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的论述，在医疗卫生行业内部引发广泛关注。
适逢深化医疗改革元年，究竟应如何破解“战时状态”使大医院尽快向“新常态”转化？就上述问题，本刊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书记方来英、湖南省卫计委书记张健进行了专访。
民生周刊：哪些因素造成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的现象，医院“战时状态”该如何破题？
张健：大医院处于“战时状态”，折射出我国医疗体制的软肋。这其中有医疗体制的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政府投入不足，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原因，也有全科医生的培训机制不完善，医务人员工资待遇不高，基层全科医生严重不足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老百姓对基层医院不信任，担心误诊、漏诊，继而出现有病就跑大医院。这种不合理的流向既浪费资源，又加重患者负担。
方来英：北京大医院“看病难”屡遭诟病。为改变大医院看不上病、小医院看不好病的状况，北京深度推进医疗联盟建设，重点推进分级诊疗，即大医院与周边小医院组成团队，患者首诊在医疗联盟体内任何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需进一步到医联体内的大医院就诊，可走预约挂号“绿色通道”，医联体统一调配床位、共享医疗设备、检查结果互认。
民生周刊：那么分级诊疗体系如何设计，该怎样推进？
方来英：在北京，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转诊病人优先、敞开供应号源，必须至少将30%以上的号源用于满足社区卫生机构及下级医院转诊所需;加快医疗联盟建设，即推进各区县医疗联盟对辖区居民的全覆盖;医疗联盟体内的分工协作机制，特别是双向转诊体系需深化;北京鼓励大医院与下一层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签订集体多点执业协议，让更多的大医院医务人员到基层提供医疗服务。
借助经济杠杆推分级诊疗。借鉴山东、青海等地经验探索实行新农合当地一级医疗机构首诊制，除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参合人员未经转诊，自行到常住县（区）域外医疗机构就诊的，其醫疗费用不予报销;理顺各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引导医院各司其职。一旦大医院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不合算，将不再有动力依靠不必要地扩大医疗服务来获得合理补偿。
政府的目标是确立对大医院专门的考核体系。大医院30%以上号源留给社区并非强制，但政府对大医院的考核，须要求大医院在接诊社区转诊患者时，有多少接多少，只要是社区转上来的患者，大医院是不能拒绝的。
这意味着政府应把大医院与社区之间建立的转诊渠道是否通畅，与大医院升级考核和财政补贴挂钩。
张健：分级诊疗，是指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治疗，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院治疗，疑难病、危重病在大医院治疗，既合理利用医疗资源，也能减轻患者看病的负担。
湖南省将综合运用医疗、医保、价格“三个杠杆”，建立完善“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体系。将调整医保和价格政策，建立医保和价格引导机制，进一步拉开基层医疗机构和城市大医院的报销比例，增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价格的差距，实行更加明显的价格梯度，通过利益杠杆把病人引向基层。
在医疗层面上，湖南今年将开展远程医疗系统建设。通过远程视频会诊、远程教学查房、远程病理及医学影像诊断、远程继续教育等，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流动，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支撑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鼓励建立区域医学影像中心、心电诊断中心、检查检验中心等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民生周刊：除分级诊疗外，增加民营医院服务工作量被认为是破解大医院“战时状态”的补充。目前社会办医有何尝试？带来哪些改变？
方来英：我们对社会办医持完全开放态度，也应该持这样的态度。社会资本在北京医疗服务行业很活跃。在北京医疗机构总量中，社会办医占到50%，发展很快，而且社会资本的医疗服务量在医疗发展中的比重也在增加。
我们现在不限制你是哪种所有制。我们更关心未来非营利服务机构由谁来提供是重点，也许是未来的慈善服务机构提供平台。
社会资本办医始终是医疗资源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分级诊疗力度的加大，基层对社会资本办医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目前社会资本办医多以专科、综合医院为主，而以开展诊所、门诊这种基于初级医疗保健任务的医疗机构，也是拥有良好口碑的社会资本可以尝试的方向。在北京已有社会资本准备投资开办连锁诊所，不久北京的居民将会看到民营连锁社区医院。
张健：发展社会资本办医，能有效激活医疗市场，一旦形成竞争，受益者为百姓。随着社会发展，百姓在医疗服务需求方面呈现多层次、多样化趋势。根据所需，结合湖南实际，我们鼓励社会资本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地区，举办高端服务领域医疗机构。在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市州、县市区举办上规模、有特色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另外，我们还鼓励社会资本联合省会大中型公立医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异地向下优化扩增。实行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
2014年，湖南湘雅五院与多方合作，试水混合所有制，这就是社会资本参与医疗机构建设的具体体现。
适逢深化医疗改革元年，究竟应如何破解“战时状态”使大医院尽快向“新常态”转化？就上述问题，本刊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书记方来英、湖南省卫计委书记张健进行了专访。
民生周刊：哪些因素造成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的现象，医院“战时状态”该如何破题？
张健：大医院处于“战时状态”，折射出我国医疗体制的软肋。这其中有医疗体制的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政府投入不足，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原因，也有全科医生的培训机制不完善，医务人员工资待遇不高，基层全科医生严重不足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老百姓对基层医院不信任，担心误诊、漏诊，继而出现有病就跑大医院。这种不合理的流向既浪费资源，又加重患者负担。
方来英：北京大医院“看病难”屡遭诟病。为改变大医院看不上病、小医院看不好病的状况，北京深度推进医疗联盟建设，重点推进分级诊疗，即大医院与周边小医院组成团队，患者首诊在医疗联盟体内任何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需进一步到医联体内的大医院就诊，可走预约挂号“绿色通道”，医联体统一调配床位、共享医疗设备、检查结果互认。
民生周刊：那么分级诊疗体系如何设计，该怎样推进？
方来英：在北京，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转诊病人优先、敞开供应号源，必须至少将30%以上的号源用于满足社区卫生机构及下级医院转诊所需;加快医疗联盟建设，即推进各区县医疗联盟对辖区居民的全覆盖;医疗联盟体内的分工协作机制，特别是双向转诊体系需深化;北京鼓励大医院与下一层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签订集体多点执业协议，让更多的大医院医务人员到基层提供医疗服务。
借助经济杠杆推分级诊疗。借鉴山东、青海等地经验探索实行新农合当地一级医疗机构首诊制，除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参合人员未经转诊，自行到常住县（区）域外医疗机构就诊的，其醫疗费用不予报销;理顺各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引导医院各司其职。一旦大医院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不合算，将不再有动力依靠不必要地扩大医疗服务来获得合理补偿。
政府的目标是确立对大医院专门的考核体系。大医院30%以上号源留给社区并非强制，但政府对大医院的考核，须要求大医院在接诊社区转诊患者时，有多少接多少，只要是社区转上来的患者，大医院是不能拒绝的。
这意味着政府应把大医院与社区之间建立的转诊渠道是否通畅，与大医院升级考核和财政补贴挂钩。
张健：分级诊疗，是指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治疗，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院治疗，疑难病、危重病在大医院治疗，既合理利用医疗资源，也能减轻患者看病的负担。
湖南省将综合运用医疗、医保、价格“三个杠杆”，建立完善“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体系。将调整医保和价格政策，建立医保和价格引导机制，进一步拉开基层医疗机构和城市大医院的报销比例，增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价格的差距，实行更加明显的价格梯度，通过利益杠杆把病人引向基层。
在医疗层面上，湖南今年将开展远程医疗系统建设。通过远程视频会诊、远程教学查房、远程病理及医学影像诊断、远程继续教育等，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流动，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支撑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鼓励建立区域医学影像中心、心电诊断中心、检查检验中心等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民生周刊：除分级诊疗外，增加民营医院服务工作量被认为是破解大医院“战时状态”的补充。目前社会办医有何尝试？带来哪些改变？
方来英：我们对社会办医持完全开放态度，也应该持这样的态度。社会资本在北京医疗服务行业很活跃。在北京医疗机构总量中，社会办医占到50%，发展很快，而且社会资本的医疗服务量在医疗发展中的比重也在增加。
我们现在不限制你是哪种所有制。我们更关心未来非营利服务机构由谁来提供是重点，也许是未来的慈善服务机构提供平台。
社会资本办医始终是医疗资源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分级诊疗力度的加大，基层对社会资本办医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目前社会资本办医多以专科、综合医院为主，而以开展诊所、门诊这种基于初级医疗保健任务的医疗机构，也是拥有良好口碑的社会资本可以尝试的方向。在北京已有社会资本准备投资开办连锁诊所，不久北京的居民将会看到民营连锁社区医院。
张健：发展社会资本办医，能有效激活医疗市场，一旦形成竞争，受益者为百姓。随着社会发展，百姓在医疗服务需求方面呈现多层次、多样化趋势。根据所需，结合湖南实际，我们鼓励社会资本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地区，举办高端服务领域医疗机构。在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市州、县市区举办上规模、有特色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另外，我们还鼓励社会资本联合省会大中型公立医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异地向下优化扩增。实行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
2014年，湖南湘雅五院与多方合作，试水混合所有制，这就是社会资本参与医疗机构建设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