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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晃(Akira Yamamoto)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誉人类学与语言学教授，与原住民语言研究所、俄克拉何马土著语言协会及美国印第安语言发展研究所均有密切合作；与马蒂亚斯·布伦辛格共同主持UNESCO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
马蒂亚斯·布伦辛格(Matthias Brenzinger)是德国科隆大学非洲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作家。他对非洲大陆濒危语言开展实地调查、发表相关著述，并支持当地社群的语言保护活动；参与UNESCO濒危语言项目，与山本共同主持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担任世界非洲语言学大会(WOCAL)秘书长。组织即将于2009年在科隆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大会。
玛丽亚·E．比利亚隆(Marfa E．Villalon)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副教授，专事奥里诺科河谷(Orinoco RiverBasin)的原住民语言研究。1998年和2002年，她两度与委内瑞拉文化遗产研究所合作。主持卡里纳语(Kari’na)和玛珀尤语(Mapovo)研究项目，并与UNESCO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展开合作。目前她在多家从事跨文化双语教育及语言规划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担任顾问。
语言为个体所使用，但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繁荣兴旺。对语言的认识虽说具有个人特征，但若不与他人分享则几无用武之地。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成员会在一起讨论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意思得以诠释。因而，语言是个人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社会的。
也正因如此，一个人的身份是深植于语言中的，后者常常囊括了使用者的整个存在状况。这个广为人接受的事实在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有力地表述：
语言是学习与经验积累的一种外在表达，由群体成员共同经历成百上千年发展而来。它不仅仅是一种发音符号，它还是一种动力，帮助塑造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人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人们认识自己的母语有助于他们认识自己；为自己的语言而骄傲有助于为自己而骄傲。(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1972年，第14－15页，引自布莱尔，帕斯克闵和拉德鲁特，2003年，第93页。)
当个体使用者抛弃一种语言并转而说一种新语言时，该语言的活力便受到了挑战。无论这种选择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停止使用祖先的语言并且不再向下一代传递，这是一种个人决定。当语言由于这些个人语言选择而最终消失时，各群体乃至全人类或许都会受其后果影响。每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意味着一种通过个体使用者及使用群体来展示的人类才智与知识财富的损失。
语言失落的原因
人们选择抛弃一种语言的原因多样而复杂。在不少群体中，一种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常常认为其落后且功能欠完善。可在另一些情形下，当意识到语言正面临威胁时，人们会受到这种体验的激发而投身于振兴语言的活动。譬如说。他们或许会开展语言及文化遗产的文献整理工作，或者营造像幼儿园那样只允许说母语的环境。语言转变经常伴随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跃迁。总体而言，在使用者群体中间提升语言地位的因素有：在都市语境中使用该语言、教育、宗教、技术以及“现代”经济交流。
当代大多数社会都是多元化的社会一政治实体，由多样性的文化和语言群体组成。其中有一些多元化社会推动着那些较弱小的群体趋于政治、文化或语言的同化，有时这种政策甚至带有强制性。有些社会则容许并保持着多元性，原因也很多，比如为保证能获取地方或少数族群的资源，或是将多样性作为存在于其本身的一种资源而予以强化。在今天，不同的语言社群相互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便导致其间关系的不平衡。
在由单一群体占统治地位的不平衡的接触环境下，单一群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或宗教实力强于其他群体，其独特性得到提升，而认同则可能成为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当力量相差并不悬殊时，文化的相互渗透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形式。然而更常见的是，较弱的群体不得不自愿甚或被迫单方面地适应并加入到主流文化中。在此类接触环境下，同时发生的情形便是语言转变。
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其认同意识在有竞争力的新认同出现时都会被推到最显著的位置上。弱小群体的成员对于强势群体可能怀有爱恨交加的感情，或感到受威胁，或感到被吸引，各种导致亲近或疏远的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在这样的状况下，群体会发展出不尽相同的策略，这些策略彼此反差鲜明：要么执守甚或强化其自身认同，要么任由主导群体对自己加以同化。受到边缘化且缺乏资源、被决策过程排除在外的人群，会通过与更占优势的群体融合来克服势单力薄的局面。另一方面，他们或许也会抵制同化，寻求强化自身语言的途径，而后者常常成为本民族重获活力和新生的有力象征。
“语言权利”的理念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随着语言群体问的频繁接触，纷争也常随之升温。“语言权利”(‘lan－guage rights’)理念便应运而生。休·赖特(SueWright)谈到过那些经常模糊“语言权利”意义的论争的性质。关于社群的语言使用，她写道：
使用自身语言的权利只是在近来才被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得到认可。一个语言群体能否在公共场合使用其语言，取决于其政治力量或其赖以存在的主流群体对它的宽容度。强势群体或能容许其他语言用于机构或公共生活当中，但此类使用并不被普遍关于个体语言权利，她声称：
即便在国际机构终于明文昭示个人使用自身语言的基本权利之际，其初衷也仅是使用者将得到保护而不被迫害或受到不公正对待。通常还没有明确甚或暗示的表态，来保证地方或少数族群语言在公共场合的使用(2007年，第203页)。
赖特对她的辩论总结如下：“从本质上说，个体语言权利或许意义甚微，因为要贯彻这些权利，它们就必须成为群体的权利”。(2007年，第204页)可是，当我们开始谈到语言的“群体权利”时，事情就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而令人困惑，因为“语言的群体权利”必定要提出“标准化”的问题。一种语言在公共区域，尤其是正式场所(例如学校)的使用要求其达到标准化，为此，群体成员必须就一种大家都认可其为自己语言的“形式”达成一致。
“民俗化”的危险
在很多国家，但特别在发达国家，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少数族裔的复兴，通常伴随有对其传统语言日渐增长的兴趣。然而，随着种族意识的散播，“民俗化”(‘folklorization’)浮现出来，并真正威胁到了少数族群的语言。“民俗化”是乔舒亚·菲什曼(Joshua Fishman，1987)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表示在不相关的领域使用“本地”语言，反倒切断了该语言通向时代生活中富有意义的领域的道路。在此种情形发生的地方，少数群体语言必须要“去民俗化”(‘de－folklorized’)，要提升和发展，以能够在现代生活的相关领域内得到使用。虽则少数群体语言的“民 俗化”在非洲大陆是很罕见的现象，但在巴布亚新儿内亚和其他有些地方，“西方”价值体系通过正规教育的传播可能会在未来改变这一情况。
以下几段文字从一些方面描述了语言如何可以自显，或运用于特定地区、情境当中。这一讨论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并判断出处于多语言语境的少数群体语言的健康状况。
语言活力的表达：主导群体对语言的态度
在多语言混杂的社会中，主导群体会希望完全控制住形形色色的人口。强势群体经常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宣布自己的语言为国家或官方语言，对其他语言的使用则加以贬抑甚至禁止。在《绅士》(Gent，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上撰稿的卡特里娜·基尔皮(Katriina Kilpi)谈到了在瑞典说芬兰语的人所遭遇到的不宽容：
蒂纳·基韦利厄(Tiina Kiveliio)是乌普萨拉市(Uppsala)的就业发展与成人教育部门负责人。她及同事被禁止于工作场合说芬兰语，之后她整理了一份文件并向议会种族歧视监察专员投诉。
表面上看直接的问题是能否让瑞典语成为主要的工作语言，而根本的问题则是说芬兰语的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利。在美国，关于英语是否为唯一官方语言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息，尤其是在移民事务的语境中。
许多政府借助于国家语言政策，面向所有公民强制推行使用某一特定语言，而且在此过程中弃其他所有可能在使用的语言于不顾。它们定下“一语一国”的政策，或许是为了“国家统一”，或许是出于加强其国际地位的愿望，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在与别国面对面竞争时能够保证有更强大的经济阵线。对于所有在人类文化语言学上属于少数派的群体而言，这样的政策显然具有直接而至关重要的意义。
除政府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外，还有甚至更复杂的因素在影响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群体语言。譬如，同一语言的不同分支相互竞争，各分支语言的使用者可能会控制不同的珍贵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或情感的，总的说来具有社会及文化性质。因此，若人们感到资源变得有限或资源的获取受到了威胁——无论其真假——人们对方言及其或多或少有些权力的使用者的态度便会发生转变，使语言政策偏向于这种或那种分支。
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群体对主导群体语言态度的反应
社群对于语言歧视的反响差别很大，这取决于其内部架构及其与政府或主导群体的关系。就在不久前，《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07年11月16日)登载了一篇题为“欧斯卡拉语，一种非常古老的巴斯克语言，为赢得尊重而斗争着”(‘Euskera，the Very Ancient Basque Language，Struggles for Re－spect’)的文章，这是对此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巴斯克探究：怎么用欧斯卡拉语说‘牧羊人’?”(‘BasqueInquisition：How Do You Say Shepherd in Euskera?’2007年11月6日)的评论，这在说巴斯克语的人群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
我猜你自以为很聪明地用上了“探究”(inquisition除“调查、探究”外，还指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译注)一词，而它使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中世纪时血腥而暴虐的西班牙，后者大肆铲除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犹太人及其他不受欢迎的民族。这里隐舍的意义是巴斯克人通过其语言政策在企图推行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这一想法又被副标题“巴斯克人借助律令使古老的语言获得重生”推进了一步。“律令”(fiat)一词意指权威法令或命令，比如皇家律令。
几天之后，埃杜·拉臧古伦(Edu Lartzanguren)在《多若斯迪亚报》(Donostia)上以“《华尔街日报》文章在巴斯克激起千层浪”(‘Basque uproar over WallStreet Journal article’，2007年11月20日)作了回应：
巴斯克欧斯卡拉语是一种原始、落后、无用的语言，谁也不愿意学，却被巴斯克地区那些嗜好权力的邪恶的民族主义者用来强加给一群苦难的人民。这便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华尔街日报》在发表于上周的一篇文章里向读者强行灌输的信息。该报道在巴斯克地区的作家、知识分子和记者中间引起了强烈愤慨，巴斯克政府已向该报发出了书面抗议。
对于一个外界记者的污辱性言辞，巴斯克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这显示出巴斯克语在其国家取得的政治和文化地位。然而对于传统语言落后性和不实用的类似负面评价，常常是由那些社群自身的成员做出的。许多小社群不再珍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传统，并且在转向主流语言时抛弃了自己的传统语言。
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社群应该对自己的语言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以推广其使用并传递给子孙后代。学校可以讲授并提倡学习濒危语言，但就一种语言的活力而言，家庭及社群成员的日常使用要来得重要得多。只有这种对语言真正广泛而密集的使用才能保证使用者人数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为有益的水准上。
增加使用者人数的尝试
使用者的绝对数量及其在社群内的人口比例是维持少数族群语言活力的重要因素。为了提升这些数字，可以采用多种策略。在许多于语言学意义上容易受到伤害的社群里，尚存有为数不多但语言颇为纯熟的使用者，浸泡式教学法(the immersion approach)是教育儿童并使之成为文化、语言传承者的最有效的策略。在那些只有少数年长者会说该语言的社群里，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更有希望把语言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年轻人。所有这些策略都旨在在儿童中间增加使用传统语言的人数。
没有用于课堂教学，也不在学校正规教育课程之内的语言有数千种之多。非洲约2，000种语言便是如此。与之类似，譬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亚马逊地区，大多数学生使用非本民族语言学习，而在非洲大陆，不到5％的本土语言用于课堂教学。然而，就连在那些社群语言可用于官方场合的地方，学校也经常难以招募到或培训出足够数量的教师。在语言传承岌岌可危的地区，语言的强化需要在学校内外同时并举。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公共场合，比如政府办公室、公司、娱乐场所、报纸、电台、电视及网络空间里，语言被听到的越多，就越能焕发活力。语言若想保持强劲，庞大的使用者数量无疑是个有利条件。
语言使用的扩展
在UNESCO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的最近一次会议(巴黎，2003年3月)上，与会者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如何在公共场合推广使用这些语言。显然，一种语言越是活跃地使用于公共领域，它就越能保持强大。不过，在公共区域推广使用少数族裔语言不免困难重重。这种使用往往有很浓重的情感因素，可能 会引起经济上的顾虑，或加剧成为政治问题，例如在比利时发生过的情形便是如此。马泰恩·麦克里奥德(Mortainn MacLebid)从格拉斯哥发出如下报道(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
BBC正因其最近所作的涉及盖尔语、苏格兰语及康沃尔语的决定而面临来自政界和语言激进分子的强烈批评。
针对BBC关于与盖尔媒体服务公司合资，建立一个新盖尔语数字电视频道的执行提案，其独立监管机构BBC信托在本周发表了临时结论。
BBC信托的公共价值测试临时结论是，虽然该提案可向公众提供良好服务，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其具备经济价值。测试警告道，除非有更多证据支持新频道物有所值，否则该盖尔语播放服务将被否决。
BBC信托已发起了一个公共咨询项目，谋求在2008年1月底前让BBC决策层作出关于其提案的进一步解释。6BBC信托期望通过这一尝试：“能够表明这个频道将如何致力于盖尔语的长远生存，如何吸引逾92，000名懂盖尔语的苏格兰观众，以及如何有利于教育。”苏格兰及康沃尔地区的民众也表达了他们对BBC的不满，因为后者没有
在其公共提案声明中提及语言，而这正是BBC在其章程指引下应尽的责任。该文件称BBC出品的节目须支持英国本土语言，“例如盖尔语、威尔士语、爱尔兰语和阿尔斯特苏格兰语”，但却未能明确提及苏格兰语和康沃尔语。
文章作者马泰恩·麦克里奥德报道说，已有人在苏格兰议会提出动议，要求提及苏格兰语：
根据威尔逊博士的说法：“BBC的当务之急是承认苏格兰语为珍贵的国家财产——一种表现力极丰富、极有风格的语言，一种虽遭蓄意泯灭但仍屹立不倒的语言。BBC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及其三种本土语言而自豪。苏格兰语、盖尔语和英语合力塑造了我们。继续拒绝承认其中的一种，便是在损害我们的认同，阻挠国家挖掘其完满的文化潜质。”(“欧洲语言”，2007年)
正如上述例证所表明的，在政策制定者眼里，在公共场合使用“地方的”或“少数族群的”语言也许不主要是个文化认可的问题。官员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常常算的是经济账，关心的是牵涉在内、据认为是很高的“成本”，以及用于支持推广少数族群语言的资源的匮乏。
对各语言活力的认可与支持，要求不仅在文献记录当中，而且在公共场所里都要使用语言。一种语言作为代表社群的唯一语言而得到承认，其标准化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对该语言在社群内部各种变体的认可和支持。在许多事例中，地方性或社会性变体包含丰富的口头语言，在此背景下，需要加以记录、评注及描述的不只是一个“标准化”的种类，而是所有的自然变体。须整理出品的不仅是书面的，也应该有口头语言材料，如字典、语法、故事、传记、诗歌、广播稿、电视节目、报纸等等。这些制成品，以及文献整理本身，有助于推广濒危语言，而且通常能在该传统语言社群内外培养对它的积极态度。
澳大利亚的一些项目便遵循了这样的策略。在新南威尔士州，欧洲殖民者刚来时土著人说的语言超过250种，而今，据尼古拉·费尔(Nicola Fell)统计，土著语言只剩20种，且说土著语的不足3，000人。其结果是：
在新南威尔士，所有学生都得学习第二种语言，这一由州政府倡导的政策旨在使土著语言成为除汉语和法语之外的主要选择。……在这样一个土著文化自欧洲殖民以来便备受摧残的国度里，(新南威尔士教育部的罗布·兰达尔如是说)推行这个新项目的原因已不仅仅是为了教育。
悉尼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说，让语言重新焕发青春有助于像澳大利亚土著这样的人民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身份。他进一步谈到，“我目睹过非常典型的事例，原本生活极为窘迫的土著人，单凭重新引进他们的传统语言便足以扭转生活的颓势，使他们从绝望与失望走向乐观，并且有能力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的祝词中，UNESCO总干事松浦晃一郎(Koichiro Matsuura)指出语言“对于诸群体和个体的认同，及其之间的和平共处都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意义，并构成了在全球和地方语境之间，通往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的一个战略性因素”。
松浦先生强调了语言所起的关键作用：
社会融合(特别是消灭贫困和饥饿)；
全民教育(学习生存技能)；
卫生和健康(尤其是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及其他传染病的斗争)。
他总结说，“每一种语言通过为文化及语言多样性作贡献，都在极重要的意义上丰富了人类的存在”，而且“那些着眼于保持环境可持续性的本土及土著知识和技能，与本土及土著语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内植于这些重要作用的是语言的双重性质。它同时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和深刻的公共性。个体通过语言塑造思想和情感，换句话说，个体创造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要依托于特定的人类和自然环境。如此一来，语言呈现及再现的不单是个人和群体，还有其自然环境。
随着各地的人们日益分享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所谓“世界语言”的纯熟掌握成为一种优势，至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不过，寥寥数种全球性语言的扩张，不应当以牺牲数千种传统语言为代价。在人类文化语言学上属于少数派的群体大多一向具有多语性：除本族语外，还在更宽泛的交际面上使用一种学来的混合语。可是，尽管这些语言技能十分有用，但少数几种主导语言的大行其道正招致本土语言的没落。对语言同质化这种全球性进程加以推波助澜的，多半是广泛存在的、对少数族群的社会歧视和种族上的污蔑。少数族裔群体须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的语言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并找到合适的理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并传给子孙后代，唯其如此，他们的语言才能永葆青春活力。
我说着我的语言
因为
它道出了我是谁。
我把我的语言教给我的孩子们
因为
我要他们为自己是谁而骄傲。
——克里斯廷·约翰逊夫人(Mrs．ChristineJohnson)
《土霍诺·奥德海姆·埃尔德人》(TohonoO’odham Elder，2002年，夏)
(韦清琦 译)
马蒂亚斯·布伦辛格(Matthias Brenzinger)是德国科隆大学非洲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作家。他对非洲大陆濒危语言开展实地调查、发表相关著述，并支持当地社群的语言保护活动；参与UNESCO濒危语言项目，与山本共同主持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担任世界非洲语言学大会(WOCAL)秘书长。组织即将于2009年在科隆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大会。
玛丽亚·E．比利亚隆(Marfa E．Villalon)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副教授，专事奥里诺科河谷(Orinoco RiverBasin)的原住民语言研究。1998年和2002年，她两度与委内瑞拉文化遗产研究所合作。主持卡里纳语(Kari’na)和玛珀尤语(Mapovo)研究项目，并与UNESCO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展开合作。目前她在多家从事跨文化双语教育及语言规划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担任顾问。
语言为个体所使用，但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繁荣兴旺。对语言的认识虽说具有个人特征，但若不与他人分享则几无用武之地。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成员会在一起讨论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意思得以诠释。因而，语言是个人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社会的。
也正因如此，一个人的身份是深植于语言中的，后者常常囊括了使用者的整个存在状况。这个广为人接受的事实在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有力地表述：
语言是学习与经验积累的一种外在表达，由群体成员共同经历成百上千年发展而来。它不仅仅是一种发音符号，它还是一种动力，帮助塑造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人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人们认识自己的母语有助于他们认识自己；为自己的语言而骄傲有助于为自己而骄傲。(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1972年，第14－15页，引自布莱尔，帕斯克闵和拉德鲁特，2003年，第93页。)
当个体使用者抛弃一种语言并转而说一种新语言时，该语言的活力便受到了挑战。无论这种选择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停止使用祖先的语言并且不再向下一代传递，这是一种个人决定。当语言由于这些个人语言选择而最终消失时，各群体乃至全人类或许都会受其后果影响。每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意味着一种通过个体使用者及使用群体来展示的人类才智与知识财富的损失。
语言失落的原因
人们选择抛弃一种语言的原因多样而复杂。在不少群体中，一种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常常认为其落后且功能欠完善。可在另一些情形下，当意识到语言正面临威胁时，人们会受到这种体验的激发而投身于振兴语言的活动。譬如说。他们或许会开展语言及文化遗产的文献整理工作，或者营造像幼儿园那样只允许说母语的环境。语言转变经常伴随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跃迁。总体而言，在使用者群体中间提升语言地位的因素有：在都市语境中使用该语言、教育、宗教、技术以及“现代”经济交流。
当代大多数社会都是多元化的社会一政治实体，由多样性的文化和语言群体组成。其中有一些多元化社会推动着那些较弱小的群体趋于政治、文化或语言的同化，有时这种政策甚至带有强制性。有些社会则容许并保持着多元性，原因也很多，比如为保证能获取地方或少数族群的资源，或是将多样性作为存在于其本身的一种资源而予以强化。在今天，不同的语言社群相互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便导致其间关系的不平衡。
在由单一群体占统治地位的不平衡的接触环境下，单一群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或宗教实力强于其他群体，其独特性得到提升，而认同则可能成为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当力量相差并不悬殊时，文化的相互渗透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形式。然而更常见的是，较弱的群体不得不自愿甚或被迫单方面地适应并加入到主流文化中。在此类接触环境下，同时发生的情形便是语言转变。
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其认同意识在有竞争力的新认同出现时都会被推到最显著的位置上。弱小群体的成员对于强势群体可能怀有爱恨交加的感情，或感到受威胁，或感到被吸引，各种导致亲近或疏远的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在这样的状况下，群体会发展出不尽相同的策略，这些策略彼此反差鲜明：要么执守甚或强化其自身认同，要么任由主导群体对自己加以同化。受到边缘化且缺乏资源、被决策过程排除在外的人群，会通过与更占优势的群体融合来克服势单力薄的局面。另一方面，他们或许也会抵制同化，寻求强化自身语言的途径，而后者常常成为本民族重获活力和新生的有力象征。
“语言权利”的理念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随着语言群体问的频繁接触，纷争也常随之升温。“语言权利”(‘lan－guage rights’)理念便应运而生。休·赖特(SueWright)谈到过那些经常模糊“语言权利”意义的论争的性质。关于社群的语言使用，她写道：
使用自身语言的权利只是在近来才被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得到认可。一个语言群体能否在公共场合使用其语言，取决于其政治力量或其赖以存在的主流群体对它的宽容度。强势群体或能容许其他语言用于机构或公共生活当中，但此类使用并不被普遍关于个体语言权利，她声称：
即便在国际机构终于明文昭示个人使用自身语言的基本权利之际，其初衷也仅是使用者将得到保护而不被迫害或受到不公正对待。通常还没有明确甚或暗示的表态，来保证地方或少数族群语言在公共场合的使用(2007年，第203页)。
赖特对她的辩论总结如下：“从本质上说，个体语言权利或许意义甚微，因为要贯彻这些权利，它们就必须成为群体的权利”。(2007年，第204页)可是，当我们开始谈到语言的“群体权利”时，事情就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而令人困惑，因为“语言的群体权利”必定要提出“标准化”的问题。一种语言在公共区域，尤其是正式场所(例如学校)的使用要求其达到标准化，为此，群体成员必须就一种大家都认可其为自己语言的“形式”达成一致。
“民俗化”的危险
在很多国家，但特别在发达国家，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少数族裔的复兴，通常伴随有对其传统语言日渐增长的兴趣。然而，随着种族意识的散播，“民俗化”(‘folklorization’)浮现出来，并真正威胁到了少数族群的语言。“民俗化”是乔舒亚·菲什曼(Joshua Fishman，1987)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表示在不相关的领域使用“本地”语言，反倒切断了该语言通向时代生活中富有意义的领域的道路。在此种情形发生的地方，少数群体语言必须要“去民俗化”(‘de－folklorized’)，要提升和发展，以能够在现代生活的相关领域内得到使用。虽则少数群体语言的“民 俗化”在非洲大陆是很罕见的现象，但在巴布亚新儿内亚和其他有些地方，“西方”价值体系通过正规教育的传播可能会在未来改变这一情况。
以下几段文字从一些方面描述了语言如何可以自显，或运用于特定地区、情境当中。这一讨论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并判断出处于多语言语境的少数群体语言的健康状况。
语言活力的表达：主导群体对语言的态度
在多语言混杂的社会中，主导群体会希望完全控制住形形色色的人口。强势群体经常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宣布自己的语言为国家或官方语言，对其他语言的使用则加以贬抑甚至禁止。在《绅士》(Gent，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上撰稿的卡特里娜·基尔皮(Katriina Kilpi)谈到了在瑞典说芬兰语的人所遭遇到的不宽容：
蒂纳·基韦利厄(Tiina Kiveliio)是乌普萨拉市(Uppsala)的就业发展与成人教育部门负责人。她及同事被禁止于工作场合说芬兰语，之后她整理了一份文件并向议会种族歧视监察专员投诉。
表面上看直接的问题是能否让瑞典语成为主要的工作语言，而根本的问题则是说芬兰语的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利。在美国，关于英语是否为唯一官方语言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息，尤其是在移民事务的语境中。
许多政府借助于国家语言政策，面向所有公民强制推行使用某一特定语言，而且在此过程中弃其他所有可能在使用的语言于不顾。它们定下“一语一国”的政策，或许是为了“国家统一”，或许是出于加强其国际地位的愿望，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在与别国面对面竞争时能够保证有更强大的经济阵线。对于所有在人类文化语言学上属于少数派的群体而言，这样的政策显然具有直接而至关重要的意义。
除政府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外，还有甚至更复杂的因素在影响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群体语言。譬如，同一语言的不同分支相互竞争，各分支语言的使用者可能会控制不同的珍贵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或情感的，总的说来具有社会及文化性质。因此，若人们感到资源变得有限或资源的获取受到了威胁——无论其真假——人们对方言及其或多或少有些权力的使用者的态度便会发生转变，使语言政策偏向于这种或那种分支。
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群体对主导群体语言态度的反应
社群对于语言歧视的反响差别很大，这取决于其内部架构及其与政府或主导群体的关系。就在不久前，《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07年11月16日)登载了一篇题为“欧斯卡拉语，一种非常古老的巴斯克语言，为赢得尊重而斗争着”(‘Euskera，the Very Ancient Basque Language，Struggles for Re－spect’)的文章，这是对此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巴斯克探究：怎么用欧斯卡拉语说‘牧羊人’?”(‘BasqueInquisition：How Do You Say Shepherd in Euskera?’2007年11月6日)的评论，这在说巴斯克语的人群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
我猜你自以为很聪明地用上了“探究”(inquisition除“调查、探究”外，还指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译注)一词，而它使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中世纪时血腥而暴虐的西班牙，后者大肆铲除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犹太人及其他不受欢迎的民族。这里隐舍的意义是巴斯克人通过其语言政策在企图推行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这一想法又被副标题“巴斯克人借助律令使古老的语言获得重生”推进了一步。“律令”(fiat)一词意指权威法令或命令，比如皇家律令。
几天之后，埃杜·拉臧古伦(Edu Lartzanguren)在《多若斯迪亚报》(Donostia)上以“《华尔街日报》文章在巴斯克激起千层浪”(‘Basque uproar over WallStreet Journal article’，2007年11月20日)作了回应：
巴斯克欧斯卡拉语是一种原始、落后、无用的语言，谁也不愿意学，却被巴斯克地区那些嗜好权力的邪恶的民族主义者用来强加给一群苦难的人民。这便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华尔街日报》在发表于上周的一篇文章里向读者强行灌输的信息。该报道在巴斯克地区的作家、知识分子和记者中间引起了强烈愤慨，巴斯克政府已向该报发出了书面抗议。
对于一个外界记者的污辱性言辞，巴斯克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这显示出巴斯克语在其国家取得的政治和文化地位。然而对于传统语言落后性和不实用的类似负面评价，常常是由那些社群自身的成员做出的。许多小社群不再珍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传统，并且在转向主流语言时抛弃了自己的传统语言。
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社群应该对自己的语言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以推广其使用并传递给子孙后代。学校可以讲授并提倡学习濒危语言，但就一种语言的活力而言，家庭及社群成员的日常使用要来得重要得多。只有这种对语言真正广泛而密集的使用才能保证使用者人数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为有益的水准上。
增加使用者人数的尝试
使用者的绝对数量及其在社群内的人口比例是维持少数族群语言活力的重要因素。为了提升这些数字，可以采用多种策略。在许多于语言学意义上容易受到伤害的社群里，尚存有为数不多但语言颇为纯熟的使用者，浸泡式教学法(the immersion approach)是教育儿童并使之成为文化、语言传承者的最有效的策略。在那些只有少数年长者会说该语言的社群里，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更有希望把语言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年轻人。所有这些策略都旨在在儿童中间增加使用传统语言的人数。
没有用于课堂教学，也不在学校正规教育课程之内的语言有数千种之多。非洲约2，000种语言便是如此。与之类似，譬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亚马逊地区，大多数学生使用非本民族语言学习，而在非洲大陆，不到5％的本土语言用于课堂教学。然而，就连在那些社群语言可用于官方场合的地方，学校也经常难以招募到或培训出足够数量的教师。在语言传承岌岌可危的地区，语言的强化需要在学校内外同时并举。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公共场合，比如政府办公室、公司、娱乐场所、报纸、电台、电视及网络空间里，语言被听到的越多，就越能焕发活力。语言若想保持强劲，庞大的使用者数量无疑是个有利条件。
语言使用的扩展
在UNESCO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的最近一次会议(巴黎，2003年3月)上，与会者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如何在公共场合推广使用这些语言。显然，一种语言越是活跃地使用于公共领域，它就越能保持强大。不过，在公共区域推广使用少数族裔语言不免困难重重。这种使用往往有很浓重的情感因素，可能 会引起经济上的顾虑，或加剧成为政治问题，例如在比利时发生过的情形便是如此。马泰恩·麦克里奥德(Mortainn MacLebid)从格拉斯哥发出如下报道(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
BBC正因其最近所作的涉及盖尔语、苏格兰语及康沃尔语的决定而面临来自政界和语言激进分子的强烈批评。
针对BBC关于与盖尔媒体服务公司合资，建立一个新盖尔语数字电视频道的执行提案，其独立监管机构BBC信托在本周发表了临时结论。
BBC信托的公共价值测试临时结论是，虽然该提案可向公众提供良好服务，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其具备经济价值。测试警告道，除非有更多证据支持新频道物有所值，否则该盖尔语播放服务将被否决。
BBC信托已发起了一个公共咨询项目，谋求在2008年1月底前让BBC决策层作出关于其提案的进一步解释。6BBC信托期望通过这一尝试：“能够表明这个频道将如何致力于盖尔语的长远生存，如何吸引逾92，000名懂盖尔语的苏格兰观众，以及如何有利于教育。”苏格兰及康沃尔地区的民众也表达了他们对BBC的不满，因为后者没有
在其公共提案声明中提及语言，而这正是BBC在其章程指引下应尽的责任。该文件称BBC出品的节目须支持英国本土语言，“例如盖尔语、威尔士语、爱尔兰语和阿尔斯特苏格兰语”，但却未能明确提及苏格兰语和康沃尔语。
文章作者马泰恩·麦克里奥德报道说，已有人在苏格兰议会提出动议，要求提及苏格兰语：
根据威尔逊博士的说法：“BBC的当务之急是承认苏格兰语为珍贵的国家财产——一种表现力极丰富、极有风格的语言，一种虽遭蓄意泯灭但仍屹立不倒的语言。BBC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及其三种本土语言而自豪。苏格兰语、盖尔语和英语合力塑造了我们。继续拒绝承认其中的一种，便是在损害我们的认同，阻挠国家挖掘其完满的文化潜质。”(“欧洲语言”，2007年)
正如上述例证所表明的，在政策制定者眼里，在公共场合使用“地方的”或“少数族群的”语言也许不主要是个文化认可的问题。官员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常常算的是经济账，关心的是牵涉在内、据认为是很高的“成本”，以及用于支持推广少数族群语言的资源的匮乏。
对各语言活力的认可与支持，要求不仅在文献记录当中，而且在公共场所里都要使用语言。一种语言作为代表社群的唯一语言而得到承认，其标准化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对该语言在社群内部各种变体的认可和支持。在许多事例中，地方性或社会性变体包含丰富的口头语言，在此背景下，需要加以记录、评注及描述的不只是一个“标准化”的种类，而是所有的自然变体。须整理出品的不仅是书面的，也应该有口头语言材料，如字典、语法、故事、传记、诗歌、广播稿、电视节目、报纸等等。这些制成品，以及文献整理本身，有助于推广濒危语言，而且通常能在该传统语言社群内外培养对它的积极态度。
澳大利亚的一些项目便遵循了这样的策略。在新南威尔士州，欧洲殖民者刚来时土著人说的语言超过250种，而今，据尼古拉·费尔(Nicola Fell)统计，土著语言只剩20种，且说土著语的不足3，000人。其结果是：
在新南威尔士，所有学生都得学习第二种语言，这一由州政府倡导的政策旨在使土著语言成为除汉语和法语之外的主要选择。……在这样一个土著文化自欧洲殖民以来便备受摧残的国度里，(新南威尔士教育部的罗布·兰达尔如是说)推行这个新项目的原因已不仅仅是为了教育。
悉尼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说，让语言重新焕发青春有助于像澳大利亚土著这样的人民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身份。他进一步谈到，“我目睹过非常典型的事例，原本生活极为窘迫的土著人，单凭重新引进他们的传统语言便足以扭转生活的颓势，使他们从绝望与失望走向乐观，并且有能力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的祝词中，UNESCO总干事松浦晃一郎(Koichiro Matsuura)指出语言“对于诸群体和个体的认同，及其之间的和平共处都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意义，并构成了在全球和地方语境之间，通往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的一个战略性因素”。
松浦先生强调了语言所起的关键作用：
社会融合(特别是消灭贫困和饥饿)；
全民教育(学习生存技能)；
卫生和健康(尤其是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及其他传染病的斗争)。
他总结说，“每一种语言通过为文化及语言多样性作贡献，都在极重要的意义上丰富了人类的存在”，而且“那些着眼于保持环境可持续性的本土及土著知识和技能，与本土及土著语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内植于这些重要作用的是语言的双重性质。它同时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和深刻的公共性。个体通过语言塑造思想和情感，换句话说，个体创造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要依托于特定的人类和自然环境。如此一来，语言呈现及再现的不单是个人和群体，还有其自然环境。
随着各地的人们日益分享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所谓“世界语言”的纯熟掌握成为一种优势，至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不过，寥寥数种全球性语言的扩张，不应当以牺牲数千种传统语言为代价。在人类文化语言学上属于少数派的群体大多一向具有多语性：除本族语外，还在更宽泛的交际面上使用一种学来的混合语。可是，尽管这些语言技能十分有用，但少数几种主导语言的大行其道正招致本土语言的没落。对语言同质化这种全球性进程加以推波助澜的，多半是广泛存在的、对少数族群的社会歧视和种族上的污蔑。少数族裔群体须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的语言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并找到合适的理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并传给子孙后代，唯其如此，他们的语言才能永葆青春活力。
我说着我的语言
因为
它道出了我是谁。
我把我的语言教给我的孩子们
因为
我要他们为自己是谁而骄傲。
——克里斯廷·约翰逊夫人(Mrs．ChristineJohnson)
《土霍诺·奥德海姆·埃尔德人》(TohonoO’odham Elder，2002年，夏)
(韦清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