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在他的客西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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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卡

  好詩,很像祷告。
  李煜的《虞美人》词,即是我所认为的这种祷告。
  《人间词话》中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王国维没有具体说李煜词中的哪一首,与《燕山亭》最为相似。在我看来,在李煜词中,不仅与“自道身世之戚”的《燕山亭》最为相似,而且还“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要数《虞美人》了。
  尽管李煜后期的词都可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王国维才只是笼统地说“后主之词”,而不具体指出哪一首,但相比较而言,《虞美人》像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特征更为明显。《虞美人》,一则乃自传之词,二则亦有“担荷”之意,满有宗教情怀。
  《虞美人》是最典型的后主之词。
  《虞美人》词曰: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整首词,最为难理解的是首句“春花秋月何时了”。第一句理解错了,整首词的阐释也将完全走样。
  在我看来,对此历来注家都有误会。“春花秋月何时了”可能抒发的情感基调,有两种:一种是美好的事物,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一种是人间美好的事物,怎么还在搅扰要去天上的一颗心呢?前者,表达的意思是好吃的好喝的,我还没享用多久就没了;后者,则是以“出世”的“道心”看“入世”的“遇心”,根本上反映了灵与肉的冲突。我认为李煜的本心即后者,而不是人常说的前者。前者,是世人以自己的境界框李煜的境界。
  正因为有了这种“天上乎人间乎”的纠结,李煜才是“更人性”的,内心丰富、细腻,具有“赤子”真纯之情的后主,而不是一味格调清高的“白石道人”姜夔给人的形象。
  《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将李煜比之基督,真是“可怪”!窃以为,《虞美人》里的李煜,极相似于在客西马尼祷告的耶稣。
  一般的东方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史中,作为文学作品,也会选《旧约》和《新约》的部分内容。据《新约》中的《马太福音》记载,在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刻,耶稣来到了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作为“人之子”的“神”,耶稣基督也有过三次“忧愁”、“难过”和流泪。一次耶稣所爱的朋友拉撒路死了,耶稣看见马利亚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一次是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哭,为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犹太人而哭。在客西马尼,是第三次哀哭,也是最后一次。《希伯来书》记载得更直接,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在客西马尼的三次祷告,第一次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第三次的祷告和先前一样。
  王国维特别激赏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和“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句,并将之与温庭筠和韦庄的词集比较,发问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在这些词里,“人生”就是“人间”,说 “长恨”就是充满着遗憾,无可奈何。
  我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孔夫子得道的四言诗。四时的运行,百物的生长,还有荣枯、凋谢,在夫子看来,这就是天道的体现,是上天在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这种表达绝像《罗马书》说的: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是中西文学比较中的好例子。
  中国人的智慧可谓高明,往往将天道和人事合一,我们文学中的“比兴”手法和逻辑中的“情感演绎”,即是最好的明证。比如先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才相应,好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即预表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同样,在李煜看来,“人生长恨”就像“水长东”一样,合乎“天道—人事”,此即“自是”。但是,“水长东”之上的“落花”呢?以及“落花”作为媒介所承载的“春”呢?到哪里去了?在李煜看来,这不是单向的一条道,像水一样向东流去,他有追问:到“人间”去了,还是到“天上”去了?
  “人间乎天上乎”的追问,也是人性和神性的纠结。这也是基督的伤心处。
  如此,《虞美人》词,就不是“诗可以怨”的“怨”,不是发牢骚,而是自省、忏悔、呼告,是祷告。以此精神串这首词,在我个人则更为神往:
  人世间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还不断搅扰我的心灵呢?它们什么时候才能在我心灵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呢?这是“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意思。“吾欲乘风归去”,我终要往天上去,可是回首人间,往事历历在目,那么多世间的爱恨情伤,怎能让人“忘情”?这是“往事知多少”的扪心自问。王国维词“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更像是李煜词的脚注。我多么不忍心看啊,可是月亮明明、月光耀耀,一切都在我眼底。承载“往事”的小楼昨夜又遭东风,让人自西向东张望,那曾经的地方、寄宿过的人间(故国),在不堪回首的月明中。曾经的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时过境迁,朱颜可能已改。谁说莫愁,这“愁”也即是“上帝之杯”,原也撤不掉,像一江春水一样,无可更改、无可奈何地一味向东流,让人像容器一样承受。既然如此,那么我只好承受,而不哀怨。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李煜的祷告。
  文学上扬,入神性之域,才是文学的至境,而不是以一味神神道道为所谓“神性写作”。
  中国“骚人”,难免牢骚太甚,而祷告太少,李煜是个异数。
  所以王国维才感叹,平常词人如“道君”(宋徽宗)者,“不过自道身世之戚”,而“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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