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洲老师是一位作家,现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的代表作有小说《日出东方》、诗集《行吟长征路》、电影剧本《开天辟地》、电视剧本《雷锋》,等等。而他的少年回忆,是从胡萝卜开始的。
　　
　　那一堆堆橙红色的胡萝卜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出生。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正是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非常艰苦。我是家里的长子,经常要到菜场去买菜。记得有那么个把月左右,一走进菜场,清一色都是胡萝卜,橙红一片,想吃点带叶子的菜都没有,更别提荤腥了。因为营养不良,好多人都生了浮肿病,我拿手指头去按爸爸的脸,一按一个洞,爸爸按我的脸,也是一按一个洞。
　　1962年我上中学。从这一年开始,国家经济慢慢好转,但商品依然缺乏,买东西都有限额,买针线要凭针线票,买豆腐要凭豆腐票,更别说粮票油票了。每天上午第三节课肚子就开始饿,很想到食堂去吃饭,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是菜票很少,我记得我那时中午买一碗菜,要留一半放到晚上再吃,有时候还要放到第二天中午吃。
　　越是生活艰苦,就越得有精神力量支撑。当时刚好开始学雷锋,以做好人好事为荣,以“我为人人”为荣。在那个年代,我们为别人推车,为别人打扫,每天都在追求一种崇高的感觉,追求思想的纯洁。
　　
　　一年上完两年的课
　　我读的是杭州四中,是重点中学加试点中学——全国“中学五年制”试点,“中五”就是高三了,“中四”相当于高一高二,要把两年的课程压缩到一年里完成。那时候每天做作业都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外语学的是俄语,每天光新单词就要掌握50多个。
　　学习很紧张,但课外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我参加过学校的数学兴趣小组、无线电发报组、航模组,还在当时的杭州市少年科技站参加了美术组。另外我还是学校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借“职务之便”看了很多书,很多长篇小说都是那个时候看的。
　　另外,我们每学期都有半个月时间要去支农,到农村去帮农民割稻、采茶。我们的纪律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我们临走时,他们会悄悄地把粽子啊糕团啊鸡蛋啊塞到我们铺盖里去。那时我们还和农民联欢。我编了个小话剧,自己在里面演一个测字先生“王半仙”,搞封建迷信,最后“民警”上台来戳穿我的谎言,下面轰然鼓掌。
　　
　　宁夏,宁夏,宁夏
　　虽然学业紧张,但我们却很少有“学习压力过重”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觉得上大学很好,上技校也不错,可以早一点出来工作,贴补家用。搞收音机、无线电,不得了啊,即便是学驾驶汽车,也令人羡慕。
　　1965年我初中毕业,如果考不上高中,有可能去农村插队或者去支援边疆地区建设,志愿表上会有几种选择。当时杭州市请宁夏那边的同志来做报告,我听得热血沸腾。志愿表发下来以后,我填了三个志愿:1.宁夏;2.宁夏;3.宁夏。呵呵。当然,我最后还是考上高中了。
　　还有,当时老师和家长也不会给我们太大压力,我父母反而每天催我早点睡觉。我们的确是在自觉自愿地学习,思想上也很单纯,就是要学好本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开始时遭遇困难时期,结束时又跌入“文革”动乱的低谷。但少年们依然拥有自己美好的记忆。
　　艰苦的物质生活,权当是一种意志的磨炼、一笔人生的财富;而纯真的理想,以及曾在“广阔天地”里感受到的激情与快乐,恰是一本“人不豪迈枉少年”的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