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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济学界的至高荣誉，首次被授予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大国间的政治博弈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分支——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反映了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分歧与博弈。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是获奖人之一，其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整合进了长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
从1969年算起，在49次将该奖颁给79人之后，这一经济学界的至高荣誉，首次被授予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大国间的政治博弈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分支——气候变化经济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丁·沃尔弗斯在颁奖典礼后以微妙的口吻感慨，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刚警告人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之后，诺德豪斯即获诺奖，“这个时机，堪称完美。”
就在同一天，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 ，在《巴黎协定》明确了各国应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后，特别报告专门比较了升温2℃与升温1.5℃所带来的风险差异。
报告得出结论，与1.5℃相比，温升到达2℃度时将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后果。一组令人心惊的对比数据显示：在升温1.5℃的情况下，每一百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北极无冰之夏；而温度达到2℃，这一频率会上升到至少每十年一次。
报告中还专门引用了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
一直声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0月14日接受采访时首次改口，称“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骗局，但我觉得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人为导致的”。
他在另一个采访中仍然强调，“不想为此耗费数万亿美元、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我不否认气候变化，但它可能会再变回来。”
特朗普上台后，全面否定了奥巴马政府较为积极的气候政策。
2017 年3 月28 日，在他入主白宫仅仅两个月后，就签署了《能源独立行政令》，撤销了奥巴马时期一系列的能源和环保政策法规，尤其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关键成果——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为严格的《清洁电力计划》，该计划要求美国发电厂到2030年要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2%。
在宣布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的现场，特朗普声称：“对于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作者和企业而言，没有一项法规造成的威胁会超过这份对美国工业造成严重冲击的计划。”
作为中西部化石能源利益代表的共和党，其在美国气候政策上的保守并非一朝一夕。即便如此，当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时，还是引起了美国政界、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的愤怒。
特朗普的理由，与16年前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时的理由相似。他指出，《巴黎协定》“是一项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协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美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也提议停止向一些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拨款，并大幅削减美国环保署的预算。
随后，包括诺德豪斯在内的美国近百名经济学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倒退”。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诺德豪斯理论框架下得出的结论，与特朗普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其更靠近欧洲的立场，即认同必须为应对当前的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
据他观察，诺德豪斯作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门生遍布政策界和经济界，其理论在美国乃至国际上影响较大。而且每当一个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公布后，他都会根据其中的关键政策条款，用自己的模型进行测算，并对社会公布其政策评估结果。
李志青认为，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基础，总体上和诺德豪斯的政策观点相契合，例如制定碳社會成本，碳价和碳交易，甚至奥巴马还考虑过实行每吨12美元的碳税，其设计的价格也与诺德豪斯的建议一致。但这些政策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大多被否定。
诺德豪斯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直言“现在的政策非常、非常落后，距离应该做的事情，还有数英里远”。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家华看来，此次诺德豪斯获奖实至名归。
1992年，诺德豪斯创建了DICE模型，全称是动态整合的气候变化经济（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Change Economy）模型，首次将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一个整合和综合的解决方案。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区总裁邹骥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发达国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由此产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更细化的环境领域，比如渔业、森林、土壤或水资源。诺德豪斯的贡献在于，首次把专门的气候问题综合纳入到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中。
潘家华指出，在诺德豪斯之前，经济学研究只是从单纯的成本—收益视角来分析，没有考虑到排放的外部性问题。例如，一个工厂排放污染气体会对全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即负外部性，但工厂却没有承担这部分成本。
诺德豪斯模型在常规的经济分析以外，加入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后对自然系统的影响，由此构建出一个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
潘家华表示，诺德豪斯构建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是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起始点。此后的IAM模型大多以Dice为模板，在同样的框架和理念之下，进行拓展和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德豪斯开创了一个先河”。 邹骥也指出，此后的模型在概念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但由于现实的政策需要，在应用上飞速发展。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
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具体而言，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
曾参与第三、四、五次IPCC评估报告编写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能源研究会理事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标志，国际上对于是否应该减排至少在公开层面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焦点开始转向如何实现减排，因此对具体如何减排的政策需求渐渐增多，客观上给模型的扩展提出了要求。
他指出，早期一代模型仍然是一个简化模型，将自然和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过分简化。第一代综合评估模型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回答了“究竟要不要响应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因为在90年代中期，国际上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还存在较大争议。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家，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之间必须要合作，共同对气候变化做出有效反应，控制碳排放。
“这一思想主导了IPCC从1995年开始编写的历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此后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姜克隽说道。
而拓展后的模型与政策制定的结合更加紧密，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全面。以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章节布局为例，包括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土地利用等多种领域，每个领域都对应具体的政策。
据潘家华观察，在2007年IPCC编写第四次评估报告时，采纳的模型大部分是 “目标导向”的综合评估模型。
姜克隽则认为，更早在2000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后不久，以IPCC发布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为基点，其评估报告使用的模型逐渐大型化、政策和目标倾向愈发明显，诺德豪斯模型渐渐退出IPCC的舞台。
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轨迹不同，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到后期，紧紧围绕着现实世界，其政策导向特征明显，政策的背后离不开利益博弈。而当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时，变得更加复杂。
发达国家内部，美欧阵营之间一直存在分歧。
2006年，英国著名的气候变化研究专家、时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学顾问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Stern），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下，经过一年调研后，发布了一份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简称《斯特恩评论》）。
斯特恩根据自己的估算得出结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在今后的200年内，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的成本，占GDP的5% ～20%。他用一个相当直观形象的表述总结了上述数字：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损失的总和。
他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成本被大大低估了。
《斯特恩评论》在当时引起了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议，对其的看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以诺德豪斯为首的反对派，认为斯特恩的研究方法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即在其模型中使用了只有0.1%的极低贴现率。
时间贴现率是一个度量未来福利相对于当前价值的参数。简而言之，反映了对未来的重视程度。贴现率越低，意味着越关注未来，零贴现率则相当于同等地对待后代与当代。而对于很多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比如美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更为关键。归根结底，还是指向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减排的矛盾。
诺德豪斯一派认为，常见的贴现率应该是3%～5%，而斯特恩从不同年代的人应该平等的伦理视角出发，将贴现率降低了近30倍，过度强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重视程度，从而为了抵消未来的风险，当前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很多。
“斯特恩更重视未来。”潘家华在总结斯特恩和诺德豪斯两派的差异时说。
斯特恩將此称为是一种“对子孙后代所肩负的伦理责任”。他指出，之前大部分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没能合理测评必要的减排规模和减排时机，原因在于没有同时考虑风险和伦理的重要性。一旦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应该立即采取大幅度的减排，他因此被称为“激进派”。
与之相对，诺德豪斯一派则建议“渐进式的气候政策”，即最优减排模式应该是初期小幅削减，中、后期待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再较大幅度削减，被称为“保守派”。
他们批评该研究报告是一个政治报告，而非学术报告。暂且不论其对参数的选择背后是否有政治考量，这份报告的诞生，确实是英国政府的行为。
作为这份报告中国部分的课题负责人，邹骥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这个评论又被称为小IPCC报告，是时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学顾问的斯特恩，在英国政府的牵头下进行的项目。而报告诞生后，英国政府利用自己在全球的传播能力，将其广泛推广，试图将其变成一种社会共识。
“它在政策界的影响非常大，气候谈判的代表都知道斯特恩报告。”邹骥说。
并且，英国国内不少学术研究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斯特恩评论》的编写工作，对研究报告多持积极态度。
从整个欧洲来看，欧洲背景学者虽然对报告的方法论和具体数据提出质疑，但并不否定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应对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以耶鲁大学诺德豪斯教授为首的美国学者，大多赞同“渐进式”的减排方案。
这种欧美的分歧一直持续至今。
纵观数次国际气候谈判，欧盟在减排问题上一直表现得非常积极，处于主导地位，而美国自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后，一直游离于国际气候合作之外，直到奥巴马时期才迈出一步，改变了此前孤立的做法。奥巴马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首次承诺，到2020 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2014 年11月，奥巴马在访华期间进一步宣布，202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28%。
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仍然秉承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主流立场，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欧洲相比，在减排的路径选择上偏向保守。
潘家华分析，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人口稳中有降，消费水平几乎少有增长，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趋于稳定，达到饱和。而美国仍处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扩张阶段，与欧洲相比，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因此对当下的经济发展有更强烈的需求。另外，欧洲以地中海为基础的海洋气候特征，也使得他们在气候问题上更具有忧患意识。
几十年来，围绕着减排目标，各国的义务与责任，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经历了各种争论与波折。2015年12月签订的《巴黎协定》取代了《京都议定书》，在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减排框架的同时，明确了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实行“自主贡献”，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博弈数年后的一种妥协，也可以看成是在现实层面，唯一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形成“共识”的策略。
“共识”达成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
《1.5℃特别报告》显然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博主大卫·瓦尔许说，在联合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发出更强烈的警报之时，诺奖被授予了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家，这不是一个巧合。“他们（诺奖评审）在传达一个信号。”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戈兰·K·汉森说：“这个信号就是，各国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去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是获奖人之一，其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整合进了长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
从1969年算起，在49次将该奖颁给79人之后，这一经济学界的至高荣誉，首次被授予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大国间的政治博弈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分支——气候变化经济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丁·沃尔弗斯在颁奖典礼后以微妙的口吻感慨，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刚警告人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之后，诺德豪斯即获诺奖，“这个时机，堪称完美。”
对特朗普的抗议
就在同一天，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 ，在《巴黎协定》明确了各国应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后，特别报告专门比较了升温2℃与升温1.5℃所带来的风险差异。
报告得出结论，与1.5℃相比，温升到达2℃度时将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后果。一组令人心惊的对比数据显示：在升温1.5℃的情况下，每一百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北极无冰之夏；而温度达到2℃，这一频率会上升到至少每十年一次。
报告中还专门引用了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
一直声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0月14日接受采访时首次改口，称“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骗局，但我觉得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人为导致的”。
他在另一个采访中仍然强调，“不想为此耗费数万亿美元、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我不否认气候变化，但它可能会再变回来。”
特朗普上台后，全面否定了奥巴马政府较为积极的气候政策。
2017 年3 月28 日，在他入主白宫仅仅两个月后，就签署了《能源独立行政令》，撤销了奥巴马时期一系列的能源和环保政策法规，尤其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关键成果——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为严格的《清洁电力计划》，该计划要求美国发电厂到2030年要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2%。
在宣布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的现场，特朗普声称：“对于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作者和企业而言，没有一项法规造成的威胁会超过这份对美国工业造成严重冲击的计划。”
作为中西部化石能源利益代表的共和党，其在美国气候政策上的保守并非一朝一夕。即便如此，当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时，还是引起了美国政界、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的愤怒。
特朗普的理由，与16年前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时的理由相似。他指出，《巴黎协定》“是一项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协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美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也提议停止向一些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拨款，并大幅削减美国环保署的预算。
随后，包括诺德豪斯在内的美国近百名经济学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倒退”。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诺德豪斯理论框架下得出的结论，与特朗普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其更靠近欧洲的立场，即认同必须为应对当前的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
据他观察，诺德豪斯作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门生遍布政策界和经济界，其理论在美国乃至国际上影响较大。而且每当一个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公布后，他都会根据其中的关键政策条款，用自己的模型进行测算，并对社会公布其政策评估结果。
李志青认为，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基础，总体上和诺德豪斯的政策观点相契合，例如制定碳社會成本，碳价和碳交易，甚至奥巴马还考虑过实行每吨12美元的碳税，其设计的价格也与诺德豪斯的建议一致。但这些政策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大多被否定。
诺德豪斯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直言“现在的政策非常、非常落后，距离应该做的事情，还有数英里远”。
模型的政策导向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家华看来，此次诺德豪斯获奖实至名归。
1992年，诺德豪斯创建了DICE模型，全称是动态整合的气候变化经济（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Change Economy）模型，首次将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一个整合和综合的解决方案。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区总裁邹骥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发达国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由此产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更细化的环境领域，比如渔业、森林、土壤或水资源。诺德豪斯的贡献在于，首次把专门的气候问题综合纳入到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中。
潘家华指出，在诺德豪斯之前，经济学研究只是从单纯的成本—收益视角来分析，没有考虑到排放的外部性问题。例如，一个工厂排放污染气体会对全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即负外部性，但工厂却没有承担这部分成本。
诺德豪斯模型在常规的经济分析以外，加入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后对自然系统的影响，由此构建出一个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
潘家华表示，诺德豪斯构建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是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起始点。此后的IAM模型大多以Dice为模板，在同样的框架和理念之下，进行拓展和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德豪斯开创了一个先河”。 邹骥也指出，此后的模型在概念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但由于现实的政策需要，在应用上飞速发展。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
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具体而言，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
曾参与第三、四、五次IPCC评估报告编写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能源研究会理事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标志，国际上对于是否应该减排至少在公开层面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焦点开始转向如何实现减排，因此对具体如何减排的政策需求渐渐增多，客观上给模型的扩展提出了要求。
他指出，早期一代模型仍然是一个简化模型，将自然和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过分简化。第一代综合评估模型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回答了“究竟要不要响应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因为在90年代中期，国际上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还存在较大争议。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家，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之间必须要合作，共同对气候变化做出有效反应，控制碳排放。
“这一思想主导了IPCC从1995年开始编写的历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此后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姜克隽说道。
而拓展后的模型与政策制定的结合更加紧密，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全面。以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章节布局为例，包括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土地利用等多种领域，每个领域都对应具体的政策。
据潘家华观察，在2007年IPCC编写第四次评估报告时，采纳的模型大部分是 “目标导向”的综合评估模型。
姜克隽则认为，更早在2000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后不久，以IPCC发布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为基点，其评估报告使用的模型逐渐大型化、政策和目标倾向愈发明显，诺德豪斯模型渐渐退出IPCC的舞台。
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轨迹不同，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到后期，紧紧围绕着现实世界，其政策导向特征明显，政策的背后离不开利益博弈。而当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时，变得更加复杂。
激进与保守之争
发达国家内部，美欧阵营之间一直存在分歧。
2006年，英国著名的气候变化研究专家、时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学顾问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Stern），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下，经过一年调研后，发布了一份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简称《斯特恩评论》）。
斯特恩根据自己的估算得出结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在今后的200年内，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的成本，占GDP的5% ～20%。他用一个相当直观形象的表述总结了上述数字：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损失的总和。
他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成本被大大低估了。
《斯特恩评论》在当时引起了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议，对其的看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以诺德豪斯为首的反对派，认为斯特恩的研究方法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即在其模型中使用了只有0.1%的极低贴现率。
时间贴现率是一个度量未来福利相对于当前价值的参数。简而言之，反映了对未来的重视程度。贴现率越低，意味着越关注未来，零贴现率则相当于同等地对待后代与当代。而对于很多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比如美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更为关键。归根结底，还是指向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减排的矛盾。
诺德豪斯一派认为，常见的贴现率应该是3%～5%，而斯特恩从不同年代的人应该平等的伦理视角出发，将贴现率降低了近30倍，过度强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重视程度，从而为了抵消未来的风险，当前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很多。
“斯特恩更重视未来。”潘家华在总结斯特恩和诺德豪斯两派的差异时说。
斯特恩將此称为是一种“对子孙后代所肩负的伦理责任”。他指出，之前大部分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没能合理测评必要的减排规模和减排时机，原因在于没有同时考虑风险和伦理的重要性。一旦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应该立即采取大幅度的减排，他因此被称为“激进派”。
与之相对，诺德豪斯一派则建议“渐进式的气候政策”，即最优减排模式应该是初期小幅削减，中、后期待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再较大幅度削减，被称为“保守派”。
他们批评该研究报告是一个政治报告，而非学术报告。暂且不论其对参数的选择背后是否有政治考量，这份报告的诞生，确实是英国政府的行为。
作为这份报告中国部分的课题负责人，邹骥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这个评论又被称为小IPCC报告，是时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学顾问的斯特恩，在英国政府的牵头下进行的项目。而报告诞生后，英国政府利用自己在全球的传播能力，将其广泛推广，试图将其变成一种社会共识。
“它在政策界的影响非常大，气候谈判的代表都知道斯特恩报告。”邹骥说。
并且，英国国内不少学术研究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斯特恩评论》的编写工作，对研究报告多持积极态度。
从整个欧洲来看，欧洲背景学者虽然对报告的方法论和具体数据提出质疑，但并不否定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应对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以耶鲁大学诺德豪斯教授为首的美国学者，大多赞同“渐进式”的减排方案。
这种欧美的分歧一直持续至今。
纵观数次国际气候谈判，欧盟在减排问题上一直表现得非常积极，处于主导地位，而美国自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后，一直游离于国际气候合作之外，直到奥巴马时期才迈出一步，改变了此前孤立的做法。奥巴马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首次承诺，到2020 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2014 年11月，奥巴马在访华期间进一步宣布，202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28%。
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仍然秉承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主流立场，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欧洲相比，在减排的路径选择上偏向保守。
潘家华分析，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人口稳中有降，消费水平几乎少有增长，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趋于稳定，达到饱和。而美国仍处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扩张阶段，与欧洲相比，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因此对当下的经济发展有更强烈的需求。另外，欧洲以地中海为基础的海洋气候特征，也使得他们在气候问题上更具有忧患意识。
几十年来，围绕着减排目标，各国的义务与责任，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经历了各种争论与波折。2015年12月签订的《巴黎协定》取代了《京都议定书》，在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减排框架的同时，明确了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实行“自主贡献”，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博弈数年后的一种妥协，也可以看成是在现实层面，唯一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形成“共识”的策略。
“共识”达成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
《1.5℃特别报告》显然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博主大卫·瓦尔许说，在联合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发出更强烈的警报之时，诺奖被授予了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家，这不是一个巧合。“他们（诺奖评审）在传达一个信号。”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戈兰·K·汉森说：“这个信号就是，各国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去解决这些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