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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后期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在精神内质上有一个从前期小说“实在化的我”向“虚化的我”亦即逐渐否定自我的转换历程。与“我”对应的“们”进入小说叙事空间，其中的工农群像抽象、模糊，知识分子群像则被英雄化。两类群像合成的“们”逐渐取代“我”由背景走向前台，由边缘走向中心。在“我”向“们”趋同的过程中，世界也被简化为对立的两极，“我”的情感方式也相应地简化为肯定与否定的简单形式。“我”虽然还“在”，但已被抽空、取代和消释。这可视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叙事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