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气质。那时候的人，在行为方式上，就很少有忍气吞声的。
　　杨笃生北京骑毛驴看书骂人，连死都是由着性子来。《南社诗话》判断，“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皆然。笃生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说得透辟、简捷无以复加。1911年8月初，他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陈天华则在孙中山和黄兴面前，有时无端地就大哭起来，他在日本海滨投海。
　　章太炎本已自承为疯病，但他更指康有为病狂之极。他给谭献写信，说康有为想当比皇帝还厉害的教皇，康有为的目光直而亮，狂悖滋甚，分明是精神病的症状。
　　章氏性格简诞狷狂，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常常做出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袁世凯其势方炽时，他给袁写信，口气好象训斥孙子似的。末了居然说“书此达意，于三日内答复”。章先生对同一阵营也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等语，形容刻骨，诙谐抵于恶毒。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
　　事实上章先生一生是不甘寂寞的。民国肇建，钟情军阀如吴佩孚和孙传芳，动辄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1914年春，他被袁世凯骗到北京，陆军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宪兵监视。章先生得知，遂操手杖挥打，宪兵逃窜，章曰“袁狗被吾逐去也”。长时羁滞北京，等于无形监狱，意志郁郁，一次约见袁世凯，久不见其人，大怒，挥杖击毁招待室器物，扫数以尽；且跳脚大骂。他到街上吃饭，以花生米佐酒，去花生蒂时，大声说，“杀了袁皇帝头也”。疯、癫、狂、痴，倒也加深了他的思想的味道，这个恣睢放纵，豪气干云的“民国之祢衡”！
　　清末老中国儿女的精神岁月，最需要青年的激烈来修葺滋长。党人多激烈，党人中亦多心理及生理上的青年。失却了这种激烈的青年，则一切专制极权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不用出奔和自焚了。叶圣陶论中年人的生活方式，对其老成安详，圣人样的搭起架子，颇多惋惜和哀怒，“一个堪为士则世范的中年人的完成，便是一个天真活泼爽直矫健青年的毁灭。”“青年”的内涵，正容纳生命热烈真实的意义在里头。
　　1907年梁启超赴日本东京演讲，观者逾千人，梁氏开讲方谓“我国必须立宪，现在朝廷下诏立宪，诸君应当欢欣鼓舞……”话音未毕，宋教仁、张继等同盟会员四百余人起立，张继且高叫“马鹿！狗屁，打！”挥杖欲击，梁启超无奈，望后门疾走逸脱。接着宋教仁上台宣示革命宗旨，全场掌声雷动，其后《新民丛报》已呈一蹶不振之势。从直观的意义上说，亦可谓是“青年”对“中年”的胜利。
　　同盟会的学者，奔走革命，浪迹四海，荆棘载途，备尝困厄。然其一番率性的行止，往往不请自来。
　　雷昭性的文章看其标题就知其是由着性子来。《英雄乎奸雄乎》、《激烈和平不可偏废》、《咄咄狗党之毒心》……1912年初，奔赴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就职。但他极端嫌恶南北议和的气氛。他看不起袁世凯，曾著文《咄咄袁奴有何总统资格》。等到以袁代孙的大局已定，他一怒之下，飘然而去，深入杭州孤山问梅去矣。
　　刺杀五大臣的吴樾，他的朋友赵声，乃新军中的革命党，其诗题如《双擎白眼看天下》，直承白眼看鸡虫的路数而来，特别形象地表达了他们那一番由着性子来的心曲。
　　苏曼殊，他的诗歌，以及以浅近的文言小说，描述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真是哀感顽艳到极点。他一度还研习兵法，练习手枪射击和炸弹技术，准备参与武力起事。他也曾提起手枪扬言要刺杀清廷官吏。
　　抗战军兴之前，张学良丧师失地，马君武先生写了“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美人窝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那首传播一时的讽刺诗。
　　今天有人撰文说，此事涉及侵犯个人名誉权：照现在的行情，张学良、赵四小姐、胡蝶小姐等人是肯定要状告马君武的，这场官司打定了。法院不但要马君武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公开道歉，肯定还要付出一笔不菲的精神损失费。张学良当时位高权重，而马君武仅仅是广西大学的校长，如果张学良真要修理马君武一番，恐怕也并不困难。
　　这说法荒谬到令人喷饭。马是同盟会元老，后为避清廷缉捕，一度流亡德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北京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1926年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长、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者之一，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其地位的比配，全然不是上文所说那么一回事。当年，张学良的爸爸还虔诚地想去给孙中山当卫队队长呢，学良要想修理马君武，不是“不困难”，而是相当困难，不敢也不能！况张氏为当时全国舆论叱骂中心，他要起诉，真成了一个笑话。
　　其实，马先生就是由着性子写诗。民元前十年，在日本，梁启超、章太炎等组织反清复明纪念会，日本当局威吓，梁启超等纷纷退出，马君武乃最后的坚持者。民初，他怀疑宋教仁倒向袁世凯，在南京临时总统府，他对宋教仁大加质询，而宋先打他脸颊，马君武大怒，奋起还击，重伤其眼睛。“宋以是质马，而亟批其左颊，马还击，伤宋目。宋入病院，旬日始愈。”1917年初，在讨论对德宣战的会上，马君武等人为反战反独裁之中坚，但政学系骨干李肇甫却赞成对德宣战。马君武大怒：“放狗屁！”说罢举杖击打李肇甫。
　　早期同盟会居留日本的时候，苏曼殊天真，而马君武较真。一次论诗，马君武为苏所屈，“转羞为怒，急起，奋拳欲殴曼殊，曼殊茫然。杨沧伯起而排解，始已”。
　　晚清时节，中国实力已落后日本，但文化人的精神尚相当充实。这决不是什么精神胜利法，而是学术传承、精神光辉的底蕴深厚。所以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写那批留学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人喊打喊杀，对其教训敲打，或者拔剑雄视，纵谈天下之事，都来得那么自然真实，决不像民国后期军政界亲日派的畏日如虎。学者文人们胆气干云，叫骂打架随心所欲。事势迫之，不得不然，说到底为时代环境所许可。
　　像章太炎的蛮闹，袁的姿态虚伪总还摆得蛮高，只以淡然的口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仿佛在显摆他袁世凯的肚量，实则关键在环境的制约，使其不得不有所顾忌。辛亥元戎学者们的后面有会党的强大精神奥援。倘若章太炎是一无派无援的书生，恐怕就没有他这些真实的演出了。
　　不同的派别在吞吐、在融会、在抵消、在交错制衡，即大有牵制的效果，而非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定于一尊。所以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不择地而喷涌。他们桀骜不驯、才气横发；他们气焰颇炽、吐落肝肺。试想在克格勃那样的机制当中，在盖世太保肆虐的社会气氛里面……刻意的折磨，令人生不如死，然后粉碎阁下的信念和意志，消灭信仰；如不放弃，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直到生命最终消失。那么，阁下的肉体皮囊或许都不知何处去了，还有什么自由思想，又哪来酣畅淋漓的使酒骂座呢？
　　其后数十年、近百年的时间里，因特殊的时代气候，“性子”这个东西，只在极个别的人身上发作，在亿万臣民那里，则扫数以灭。当然也有极罕见的例外。沙予《依然一寸结千思》，回忆干校时期的钱锺书先生，在那气氛酷烈的运动中，钱锺书先生表现出对受害者的极大同情和置一己利害而不顾的大无畏气概。
　　沙予说：“那时我们借宿明港驻军一兵营内，一个大房间住了好几十个人。一日三餐从食堂领回饭菜后，大家多搬着可折叠的小帆布椅，坐在各自的床前吃。钱先生的床位在最东头，我则睡在西头。钱先生每次打开他家人从北京寄来的熟食罐头，自己留下一半，端着另一半，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越许多床位，送来让我共享。我明知长者之赐却之不恭，但又担心他会为此受到连累。故不止一次对他说：钱先生，我的饭菜已足够足够的了，您留着自己吃吧。但他总是答以含蓄的微笑，放下罐头就走。”
　　如此大丈夫胸襟，如此坦荡与磊落，不在乎时世的如磐晦暗，不为物役的自由精神，何等豪迈奔放，何等情味隽永，直教人看得情难自己，恨不能飞入书中，与此豪杰浮三大白！
　　钱锺书先生，正是所谓古之仁者、古之君子、古之士，浩然正气，一种宽阔磊落的胸怀，一种义无反顾蔑视宵小的气概。在先生的著作中，密布追求真理，不畏权势，不媚时俗的论断，正是那个时代所奇缺的珍稀的自由思想。在他的著作中，绝无半点阿谀畏缩，绝无半点甚至是违心的趋炎附势，更没有搭错车式的与强权蜜月的梦寐和蒙昧。这一点，当时的智识者经得起挑剔的，凤毛麟角而已。就先生著作的布局的经纬而言，同样是作了前无古人的超越，其博大精深、立体融贯，为市井侏儒从未见过。
　　钱先生的作为，本于上苍，发乎道中，自上而下包揽人世，弥散纯正博大的人道精神和渊源在天的对生命、人性和良知的慈悲关切，这可说是辛亥时期自由心性的变种和转移，他由着性子，一路走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越许多床位”，像悬崖上的雪莲花一样，珍稀可贵，甚至令人初见之下，不敢置信。他以稀有的大智大勇，开辟解脱黑暗枷锁的道路，诉诸于人的天性和良知。
　　乐观、坦诚、谦和，葆有铮铮铁骨，在万马齐喑的肃杀中绽放自由的奇葩，这是一个指标，一种伟岸的道德感召力，正是后人向他表达敬意和感铭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