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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曼·钦丹，(Mesmin Tcchindjang)，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University of Yaoundo)地理学者兼制图师。
阿塔纳斯·博普达(Athanase Bopda)，喀麦隆国家测绘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artography)地理学者蒹制图师。
路易斯·安热兰·恩甘内(Louise Angeline Ngamgen)，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
从1999年起，UNESCO就开始着手一项宏伟计划——编目、定义，以及保护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语言是此类元素之一。大会决定授权各国政府，由它们来努力拯救仅存的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非洲保留着世界近半数的语系，但却在利用这一重要的文化多样性进行发展方面进展缓慢。如果文化认同是生活的基础，那么非洲各族群人民就应该明白，在为庇护他们的国家政府的持续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尤其是在传统方面应该发扬光大些什么。这样，一旦发扬光大，它就会触及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关乎人民福祉的社会资本，让任一发展都开花结果，以及与贫困作斗争。除此之外，对文化认同的尊重会对个人的社会自我约束起到巩固加强的作用，同时政策将充分考虑人们对自由表达的渴望，以及决定如何保护那些在文化认同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活遗产。
构筑非洲文化认同中的语言
根据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1913年)的观点，语言，不同于说话，它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言语表象的总和存贮于所有的个体当中。”语言是一个引发动态、开放、关联反应的系统。正因如此，让一巴蒂斯特·马塞尔雷西(Jean-Baptiste Marcellesi)和伯纳德·卡丹(BernardGardin，1974年)引用索绪尔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语言并非一种说话的功能，而是一种个体被动吸收的生成物”，个体“凭自身力量既无法创造语言，也无法对语言加以修改”。因而，语言具有社会表象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存在于个体之外，是一种集体心理学的结果——“任一说话者均无法使语言完整，语言只完整存在于集体之中。”(索绪尔，1913年)；另一方面，它通过个体实现内化——“任何个体承载的东西，都无法成为集体所共有的特性。同时，它也避免了其他个体的蓄意干扰。”(索绪尔，1913年)洪堡特(Humboldt)说过：“语言可以表达出一切个体所具有的特性，它能抒发出人内心的情感，表现出人的精神情绪，也能塑造出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
所以，语言是一种集体表象，是一种反映功能的社会机制，正如约翰·戈特弗里德·海德尔(JohannGottfried Herder)所说的：“那些对于以往经验与知识的保护和储备方式——就如同我们把知识经验传给后代的方式一样——会让我们获得祖辈留下的所有经验财富。”这种社会历史学的观念其实就是理想主义者对于知识这个问题的部分回应：认同语言反映的民族精神以及体现民族精神的语言；通过一个民族言它之所思，思它之所言的事实重申其互惠关系与相互作用。所以，语言“铸就”民族，因为它形成了民族的根基和集体的思维方式。那么，现存的语言就应该被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不论书面上的，还是口头上的，语言都是一种信息的传达：它对一种学问的发展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种学问包含对一般意义的阐释、为普通社会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描述与分享，它又叫做社会表象理论。
非洲语言的过去与现在
只要对于非洲语言学遗产的研究还继续停留在其语音的一致性，而非其意识形态、政治、空间一致性及世界观上，非洲的语言多样性就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在人类学家的记录和雅克·勒克莱尔(Jacques Leclerc)的研究中，非洲拥有世界16个语系中的6至7个语系(见图5)。此外，非洲语言历史悠久，可分为三个标志性的阶段：口头语言阶段，奴隶贸易和殖民化阶段，以及书面语言阶段。
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记录了数千年来非洲语言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在非洲，语言是交际和传播文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样，西非歌舞艺人在社会中的角色——部落中名副其实的领唱者——也是不容忽视的。语言在亲朋关系，甚至社会关系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菲利普·布兰切特(Philippe Blanchet)的观点：
语言不仅是言语交际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表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条途径。每一种语言都有两个本质功能：将人与人、人与社会连接在一起的交际功能，以及对其进行区分的存在判断功能。这两种功能缺一不可。我们一开始和别人用一种语言进行交流，那就不会再用其他的语言了，所以我们就与那些不懂这种语言的群体区别开来，同时会下意识地对那些说其他语言的群体视而不见。这样，语言就成了构成特殊文化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我们也更加明白它们对世界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阐释。
人类借助语言表达了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因此语言不仅是人性光辉的源泉之一，而且，特别是非洲语言，也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源泉。真正的口语文明和非洲生活的真实状况，都能在语言中找到根源。西非歌舞艺人作为传统和历史的传承者，一个真正有知识的故事王和最深处秘密的守护人，在社会中得到了无上的尊敬，因为就像谢赫·哈米杜·凯恩(CheikhHamidou Kane)说的“口语是生命的象征”。
在当时的非洲，“口头语言”是天才们的标志，同时，它也见证了其语言系统从生成、发展、思想上成熟，直到为语言社会接纳的过程。非洲之所以遭到谴责，是因为它将改革和发展拒之门外。这归咎于它对殖民主义带来的“新语言”的抵制，以及因为本土语言而对自身产生的一种轻视，所以最终导致了它在拒绝发展的同时拒绝了语言。所以说，对于祖辈流传下来的语言，如果忽视了它的存在，那么，就无异于将本族的文化根源以及文化认同统统丢弃。
奴隶贸易和殖民化
即使东方的奴隶贸易与西方列强的横行霸道深深地伤害了非洲文化，再加之殖民主义使得“文化适应”(群体或个人因为与不同的文化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变化)更加凸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依然人口得以延续，同时文化认同得以留存。正如泽菲兰·科西·达沃(Z6phirin Cossi Daavo)在谈及贝宁时所指出的，这是因为非洲懂得如何来保护自己的本土语言。这些大西洋彼岸奴隶贸易的受害者，虽然被狠狠地切断了与民族根源的连结纽带，但是作为有着自己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民，他们明白如何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如今，在海地的伏都教、古巴的萨泰里阿教以及巴西的坎东布雷教和马库姆巴教，依然能找到祖先崇拜的影子。伏都教作为西非沿岸文化独特性的一个代表，有力地证实了：尽管相隔甚远，且被白 人殖民者统治了数个世纪，跨越大西洋的非洲语言与文化依然得以保存。
有关殖民化的说法也很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非洲语言和文化的腐蚀应归咎于“同化”过程。而这种“同化”政策最佳的切入点就是学校——他们让非洲学生不再用当地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此外，殖民者为加快其殖民同化过程，通过对非洲本土文化(宗教、文字符号、图腾、语言及风俗习惯)的禁止和破坏来切断非洲人与他们过去之间的纽带，这一切都会让殖民者，尤其是殖民者移人的“书写语言”带来的殖民文化获益。
书面语言?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书面语言(言语的手写形式)存在了约5000年。它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以及后来的中美洲，都有其不同的形式。但书面语言依然是一种凭借符号记录或图绘方式来使语言图形化的系统。对于一些历史学家而言，文字的产生就是史前史到人类历史转变过程中的那个分割点。然而，人类历史符号学的研究并非以文字为切入点，而是绘图艺术。其中共有两种图形符号，“一种是基于口头语言而产生的声门图，它是一种初级代码；另一种是会意图，它通常出现于石洞壁画或者就像公路标志一样的由图标、指示物所构成的体系中，所以，会意图在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情况下也可以独立传递所需要的信息。”(德·罗比尔德和莫洛，1997年)在现代社会语言学中，人们对前一种图形更感兴趣。
在非洲人眼里，西方的文明其实就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文字。正是由于书写文化是一种新近的概念，所以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是很明显。然而，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语言尽管缺失书写文字，却依然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文化体系。
人尽皆知，无论在西方还是其他地方，书面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发展中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随着书面语言的推广，精准的语言描绘能够成为拯救和维护濒危语言的宝贵工具。 在非洲进行的实验让我们对此更加确定无疑。让我们来看几个案例：恩乔亚苏丹(suhan Njoya)发明了“修蒙书写语言”(shfimom)，为喀麦隆巴蒙地区的人所使用；在马里，穆罕默杜·桑加雷(MahamadouSangare)创造出了恩科(N’Ko)字母表。这些案例，无一不让失落的文化认同起死回生。在多哥，政府已经提升了卡布雷语和爱维语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爱维语被认为是非洲语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种，这得归功于迪德里希·赫尔曼·韦斯特曼(DiedrichHermann Westermann)的不懈努力：
韦斯特曼……确信爱维语就像人们研究的一样，包含着民族文化认同中最原始的元素之一……一些有心的读者开始在教科书上寻找有关他们社会的历史知识。《圣经》的爱维语译本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这使得各族群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语言社会中的一员。而由不同牧师进行的人种学研究，只加强了注意保护其辖区教众民族认同这一传教原则。
——阿哈迪·亚乌维(Aha dji Yawovi)
发展和巩固非洲文化认同中的语言
非洲语言的使用和地位
谈非洲语言，就无法回避得开这块大陆所受到的侵蚀。此处研究分析所使用的图谱资料取自“世界语言发展”(L'am a nagement linguistique dans le monde)网站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州暑期语言学院第15版《民族语：世界语言》(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world)。
语言、空间和人口统计
玛丽·路易丝·迪奥普·梅斯(Marie Louise DiopMaes)的研究表明，在1880年至1930年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失去了它三分之一的居民，这就直接导致部分非洲本土语言的流失。如今，就语言种类来说，非洲仅次于亚洲；若就人口和地表面积来说，非洲位于亚洲、美洲之后，居第三位。
依据《魁北克法语宝典》(http：//www０tJfq０nlaval０ca/axl/monde/familles０htm)中的记载，世界共有16种语系，非洲拥有其中7种，占据总数量的34％。
虽然如此，在世界上20大口语中，却没有非洲的语言。约鲁巴语、伊博语、豪撒语，这些自7世纪起就存在的语言，如今排名仅为前80位。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非洲国家和其他同质国家相比，只占了10％，而美洲却占了35％。
体现非洲特色的语言多样性毫无疑问是一个活力因素。但是它能维持多久呢?如今，少数非洲国家(布隆迪、科摩罗、厄立特里亚、肯尼亚、莱索托、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斯威士兰以及坦桑尼亚)将其民族语言用作官方语言或者官方语言之一。而其他国家则使用殖民语言或者是与其苦难史相关联的语言。世界上有53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29个国家为法语，23个国家为阿拉伯语，还有20个国家为西班牙语。但是最本质的问题还是保护和维持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学家科莱特·格里内瓦尔德(ColetteGrinevald)认为，截至2100年，大约有50％的语言会濒临灭绝，而在一些地区，比如澳大利亚，将会有90％的语言消失不见。他认为，即使这样，像斯瓦希里语和沃洛夫语这样的本土语言，可能还会在非洲口语中有所保留，但这并不能改变已有的事实——少数民族语言日渐濒临灭绝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会对非洲文化认同以及丰富地域文化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羁绊。
语言——非洲文化认同的奠基石
根据利奥波德·赛达尔·桑戈尔(Leopold S6darSenghor)的观点，文化就是“人们对事物的感觉、思考，以及将其表达出来并付诸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也就是，“地理和历史条件与种族及其划分所产生的一种共生现象”。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特有的习性，它既普通又特殊，它决定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科学、文学、艺术、着装、烹饪等)，而且它还能解读这个民族所认识到的自身的价值所在。所以说，文化已经涵盖了认同的概念。因此，桑戈尔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非洲人用法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即用一种殖民语言或与非洲语言有着根本区别的外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些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法语区的人还会对其文化认同忠贞不渝吗?换句话说，他们在用法语进行表达时还能保持其黑人本质吗?”(纳乔，1985年)
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极为复杂的整体，它包含语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规范、法律条例、风俗习惯以及任何社会成员已接受的其他所有的能力和习性。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化几乎涵盖了让个体成为一个社会成员的所有条件和因素。
因此，文化认同将这个群体中所有成员的共通性汇集在一起，例如，个体和群体所共同享有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等。我们亦可以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和差异(特别是文化适应中的提升) 来谈及跨文化认同的意义——一种围绕绝大多数独立的体系所组建的认同：
在这个确定的领域里，文化认同就是体现差异性的符号，而这种差异性并不会被贫瘠的民族特性所困扰，它既不会拒绝异类文化间的沟通，也不会排斥彼此间的互补。文化认同是一个族群基本价值观的辨识标志，它使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如同一眼泉水，让人们始终从中受益并牢记于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会试图改变以前“一无所知”的状态，变得文雅而有教养，从而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这就有效地成为群体文化和个体文化间的差异。(纳乔，1985年)
如果一个法国人无法用英语表达出自己的身份，抑或一个西班牙人不能用法语表达自己的身份，那为什么非洲人就应该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来说出自己是谁呢?在非洲，电视节目中的语言只有法语或英语，这就迫使那些本土语言的使用者必须理解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语言。语言其实是一种“社会解读”(班维尼斯特，引自纳乔，1985年)。语言在族群文化认同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必须考虑到个体充分表达自我的能力，因为它会对群体中的成员做出一种阐释，如同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话：“我属于这种语言”、“这是属于我的语言”。正如法比耶纳·勒孔特(Fabienne Leconte)所写的：“语言将个体和具有传统族群文化的群体捆绑在一起，而这种传统的族群文化正是父母决定传给后代的文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将继续隶属于这个群体，即使他们有着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分离。”
即便如此，大陆的文化统一并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其语言上的统一。穆罕默杜·桑加雷认为，语言为复兴文化认同提供了最佳契机。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为前非洲各王国疆域——以语言的高度密集为傲。
非洲文化认同的复兴来自于对多元性中统一性的肯定，尤其是对非洲语言在当代和历史上多元性中统一性的肯定——研究者并没有忘记对其认识论的研究。所有非洲语言都拥有文字和符号形式。透过历史这面镜子，我们看到奴隶贸易以及断断续续的殖民入侵给非洲人民带来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如何表现说话者感知力和理解力的知识来修整历史，来重建真实而意义深远的“文化认同”。
“语言让我们获得了祖辈遗留下来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认识了摆在眼前的一切事物。让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正是语言，它成为我们认同的根基，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如果没有它，文化不得而生。在语言的帮助下，我们才可以更好地阐述、表达……我们处于被支配、被殖民的地位，为了寻求自由，语言便成了我们最好的武器。”(塞义杜·巴迪安·库亚特，引自桑加雷，2004年)桑加雷对此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即使那些语言得以留存，这完全是出于说这种语言的人们对它的兴趣，但是将那些残存的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要素来加以关注，却是十分重要的。”
语言和发展
当前的发展观，意味着社会和文化秩序大局已定，其中包括减少各种各样形式的苦难、贫穷、营养不良、不安全、非正义以及压迫感。这种发展观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情感表达，因此它不同于本质上仅强调经济的增长观。“发达社会的概念，其实就是指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这与社会的文化特异性相匹配。”路易斯·戈芬(LouisGoffin)在文章中如是写道。
语言是文化的支柱，甚至是它的根基。从布兰切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获知：
除非有一种纵观全局的方法能将离心力和向心力很好地结合起来，抑或能将看似矛盾的事物进行和谐统一——诸如联系与区别，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化根源，否则动态发展将无从谈起。此外，那些压迫者、剥削者以及排斥者对此也有很充分的认识。他们使国民及其国民语言同时脱离整个政治经济频繁交流的世界，与此同时来掌控其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利，这一切并非偶然。另外，为了摆脱束缚并确认自我，这个民族就必须促长自己特有的语言。从语源学的角度，异化其实就是一种“脱离自我”的行为方式。而这就是发生在个体或群体身上的事实——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及最初对世界的洞察力和自身创造性的潜能。从异化中解放自我，其实就是“保持或重塑自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的追根溯源。
这种言论证明先辈在向后代传授他们的语言时所给予的关注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由此得知，在启蒙之前，那种认知功能已经诞生了。为了使留存下来的2，000种语言得以复兴，回归至传统的口语文化根源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
传统的口头语言，有时候被视为民间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教育(最初的和定型的)形式中的一种，无论它是否以书面的形式存在。在这些形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播当今非洲的社会和文化声音起着重要作用，而语言就是其中最卓越的一环。“一些团体和族群对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断改造，以便适应他们所在的环境、历史以及他们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这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提升了他们对于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崇之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第1款)
口头语言是将历史、法律条例、文学作品在人类社会(民族、种族划分等)中世代相传的一种手段，它不曾拥有，或者说不曾希望拥有书面形式的语言，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不会选择使用书面语言，或者对于书面语言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
有很多案例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说、语言、歌曲、舞蹈、仪式、节日以及社会习惯等，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这种遗产不同的组成部分，则被认为是认同、创造力及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如果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中，文化被奉为发展的第四支柱的话，那它在非洲一定是首要支柱，而它的组织也和它的管理一样，要为大家所熟知。除此之外，对于如何在语言领域中寻找文化表达方式的意义，必须在考虑到各语言使用者的情况下，将其永久地置于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环境中。
在非洲，语言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受到外界干预而长期被忽视与受嘲弄，这种干预往往将经济增长与发展、财富积累与公平分享、武力与权力混为一谈，那些干预出自不会说当地民族语言的人所规划的项目，而说当地语言的人深受其影响却没有被征求意见。正如除了靠自己人类无法获得发展一样，一个我们根本不能明白、没法沟通，也不愿意沟通的人是不会因我们而得到发展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这说明一个问题，没有本土语言和本土知识的推动，所有的发展项目与发展进程都会面临失败。此类项目其实无异于装腔作势和口号呐喊——大谈提高个人福祉(无论他们贫贱或是富足)的美好愿景，却拿不出切实的改进方法。
这种愚昧无知的直接后果，就是非洲人名在日渐消失。在非洲，给人取名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 事。这是一个多边的交互作用，甚至包括协商和谈判。如果刚出生的孩子所取的名字与当地部落、族群所知晓的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有关，理所当然这个名字就会体现出他们的希望、理想以及恐慌、忧惧。通过一个人的姓名，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了解到他的种族起源或者宗教信仰，亦能推测出其出生境况、社会地位，甚至他的肤色——在有白化病的情况下；姓名可以展示出自己的祖辈以及部落族群的雄心壮志。
如今，不但人口流动会给命名带来一定的影响，就连铲除新文化的根基、愚昧无知或文化间的同化(采用电影或电视中的英雄人物名)都会影响到命名。在那些讲法语、英语或葡萄牙语的殖民地国家，接受西方文化就意味着，尽管原始的非洲体系是，或者曾经是母系或双系制，但现在出生的孩子都必须依照西方文化随父姓。这样一来，一些名字就绝迹了，成了消失的非物质遗产。而且，这也是一种道德与文化资源的流失，因为名字可以赋予人一种安全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永存不朽，就好比一个孩子沿用了已故者的姓名，那他就必须通过光辉事迹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从而留下永久的刻骨铭心的印记。
这种范例在贝宁、喀麦隆、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多哥、南非以及其他国家仍有保留。在喀麦隆的巴米累克(Bamileke)，昵称远比姓氏要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但是在贝蒂(Beti)，一些绰号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或是起名者才知道。无论昵称还是绰号，都与人们的力气、脾性、能力或其他品质(聪明、勇气或迟钝)有着密切的联系。昵称也可能与某个地方有关，因此出现了以地名命名的现象。如今，这些昵称都绝迹了，或者说它们的功用都失效了。在一些社会中，很多家庭都禁止孩子对年长亲属直呼其名。这种惯例其实就是向孩子灌输家庭成员间的尊敬、平衡以及和谐观念。同样地，即使在今天，中年母亲也很少直呼儿子的姓名。这是一个消失的非物质遗产需要识别后复原的例子。通过社会语言学的实践(包括对姓名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文化的中心或者甚至是政治的变革。名字的使用会产生凝聚力、促进和谐，或者正相反，因为没有适应规则，会造成社会排斥和无以立足。
对于个人和社会，名字必须表现“真实的存在”(措戈比)，它还必须提醒人们，个人或者社会认同或循环或永久地通过行为展示自身：这种存在和思考的行为方式能够分辨出光荣与耻辱。现代性的侵入和后来对世界的长期调整暗示我们不能羞于对语言学复兴所做的隐性工作，例如，取一个或几个名字。在非洲，如果不这么做，将会在未来出现倒退或进人另外一条轨道。
非洲语言的未来在何方?
很多学者都致力于语言保护的研究。一些从政治角度出发的研究者相信，领导人与精英分子缺乏与民众沟通的能力，比如，他们不了解民众的语言，因此他们总是没能做好担负民族责任的准备。这一隔阂又让我们看到了非洲人民在语言艺术遗产领域，通常是口头传统上创造力的非刺激性。
除了许多人倡导的政治改革以外，鼓励教育改革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单纯地对学校进行改良，更多的是要终止他们对自我角色认定(压迫者或受害者)的心理，因为这种心理会从内心深处而非外部削弱整个民族的力量。被剥夺了母语的使用权，人们对本属于自己的社会历史的追寻，就好似对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的探索，这些恰恰让他们陷入了蔑视自我的恶性循环。
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要涵盖修正与改造那些仍留有殖民主义气息的学校纲要，这些纲要已表现出与非洲文化抱负的格格不入。当前，非洲教学体制更注重授课而非个性发展，没有让学生构建自己的真实身份。学校改革应该同时做到向非洲学生进行本民族历史启蒙，向他们介绍现代世界，帮助他们掌握好自己的母语，并向他们提供多种世界观下的比较教育。
在提到自己祖先的成就时，非洲人显得很无知。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描述了这种无知：
很多非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非洲黑人是科学界的先驱；其实我们的祖先在早于希腊的阿基米德之前2，000年就发现了圆周率；其实《莱茵德纸草书》中的第53个问题早在泰利斯出生前1，300年就影射出了后来的泰利斯定理；而所谓的勾股定理在毕达哥拉斯出生前1，000年就已经被非洲人了解并应用于实践当中。
谢赫·安塔·迪奥普的著作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非洲文化单元，其象征就是古非洲语——原始的黑非洲语言，其他所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语言的鼻祖。不同的非洲语言及语言群(沃洛夫语、爱维语、约鲁巴语及班图语等)都衍生于“一种最普通的被我们称作古非洲语、非洲语或黑非语言的母语”(皮亚莫，1983年)。采用1974年开罗会议中提出的建议也许会是个很好的想法——主张努力致力于在现有语言基础上重建古非洲语。例如，在喀麦隆，你可以追溯到像巴萨语这样语言的源头——“喀麦隆人的”古母语。所以，巴萨语里的“Ngo”，在埃顿语中被称为“Ngongo”，在埃旺都语中是“Nguon”，在贝蒂语中是“Ngouo”，在巴米累克语中则是“Ngoun”等等诸如此类。这种近似性向我们揭示了什么?其实，一个历史性的根基一直存在，它横穿这些民族的历史长河，为仅凭方言来重新活跃这个拒绝沟通，仅看得见分歧、互不相容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被忽略已久的非物质遗产竟然还存活着!本着探寻古非洲语语源的目的，有关已经发现并着眼研究的当代三大族群——亚马捷族、恩科族以及班图族的历史性研究也将展开。如果要将马达加斯加计人其中，那也是个不错的想法，因为马尔加什语也和班图语、南岛语一样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这些发现会促进我们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使相关研究指向这个领域中的具体接合点。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语言分布十分杂乱，据此绘制出的语言分布图可以与西洋跳棋盘相媲关。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化少数民族，甚至是文化微民族，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呢?在广泛使用的黑非语言(斯瓦希里语、豪撒语、曼丁哥语、约鲁巴语、爱维语以及沃洛夫语)中，如果没有一种文化亲和力促使它们成为一个家族，换句话说，如果同一家族里说这些语言的人并不具备这种文化亲和力，那么这其中的恐惧才是最大的。(纳乔，1985年)
假如(这种文化)得以保留，就不应该全盘否认人们对此所做出的努力。例如，在马里，阿玛杜·汉帕台·巴中心就试图用当地的马里语作为发展工具，最终，政府有关部门创建了“国家功能性读写能力及应用语言学办公室”。这一规划无疑对于不同语言的单词拼写本、词典、术语表、练习册以及指南手册的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扫盲计划在适应农村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令当地民众受益匪浅，帮助他们改变习惯和更有效地参与到当地的建设与发展中来。如今，马里已经在6，132个村落中设置了八千多个扫盲中心，有上百万民众获益于实践学习——雨量测 量、田间作业、肥沃土壤培育、出生死亡证明办理、卫生设施布局以及急救措施传授等。扫盲方案的执行结果令马里政府十分满意，于是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了有关将本土语言融入官方教育课程的综合性改革。不仅如此，109所小学受益于“集中教学”的新式实验教学法，这种教学起初主要用民族语来授课，但后来逐步地引入了法语。这种实验的结果的确鼓舞人心。在教育活动中心，“集中教学”的结果显示，在2000年至2001年间，小学毕业考试的通过率达到了76.6％。(桑加雷，2004年)
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机遇还是威胁?
对于非洲语言和文化来说，互联网到底是一种机遇，还是一种威胁?如果互联网包含了一些文化适应的特征，那么它也可以是将文化发扬光大的有力途径。如果单纯地将其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网络，那么互联网对于文化适应来说并不会造成什么威胁。门户网站为非洲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能够向世界展示自己，展示自己的文化，还可以与其他文化和情感进行融合。网络还可以协助非洲的旅游部门创造额外价值。非洲的门户网站本质上是销售文化产品、发扬非洲艺术、展示文化长廊的网站，以及提供一个国家或双边文化交流聚集点的网站。
殖民主义为非洲带来了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的进步，紧随其后的应该是互联网所引发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从口头语言到超文本，或者说从口头语言到多媒体的飞跃。就恩科书面语言系统和马里语而言，新技术能够使语言在马里境内外得到发展。世界上有许多恩科语学会(特别是在几内亚、美国和埃及)，有不止7个恩科语互联网站点，其中一个网站完全使用恩科语，并为这种语言的初学者提供课程辅导。(桑加雷，2004年)
现在的非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必须要在自我满足的保守文化价值观与电子信息社会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前者会让它闭关自守，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而后者则会将它带入地球村，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让它赤裸裸地暴露在“新帝国主义”面前。
当今，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统计学以及地理学的研究，相应地，行政、司法、经济、社会学、科学以及教育学的相关概念便随着对词汇和惯用语结构的适当分析(主要是语言分析)得以扩展和延伸。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大力发展书面语言也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极好地诠释媒介语言或语系中的语调及语源(通过正确使用现存的语言，如恩科语)；有必要让非洲语言从研究项目中获益，并且使它融入当地媒体(印刷品，电视节目等)；有必要寻求赞助，鼓励培养当地的或国际的非洲语专家；有必要由国家根据各语言功能创造民族语统一标准，以便适当地在地区及亚区集团(南非发展共同体、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等)中推广；有必要创建国家图书馆或地方图书馆，以此来引导人们去发掘非洲语言宝藏。
结束语
保存非洲语言及文化认同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投入相当大的努力来保护、发扬这项世界性的语言遗产。
让世界共享而非模拟统一的非洲文化是一项需竭尽全力的工作。那些希望在未来几千年里非洲语言和文化认同仍适得其所的人，从现在起，就必须在他们的语言中涉及到诸如工作组、支持机构、游说团、选择权、管理、指示、行动计划、议程、路线图、时间表、批准和还款时间表、活动方案、理论与模型等此类的术语。
完整的多语制将语言的沟通和认同两方面与各个层面相结合，得出了相辅相成的(而非冲突的)语言，这无论从逻辑还是人文角度来讲，都是发展中的民族或者个人让世界知晓所必需的一个主要途径。uNEscO的Linguapax计划……正是要通过语言来促进世界和平，允许每个人发展自己不同的语言，以便与他人更好地互动。就像人们在进入未知领域并与那里的一切进行互动时需要勇气一样，和谐是包含不同声音的“对轭游戏”，而非对贫困的单一认同。最后，只有切实的、不设文化尺度的发展，或者退一步说，只有回归文化生活的发展，才会取得长足进步。(布兰切特，1998年)
(高尹倩 译)
阿塔纳斯·博普达(Athanase Bopda)，喀麦隆国家测绘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artography)地理学者蒹制图师。
路易斯·安热兰·恩甘内(Louise Angeline Ngamgen)，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
从1999年起，UNESCO就开始着手一项宏伟计划——编目、定义，以及保护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语言是此类元素之一。大会决定授权各国政府，由它们来努力拯救仅存的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非洲保留着世界近半数的语系，但却在利用这一重要的文化多样性进行发展方面进展缓慢。如果文化认同是生活的基础，那么非洲各族群人民就应该明白，在为庇护他们的国家政府的持续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尤其是在传统方面应该发扬光大些什么。这样，一旦发扬光大，它就会触及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关乎人民福祉的社会资本，让任一发展都开花结果，以及与贫困作斗争。除此之外，对文化认同的尊重会对个人的社会自我约束起到巩固加强的作用，同时政策将充分考虑人们对自由表达的渴望，以及决定如何保护那些在文化认同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活遗产。
构筑非洲文化认同中的语言
根据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1913年)的观点，语言，不同于说话，它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言语表象的总和存贮于所有的个体当中。”语言是一个引发动态、开放、关联反应的系统。正因如此，让一巴蒂斯特·马塞尔雷西(Jean-Baptiste Marcellesi)和伯纳德·卡丹(BernardGardin，1974年)引用索绪尔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语言并非一种说话的功能，而是一种个体被动吸收的生成物”，个体“凭自身力量既无法创造语言，也无法对语言加以修改”。因而，语言具有社会表象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存在于个体之外，是一种集体心理学的结果——“任一说话者均无法使语言完整，语言只完整存在于集体之中。”(索绪尔，1913年)；另一方面，它通过个体实现内化——“任何个体承载的东西，都无法成为集体所共有的特性。同时，它也避免了其他个体的蓄意干扰。”(索绪尔，1913年)洪堡特(Humboldt)说过：“语言可以表达出一切个体所具有的特性，它能抒发出人内心的情感，表现出人的精神情绪，也能塑造出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
所以，语言是一种集体表象，是一种反映功能的社会机制，正如约翰·戈特弗里德·海德尔(JohannGottfried Herder)所说的：“那些对于以往经验与知识的保护和储备方式——就如同我们把知识经验传给后代的方式一样——会让我们获得祖辈留下的所有经验财富。”这种社会历史学的观念其实就是理想主义者对于知识这个问题的部分回应：认同语言反映的民族精神以及体现民族精神的语言；通过一个民族言它之所思，思它之所言的事实重申其互惠关系与相互作用。所以，语言“铸就”民族，因为它形成了民族的根基和集体的思维方式。那么，现存的语言就应该被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不论书面上的，还是口头上的，语言都是一种信息的传达：它对一种学问的发展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种学问包含对一般意义的阐释、为普通社会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描述与分享，它又叫做社会表象理论。
非洲语言的过去与现在
只要对于非洲语言学遗产的研究还继续停留在其语音的一致性，而非其意识形态、政治、空间一致性及世界观上，非洲的语言多样性就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在人类学家的记录和雅克·勒克莱尔(Jacques Leclerc)的研究中，非洲拥有世界16个语系中的6至7个语系(见图5)。此外，非洲语言历史悠久，可分为三个标志性的阶段：口头语言阶段，奴隶贸易和殖民化阶段，以及书面语言阶段。
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记录了数千年来非洲语言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在非洲，语言是交际和传播文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样，西非歌舞艺人在社会中的角色——部落中名副其实的领唱者——也是不容忽视的。语言在亲朋关系，甚至社会关系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菲利普·布兰切特(Philippe Blanchet)的观点：
语言不仅是言语交际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表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条途径。每一种语言都有两个本质功能：将人与人、人与社会连接在一起的交际功能，以及对其进行区分的存在判断功能。这两种功能缺一不可。我们一开始和别人用一种语言进行交流，那就不会再用其他的语言了，所以我们就与那些不懂这种语言的群体区别开来，同时会下意识地对那些说其他语言的群体视而不见。这样，语言就成了构成特殊文化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我们也更加明白它们对世界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阐释。
人类借助语言表达了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因此语言不仅是人性光辉的源泉之一，而且，特别是非洲语言，也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源泉。真正的口语文明和非洲生活的真实状况，都能在语言中找到根源。西非歌舞艺人作为传统和历史的传承者，一个真正有知识的故事王和最深处秘密的守护人，在社会中得到了无上的尊敬，因为就像谢赫·哈米杜·凯恩(CheikhHamidou Kane)说的“口语是生命的象征”。
在当时的非洲，“口头语言”是天才们的标志，同时，它也见证了其语言系统从生成、发展、思想上成熟，直到为语言社会接纳的过程。非洲之所以遭到谴责，是因为它将改革和发展拒之门外。这归咎于它对殖民主义带来的“新语言”的抵制，以及因为本土语言而对自身产生的一种轻视，所以最终导致了它在拒绝发展的同时拒绝了语言。所以说，对于祖辈流传下来的语言，如果忽视了它的存在，那么，就无异于将本族的文化根源以及文化认同统统丢弃。
奴隶贸易和殖民化
即使东方的奴隶贸易与西方列强的横行霸道深深地伤害了非洲文化，再加之殖民主义使得“文化适应”(群体或个人因为与不同的文化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变化)更加凸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依然人口得以延续，同时文化认同得以留存。正如泽菲兰·科西·达沃(Z6phirin Cossi Daavo)在谈及贝宁时所指出的，这是因为非洲懂得如何来保护自己的本土语言。这些大西洋彼岸奴隶贸易的受害者，虽然被狠狠地切断了与民族根源的连结纽带，但是作为有着自己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民，他们明白如何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如今，在海地的伏都教、古巴的萨泰里阿教以及巴西的坎东布雷教和马库姆巴教，依然能找到祖先崇拜的影子。伏都教作为西非沿岸文化独特性的一个代表，有力地证实了：尽管相隔甚远，且被白 人殖民者统治了数个世纪，跨越大西洋的非洲语言与文化依然得以保存。
有关殖民化的说法也很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非洲语言和文化的腐蚀应归咎于“同化”过程。而这种“同化”政策最佳的切入点就是学校——他们让非洲学生不再用当地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此外，殖民者为加快其殖民同化过程，通过对非洲本土文化(宗教、文字符号、图腾、语言及风俗习惯)的禁止和破坏来切断非洲人与他们过去之间的纽带，这一切都会让殖民者，尤其是殖民者移人的“书写语言”带来的殖民文化获益。
书面语言?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书面语言(言语的手写形式)存在了约5000年。它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以及后来的中美洲，都有其不同的形式。但书面语言依然是一种凭借符号记录或图绘方式来使语言图形化的系统。对于一些历史学家而言，文字的产生就是史前史到人类历史转变过程中的那个分割点。然而，人类历史符号学的研究并非以文字为切入点，而是绘图艺术。其中共有两种图形符号，“一种是基于口头语言而产生的声门图，它是一种初级代码；另一种是会意图，它通常出现于石洞壁画或者就像公路标志一样的由图标、指示物所构成的体系中，所以，会意图在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情况下也可以独立传递所需要的信息。”(德·罗比尔德和莫洛，1997年)在现代社会语言学中，人们对前一种图形更感兴趣。
在非洲人眼里，西方的文明其实就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文字。正是由于书写文化是一种新近的概念，所以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是很明显。然而，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语言尽管缺失书写文字，却依然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文化体系。
人尽皆知，无论在西方还是其他地方，书面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发展中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随着书面语言的推广，精准的语言描绘能够成为拯救和维护濒危语言的宝贵工具。 在非洲进行的实验让我们对此更加确定无疑。让我们来看几个案例：恩乔亚苏丹(suhan Njoya)发明了“修蒙书写语言”(shfimom)，为喀麦隆巴蒙地区的人所使用；在马里，穆罕默杜·桑加雷(MahamadouSangare)创造出了恩科(N’Ko)字母表。这些案例，无一不让失落的文化认同起死回生。在多哥，政府已经提升了卡布雷语和爱维语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爱维语被认为是非洲语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种，这得归功于迪德里希·赫尔曼·韦斯特曼(DiedrichHermann Westermann)的不懈努力：
韦斯特曼……确信爱维语就像人们研究的一样，包含着民族文化认同中最原始的元素之一……一些有心的读者开始在教科书上寻找有关他们社会的历史知识。《圣经》的爱维语译本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这使得各族群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语言社会中的一员。而由不同牧师进行的人种学研究，只加强了注意保护其辖区教众民族认同这一传教原则。
——阿哈迪·亚乌维(Aha dji Yawovi)
发展和巩固非洲文化认同中的语言
非洲语言的使用和地位
谈非洲语言，就无法回避得开这块大陆所受到的侵蚀。此处研究分析所使用的图谱资料取自“世界语言发展”(L'am a nagement linguistique dans le monde)网站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州暑期语言学院第15版《民族语：世界语言》(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world)。
语言、空间和人口统计
玛丽·路易丝·迪奥普·梅斯(Marie Louise DiopMaes)的研究表明，在1880年至1930年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失去了它三分之一的居民，这就直接导致部分非洲本土语言的流失。如今，就语言种类来说，非洲仅次于亚洲；若就人口和地表面积来说，非洲位于亚洲、美洲之后，居第三位。
依据《魁北克法语宝典》(http：//www０tJfq０nlaval０ca/axl/monde/familles０htm)中的记载，世界共有16种语系，非洲拥有其中7种，占据总数量的34％。
虽然如此，在世界上20大口语中，却没有非洲的语言。约鲁巴语、伊博语、豪撒语，这些自7世纪起就存在的语言，如今排名仅为前80位。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非洲国家和其他同质国家相比，只占了10％，而美洲却占了35％。
体现非洲特色的语言多样性毫无疑问是一个活力因素。但是它能维持多久呢?如今，少数非洲国家(布隆迪、科摩罗、厄立特里亚、肯尼亚、莱索托、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斯威士兰以及坦桑尼亚)将其民族语言用作官方语言或者官方语言之一。而其他国家则使用殖民语言或者是与其苦难史相关联的语言。世界上有53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29个国家为法语，23个国家为阿拉伯语，还有20个国家为西班牙语。但是最本质的问题还是保护和维持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学家科莱特·格里内瓦尔德(ColetteGrinevald)认为，截至2100年，大约有50％的语言会濒临灭绝，而在一些地区，比如澳大利亚，将会有90％的语言消失不见。他认为，即使这样，像斯瓦希里语和沃洛夫语这样的本土语言，可能还会在非洲口语中有所保留，但这并不能改变已有的事实——少数民族语言日渐濒临灭绝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会对非洲文化认同以及丰富地域文化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羁绊。
语言——非洲文化认同的奠基石
根据利奥波德·赛达尔·桑戈尔(Leopold S6darSenghor)的观点，文化就是“人们对事物的感觉、思考，以及将其表达出来并付诸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也就是，“地理和历史条件与种族及其划分所产生的一种共生现象”。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特有的习性，它既普通又特殊，它决定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科学、文学、艺术、着装、烹饪等)，而且它还能解读这个民族所认识到的自身的价值所在。所以说，文化已经涵盖了认同的概念。因此，桑戈尔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非洲人用法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即用一种殖民语言或与非洲语言有着根本区别的外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些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法语区的人还会对其文化认同忠贞不渝吗?换句话说，他们在用法语进行表达时还能保持其黑人本质吗?”(纳乔，1985年)
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极为复杂的整体，它包含语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规范、法律条例、风俗习惯以及任何社会成员已接受的其他所有的能力和习性。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化几乎涵盖了让个体成为一个社会成员的所有条件和因素。
因此，文化认同将这个群体中所有成员的共通性汇集在一起，例如，个体和群体所共同享有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等。我们亦可以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和差异(特别是文化适应中的提升) 来谈及跨文化认同的意义——一种围绕绝大多数独立的体系所组建的认同：
在这个确定的领域里，文化认同就是体现差异性的符号，而这种差异性并不会被贫瘠的民族特性所困扰，它既不会拒绝异类文化间的沟通，也不会排斥彼此间的互补。文化认同是一个族群基本价值观的辨识标志，它使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如同一眼泉水，让人们始终从中受益并牢记于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会试图改变以前“一无所知”的状态，变得文雅而有教养，从而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这就有效地成为群体文化和个体文化间的差异。(纳乔，1985年)
如果一个法国人无法用英语表达出自己的身份，抑或一个西班牙人不能用法语表达自己的身份，那为什么非洲人就应该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来说出自己是谁呢?在非洲，电视节目中的语言只有法语或英语，这就迫使那些本土语言的使用者必须理解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语言。语言其实是一种“社会解读”(班维尼斯特，引自纳乔，1985年)。语言在族群文化认同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必须考虑到个体充分表达自我的能力，因为它会对群体中的成员做出一种阐释，如同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话：“我属于这种语言”、“这是属于我的语言”。正如法比耶纳·勒孔特(Fabienne Leconte)所写的：“语言将个体和具有传统族群文化的群体捆绑在一起，而这种传统的族群文化正是父母决定传给后代的文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将继续隶属于这个群体，即使他们有着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分离。”
即便如此，大陆的文化统一并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其语言上的统一。穆罕默杜·桑加雷认为，语言为复兴文化认同提供了最佳契机。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为前非洲各王国疆域——以语言的高度密集为傲。
非洲文化认同的复兴来自于对多元性中统一性的肯定，尤其是对非洲语言在当代和历史上多元性中统一性的肯定——研究者并没有忘记对其认识论的研究。所有非洲语言都拥有文字和符号形式。透过历史这面镜子，我们看到奴隶贸易以及断断续续的殖民入侵给非洲人民带来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如何表现说话者感知力和理解力的知识来修整历史，来重建真实而意义深远的“文化认同”。
“语言让我们获得了祖辈遗留下来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认识了摆在眼前的一切事物。让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正是语言，它成为我们认同的根基，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如果没有它，文化不得而生。在语言的帮助下，我们才可以更好地阐述、表达……我们处于被支配、被殖民的地位，为了寻求自由，语言便成了我们最好的武器。”(塞义杜·巴迪安·库亚特，引自桑加雷，2004年)桑加雷对此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即使那些语言得以留存，这完全是出于说这种语言的人们对它的兴趣，但是将那些残存的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要素来加以关注，却是十分重要的。”
语言和发展
当前的发展观，意味着社会和文化秩序大局已定，其中包括减少各种各样形式的苦难、贫穷、营养不良、不安全、非正义以及压迫感。这种发展观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情感表达，因此它不同于本质上仅强调经济的增长观。“发达社会的概念，其实就是指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这与社会的文化特异性相匹配。”路易斯·戈芬(LouisGoffin)在文章中如是写道。
语言是文化的支柱，甚至是它的根基。从布兰切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获知：
除非有一种纵观全局的方法能将离心力和向心力很好地结合起来，抑或能将看似矛盾的事物进行和谐统一——诸如联系与区别，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化根源，否则动态发展将无从谈起。此外，那些压迫者、剥削者以及排斥者对此也有很充分的认识。他们使国民及其国民语言同时脱离整个政治经济频繁交流的世界，与此同时来掌控其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利，这一切并非偶然。另外，为了摆脱束缚并确认自我，这个民族就必须促长自己特有的语言。从语源学的角度，异化其实就是一种“脱离自我”的行为方式。而这就是发生在个体或群体身上的事实——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及最初对世界的洞察力和自身创造性的潜能。从异化中解放自我，其实就是“保持或重塑自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的追根溯源。
这种言论证明先辈在向后代传授他们的语言时所给予的关注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由此得知，在启蒙之前，那种认知功能已经诞生了。为了使留存下来的2，000种语言得以复兴，回归至传统的口语文化根源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
传统的口头语言，有时候被视为民间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教育(最初的和定型的)形式中的一种，无论它是否以书面的形式存在。在这些形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播当今非洲的社会和文化声音起着重要作用，而语言就是其中最卓越的一环。“一些团体和族群对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断改造，以便适应他们所在的环境、历史以及他们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这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提升了他们对于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崇之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第1款)
口头语言是将历史、法律条例、文学作品在人类社会(民族、种族划分等)中世代相传的一种手段，它不曾拥有，或者说不曾希望拥有书面形式的语言，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不会选择使用书面语言，或者对于书面语言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
有很多案例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说、语言、歌曲、舞蹈、仪式、节日以及社会习惯等，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这种遗产不同的组成部分，则被认为是认同、创造力及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如果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中，文化被奉为发展的第四支柱的话，那它在非洲一定是首要支柱，而它的组织也和它的管理一样，要为大家所熟知。除此之外，对于如何在语言领域中寻找文化表达方式的意义，必须在考虑到各语言使用者的情况下，将其永久地置于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环境中。
在非洲，语言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受到外界干预而长期被忽视与受嘲弄，这种干预往往将经济增长与发展、财富积累与公平分享、武力与权力混为一谈，那些干预出自不会说当地民族语言的人所规划的项目，而说当地语言的人深受其影响却没有被征求意见。正如除了靠自己人类无法获得发展一样，一个我们根本不能明白、没法沟通，也不愿意沟通的人是不会因我们而得到发展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这说明一个问题，没有本土语言和本土知识的推动，所有的发展项目与发展进程都会面临失败。此类项目其实无异于装腔作势和口号呐喊——大谈提高个人福祉(无论他们贫贱或是富足)的美好愿景，却拿不出切实的改进方法。
这种愚昧无知的直接后果，就是非洲人名在日渐消失。在非洲，给人取名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 事。这是一个多边的交互作用，甚至包括协商和谈判。如果刚出生的孩子所取的名字与当地部落、族群所知晓的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有关，理所当然这个名字就会体现出他们的希望、理想以及恐慌、忧惧。通过一个人的姓名，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了解到他的种族起源或者宗教信仰，亦能推测出其出生境况、社会地位，甚至他的肤色——在有白化病的情况下；姓名可以展示出自己的祖辈以及部落族群的雄心壮志。
如今，不但人口流动会给命名带来一定的影响，就连铲除新文化的根基、愚昧无知或文化间的同化(采用电影或电视中的英雄人物名)都会影响到命名。在那些讲法语、英语或葡萄牙语的殖民地国家，接受西方文化就意味着，尽管原始的非洲体系是，或者曾经是母系或双系制，但现在出生的孩子都必须依照西方文化随父姓。这样一来，一些名字就绝迹了，成了消失的非物质遗产。而且，这也是一种道德与文化资源的流失，因为名字可以赋予人一种安全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永存不朽，就好比一个孩子沿用了已故者的姓名，那他就必须通过光辉事迹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从而留下永久的刻骨铭心的印记。
这种范例在贝宁、喀麦隆、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多哥、南非以及其他国家仍有保留。在喀麦隆的巴米累克(Bamileke)，昵称远比姓氏要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但是在贝蒂(Beti)，一些绰号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或是起名者才知道。无论昵称还是绰号，都与人们的力气、脾性、能力或其他品质(聪明、勇气或迟钝)有着密切的联系。昵称也可能与某个地方有关，因此出现了以地名命名的现象。如今，这些昵称都绝迹了，或者说它们的功用都失效了。在一些社会中，很多家庭都禁止孩子对年长亲属直呼其名。这种惯例其实就是向孩子灌输家庭成员间的尊敬、平衡以及和谐观念。同样地，即使在今天，中年母亲也很少直呼儿子的姓名。这是一个消失的非物质遗产需要识别后复原的例子。通过社会语言学的实践(包括对姓名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文化的中心或者甚至是政治的变革。名字的使用会产生凝聚力、促进和谐，或者正相反，因为没有适应规则，会造成社会排斥和无以立足。
对于个人和社会，名字必须表现“真实的存在”(措戈比)，它还必须提醒人们，个人或者社会认同或循环或永久地通过行为展示自身：这种存在和思考的行为方式能够分辨出光荣与耻辱。现代性的侵入和后来对世界的长期调整暗示我们不能羞于对语言学复兴所做的隐性工作，例如，取一个或几个名字。在非洲，如果不这么做，将会在未来出现倒退或进人另外一条轨道。
非洲语言的未来在何方?
很多学者都致力于语言保护的研究。一些从政治角度出发的研究者相信，领导人与精英分子缺乏与民众沟通的能力，比如，他们不了解民众的语言，因此他们总是没能做好担负民族责任的准备。这一隔阂又让我们看到了非洲人民在语言艺术遗产领域，通常是口头传统上创造力的非刺激性。
除了许多人倡导的政治改革以外，鼓励教育改革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单纯地对学校进行改良，更多的是要终止他们对自我角色认定(压迫者或受害者)的心理，因为这种心理会从内心深处而非外部削弱整个民族的力量。被剥夺了母语的使用权，人们对本属于自己的社会历史的追寻，就好似对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的探索，这些恰恰让他们陷入了蔑视自我的恶性循环。
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要涵盖修正与改造那些仍留有殖民主义气息的学校纲要，这些纲要已表现出与非洲文化抱负的格格不入。当前，非洲教学体制更注重授课而非个性发展，没有让学生构建自己的真实身份。学校改革应该同时做到向非洲学生进行本民族历史启蒙，向他们介绍现代世界，帮助他们掌握好自己的母语，并向他们提供多种世界观下的比较教育。
在提到自己祖先的成就时，非洲人显得很无知。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描述了这种无知：
很多非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非洲黑人是科学界的先驱；其实我们的祖先在早于希腊的阿基米德之前2，000年就发现了圆周率；其实《莱茵德纸草书》中的第53个问题早在泰利斯出生前1，300年就影射出了后来的泰利斯定理；而所谓的勾股定理在毕达哥拉斯出生前1，000年就已经被非洲人了解并应用于实践当中。
谢赫·安塔·迪奥普的著作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非洲文化单元，其象征就是古非洲语——原始的黑非洲语言，其他所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语言的鼻祖。不同的非洲语言及语言群(沃洛夫语、爱维语、约鲁巴语及班图语等)都衍生于“一种最普通的被我们称作古非洲语、非洲语或黑非语言的母语”(皮亚莫，1983年)。采用1974年开罗会议中提出的建议也许会是个很好的想法——主张努力致力于在现有语言基础上重建古非洲语。例如，在喀麦隆，你可以追溯到像巴萨语这样语言的源头——“喀麦隆人的”古母语。所以，巴萨语里的“Ngo”，在埃顿语中被称为“Ngongo”，在埃旺都语中是“Nguon”，在贝蒂语中是“Ngouo”，在巴米累克语中则是“Ngoun”等等诸如此类。这种近似性向我们揭示了什么?其实，一个历史性的根基一直存在，它横穿这些民族的历史长河，为仅凭方言来重新活跃这个拒绝沟通，仅看得见分歧、互不相容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被忽略已久的非物质遗产竟然还存活着!本着探寻古非洲语语源的目的，有关已经发现并着眼研究的当代三大族群——亚马捷族、恩科族以及班图族的历史性研究也将展开。如果要将马达加斯加计人其中，那也是个不错的想法，因为马尔加什语也和班图语、南岛语一样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这些发现会促进我们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使相关研究指向这个领域中的具体接合点。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语言分布十分杂乱，据此绘制出的语言分布图可以与西洋跳棋盘相媲关。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化少数民族，甚至是文化微民族，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呢?在广泛使用的黑非语言(斯瓦希里语、豪撒语、曼丁哥语、约鲁巴语、爱维语以及沃洛夫语)中，如果没有一种文化亲和力促使它们成为一个家族，换句话说，如果同一家族里说这些语言的人并不具备这种文化亲和力，那么这其中的恐惧才是最大的。(纳乔，1985年)
假如(这种文化)得以保留，就不应该全盘否认人们对此所做出的努力。例如，在马里，阿玛杜·汉帕台·巴中心就试图用当地的马里语作为发展工具，最终，政府有关部门创建了“国家功能性读写能力及应用语言学办公室”。这一规划无疑对于不同语言的单词拼写本、词典、术语表、练习册以及指南手册的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扫盲计划在适应农村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令当地民众受益匪浅，帮助他们改变习惯和更有效地参与到当地的建设与发展中来。如今，马里已经在6，132个村落中设置了八千多个扫盲中心，有上百万民众获益于实践学习——雨量测 量、田间作业、肥沃土壤培育、出生死亡证明办理、卫生设施布局以及急救措施传授等。扫盲方案的执行结果令马里政府十分满意，于是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了有关将本土语言融入官方教育课程的综合性改革。不仅如此，109所小学受益于“集中教学”的新式实验教学法，这种教学起初主要用民族语来授课，但后来逐步地引入了法语。这种实验的结果的确鼓舞人心。在教育活动中心，“集中教学”的结果显示，在2000年至2001年间，小学毕业考试的通过率达到了76.6％。(桑加雷，2004年)
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机遇还是威胁?
对于非洲语言和文化来说，互联网到底是一种机遇，还是一种威胁?如果互联网包含了一些文化适应的特征，那么它也可以是将文化发扬光大的有力途径。如果单纯地将其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网络，那么互联网对于文化适应来说并不会造成什么威胁。门户网站为非洲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能够向世界展示自己，展示自己的文化，还可以与其他文化和情感进行融合。网络还可以协助非洲的旅游部门创造额外价值。非洲的门户网站本质上是销售文化产品、发扬非洲艺术、展示文化长廊的网站，以及提供一个国家或双边文化交流聚集点的网站。
殖民主义为非洲带来了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的进步，紧随其后的应该是互联网所引发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从口头语言到超文本，或者说从口头语言到多媒体的飞跃。就恩科书面语言系统和马里语而言，新技术能够使语言在马里境内外得到发展。世界上有许多恩科语学会(特别是在几内亚、美国和埃及)，有不止7个恩科语互联网站点，其中一个网站完全使用恩科语，并为这种语言的初学者提供课程辅导。(桑加雷，2004年)
现在的非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必须要在自我满足的保守文化价值观与电子信息社会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前者会让它闭关自守，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而后者则会将它带入地球村，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让它赤裸裸地暴露在“新帝国主义”面前。
当今，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统计学以及地理学的研究，相应地，行政、司法、经济、社会学、科学以及教育学的相关概念便随着对词汇和惯用语结构的适当分析(主要是语言分析)得以扩展和延伸。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大力发展书面语言也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极好地诠释媒介语言或语系中的语调及语源(通过正确使用现存的语言，如恩科语)；有必要让非洲语言从研究项目中获益，并且使它融入当地媒体(印刷品，电视节目等)；有必要寻求赞助，鼓励培养当地的或国际的非洲语专家；有必要由国家根据各语言功能创造民族语统一标准，以便适当地在地区及亚区集团(南非发展共同体、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等)中推广；有必要创建国家图书馆或地方图书馆，以此来引导人们去发掘非洲语言宝藏。
结束语
保存非洲语言及文化认同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投入相当大的努力来保护、发扬这项世界性的语言遗产。
让世界共享而非模拟统一的非洲文化是一项需竭尽全力的工作。那些希望在未来几千年里非洲语言和文化认同仍适得其所的人，从现在起，就必须在他们的语言中涉及到诸如工作组、支持机构、游说团、选择权、管理、指示、行动计划、议程、路线图、时间表、批准和还款时间表、活动方案、理论与模型等此类的术语。
完整的多语制将语言的沟通和认同两方面与各个层面相结合，得出了相辅相成的(而非冲突的)语言，这无论从逻辑还是人文角度来讲，都是发展中的民族或者个人让世界知晓所必需的一个主要途径。uNEscO的Linguapax计划……正是要通过语言来促进世界和平，允许每个人发展自己不同的语言，以便与他人更好地互动。就像人们在进入未知领域并与那里的一切进行互动时需要勇气一样，和谐是包含不同声音的“对轭游戏”，而非对贫困的单一认同。最后，只有切实的、不设文化尺度的发展，或者退一步说，只有回归文化生活的发展，才会取得长足进步。(布兰切特，1998年)
(高尹倩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