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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经、小说、典籍翻译分别记载了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时代需求及交际目的，相关文本译者所体现出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自主选择翻译手段的特点，故译者并非处于语言学研究中所谓的“哑者地位”，其译文也并非永远“隐形”于原文之后，相反，译者的身份地位在功能目的论的解释下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关键词：译者；佛经翻译；文学翻译；功能目的论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然而，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人们对译者的认识才更加深刻，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文章及书籍大量出现。本文旨在通过将上至魏晋南北朝的佛经翻译，下至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学翻译，主要以道安、玄奘、林纾的翻译思想为例，通过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翻译作品的不同特点，借助功能目的论，说明不同時期所反映出的中国译者的显性角色。
一、佛经翻译
《四十二章经》这部由摄摩腾和竺法兰所译的佛经，正式开启了中国汉译佛经的大门。东汉时期，来自西域的众多僧侣前往中原地区，开始从事译经工作。自东晋到隋朝，梵文佛经大量涌入中国，佛教开始发扬光大，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信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佛经翻译得到了官方大力支持，早期私人翻译佛经慢慢演变成了官方组织翻译。唐朝时期，以梵语为源语的佛经翻译更是大放光彩，其中以玄奘组织的译场翻译最为著名。
探究佛经翻译前后的特点，主要经历了由“尚质”到“尚文”再到“文质并重”的佛经翻译时期。所谓“文质”，一指译文追求行文典雅，用词精致，即使用官方书面文字进行翻译，又或者在译文中以简洁口语化为主，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以外，二则“文质”其实可以归结为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关系（文永超，2011）。联系佛经前后几百年的翻译历史，其中有人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将异域佛教经典以目的语受众更为接受的语言习惯翻译出来，也有以异化翻译为主，直接将原有梵语佛经中的经典译过来。在这其中，来自西域的译者由于对汉语熟悉程度不够，多采用所谓的“质”，但是，中国本土译者，前有道安，后有玄奘，在“文质”结合的基础之上，对“质”，或者可以认为是“异化”，也有独特的见解。例如道安所提倡的“五失本”，可推得道安坚持的应是以“文本为中心”，强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以及将梵语佛经经典直接翻译。后期玄奘所提倡的“五不翻”，即使用音译的方法将某些有特殊含义的梵语译过来，实则也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清末文学翻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后来，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正式宣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指导方针的破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人急需一口时代警钟来自我警醒，而市民文学作品作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具备文化娱乐的必然需求，翻译西洋类似文学的浪潮由此兴起，其中以林纾所翻译的小说最为流行。在好友魏瀚的请求和大力协助之下，与通晓外语的王寿昌合作，林纾翻译润色完成了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书，文中采用了后期梁启超将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者进行任意删改的文本翻译命名为“豪杰译”的翻译方法。但是，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与中国传统文学遥相呼应，契合传统文学审美，符合中国读者的价值取向，并非完全采用了“豪杰译”的翻译方法，反之，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西洋文学中新鲜血液注入其翻译作品中，如一些欧化的词汇表达，但总的来说，还是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文本行文虽然以古文为主，但确实符合中国的传统行文习惯，其中并无特别明显的异域表达（刘军军，韩江洪，2012）。
三、目的论下的中国译者
从佛经翻译到小说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其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依据汉斯·弗米尔所提出的“翻译目的论”，可以将这些译者自主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的原因归结于“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之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诺德，2002）。综上，不同历史时期及时代背景决定了翻译文本不同的交际目的，从而将译者对文本的自我认定发挥地淋漓尽致，同时，这些不同的交际目的在不同译者所体现出来的各异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呈现出了绝对反映译者自我身份的译本。
佛经翻译时期，佛经翻译依次经历了自发再到政府部门组织大规模翻译的过程。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佛经翻译应该最大限度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正如道安、玄奘等佛经翻译家在某种程度上所选择的“案本而传”，忠实于原文，实则是为了准确传达原始经意。译经的目的是通过传译异质文化背景中的宗教经典，弘扬佛教教义，使其宗教信仰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彰显和光大，赢得信徒并进而取得相应的文化地位，达到经教流传的目的，译者选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传经的目的。
后期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作品时，恰逢中国处于日益加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人志士与生俱来的文学优越感，阻碍了中西方交流，中国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对此进行警醒。无疑，对于市民阶层来说，通俗小说的娱乐消遣作用在一定方面能够适应并且引导民众的文化心理。而此时林纾通过翻译《黑奴吁天录》，就是旨在通过向民众讲述黑奴的悲惨命运，来警醒依旧沉睡在闭关锁国，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中国人，“以情动人”，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危机意识。正是基于这样救国救民的目的，身为译者的林纾在保证将原文中心思想提炼的前提下，大量采用了“改译”的翻译技巧，删减了原西洋小说中的大量景色描写以及心理描写，增译了符合中国民众的大量语言文字。将原著本土化并添加个人的“创作”，使得翻译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可，这不仅是时代的需求，同时也从另外一方面折射出了林纾个人独有的意识形态影响。
四、结语
综上，自翻译存在之初，译者并非处于绝对的“哑巴”地位，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决定了翻译的目的性，同时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诸如译者的思维、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其价值取向等，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取的各种不同文本材料，以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技巧。翻译存在的基本目的在于交际，所以，译者的地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 贺爱军.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D].苏州大学，2012.
[2] 刘长庆.译文的质朴和文饰[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4（5）：23-25.
[3] 刘军军，韩江洪.林纾真的是“翻译家”[J].当代外语研究，2012（5）：67-69.
[4] 诺德.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5] 叶玲，唐述宗.从目的论角度解析严复和林纾的翻译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8（3）：33-37.
[6] 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 文永超.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与文质之和[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4）：45-48.
作者简介
刘鹏霞（1993-），女，汉族，籍贯：甘肃定西，学历：研究生，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关键词：译者；佛经翻译；文学翻译；功能目的论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然而，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人们对译者的认识才更加深刻，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文章及书籍大量出现。本文旨在通过将上至魏晋南北朝的佛经翻译，下至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学翻译，主要以道安、玄奘、林纾的翻译思想为例，通过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翻译作品的不同特点，借助功能目的论，说明不同時期所反映出的中国译者的显性角色。
一、佛经翻译
《四十二章经》这部由摄摩腾和竺法兰所译的佛经，正式开启了中国汉译佛经的大门。东汉时期，来自西域的众多僧侣前往中原地区，开始从事译经工作。自东晋到隋朝，梵文佛经大量涌入中国，佛教开始发扬光大，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信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佛经翻译得到了官方大力支持，早期私人翻译佛经慢慢演变成了官方组织翻译。唐朝时期，以梵语为源语的佛经翻译更是大放光彩，其中以玄奘组织的译场翻译最为著名。
探究佛经翻译前后的特点，主要经历了由“尚质”到“尚文”再到“文质并重”的佛经翻译时期。所谓“文质”，一指译文追求行文典雅，用词精致，即使用官方书面文字进行翻译，又或者在译文中以简洁口语化为主，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以外，二则“文质”其实可以归结为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关系（文永超，2011）。联系佛经前后几百年的翻译历史，其中有人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将异域佛教经典以目的语受众更为接受的语言习惯翻译出来，也有以异化翻译为主，直接将原有梵语佛经中的经典译过来。在这其中，来自西域的译者由于对汉语熟悉程度不够，多采用所谓的“质”，但是，中国本土译者，前有道安，后有玄奘，在“文质”结合的基础之上，对“质”，或者可以认为是“异化”，也有独特的见解。例如道安所提倡的“五失本”，可推得道安坚持的应是以“文本为中心”，强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以及将梵语佛经经典直接翻译。后期玄奘所提倡的“五不翻”，即使用音译的方法将某些有特殊含义的梵语译过来，实则也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清末文学翻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后来，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正式宣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指导方针的破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人急需一口时代警钟来自我警醒，而市民文学作品作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具备文化娱乐的必然需求，翻译西洋类似文学的浪潮由此兴起，其中以林纾所翻译的小说最为流行。在好友魏瀚的请求和大力协助之下，与通晓外语的王寿昌合作，林纾翻译润色完成了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书，文中采用了后期梁启超将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者进行任意删改的文本翻译命名为“豪杰译”的翻译方法。但是，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与中国传统文学遥相呼应，契合传统文学审美，符合中国读者的价值取向，并非完全采用了“豪杰译”的翻译方法，反之，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西洋文学中新鲜血液注入其翻译作品中，如一些欧化的词汇表达，但总的来说，还是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文本行文虽然以古文为主，但确实符合中国的传统行文习惯，其中并无特别明显的异域表达（刘军军，韩江洪，2012）。
三、目的论下的中国译者
从佛经翻译到小说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其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依据汉斯·弗米尔所提出的“翻译目的论”，可以将这些译者自主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的原因归结于“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之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诺德，2002）。综上，不同历史时期及时代背景决定了翻译文本不同的交际目的，从而将译者对文本的自我认定发挥地淋漓尽致，同时，这些不同的交际目的在不同译者所体现出来的各异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呈现出了绝对反映译者自我身份的译本。
佛经翻译时期，佛经翻译依次经历了自发再到政府部门组织大规模翻译的过程。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佛经翻译应该最大限度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正如道安、玄奘等佛经翻译家在某种程度上所选择的“案本而传”，忠实于原文，实则是为了准确传达原始经意。译经的目的是通过传译异质文化背景中的宗教经典，弘扬佛教教义，使其宗教信仰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彰显和光大，赢得信徒并进而取得相应的文化地位，达到经教流传的目的，译者选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传经的目的。
后期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作品时，恰逢中国处于日益加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人志士与生俱来的文学优越感，阻碍了中西方交流，中国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对此进行警醒。无疑，对于市民阶层来说，通俗小说的娱乐消遣作用在一定方面能够适应并且引导民众的文化心理。而此时林纾通过翻译《黑奴吁天录》，就是旨在通过向民众讲述黑奴的悲惨命运，来警醒依旧沉睡在闭关锁国，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中国人，“以情动人”，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危机意识。正是基于这样救国救民的目的，身为译者的林纾在保证将原文中心思想提炼的前提下，大量采用了“改译”的翻译技巧，删减了原西洋小说中的大量景色描写以及心理描写，增译了符合中国民众的大量语言文字。将原著本土化并添加个人的“创作”，使得翻译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可，这不仅是时代的需求，同时也从另外一方面折射出了林纾个人独有的意识形态影响。
四、结语
综上，自翻译存在之初，译者并非处于绝对的“哑巴”地位，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决定了翻译的目的性，同时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诸如译者的思维、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其价值取向等，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取的各种不同文本材料，以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技巧。翻译存在的基本目的在于交际，所以，译者的地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 贺爱军.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D].苏州大学，2012.
[2] 刘长庆.译文的质朴和文饰[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4（5）：23-25.
[3] 刘军军，韩江洪.林纾真的是“翻译家”[J].当代外语研究，2012（5）：67-69.
[4] 诺德.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5] 叶玲，唐述宗.从目的论角度解析严复和林纾的翻译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8（3）：33-37.
[6] 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 文永超.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与文质之和[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4）：45-48.
作者简介
刘鹏霞（1993-），女，汉族，籍贯：甘肃定西，学历：研究生，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