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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夏天
9月11日，和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一样，居住在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伊斯兰教徒迎来了盛大的开斋节。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凉爽的秋风中虔诚地祷告，斯利那加沉浸在一片祥和中，只有在各个路口严阵以待的军警让人感到了这个开斋节的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
开斋节的祷告甫一结束，成千上万名年轻示威者便冲上街头，“滚吧，印度，滚回去!”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焚烧了警察驻地、警局办公室和政府电力部门，并攻击了斯利那加政府大楼。一些示威者乘坐卡车和公共汽车游走在大街上，很多人坐在车顶，或把身子探出车窗外，挥着绿色的小旗召唤更多的人们加入到示威队伍中来。虽说斯利那加一直不太安定，但在开斋节当天发生反政府示威还是头一回。当天军警保持了克制，只对天放枪以示警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种克制局面未能持续多久，次日的抗议活动就开始出现暴力加剧的倾向，在9月13日的冲突中，军警开枪射杀了16名抗议者，成为印控克什米尔新一轮暴力冲突中最为血腥的一天……
事情的起因还得回溯到三个月前。6月11日这一天，正午耀眼的太阳让人觉得有些炎热，穆斯林少年图菲尔·阿赫曼德·马图迈着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名17岁的在校学生刚刚参加完医学考试辅导。不远处攒动的人群阻挡了图菲尔的步伐，只见上千名民众——其中主要是年轻人，正顶着艳阳在街上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着要求独立和自由的口号，并不时向面前全副武装的军警投掷石块，而试图控制示威人群的军警正在近距离发射催泪弹还击。生于斯长于斯的图菲尔早对这种阵势习以为常，所以并没有特别在意。然而，混乱之中，一颗催泪弹朝图菲尔的方向飞去，图菲尔来不及躲闪便应声倒地，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图菲尔的死，让示威民众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一波接一波的暴力示威向前演进，镇暴警员一次又一次武力镇压。抗议导致伤亡，伤亡导致更多抗议——克什米尔陷入了“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中，最终在9月13日演变成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骚乱。9月11日晚，印度安全部门官员曾紧急召开会议，并于次日宣布对斯利那加及该地区其他六个市镇实行不定期宵禁，禁止一些车辆进城。印度政府还公开呼吁克什米尔地区的家长看管好自己年少的孩子。但局势并没有因此平息。截至目前，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的冲突至少已造成1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年轻人，还包括儿童。有些死伤者甚至根本就没有参与示威游行：一个小女孩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示威人群，被横飞的子弹射中而亡；一个小男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流弹击中受伤……
悲情的克什米尔，又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失落的人间天堂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克什米尔这个名字与贫穷、战火和动荡紧紧相连，但在马程眼里，这只是克什米尔多面体的一面而已。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马程这位资深的“驴友”曾背着行囊来到此地，按照他的说法，他甚至对这个是非之地“流连忘返”。事实上，在普遍缺水的南亚次大陆，克什米尔是少有的水资源丰沛的风水宝地，境内屹立着许多白雪覆盖的山峰，雪峰之下的峡谷和山坡草木葱茏，鸟语花香，凉爽舒适。在一个多世纪前印度尚未成为英国殖民地时，这里是一个只有印度贵族才可以涉足的世外桃源，享有“喜马拉雅山下的瑞士”之美誉。“如果世间有天堂，那一定是克什米尔”，在广州炎热的夏季里，马程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电脑上“印控克什米尔爆发20年来最大骚乱”的新闻陷入沉思……
克什米尔这一块常常在地图上被标成白色的土地，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之间，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其中巴基斯坦控制区约占总面积的2／5，其余为印度控制区。巴控克什米尔由两个地区组成，一为“自由查谟和克什米尔”，简称自由克什米尔；一为巴基斯坦“联邦管辖北部地区”，简称北部地区。印控克什米尔共分为三个地区：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其中，克什米尔地区即为克什米尔谷地，是克什米尔的精华所在，从狭义上说，克什米尔就是指克什米尔谷地。让马程“流连忘返”的地方正是位于该谷地的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
“真正支持我去的人没有几个，家人和朋友要求我必须时刻与他们保持联系，向他们报告我还活着。”对于亲朋好友的过度紧张，顺利登上新德里飞往斯利那加航班的马程一开始还觉得有些夸张。但仅仅一小时之后，一踏上斯利那加，马程便感到浓厚的军事戒备气氛。在宛如军用机场的斯利那加机场，草坪上停着架有机枪的军车和雷达车，甚至还有垒着沙袋的军用工事，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机场内外来回巡逻。下飞机后的安检比上飞机前的检查还要严格，军方在机场恨不得拿着显微镜查看行李包里的每一件物品。与印度国内别的机场不同，这里所有的旅客出机场前还要进行详细登记，确保行踪为当局所掌握。进入市区，街上布满了岗哨，许多十字路口、街边小巷的拐角都垒着掩体和沙包，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和一顶顶迷彩钢盔叫人不敢正视。从机场到旅店短短20公里的路程，司机带着马程经过一个又一个路障和检查站。马程忍不住问道：“这些士兵都是当地人吗?”司机言简意赅地回答：“不是。”“他们是穆斯林吗?”“不是。”短促的答案似乎带有别样的意味。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马程才抵达斯利那加城中的达尔湖。据说这是当地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也是克什米尔最美丽、最大的湖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在他的印度三部曲中曾这样描述达尔湖：“湖水清澈、冰冷·你看得见成群鱼儿，聚集在芦苇中或湖床上觅食，就像一群陆地动物；太阳出来时，每一条鱼儿身旁都拖着一条黑影子。”但令马程感到有些失望的是，因为战乱和疏于管理，奈保尔笔中宛如镜面的达尔湖如今早已受到污染。一看到异乡客，一名自称艾哈迈德的“船屋”老板，主动上前与马程搭讪，热情地招揽起生意。暮色中，艾哈迈德奋力地划着简易的小船，带着马程在湖面上穿梭，一座座色彩斑斓的船屋从眼前掠过，留下一个个美丽而落寞的剪影。这些从英国殖民时代流传下来的欧式船屋，被认为是克什米尔一道亮丽而特别的风景，但是艾哈迈德却忍不住抱怨：“这十几年来，生意是一天比一天难做了。”
年近50的艾哈迈德经历了克什米尔旅游业的大起大落，而繁华与萧条的转折点正是1989年那场导致4.7万人丧生的武装冲突。在那之前，印控克什米尔每年至少接待60万人次印度游客和6万人次外国游客，旅游收入占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37％，一度使印控克什米尔成为印度最富裕的地区之一。1989年，一个名为“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的反政府组织绑架了内政部长穆夫迪的女儿，从而引发了印度当局在克什 米尔的大规模军事报复行动。从此，反对印度统治的当地伊斯兰分离组织开始进行武装反抗，暗杀、袭击、爆炸和枪击等暴力事件成为这里的家常便饭，以至于常驻印度的一家西方媒体曾有过内部规定：克什米尔死伤十人以上才能做一条短新闻。在此情况下，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旅游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而1995年四名外国游客遭遇绑架事件，更令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望而却步。有人说，达尔湖其实是克什米尔流下的悲伤泪滴。
多年的战乱早已使斯利那加变得满目疮痍，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得困苦不堪，但克什米尔独特的地域文化，依旧吸引着少数像马程这样“勇敢”的游客。清晨，整个克什米尔谷地还笼罩在一层薄雾中，一声声悠扬的唤礼辞将沉睡的斯利那加唤醒，占该城市人口96％的穆斯林开始了每天的第一次祷告。马程伫立在船屋，饶有兴致地欣赏起不远处的独特人文景观——水上市场。天刚蒙蒙亮，克什米尔人便划着自家的小船在湖面上“谈”起了生意，买卖双方隔着船只用手指比划着讨价还价。除了安静，这里似乎和世界各地的市场没什么两样，洋溢着生活的气息，但只有真正走近克什米尔人时，才能深切感受到战争留下的伤痛。土生土长的克什米尔人阿里，每天做五次祷告，经营着一个小首饰店，“其实，战争对我们当地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生命危险。可是，多年来这里没有外来人，我们的进出也受到限制，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最使我们担心的是，孩子们无法正常上学，整整一代人的教育都受到了冲击，克什米尔人的灾难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有钱才能有和平?
就在马程前往克什米尔的前一年，2005年4月7日，两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分别从克什米尔的印控区和巴控区双向对开而来。行至印巴实际控制线上的卡曼桥两端，迫不及待的乘客纷纷跳下车，徒步穿过并不长的大桥，越过实际控制线。登上实控线另一侧对方的公共汽车，然后继续各自的行程。这是印控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之间的首次通车。从巴控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到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不到200公里的路程，克什米尔人却走了将近60年。尽管印巴双方对出入人员审核严格，往来的人都得申请特别通行证，手续办起来也极其繁杂，但一周只有一趟的“和平大篷车”却是众多颠沛流离的克什米尔家庭团聚的惟一机会。
六个月后，南亚发生大地震，巴控克什米尔成为重灾区。不过，这次灾难却成了克什米尔局势缓和的契机。印度政府第一时间承诺向巴方提供援助，双方开通了已中断16年的电话线路，临时开放了控制线上的五个边界检查站，以便两侧居民共同救灾，会见另一侧的亲友。“我们还没有开放实际控制线，但我们已敞开心扉。”——激动的印度士兵在控制线印方一侧打出醒目的标语，和平似乎触手可及。
然而，正当人们以为克什米尔的“春天”即将来临之际，恐怖主义事件又使印巴和平进程遭遇瓶颈。除了印控克什米尔不时发生恐怖事件外，印度的第一大城市孟买接连遭遇恐怖袭击，印度当局指责巴方支持“越境恐怖主义活动”，印巴关系跌落谷底，克什米尔人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印巴关系的晴雨表，同时又深受其影响。克什米尔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地区，后被英国殖民者通过武力强行并人英属印度。根据1947年6月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时公布的“蒙巴顿方案”，印巴分别立国，而土邦地区归属则由当地的王公来决定，克什米尔的王公虽是印度教徒，但居民中将近80％却是穆斯林。在此后的岁月里，印巴两国为争夺这块土地三次兵戎相见(1947年、1965年、1971年)。据说，除朝鲜半岛外，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实控线堪称当今世界最敏感的军事对峙区，现在仍有25万以上的印军与10多万的巴军在狭长的控制线两侧“枪对枪，面对面”。虽然自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两国没有再诉诸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交火事件仍连绵不断，还不时上演重兵对峙、剑拔弩张的危急情形。在这个曾被印度圣雄甘地赞叹为“黑暗中的和平曙光”的克什米尔，和平恰恰是最稀缺的奢侈品。
相较于巴控克什米尔的平静，印控克什米尔一直不太平。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把克什米尔地区持续不断的骚乱归咎于宿敌巴基斯坦的挑唆。实际上，印度中央政府尽管在法律上给予了克什米尔特殊的自治地位，但对这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始终心存芥蒂。《纽约时报》报道说，为赢得印控克什米尔人“同意”接受印度政府管辖，新德里用尽各种手段——金钱、选举以及重兵惮压，但均以失败告终。大量非本地、非穆斯林的军队被派驻克什米尔，甚至取代了本地警察维持治安，而《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案》则直接赋予驻军在警告无效后对可能违法的人动用武力的权力，更加激起了克什米尔人的反弹。与此同时，在当地政府要害部门任职的几乎都是占人口少数的印度教徒或佛教徒，穆斯林官员则寥寥无几。相比之下，巴控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则享受到更多的自主权，有自己的自治政府总统、最高法院和议会，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是土生土长的。
印控克什米尔浓厚的反印情绪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反政府组织，目前当地至少有30多个组织被印度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在强化对印控克什米尔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的同时，印度联邦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却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在多年战乱的影响下，印控克什米尔的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呈急剧下降趋势，年轻的克什米尔人找不到工作，自然心生不满，转而加入反政府组织，成为反印的主力军。《金融时报》一篇题为“克什米尔有钱才能有和平”的文章指出：“要想解决克什米尔危机，首先必须提高当地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正如一些安全分析家所说，“只要肚子是空的，愤怒的烈火就会持续燃烧”。
但是，印度尼赫鲁大学的阿米塔布-马托教授显然不同意这一看法：“这(克什米尔问题)不关金钱，也不关公正选举。问题在于，这一代的克什米尔人认为印度是个巨大的怪物，掩体和安全部队就是印度的代表。”在这个夏天的骚乱中，抗议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印度政府停止在克什米尔地区长期实行的军事镇压，给予克什米尔居民自治权。
9月11日，和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一样，居住在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伊斯兰教徒迎来了盛大的开斋节。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凉爽的秋风中虔诚地祷告，斯利那加沉浸在一片祥和中，只有在各个路口严阵以待的军警让人感到了这个开斋节的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
开斋节的祷告甫一结束，成千上万名年轻示威者便冲上街头，“滚吧，印度，滚回去!”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焚烧了警察驻地、警局办公室和政府电力部门，并攻击了斯利那加政府大楼。一些示威者乘坐卡车和公共汽车游走在大街上，很多人坐在车顶，或把身子探出车窗外，挥着绿色的小旗召唤更多的人们加入到示威队伍中来。虽说斯利那加一直不太安定，但在开斋节当天发生反政府示威还是头一回。当天军警保持了克制，只对天放枪以示警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种克制局面未能持续多久，次日的抗议活动就开始出现暴力加剧的倾向，在9月13日的冲突中，军警开枪射杀了16名抗议者，成为印控克什米尔新一轮暴力冲突中最为血腥的一天……
事情的起因还得回溯到三个月前。6月11日这一天，正午耀眼的太阳让人觉得有些炎热，穆斯林少年图菲尔·阿赫曼德·马图迈着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名17岁的在校学生刚刚参加完医学考试辅导。不远处攒动的人群阻挡了图菲尔的步伐，只见上千名民众——其中主要是年轻人，正顶着艳阳在街上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着要求独立和自由的口号，并不时向面前全副武装的军警投掷石块，而试图控制示威人群的军警正在近距离发射催泪弹还击。生于斯长于斯的图菲尔早对这种阵势习以为常，所以并没有特别在意。然而，混乱之中，一颗催泪弹朝图菲尔的方向飞去，图菲尔来不及躲闪便应声倒地，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图菲尔的死，让示威民众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一波接一波的暴力示威向前演进，镇暴警员一次又一次武力镇压。抗议导致伤亡，伤亡导致更多抗议——克什米尔陷入了“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中，最终在9月13日演变成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骚乱。9月11日晚，印度安全部门官员曾紧急召开会议，并于次日宣布对斯利那加及该地区其他六个市镇实行不定期宵禁，禁止一些车辆进城。印度政府还公开呼吁克什米尔地区的家长看管好自己年少的孩子。但局势并没有因此平息。截至目前，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的冲突至少已造成1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年轻人，还包括儿童。有些死伤者甚至根本就没有参与示威游行：一个小女孩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示威人群，被横飞的子弹射中而亡；一个小男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流弹击中受伤……
悲情的克什米尔，又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失落的人间天堂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克什米尔这个名字与贫穷、战火和动荡紧紧相连，但在马程眼里，这只是克什米尔多面体的一面而已。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马程这位资深的“驴友”曾背着行囊来到此地，按照他的说法，他甚至对这个是非之地“流连忘返”。事实上，在普遍缺水的南亚次大陆，克什米尔是少有的水资源丰沛的风水宝地，境内屹立着许多白雪覆盖的山峰，雪峰之下的峡谷和山坡草木葱茏，鸟语花香，凉爽舒适。在一个多世纪前印度尚未成为英国殖民地时，这里是一个只有印度贵族才可以涉足的世外桃源，享有“喜马拉雅山下的瑞士”之美誉。“如果世间有天堂，那一定是克什米尔”，在广州炎热的夏季里，马程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电脑上“印控克什米尔爆发20年来最大骚乱”的新闻陷入沉思……
克什米尔这一块常常在地图上被标成白色的土地，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之间，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其中巴基斯坦控制区约占总面积的2／5，其余为印度控制区。巴控克什米尔由两个地区组成，一为“自由查谟和克什米尔”，简称自由克什米尔；一为巴基斯坦“联邦管辖北部地区”，简称北部地区。印控克什米尔共分为三个地区：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其中，克什米尔地区即为克什米尔谷地，是克什米尔的精华所在，从狭义上说，克什米尔就是指克什米尔谷地。让马程“流连忘返”的地方正是位于该谷地的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
“真正支持我去的人没有几个，家人和朋友要求我必须时刻与他们保持联系，向他们报告我还活着。”对于亲朋好友的过度紧张，顺利登上新德里飞往斯利那加航班的马程一开始还觉得有些夸张。但仅仅一小时之后，一踏上斯利那加，马程便感到浓厚的军事戒备气氛。在宛如军用机场的斯利那加机场，草坪上停着架有机枪的军车和雷达车，甚至还有垒着沙袋的军用工事，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机场内外来回巡逻。下飞机后的安检比上飞机前的检查还要严格，军方在机场恨不得拿着显微镜查看行李包里的每一件物品。与印度国内别的机场不同，这里所有的旅客出机场前还要进行详细登记，确保行踪为当局所掌握。进入市区，街上布满了岗哨，许多十字路口、街边小巷的拐角都垒着掩体和沙包，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和一顶顶迷彩钢盔叫人不敢正视。从机场到旅店短短20公里的路程，司机带着马程经过一个又一个路障和检查站。马程忍不住问道：“这些士兵都是当地人吗?”司机言简意赅地回答：“不是。”“他们是穆斯林吗?”“不是。”短促的答案似乎带有别样的意味。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马程才抵达斯利那加城中的达尔湖。据说这是当地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也是克什米尔最美丽、最大的湖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在他的印度三部曲中曾这样描述达尔湖：“湖水清澈、冰冷·你看得见成群鱼儿，聚集在芦苇中或湖床上觅食，就像一群陆地动物；太阳出来时，每一条鱼儿身旁都拖着一条黑影子。”但令马程感到有些失望的是，因为战乱和疏于管理，奈保尔笔中宛如镜面的达尔湖如今早已受到污染。一看到异乡客，一名自称艾哈迈德的“船屋”老板，主动上前与马程搭讪，热情地招揽起生意。暮色中，艾哈迈德奋力地划着简易的小船，带着马程在湖面上穿梭，一座座色彩斑斓的船屋从眼前掠过，留下一个个美丽而落寞的剪影。这些从英国殖民时代流传下来的欧式船屋，被认为是克什米尔一道亮丽而特别的风景，但是艾哈迈德却忍不住抱怨：“这十几年来，生意是一天比一天难做了。”
年近50的艾哈迈德经历了克什米尔旅游业的大起大落，而繁华与萧条的转折点正是1989年那场导致4.7万人丧生的武装冲突。在那之前，印控克什米尔每年至少接待60万人次印度游客和6万人次外国游客，旅游收入占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37％，一度使印控克什米尔成为印度最富裕的地区之一。1989年，一个名为“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的反政府组织绑架了内政部长穆夫迪的女儿，从而引发了印度当局在克什 米尔的大规模军事报复行动。从此，反对印度统治的当地伊斯兰分离组织开始进行武装反抗，暗杀、袭击、爆炸和枪击等暴力事件成为这里的家常便饭，以至于常驻印度的一家西方媒体曾有过内部规定：克什米尔死伤十人以上才能做一条短新闻。在此情况下，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旅游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而1995年四名外国游客遭遇绑架事件，更令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望而却步。有人说，达尔湖其实是克什米尔流下的悲伤泪滴。
多年的战乱早已使斯利那加变得满目疮痍，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得困苦不堪，但克什米尔独特的地域文化，依旧吸引着少数像马程这样“勇敢”的游客。清晨，整个克什米尔谷地还笼罩在一层薄雾中，一声声悠扬的唤礼辞将沉睡的斯利那加唤醒，占该城市人口96％的穆斯林开始了每天的第一次祷告。马程伫立在船屋，饶有兴致地欣赏起不远处的独特人文景观——水上市场。天刚蒙蒙亮，克什米尔人便划着自家的小船在湖面上“谈”起了生意，买卖双方隔着船只用手指比划着讨价还价。除了安静，这里似乎和世界各地的市场没什么两样，洋溢着生活的气息，但只有真正走近克什米尔人时，才能深切感受到战争留下的伤痛。土生土长的克什米尔人阿里，每天做五次祷告，经营着一个小首饰店，“其实，战争对我们当地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生命危险。可是，多年来这里没有外来人，我们的进出也受到限制，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最使我们担心的是，孩子们无法正常上学，整整一代人的教育都受到了冲击，克什米尔人的灾难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有钱才能有和平?
就在马程前往克什米尔的前一年，2005年4月7日，两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分别从克什米尔的印控区和巴控区双向对开而来。行至印巴实际控制线上的卡曼桥两端，迫不及待的乘客纷纷跳下车，徒步穿过并不长的大桥，越过实际控制线。登上实控线另一侧对方的公共汽车，然后继续各自的行程。这是印控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之间的首次通车。从巴控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到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不到200公里的路程，克什米尔人却走了将近60年。尽管印巴双方对出入人员审核严格，往来的人都得申请特别通行证，手续办起来也极其繁杂，但一周只有一趟的“和平大篷车”却是众多颠沛流离的克什米尔家庭团聚的惟一机会。
六个月后，南亚发生大地震，巴控克什米尔成为重灾区。不过，这次灾难却成了克什米尔局势缓和的契机。印度政府第一时间承诺向巴方提供援助，双方开通了已中断16年的电话线路，临时开放了控制线上的五个边界检查站，以便两侧居民共同救灾，会见另一侧的亲友。“我们还没有开放实际控制线，但我们已敞开心扉。”——激动的印度士兵在控制线印方一侧打出醒目的标语，和平似乎触手可及。
然而，正当人们以为克什米尔的“春天”即将来临之际，恐怖主义事件又使印巴和平进程遭遇瓶颈。除了印控克什米尔不时发生恐怖事件外，印度的第一大城市孟买接连遭遇恐怖袭击，印度当局指责巴方支持“越境恐怖主义活动”，印巴关系跌落谷底，克什米尔人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印巴关系的晴雨表，同时又深受其影响。克什米尔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地区，后被英国殖民者通过武力强行并人英属印度。根据1947年6月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时公布的“蒙巴顿方案”，印巴分别立国，而土邦地区归属则由当地的王公来决定，克什米尔的王公虽是印度教徒，但居民中将近80％却是穆斯林。在此后的岁月里，印巴两国为争夺这块土地三次兵戎相见(1947年、1965年、1971年)。据说，除朝鲜半岛外，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实控线堪称当今世界最敏感的军事对峙区，现在仍有25万以上的印军与10多万的巴军在狭长的控制线两侧“枪对枪，面对面”。虽然自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两国没有再诉诸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交火事件仍连绵不断，还不时上演重兵对峙、剑拔弩张的危急情形。在这个曾被印度圣雄甘地赞叹为“黑暗中的和平曙光”的克什米尔，和平恰恰是最稀缺的奢侈品。
相较于巴控克什米尔的平静，印控克什米尔一直不太平。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把克什米尔地区持续不断的骚乱归咎于宿敌巴基斯坦的挑唆。实际上，印度中央政府尽管在法律上给予了克什米尔特殊的自治地位，但对这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始终心存芥蒂。《纽约时报》报道说，为赢得印控克什米尔人“同意”接受印度政府管辖，新德里用尽各种手段——金钱、选举以及重兵惮压，但均以失败告终。大量非本地、非穆斯林的军队被派驻克什米尔，甚至取代了本地警察维持治安，而《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案》则直接赋予驻军在警告无效后对可能违法的人动用武力的权力，更加激起了克什米尔人的反弹。与此同时，在当地政府要害部门任职的几乎都是占人口少数的印度教徒或佛教徒，穆斯林官员则寥寥无几。相比之下，巴控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则享受到更多的自主权，有自己的自治政府总统、最高法院和议会，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是土生土长的。
印控克什米尔浓厚的反印情绪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反政府组织，目前当地至少有30多个组织被印度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在强化对印控克什米尔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的同时，印度联邦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却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在多年战乱的影响下，印控克什米尔的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呈急剧下降趋势，年轻的克什米尔人找不到工作，自然心生不满，转而加入反政府组织，成为反印的主力军。《金融时报》一篇题为“克什米尔有钱才能有和平”的文章指出：“要想解决克什米尔危机，首先必须提高当地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正如一些安全分析家所说，“只要肚子是空的，愤怒的烈火就会持续燃烧”。
但是，印度尼赫鲁大学的阿米塔布-马托教授显然不同意这一看法：“这(克什米尔问题)不关金钱，也不关公正选举。问题在于，这一代的克什米尔人认为印度是个巨大的怪物，掩体和安全部队就是印度的代表。”在这个夏天的骚乱中，抗议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印度政府停止在克什米尔地区长期实行的军事镇压，给予克什米尔居民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