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一种信仰由心而生
　　金展鹏就像一台拧紧了发条的机器，永不停歇地在思考、在创造。
　　1938年，金展鹏出生于广西荔浦，一家人靠父亲打铁为生。他的童年因为日军的空袭而变得狼狈与匆忙，那段逃亡的经历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让他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渺小个人的命运与宏大国家的命运原来是那样紧密连在一起的，只有祖国强大了，个人才不会被欺负。
　　1955年，金展鹏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取了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之一），在国家奖学金的资助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1979年，他考取了国家公派留学，被选派到瑞典皇家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金展鹏，犹如从一个文化贫瘠的荒地走入知识的海洋。在深深地感受到差距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1981年，金展鹏回到祖国。从飞机上下来，他搬下整整8大箱学术资料。为了节省空间，他的生活用品一件也没能带回来。
　　一次采访中记者追问金展鹏：“您肩上的责任是什么呢？”当时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一生中有两件事，我刻骨铭心。一是抗日战争。那时候，我只有几岁，平时全家的财产都放在两个箩筐里，随时准备躲日本侵略者的空袭。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不躲空袭就好了。这一经历使我切身感到，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祖国不强大就要被人欺负。另一件事，我是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习的。当年我从老家广西荔浦的一个小镇到桂林考大学，因为没有钱坐车，只能以步代车，花两天的时间，一步一步走完整整104公里的路。工作后我一想起这两件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回到祖国的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是紧密相连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国家的富强做点事。”
　　2  有一种信念困而弥坚
　　不论是在动荡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不论是置身喧嚣，还是处身寂寥，金展鹏都心无旁骛向着心中的梦想前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人心惶惶、无人读书的情况下，金展鹏却一边在相图世界遨游，一边用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自学英语。
　　在瑞典留学期间，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因为做实验太晚，被困在电梯里;因为总是工作在實验室，管理人员和实验者外出都习惯向他“请假”……也因为着了魔似的努力，他“以1胜52”的“金氏相图测定法”，实现了用1个试样取代原来用52个试样来测定三元相图整个等温截面的计算方法，被国外50多种著名杂志的作者引用，也被国外多个实验室以及多所科研单位采用。“中国金”从此饮誉国际相图界。后来，他又将相图热力学、相变动力学与组织形态学结合，建立了以热力学计算和动力学模拟为特色的材料设计体系，被国际同行尊称为“材料世界的活地图”。
　　回国后的金展鹏信心满满，一边承担着前沿课题研究，一边带大量的学生。然而，厄运却不期而至。1998年春节后的一个早晨，刚走出家门，身子一软，金展鹏便倒在了地上。从此，高位截瘫的他手不能举、足不能行，连喝水吃饭都要靠别人来帮忙。这对处于事业巅峰之际的金展鹏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然而就在亲朋好友的扼腕叹息中，他却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工作状态：让妻子举手翻页，看书，让学生们将论文一字一字地念出来进行修正。后来，当别人问起他当时的想法时，他说：“我就想，总不能躺着等死啊，只要脑袋能转，我就能思考和创造。”
　　2003年，在瘫痪6年后，金展鹏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在患病后的14年里，金展鹏完成了一项国家“863”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际合作项目，培养了20多位博士、30多位硕士，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17份中国材料科学发展战略建议书，有人统计过，这相当于10个教授工作量的总和。金展鹏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不是单枪匹马。在我们的团队中，后面有老一辈科学家掌舵，前面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划桨，我不过是起到了吆喝和承上启下的小作用。”
　　3  有一种使命贯穿始终
　　201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颁奖典礼上，坐在轮椅上、身体高位瘫痪的金展鹏自豪地望着向他鞠躬的三位学生。他们中，有两位从海外归来，带着最前沿的知识为祖国报效;有一位是金老师最后带的博士生，目前已是上海大学教授。
　　自打留校任教起，金展鹏就将“教师”这个身份看得很重，将学生看做自己最大的财富。很多人难以想象，在那个漆黑的停电的夜晚，到火车站接实习归来的学生的金展鹏，仅凭声音便能辨别出班上40多个学生，但对金展鹏来说，不过是他践行自己职业使命的平常事。
　　生病初期，所有的人都劝金展鹏放弃工作好好养病，可是他都一一说服了他们。他说：“我不能躺着等死吧，头脑还是清醒的，手里头还有几个学生没有毕业，放不下他们。”“2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学生把最美好的时光交付在我手里，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就要用心带好他们。这是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
　　就是这种单纯的责任心，这种坚定的使命感，使金展鹏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躺着看完了4名硕士、2名博士的论文。那时候，金教授的保姆说：“我最怕学生来改论文，一篇论文少则七八十页，多则上百页，可金老师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担心他生褥疮，我们就要不断帮他翻身。有时候，金老师正在兴头上，总说等一下。结果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背上生了褥疮，好久才能恢复。”
　　然而，当丈夫身体病痛最严重的时候，妻子胡元英也最盼望有学生来，或者打电话来，因为只要这样，金展鹏的精神就好了很多，全然忘记了身体的任何不适。“学生，是他最好的止痛药。”
　　金展鹏经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我的学生都能超过我。为了这个愿望，金展鹏甘做人梯，把学生推向前沿;为了这个愿望，金展鹏坚信“严师出高徒”。金展鹏的学生因多与他一样从事相图研究，且在国际相图界叱咤风云，而被誉为“金家军”。金展鹏带过的50名弟子从中南大学出发，走向欧洲北美，分布在17个国家，活跃在材料科学的国际前沿。
　　70余年的岁月里，他的人生几经更迭，他的生活天翻地覆;及至老年，荣誉等身，不变的，是他儿时起就日趋坚定的那份信仰，和向着信仰迈进的脚步。即便足不能行，心，也要紧紧追随。如鲲鹏，搏击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