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小说《活着》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小说之一，它是余华创作风格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其创作风格逐渐开始演变。在这部小说中，余华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他才华横溢的语言操纵能力和天才的想象力使得这部小说享誉中外；1994年，由张艺谋导演，葛优、巩俐等主演，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电影《活着》被搬上银幕，并一举拿下当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和人道精神奖。这部影片露出一股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它将历史浓缩为个人命运，涵盖着人在历史中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二者都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的关注，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而由于小说和电影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两位艺术家不同的艺术追求，使得《活着》拥有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进而产生差异性。
　　自然环境
　　在余华的小说中，故事发生在南方的农村，主人公福贵因为赌博将一百多亩地全部输光，由地主沦落为农民，靠种地来养活他的家人。而张艺谋的电影中，故事的地点变成了北方的小镇，福贵同样是因为赌博输光了家产，不过是由富家子弟沦落为了城市贫民，没有在种地，而以送水为生，并靠表演皮影戏补贴家用。电影做出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中城镇比农村更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受到政治变革的冲击也更加剧烈。
　　社会背景
　　从社会背景来看，电影更加突出的是时代话语对人物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更强调时代背景，以年代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结点，串联起整个故事。为了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在时代变更时直接在屏幕上明确标出“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字样，以便将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故事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众所周知，40年代的解放战争，50年代的“大跃进”，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不在中国历史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与其說张艺谋是为了叙事的便捷而在屏幕上直接标示时间，不如说他是要将这些时间背后的历史记忆强化、放大，进而引导观众主动地反思批判“大跃进”与“文革”那段荒谬的历史。
　　为了转移视线、淡化冲突，电影还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了着意营造。社会历史一改小说中衬托人物活动的平台，直接变成了人物命运的裁决者：贴满革命标语口号的大街小巷、大炼钢铁的熊熊炉火、凤霞带着鲜明政治特色的婚礼仪式等等。这种基调、题旨上的暗变大大缓冲了小说从头到尾的压抑与绝望对读者心灵的强大冲击。
　　叙事结构
　　小说《活着》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我”是一个收集民歌的文化工作者，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听取一个老人的往事回忆。“我”的记述与老人的忆述的叠加，加强了小说本身的“省视”意味。在小说的第一视角层中，为了交代故事的由来，使小说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故事的叙述者被安排为主人公的倾听者；在第二视角层中，作为故事叙述者的福贵同时也是故事的主人公，虽然他的经历和遭遇在常人眼里是完全不可承受的，但在福贵的叙述里，那些悲惨和绝望却充满了安详与从容。余华通过这种叙事结构来拉近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增强故事的感染力，就好像我们和小说中的“我”一样，坐在福贵的面前，依着那棵大树，在正午挂着太阳的田野旁，听他娓娓道来。
　　而电影剧本《活着》，采用的则是第三人称外视角叙事，没有画外音，摄影机仿佛作为一个旁观不语的第三者，冷静地在这里观察着福贵一家命运的跌宕变化，顺带记录下来时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为了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导演直接细致入微地将福贵及他家人的苦难悲辛呈现在观众面前，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
　　线索道具
　　在余华的小说中，每一个人物意外死亡之后的那段描写，都是关乎土地的。标志着讲述告一段落之后的平静，也预示着下一个死亡来临之前的宁静可怕。从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讲，也降低了悲怆恐惧的阅读体验给读者带来的不适感，并给予按摩和调适。因此，我们可以说，“土地”担任了贯穿小说文本的线索。
　　而皮影戏作为中国汉族民间的一门古老传统艺术，在小说文本中是不存在的，却被张艺谋特意加入电影情节中。和小说中的“土地”一样，担任了贯穿影片始终的重要线索，同时也为电影本身增加了许多富有色彩的镜头。电影中出现皮影戏的镜头一共有六处，每一次的出现都伴随着一次人事变故，福贵家人的离世也借助每一次皮影戏的出现得以巧妙地引出。
　　主题思想
　　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在他的小说中，福贵在见证了父亲、母亲、战友老全、地主龙二、儿子有庆、好友春生、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以及外孙苦根的死后，孤身一人和自己的老牛相依为命、漫度余生。九条人命在长达四十年的历史中一个接一个在各种天灾人祸面前慢慢消逝，让人感到无比压抑。余华不动声色地给我们描绘了生命以及苦难的真相，正如他所言，活着的力量来自“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而张艺谋在对《活着》进行改编时，则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态度，巧妙地进行了转移了一个沉甸甸的关于生命意义的重大思考。影片的主旨除了描写福贵一家人跌宕艰辛的命运外，还对故事发生的宏大历史背景进行了反讽，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指出了那个年代的荒诞。电影的结局也仅止于凤霞的死亡，没有延续小说将绝望演绎到极致的风格，以福贵和老伴及女婿外孙在家里给小鸡做窝的两分钟长镜头结束，除了显示福贵、家珍、二喜、馒头（小说中为苦根）的生活常态外，更彰显出生活的希望和生命的延续，大大稀释了沉重的基调，死亡的苦难浓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淡化了。同时，福贵在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小鸡养大后就变成了鹅，鹅长大后变成羊，羊长大后变成牛，牛以后日子就越来越好了。”也使得影片的乐观情绪明显上升，呈现出一个其乐融融的温暖结尾，表现出人物对美好永不消逝的坚持。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