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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之善（1925～2005），亲历解放战争中多次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委作战局（即总参谋部作战部前身）当参谋。不久，他奔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归国后，他在彭德怀身边工作到1954年春天，然后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曾任院部秘书处处长等职。
去彭总办公室当参谋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任参谋的军委作战局搬进了中南海居仁堂。
在战争年代里，我们这些总部军事参谋做得较多的还是命令传递、文书起草、数据统计等业务，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参谋事务并不多。如果说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参”比“谋”做得多一些，主动一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1950年8月，一局副局长雷英夫经过研究提出意见，认为美军有可能在朝鲜半岛的仁川附近登陆，颠覆战局。他把这个意见对周恩来说了，反映到毛主席那里。这件事后来成为作战部参谋研究作战问题的典型范例。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参与负责朝鲜方向的参谋工作，对战争进展还是很了解的。
1951年2月下旬的一天，作战部李涛部长找我谈话，说，彭总从朝鲜回来了。你知道去年11月底志愿军司令部受到美军飞机轰炸，毛岸英和高瑞欣两位参谋当场牺牲，这样彭总身边的参谋就不够了。这回彭总回来，向作战部要参谋，作战部决定让你跟着彭总去朝鲜。彭总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你去了以后要谨慎从事，要严肃认真细心大胆工作，明天就走。
我马上表示，一定努力做好彭总的参谋工作。
对彭德怀司令员，我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第一次见到的。当时我从作战部抽调出来，专门为会议服务。因为西柏坡没有专门的招待所，彭总前来开会，就在村里找个屋子住进去了。
彭总这次从朝鲜回来我是知道的。原来，志愿军在朝鲜的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胶着。横城反击战之后，志愿军攻击坻平里之敌没有得手，伤亡很大。此时美英援军迫近，我军已失去战机。为避免出现全线被动，彭总命令前线部队于1951年2月16日先后撤出战斗，向北后撤转入防御。
彭总预见到朝鲜战局将出现严峻局面，难以实现将美军全部赶下海去的早先预期，于当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商量。经同意后，他在2月20日晚离开司令部，21日晨回到国内的安东，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派出专机在那里接他经沈阳回北京，午后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彭总下飞机后坐车赶往中南海，进门以后才知道那天毛泽东正住在玉泉山静明园。彭总立即掉头返回西郊。这时毛泽东还在午休，彭德怀不顾警卫阻拦推门而入，将毛泽东唤醒。
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后，毛泽东也认识到了朝鲜战局的严峻，遂对彭德怀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是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于2月24日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商议军情和后勤保障。会后，彭德怀决定马上返回朝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奉命随同彭总入朝的。
随彭总初到朝鲜战场
这次回国，彭德怀带来两个参谋——杨凤安和徐亩元，他们都是跟随彭总第一批入朝的。李涛和我谈话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唐永健根据工作需要，给彭德怀，还有杨凤安和徐亩元，再加上我，每人配备了几件东西：每人一块瑞士的罗马牌手表，每块表大约值100多元；每人一支派克钢笔、一个文件包、一个皮面带拉链笔记本。当时彭德怀的手表已经很旧了，唐永健决定给他更换。
当时彭总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李涛部长谈话后，张清化副局长带我去和彭总见面。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彭总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就吩咐马上准备出发。
3月1日，我跟随彭总乘飞机出发，当天到了沈阳，随后到鞍钢参观。因为我国军事工业正需要大量钢铁，彭总对这件事很关心。随后我们到旅大，约在3月4日到丹东，5日晚进入朝鲜，
我们分乘两辆美式吉普入朝，由一个朝鲜翻译带路。开车司机也是朝鲜部队派来的，熟悉路况。我们于3月7日到达君子里。2月彭德怀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彭总离开后，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就搬到了上甘岭。3月9日晚，我们到达志愿军上甘岭司令部。
这时，美军已于3月7日开始大举进攻。彭总到达志司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大衣，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就向他报告，敌军集中20多万兵力，当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北上，我军正在与敌军激战。彭总边听边看地图，判断“联合国军”的意图是中间突破，两侧包围，意在夺回汉城。
3月10日，彭总主持志愿军党委会，传达了毛泽东新指示的方针，决定根据战场情况，志愿军放弃汉城退向“三八线”。同时，命令新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迅速向前线集结，待机歼敌。
到4月初，战线稳定下来。
4月6日，彭总在上甘岭一个大矿洞里主持会议，讨论第五次战役。会议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让敌人再北上一步，放进来再打；一种意见是不能再放了，应该就地阻击，然后使用第二批入朝的新锐部队进行围歼。
彭总认为，敌人已经得悉我第二批入朝部队到达，所以已经停止北进，加紧筑垒防御。另一方面，放敌人进入平原对我也有不利，我军后退，只能退到铁原、金化一线，再也不能退了。因此要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把美军压回“三七线”，夺取战场主动权。
与彭总等人撤退途中遇险
4月6日开完会议之后，因为敌人已经逼近，威胁志司，志司首长分3批先后向北撤退：第一批是彭总，和杨凤安同车，4月6日当晚即走，我另乘一车跟随；洪学智副司令第二批，4月7日走，邓华副司令第三批4月8日晚上走。
彭总带上我们和警卫员晚饭后出发。这天晚上是农历三月初一，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防空，司机不开大灯，小灯也不常开。当时还有部队向南开进，有时在道路中形成拥挤，吉普车开开停停，一晚上只走了50来公里。 此时，夜航的美军飞机来了，向公路投下炸弹。当时，我在车上因为困倦睡着了，猛地一听身边有战友呼叫“防空”，接着就听到炸弹爆炸声。我惊醒后马上就跳了车，结果崴脚，而且一头撞在地上，痛得昏了过去。
待空袭过后，彭总等人准备上车再走。彭总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个人躺着，一看原来是我，他马上派人把我架到车上，继续向北行驶。
到了早晨4时许，离目的地还有几里路。虽然不远，但是不能再走了，因为天一亮敌机就来。带路的人说，我们必须就地停止，在寺洞这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就地隐蔽休息。路边山坡上有一处草房，有3间屋子。彭德怀住了东头一间，屋里放了一张行军床。他在行军床上和衣而睡。我们几个参谋住在西头的屋子里，躺在地上合眼就睡。
早上5时许，美军飞机来了。这时我们都睡着了，只留一个警卫员值班，他大声呼叫：敌机来了，马上进洞！
我们马上跳起来，把彭德怀连拉带扯拖进了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是早就预备好的，距离他的房间只有几米远。我们还没有全都钻进洞口，敌机已经来到头顶上盘旋，转几圈就走了。不一会儿，又飞来两架野马式飞机，向我们刚才住的房子扫射。敌机扫射得很准，彭德怀睡过的床和坐过的椅子都被打中了。我们的洞口有防护墙，大约有1.5米厚，也中弹了。我们把彭德怀挤到防空洞最里边，好尽量保障他的安全。万幸敌机没有持续空袭，不然就非常危险。
在朝鲜战争中，彭总遭遇最危险的空袭有两次：一次是这回；还有一次，就是刚刚入朝的1950年11月25日志司遭遇空袭。在那次空袭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遇难。
后来，彭总多次向我讲到毛岸英遇难的事。他总认为自己疏忽了，没有制止毛岸英入朝。他告诉我，毛岸英入朝是毛泽东主席反复向他托付的。开始彭总是不同意的，对毛泽东说，你身边没有人，还是让毛岸英在你身边吧。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彭德怀把毛岸英带到朝鲜战场去接受锻炼，毛岸英的牺牲使彭德怀非常内疚。
遭遇美军空袭后，我们在当天晚上，也就是1951年4月7日半夜到达空寺洞志司新驻地。
历经第五次战役后随彭总回国
等邓华到达空寺洞会合后，志司进行了第五次战役的部署。4月22日，历时50天的第五次战役打响。彭总事后分析，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了一些，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战役发起后效果不甚理想。
我作为军事参谋，事后检查起来，杨得志率领新入朝兵团对美军是不熟悉的，对地形条件也不熟悉，对当地水文情况更不熟悉，对敌人的了解也做得不足，结果在强渡临津江时遭受较大损失。
战至5月22日，因后勤供应不足，人员伤亡较多，志愿军前锋虽然已经进到“三七线”附近，但已无力继续南下攻击。彭总命令转入防御，交替掩护后撤。
美军看出了破绽，发起反击。美军的装备之强，机动之迅速是我们意料不到的。结果，我军一八○师被美军合围，遭受重大损失。
当时，志司和兵团都找不到一八○师，这是入朝之后最紧张的时刻。加上后勤保障也不足，彭德怀非常恼火，也很紧张，心情变得很坏。
在紧急情况下，彭总命令全军停止后撤，转入防御，抗击进犯之敌，终于在6月10日前将敌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结束。
后来彭总和我单独说起过，第五次战役没有打好，加上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两个战役。而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两件事让他感到遗憾，一件是毛岸英在空袭中遇难，一件就是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就没有特别大的战役行动了。后来的上甘岭战役是从高地争夺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的。
大约在1951年8月间，彭总的左眉上方长出一个瘤子。到1952年初，瘤子渐大，有疼痛感，医生建议回国治疗。到了春天，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各位副司令员纷纷建议彭德怀回国治疗。彭德怀认为军情重大，主帅不宜离开前线，就没有理会。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联名，于3月19日向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发电，报告彭德怀病情，请傅将这个情况转告毛泽东。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建议由陈赓代理彭德怀的职务，毛泽东表示同意。陈赓在3月31日到达志愿军总部，彭总向陈赓移交了指挥权，带着我一起回国。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15日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确诊左额上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很快动了手术。彭总住院期间，我们几个从朝鲜回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帅府园招待所。
彭德怀于5月5日出院，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我跟随在他身边，彭总感慨地说：“今天是马克思生日呀！”这天，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正式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由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将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而在这以前，军委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彭德怀手术后的恢复期间，有关军委事务的所有文件、电报都送给他批阅。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彭总仍然兼任志愿军司令员，但不再经常去朝鲜。我也留在北京，继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
离开彭总时回答他的询问
彭总参与了对越南抗法独立战争的战略战役支援。
从1950年8月起，中国就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常驻越南北部，协助越军进行抗法独立战争的战场指挥和后勤保障。
1953年11月，越军发起奠边府战役，将万余名法军团团围住。1954年3月中旬，越军发起进攻，逐步缩小包围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战役打到4月间，法军发起多次反击，越军遭受很大伤亡。越方感到有些承受不住了，向中方拍发电报，希望中方派出精锐部队投入奠边府作战。在此以前，我方多次向越方说明，对奠边府战役，中国全力支持，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就是有一条，不能直接出兵奠边府。
就在4月，我接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进修的通知。我去向彭总道别的时候，正好越南总军委请求中国进一步支援奠边府战役的电报送到，就由我交给彭总批办，顺便向他道别。走进永福堂，我把这份重要电报放在彭总办公桌上，告诉他这是越方急电，还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南京了。
彭总没有说什么，低头看电报。
我不打扰他的思考，转身出门。走到门口，突然感到一起工作了将近3年，我有些舍不得离开彭总，就在门口站住了。
正在这时，彭德怀看完了电报，抬头一看我还没有出门，就叫住了我，说：“小许，你看，越南来电报了，他们在奠边府打得很苦，想叫我们出兵。他们有这个意思，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面对我军高级军官的时候，彭总经常是严厉的，严厉得使上将、中将们望而生畏。其实这只是彭总性格中的一面，如果不是在战场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和普通士兵说话的时候，通常是亲切的。所以，彭总有什么询问，我们这些参谋、秘书总是直言不讳。我想了想，说：“我认为，奠边府战役应该由越南部队来完成。我们毕竟是两个国家，我们不宜出面直接指挥这个战役，更不能派兵去打，只能在如何打仗这些方面给人家出主意、提建议。越南部队已经打了几年，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前一段他们打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经验，有了打下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用出兵。”彭总听了很满意，说：“说得好，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说罢，彭总拿起一支铅笔，亲自拟写了一则简短复电。他一挥而就，写完以后命我立即送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彭总拟写电报的大意是，对奠边府战役要作充分的准备，这次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还要靠越方来做，我方不能代替。毛泽东收到彭总拟的电报稿后立即批准。
送完了这电报以后，我就离开了彭德怀。之后，我常常想起这段时光。
去彭总办公室当参谋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任参谋的军委作战局搬进了中南海居仁堂。
在战争年代里，我们这些总部军事参谋做得较多的还是命令传递、文书起草、数据统计等业务，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参谋事务并不多。如果说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参”比“谋”做得多一些，主动一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1950年8月，一局副局长雷英夫经过研究提出意见，认为美军有可能在朝鲜半岛的仁川附近登陆，颠覆战局。他把这个意见对周恩来说了，反映到毛主席那里。这件事后来成为作战部参谋研究作战问题的典型范例。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参与负责朝鲜方向的参谋工作，对战争进展还是很了解的。
1951年2月下旬的一天，作战部李涛部长找我谈话，说，彭总从朝鲜回来了。你知道去年11月底志愿军司令部受到美军飞机轰炸，毛岸英和高瑞欣两位参谋当场牺牲，这样彭总身边的参谋就不够了。这回彭总回来，向作战部要参谋，作战部决定让你跟着彭总去朝鲜。彭总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你去了以后要谨慎从事，要严肃认真细心大胆工作，明天就走。
我马上表示，一定努力做好彭总的参谋工作。
对彭德怀司令员，我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第一次见到的。当时我从作战部抽调出来，专门为会议服务。因为西柏坡没有专门的招待所，彭总前来开会，就在村里找个屋子住进去了。
彭总这次从朝鲜回来我是知道的。原来，志愿军在朝鲜的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胶着。横城反击战之后，志愿军攻击坻平里之敌没有得手，伤亡很大。此时美英援军迫近，我军已失去战机。为避免出现全线被动，彭总命令前线部队于1951年2月16日先后撤出战斗，向北后撤转入防御。
彭总预见到朝鲜战局将出现严峻局面，难以实现将美军全部赶下海去的早先预期，于当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商量。经同意后，他在2月20日晚离开司令部，21日晨回到国内的安东，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派出专机在那里接他经沈阳回北京，午后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彭总下飞机后坐车赶往中南海，进门以后才知道那天毛泽东正住在玉泉山静明园。彭总立即掉头返回西郊。这时毛泽东还在午休，彭德怀不顾警卫阻拦推门而入，将毛泽东唤醒。
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后，毛泽东也认识到了朝鲜战局的严峻，遂对彭德怀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是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于2月24日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商议军情和后勤保障。会后，彭德怀决定马上返回朝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奉命随同彭总入朝的。
随彭总初到朝鲜战场
这次回国，彭德怀带来两个参谋——杨凤安和徐亩元，他们都是跟随彭总第一批入朝的。李涛和我谈话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唐永健根据工作需要，给彭德怀，还有杨凤安和徐亩元，再加上我，每人配备了几件东西：每人一块瑞士的罗马牌手表，每块表大约值100多元；每人一支派克钢笔、一个文件包、一个皮面带拉链笔记本。当时彭德怀的手表已经很旧了，唐永健决定给他更换。
当时彭总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李涛部长谈话后，张清化副局长带我去和彭总见面。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彭总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就吩咐马上准备出发。
3月1日，我跟随彭总乘飞机出发，当天到了沈阳，随后到鞍钢参观。因为我国军事工业正需要大量钢铁，彭总对这件事很关心。随后我们到旅大，约在3月4日到丹东，5日晚进入朝鲜，
我们分乘两辆美式吉普入朝，由一个朝鲜翻译带路。开车司机也是朝鲜部队派来的，熟悉路况。我们于3月7日到达君子里。2月彭德怀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彭总离开后，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就搬到了上甘岭。3月9日晚，我们到达志愿军上甘岭司令部。
这时，美军已于3月7日开始大举进攻。彭总到达志司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大衣，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就向他报告，敌军集中20多万兵力，当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北上，我军正在与敌军激战。彭总边听边看地图，判断“联合国军”的意图是中间突破，两侧包围，意在夺回汉城。
3月10日，彭总主持志愿军党委会，传达了毛泽东新指示的方针，决定根据战场情况，志愿军放弃汉城退向“三八线”。同时，命令新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迅速向前线集结，待机歼敌。
到4月初，战线稳定下来。
4月6日，彭总在上甘岭一个大矿洞里主持会议，讨论第五次战役。会议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让敌人再北上一步，放进来再打；一种意见是不能再放了，应该就地阻击，然后使用第二批入朝的新锐部队进行围歼。
彭总认为，敌人已经得悉我第二批入朝部队到达，所以已经停止北进，加紧筑垒防御。另一方面，放敌人进入平原对我也有不利，我军后退，只能退到铁原、金化一线，再也不能退了。因此要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把美军压回“三七线”，夺取战场主动权。
与彭总等人撤退途中遇险
4月6日开完会议之后，因为敌人已经逼近，威胁志司，志司首长分3批先后向北撤退：第一批是彭总，和杨凤安同车，4月6日当晚即走，我另乘一车跟随；洪学智副司令第二批，4月7日走，邓华副司令第三批4月8日晚上走。
彭总带上我们和警卫员晚饭后出发。这天晚上是农历三月初一，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防空，司机不开大灯，小灯也不常开。当时还有部队向南开进，有时在道路中形成拥挤，吉普车开开停停，一晚上只走了50来公里。 此时，夜航的美军飞机来了，向公路投下炸弹。当时，我在车上因为困倦睡着了，猛地一听身边有战友呼叫“防空”，接着就听到炸弹爆炸声。我惊醒后马上就跳了车，结果崴脚，而且一头撞在地上，痛得昏了过去。
待空袭过后，彭总等人准备上车再走。彭总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个人躺着，一看原来是我，他马上派人把我架到车上，继续向北行驶。
到了早晨4时许，离目的地还有几里路。虽然不远，但是不能再走了，因为天一亮敌机就来。带路的人说，我们必须就地停止，在寺洞这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就地隐蔽休息。路边山坡上有一处草房，有3间屋子。彭德怀住了东头一间，屋里放了一张行军床。他在行军床上和衣而睡。我们几个参谋住在西头的屋子里，躺在地上合眼就睡。
早上5时许，美军飞机来了。这时我们都睡着了，只留一个警卫员值班，他大声呼叫：敌机来了，马上进洞！
我们马上跳起来，把彭德怀连拉带扯拖进了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是早就预备好的，距离他的房间只有几米远。我们还没有全都钻进洞口，敌机已经来到头顶上盘旋，转几圈就走了。不一会儿，又飞来两架野马式飞机，向我们刚才住的房子扫射。敌机扫射得很准，彭德怀睡过的床和坐过的椅子都被打中了。我们的洞口有防护墙，大约有1.5米厚，也中弹了。我们把彭德怀挤到防空洞最里边，好尽量保障他的安全。万幸敌机没有持续空袭，不然就非常危险。
在朝鲜战争中，彭总遭遇最危险的空袭有两次：一次是这回；还有一次，就是刚刚入朝的1950年11月25日志司遭遇空袭。在那次空袭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遇难。
后来，彭总多次向我讲到毛岸英遇难的事。他总认为自己疏忽了，没有制止毛岸英入朝。他告诉我，毛岸英入朝是毛泽东主席反复向他托付的。开始彭总是不同意的，对毛泽东说，你身边没有人，还是让毛岸英在你身边吧。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彭德怀把毛岸英带到朝鲜战场去接受锻炼，毛岸英的牺牲使彭德怀非常内疚。
遭遇美军空袭后，我们在当天晚上，也就是1951年4月7日半夜到达空寺洞志司新驻地。
历经第五次战役后随彭总回国
等邓华到达空寺洞会合后，志司进行了第五次战役的部署。4月22日，历时50天的第五次战役打响。彭总事后分析，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了一些，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战役发起后效果不甚理想。
我作为军事参谋，事后检查起来，杨得志率领新入朝兵团对美军是不熟悉的，对地形条件也不熟悉，对当地水文情况更不熟悉，对敌人的了解也做得不足，结果在强渡临津江时遭受较大损失。
战至5月22日，因后勤供应不足，人员伤亡较多，志愿军前锋虽然已经进到“三七线”附近，但已无力继续南下攻击。彭总命令转入防御，交替掩护后撤。
美军看出了破绽，发起反击。美军的装备之强，机动之迅速是我们意料不到的。结果，我军一八○师被美军合围，遭受重大损失。
当时，志司和兵团都找不到一八○师，这是入朝之后最紧张的时刻。加上后勤保障也不足，彭德怀非常恼火，也很紧张，心情变得很坏。
在紧急情况下，彭总命令全军停止后撤，转入防御，抗击进犯之敌，终于在6月10日前将敌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结束。
后来彭总和我单独说起过，第五次战役没有打好，加上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两个战役。而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两件事让他感到遗憾，一件是毛岸英在空袭中遇难，一件就是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就没有特别大的战役行动了。后来的上甘岭战役是从高地争夺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的。
大约在1951年8月间，彭总的左眉上方长出一个瘤子。到1952年初，瘤子渐大，有疼痛感，医生建议回国治疗。到了春天，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各位副司令员纷纷建议彭德怀回国治疗。彭德怀认为军情重大，主帅不宜离开前线，就没有理会。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联名，于3月19日向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发电，报告彭德怀病情，请傅将这个情况转告毛泽东。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建议由陈赓代理彭德怀的职务，毛泽东表示同意。陈赓在3月31日到达志愿军总部，彭总向陈赓移交了指挥权，带着我一起回国。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15日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确诊左额上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很快动了手术。彭总住院期间，我们几个从朝鲜回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帅府园招待所。
彭德怀于5月5日出院，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我跟随在他身边，彭总感慨地说：“今天是马克思生日呀！”这天，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正式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由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将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而在这以前，军委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彭德怀手术后的恢复期间，有关军委事务的所有文件、电报都送给他批阅。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彭总仍然兼任志愿军司令员，但不再经常去朝鲜。我也留在北京，继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
离开彭总时回答他的询问
彭总参与了对越南抗法独立战争的战略战役支援。
从1950年8月起，中国就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常驻越南北部，协助越军进行抗法独立战争的战场指挥和后勤保障。
1953年11月，越军发起奠边府战役，将万余名法军团团围住。1954年3月中旬，越军发起进攻，逐步缩小包围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战役打到4月间，法军发起多次反击，越军遭受很大伤亡。越方感到有些承受不住了，向中方拍发电报，希望中方派出精锐部队投入奠边府作战。在此以前，我方多次向越方说明，对奠边府战役，中国全力支持，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就是有一条，不能直接出兵奠边府。
就在4月，我接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进修的通知。我去向彭总道别的时候，正好越南总军委请求中国进一步支援奠边府战役的电报送到，就由我交给彭总批办，顺便向他道别。走进永福堂，我把这份重要电报放在彭总办公桌上，告诉他这是越方急电，还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南京了。
彭总没有说什么，低头看电报。
我不打扰他的思考，转身出门。走到门口，突然感到一起工作了将近3年，我有些舍不得离开彭总，就在门口站住了。
正在这时，彭德怀看完了电报，抬头一看我还没有出门，就叫住了我，说：“小许，你看，越南来电报了，他们在奠边府打得很苦，想叫我们出兵。他们有这个意思，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面对我军高级军官的时候，彭总经常是严厉的，严厉得使上将、中将们望而生畏。其实这只是彭总性格中的一面，如果不是在战场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和普通士兵说话的时候，通常是亲切的。所以，彭总有什么询问，我们这些参谋、秘书总是直言不讳。我想了想，说：“我认为，奠边府战役应该由越南部队来完成。我们毕竟是两个国家，我们不宜出面直接指挥这个战役，更不能派兵去打，只能在如何打仗这些方面给人家出主意、提建议。越南部队已经打了几年，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前一段他们打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经验，有了打下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用出兵。”彭总听了很满意，说：“说得好，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说罢，彭总拿起一支铅笔，亲自拟写了一则简短复电。他一挥而就，写完以后命我立即送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彭总拟写电报的大意是，对奠边府战役要作充分的准备，这次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还要靠越方来做，我方不能代替。毛泽东收到彭总拟的电报稿后立即批准。
送完了这电报以后，我就离开了彭德怀。之后，我常常想起这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