅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念和指标体系，令人印象深刻。你是怎样注意到这种差异并加以研究归纳的？
龙安志：其实，我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1991年至1992年，我在老挝中央银行担任顾问，后来又在越南中央银行做货币改革政策研究，那时，我就站到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我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作为指导，急功近利地要求其他国家马上开放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不顾现实条件的一种理想化做法。
对待问题并不能一刀切，有时候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有时候我们需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不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存在，而是可以共生繁荣的。后来，我在中国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就是“实用主义”。
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博鳌观察：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很多时候体现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
龙安志：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目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计划”和“市场”放到一个天平上来讨论孰优孰劣。
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计划和市场都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泰国、印尼等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政策，想要抓住挽救经济的最后那一根稻草，但后来都没能扛过去，经济跌至低谷。但是，当时朱镕基总理主管中国金融工作，并没有接受人民币贬值这条救赎之路，而是通过一番努力稳住了本国的货币体系，也让整个亚洲经济随后逐渐稳定下来。
2002年，我在中国西部拍纪录片，发现少数民族通过小生意来支持他们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企业”的雏形。于是，2002年至2010年，我把8年时间留给了中国西部，创建了一家名为“香巴拉集团”的社会企业，参与了很多文化保护项目。那段时间，我经常到南亚，拜访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宝贵意见和难得的经验。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倡导去GDP化，也是一种思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笼统地用“东亚经济模式”、“南亚经济模式”等这些想象中的帽子，就企图把这些国家身上发生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进行归纳总结。一直以来，我并不赞同所谓的“北京共识”，我觉得，中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经验聚合在一起的复杂共同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千万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其实，我接触到的亚洲人都非常务实。他们不讲意识形态而重实效，他们的经济框架里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尤其是美国，很多经济框架非常理论化，实际上都是学者、大学教授或者华盛顿智囊团提出的理论观点，并且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些理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我常常想，怎么能让一个世界银行（World Bank）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顾问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当顾问，甚至到一些农村去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我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共识体系，于是，“喜马拉雅共识”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
美国有句谚语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个典型的西方本位化的观点，在亚洲一些地方完全找不到共鸣。在亚洲的村民社会中，被一步步“托举”起来的村长，需要像对待亲戚一样不计回报地照顾他的村民。
“喜马拉雅共识”有几方面的哲学渊源，首先是信奉自然的道教，其次是提倡老幼尊卑、亲友互助、等级划分的孔孟之道，第三是教人向善、摒除贪念的佛教。
举个例子，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无形之手”可以等同于“贪”，“贪”能够解决所有市场问题。但在佛教体系中，“贪”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重视眼前利益必然在长远利益上受损，用现代的经济词汇来解释，就是资本不是只为了利润，牺牲社会、环境所取得的利润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喜马拉雅共识”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慈悲资本”，倡导企业对社会、环境负责。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消费者也要用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投票，对破坏环境的产品进行抵制。我们进行的“社会企业”实践其实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这跟大公司提倡企业慈善行为、保护环境、增加就业等社会责任殊途同归。
全球化是全球什么化？是全球美国化吗？我认为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地方多元化而非片面全球化，求同存异。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投向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导向是将资金赶进证券市场，让投资银行和金融界赚取高额利润，但这也会导致地方经济和支柱工业的空心化，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资金的投向问题，把资金供应给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农村，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绿色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新的金融体制。
当前形势下需要一个“金砖开发银行”，这其实算是“新共识开发银行”，因为“华盛顿共识”体系下的世行模式已经完全过时了。现在，需要所有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解决自身以及其他贫穷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需要一种更为务实的金融手段，这也是“喜马拉雅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的启示
博鳌观察：如对“喜马拉雅共识”加以概括，你认为包括哪些要点？国民幸福总值、绿色经济、社会企业、地方多元化、慈悲资本、责任消费、新的金融机制？？
龙安志：喜马拉雅共识体系是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地方经济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第一是保护地方文化传统，第二是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第三就是架构新的金融体制。
博鳌观察：除不丹外的南亚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国民幸福总值”？
龙安志：很多国家感兴趣，把它作为参考并着手研究，GNH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指标体系，它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在衡量健康发展方面，中国与美国大不一样，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衡量模式，这非常重要。
希望还会有更多共识出现
博鳌观察：你刚才提到的社会企业、责任消费等指标体系有可能推广并普及吗？
龙安志：“喜马拉雅共识”出台后，我写了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书中提及“喜马拉雅共识”。那时，我应邀前往塞内加尔，该国政府正在举行一个世界社会论坛，他们找到我，希望能寻求一些更加务实和可操作的观点，因为整个论坛充斥着针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空洞的攻击。于是，我介绍了“喜马拉雅共识”的很多观点，并与他们的研究所、非政府机构、社会企业家会谈，进而形成了“非洲共识宣言”。
博鳌观察：“喜马拉雅共识”可以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共识或者世界新共识。
龙安志：没错。我为自己的观点代言，已经从中衍生出了“非洲共识”，希望还会有“太平洋共识”等更多共识出现。
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可是“全球化”究竟是什么，是否就等同于“全球美国化”？当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时，又给现有理论提供了什么启示？新的世界共识又在哪里？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落幕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龙安志（Laurence Braham）接受《博鳌观察》杂志专访，就世界新共识的诸多方面展开了一次对话。
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
博鳌观察：东西方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发展模式上看，两套体系都有值得归纳总结的东西。造成东西方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读了你的文章后，我理出了些头绪。在文章中，你将“喜马拉雅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念和指标体系，令人印象深刻。你是怎样注意到这种差异并加以研究归纳的？
龙安志：其实，我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1991年至1992年，我在老挝中央银行担任顾问，后来又在越南中央银行做货币改革政策研究，那时，我就站到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我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作为指导，急功近利地要求其他国家马上开放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不顾现实条件的一种理想化做法。
对待问题并不能一刀切，有时候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有时候我们需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不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存在，而是可以共生繁荣的。后来，我在中国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就是“实用主义”。
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博鳌观察：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很多时候体现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
龙安志：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目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计划”和“市场”放到一个天平上来讨论孰优孰劣。
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计划和市场都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泰国、印尼等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政策，想要抓住挽救经济的最后那一根稻草，但后来都没能扛过去，经济跌至低谷。但是，当时朱镕基总理主管中国金融工作，并没有接受人民币贬值这条救赎之路，而是通过一番努力稳住了本国的货币体系，也让整个亚洲经济随后逐渐稳定下来。
2002年，我在中国西部拍纪录片，发现少数民族通过小生意来支持他们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企业”的雏形。于是，2002年至2010年，我把8年时间留给了中国西部，创建了一家名为“香巴拉集团”的社会企业，参与了很多文化保护项目。那段时间，我经常到南亚，拜访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宝贵意见和难得的经验。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倡导去GDP化，也是一种思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笼统地用“东亚经济模式”、“南亚经济模式”等这些想象中的帽子，就企图把这些国家身上发生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进行归纳总结。一直以来，我并不赞同所谓的“北京共识”，我觉得，中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经验聚合在一起的复杂共同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千万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其实，我接触到的亚洲人都非常务实。他们不讲意识形态而重实效，他们的经济框架里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尤其是美国，很多经济框架非常理论化，实际上都是学者、大学教授或者华盛顿智囊团提出的理论观点，并且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些理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我常常想，怎么能让一个世界银行（World Bank）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顾问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当顾问，甚至到一些农村去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我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共识体系，于是，“喜马拉雅共识”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
美国有句谚语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个典型的西方本位化的观点，在亚洲一些地方完全找不到共鸣。在亚洲的村民社会中，被一步步“托举”起来的村长，需要像对待亲戚一样不计回报地照顾他的村民。
“喜马拉雅共识”有几方面的哲学渊源，首先是信奉自然的道教，其次是提倡老幼尊卑、亲友互助、等级划分的孔孟之道，第三是教人向善、摒除贪念的佛教。
举个例子，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无形之手”可以等同于“贪”，“贪”能够解决所有市场问题。但在佛教体系中，“贪”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重视眼前利益必然在长远利益上受损，用现代的经济词汇来解释，就是资本不是只为了利润，牺牲社会、环境所取得的利润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喜马拉雅共识”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慈悲资本”，倡导企业对社会、环境负责。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消费者也要用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投票，对破坏环境的产品进行抵制。我们进行的“社会企业”实践其实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这跟大公司提倡企业慈善行为、保护环境、增加就业等社会责任殊途同归。
全球化是全球什么化？是全球美国化吗？我认为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地方多元化而非片面全球化，求同存异。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投向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导向是将资金赶进证券市场，让投资银行和金融界赚取高额利润，但这也会导致地方经济和支柱工业的空心化，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资金的投向问题，把资金供应给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农村，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绿色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新的金融体制。
当前形势下需要一个“金砖开发银行”，这其实算是“新共识开发银行”，因为“华盛顿共识”体系下的世行模式已经完全过时了。现在，需要所有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解决自身以及其他贫穷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需要一种更为务实的金融手段，这也是“喜马拉雅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的启示
博鳌观察：如对“喜马拉雅共识”加以概括，你认为包括哪些要点？国民幸福总值、绿色经济、社会企业、地方多元化、慈悲资本、责任消费、新的金融机制？？
龙安志：喜马拉雅共识体系是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地方经济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第一是保护地方文化传统，第二是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第三就是架构新的金融体制。
博鳌观察：除不丹外的南亚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国民幸福总值”？
龙安志：很多国家感兴趣，把它作为参考并着手研究，GNH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指标体系，它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在衡量健康发展方面，中国与美国大不一样，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衡量模式，这非常重要。
希望还会有更多共识出现
博鳌观察：你刚才提到的社会企业、责任消费等指标体系有可能推广并普及吗？
龙安志：“喜马拉雅共识”出台后，我写了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书中提及“喜马拉雅共识”。那时，我应邀前往塞内加尔，该国政府正在举行一个世界社会论坛，他们找到我，希望能寻求一些更加务实和可操作的观点，因为整个论坛充斥着针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空洞的攻击。于是，我介绍了“喜马拉雅共识”的很多观点，并与他们的研究所、非政府机构、社会企业家会谈，进而形成了“非洲共识宣言”。
博鳌观察：“喜马拉雅共识”可以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共识或者世界新共识。
龙安志：没错。我为自己的观点代言，已经从中衍生出了“非洲共识”，希望还会有“太平洋共识”等更多共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