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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俄对五卅运动之态度及运动所昭示之大变局，直接导致“联俄与仇俄”之争。国内局势之无序及反帝爱国运动之勃兴，促成醒狮派异军突起，国家主义亦大行其道，并成为论争中之最强音和主旋律。研究系、元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以及相当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国粹主义者，在对俄问题上与醒狮派逐渐合流。包括亲俄派在内的所有论者，均承认苏俄推行世界革命有其自利之目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有帝国主义之可能。此点又成为否定世界主义，提倡国家主义之现实依据。除醒狮派以极右、无政府主义派以极左之面目指苏俄为中国之敌外，一般知识界在列强与苏俄之两相比较中，仍以苏俄“比较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大部分反对对俄采用“亲善主义”，而赞同施用“外交政策”。称北方知识界整体转向“仇俄”，并不符合实际。从五四时期之“友俄”、“亲俄”狂飙，到五卅时期反思并否定“亲善主义”以及“联某国”之思维，一般知识界对俄态度之所以发生巨变，多缘于其对莫斯科内政外交(尤其是对华外交)之观感，以及对中国向何处去之认知。
[关键词]北方知识界；“联俄与仇俄”之争；国家主义；五卅运动；“亲善”与外交
[中圈分类号]K26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1-0140-13
二、仇友问题：以国家为前提之讨论
知识界讨论赤自问题，多倾向学理之辨析，而讨论仇友问题则侧重事实之争辩。提出赤白帝国主义问题之初衷，是为论证苏俄是仇是友、应否联俄作铺垫。诚如张奚若所言，陈启修之本意不在证明“赤色帝国主义”是否成立，而是主张苏俄是我们的朋友，不应加以敌视。针对陈启修《中国对苏俄政策应当如何?》之若干论点，张奚若指出，赤色帝国主义名词之辩实无必要。无论它是什么名称，是赤是白，甚至没有名称。只要危害中国就要反对。梁启超也持同样见解：“赤色帝国主义之有无，和苏俄是否帝国主义者，这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其他如陈均、毛一波等，亦有类似言论发表。还值得一提的是，醒狮派重要人物李璜发表《对俄态度的我见》指出，要弄清苏俄是否我们的朋友，“不必在甚么主义上去考察，更不必在甚么赤色白色上去比较，只问他的利害关系与我们的利害关系相不相冲突便得了。”刘勉己对此深表赞许，按曰：此文“可作讨论对俄问题的一个结束，盼望阅者虚心一读”。它流露出发起讨论之《晨报副刊》乃至研究系，希望对俄问题能最终统一于国家主义立场。其实从一开始，醒狮派与研究系在政治思想上即相当接近，曾琦与梁启超本有师生之谊，后来梁曾称赞国家主义派为国内最有希望之政治势力，醒狮派也拟拥戴梁启超出而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组织新党，梁以体衰辞。①
苏俄仇友问题，实以国家为前提。讨论中所谓“仇”即中国之仇，所谓“友”即中国之友也。问题本身也为分属不同派别、不同意识形态之知识分子，在对俄问题上形成共识提供了前提。“五卅”之前，知识界疑俄仇俄之理由，集中于苏俄对华外交，即以莫斯科无意实现两次对华宣言之精神。论战爆发之前夕，张镜予在《时事新报》发表《赤色帝国主义与中国》一文，提出六大质问：苏俄为何要夺取我们的蒙古、侵略新疆?苏俄为何与蒙古政府签订侵略式库赤铁路合同?苏俄为何要在我国沿边区域种植罂粟并运入我国贩卖?苏俄为何无故拘捕在俄之华侨?苏俄为何采取远东移民政策在北满极力扩张势力?加拉罕为何故意延宕中俄会议?文章由此提出，苏俄的确是“共产主义的大拐子”。五卅惨案发生，加拉罕仅以一纸空文慰藉被残杀者。所谓中俄协定之公平，也不过注重宣传作用。我们现在应该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为口号，尤宜以“打倒赤色帝国主义”造成一种特别的标语。”《时事新报》另刊登钟云文章谓：“苏联继起，表面上是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幌子，然而实则半斤之与八两，没有分别。”
论战发生之后，类似言论更是频繁出现。陈翔《友乎?仇也!》一文列举苏俄对中国之“侵略”，表现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治外法权等方面，并得出结论：苏俄之对中国，与帝国主义者不差其旨趣。吴新良《苏俄与蒙古》则以为，“凡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能为者，苏俄无一不能效颦，而其手段之高辣，尤十倍于其他帝国主义之国家焉。”陈登元《论亲俄主义》通过考察中俄关系史，说明俄国之侵略中国，“乃用最大折扣的大廉价而以最奇巧的手段出之”。中俄协定之后，社会主义苏维埃拘留中国使馆使员，使之失踪，用“一日千里的手段”在东三省偷移界碑。日俄协定竟承认普茨茅斯和约，侵占蒙古，延宕中俄会议，瓜分波兰。打倒帝国主义并不错，但要谨记“我们要自己去做，不要依靠别人”。另有署名“赵奉生”者述称，中国决不需要俄国式的阶级革命，“我们革命就革命，无需乎苏俄的帮助”。从事实上考察，“苏俄决不像我们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在此问题上之见解，同样退至国家立场。毛一波指陈苏俄对各国民族运动，不但未加援助，反为自身国家利益计，对朝鲜、波兰、中国等加以压迫。李芾甘亦云，苏俄既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我们的敌人。
作为论战主将之张奚若、陈启修，在此问题上之交锋自然最为激烈，也最具全局意义。陈启修在《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中，列举论敌攻击苏俄之十一条罪状(捣乱中国内政，侵占蒙古，运军火助广东政府，设立俄蒙银行，文化侵略，替中国多闹乱子，占据中东路，牵引中国入世界战争漩涡，控制广东政权，宣传共产，延宕中俄会议等)，以为只有第三条运军火助广东国民政府“勉强是罪状”，其余很难成立。而苏联对中国之功至少有两点：一是在外交上帮我；二是因其取消不平等条约，从而提升中国民族之自尊心。相反，帝国主义对中国却有六条罪状：土地之侵夺，经济之榨取，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文化之侵略，操纵内乱，干涉内政。总之，若把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两相比较，“则前者功二过一，后者无功而有六过，所以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害，比苏联大得多。”陈启修虽承认苏俄亦有“过”，也是为自己之生存而在世界上鼓吹共产主义革命，但在反方看来，它已被缩小了不啻百十倍。且所谓苏俄“功二过一”、列强“无功而有六过”之说，并无切实之客观标准，因而张奚若称之纯属臆测。
五卅运动期间及之后，疑俄仇俄之理由与此前大有不同。除涉及上述外交因素外，主要是认为苏俄“包藏祸心”，对中国内政“利乱不利治”，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张奚若特撰《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强调苏俄为害中国更甚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只是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帝国主义还唱尊重我们土地主权之口头禅，苏俄竟占据外蒙；帝国主义只是暗助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在广东做外交官和高级军官。稍后在《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进而提出，苏俄之特别罪是：以金 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使很有希望的分子舍了脚踏实地救国之途径，去做务虚名忘实际的依赖事业，扶助极恶劣的势利分子，排挤极好的公正分子，小之足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时期，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无穷之负累。“苏俄最大的功劳，在作我们外交上的与国；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们的内政。”况且所谓外交上的帮忙，也不过是替我们多闯几个乱子，使帝国主义有所借口，事体益加难以收拾。纵观张奚若在论战中之系列文字及立论，均以五卅运动为主要背景，因而《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特别提到：此次沪案之缘起、经过和将来之结果，以及沪案紧急时北京学联会之分裂，天安门前之“丑剧”，即为苏俄“利乱不利治”之明证。“”
学生运动实为五卅运动之前驱力量和中坚，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亲俄派与非亲俄派在学生运动中之斗争亦最为激烈，北京学生界之分裂与内斗确为典型案例。北京学联原由京师中学以上各校学生会组成，数年来渐为亲俄之国共两党分子所控制，及1924年春夏因中俄交涉问题分为两派：亲英美派及亲俄派。至下半年北大学生会改组，共产派失势，学联中之共产派遂极力恢复在北大学生会之领导权，国耻日双方冲突，北大学生会遂退出学联，学联亦因此声势大减。沪案发生后，非共产派乘机发起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与北京学联分庭抗礼。成立大会在北大召开之际，双方再大闹一场，非共产派获胜。双方争执颇似共产派与醒狮派争斗之投影，焦点实为专对英日两国，还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据无政府主义者卢剑波记述：“全国一致主张反抗英日强权之际，彼等犹死口咬定共产党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藉资宣传，因此而失国人的同情不少。”嗣后共产派主持之雪耻大会，与非共产派之北京各界联席会议冲突愈演愈烈，导致7月18日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大规模之冲突。此与北京学联关系甚大，北京56校学生会遂联名发表紧急启事，否认北京学联之存在，拟另组学联。除此而外，上海等地学生之此类冲突也很激烈。而且，这种冲突也表现在工人运动中。据曾琦讲，“五卅”期间国家主义者运动北京英使馆工人罢工，“予英人以最后之打击”，共产党人以非居于主动地位，竟坐视罢工之工人而不救。对当时异常严峻之反帝斗争来说，此类事件当然远非幸事。可以推断，张奚若所说“极好的公正分子”即指反亲俄派，而“恶劣的势利分子”，则指共产派和亲俄派。
此时的自由主义学者张奚若及右翼知识界，无疑与国家主义派存在一种互动，他们多将五卅运动受挫之根本原因，归结为苏俄之“赤化”与“捣乱”，以及苏俄“走卒”中国共产党之“破坏”。7月11日之《醒狮周报》强调：“国中政争，鲜有不受俄国之影响也。更就最近之五卅惨案言之，英工部局所藉口者，岂非赤化云云。”艮生在总结沪案失败之原因时也表示：“五卅事件，本为一纯粹的爱国运动，而共产党人必欲据为该党的宣传资料，涂以种种不相干的色采，致帝国主义者得以信口雌黄，一方破坏我国际的同情，一方离间我国民的一致。……五卅事件本发动于学生，不幸继五卅而起的各地学生运动，一部分又为共产党把持，国人因厌恶此一部分赤化的学生之故，使之联带的对五卅事件亦有淡然漠然之感。”艮生归咎中共之论虽偏颇，但他说部分知识分子本欲加入运动，然恐助中共之成功而“淡然漠然”之事，确实存在。譬如梁启超7月10日在致梁令娴函中就提及，因共产党卷入沪案，张君劢、蒋百里等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且“嫌我说得太多”。6月9日，章太炎在致李根源函中谓：“沪上自发生惨变后，罢市已逾七日，而交涉仍无进步。盖由学子受赤化煽惑，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如所云‘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者，皆足使外人协以谋我。”
欲将五卅运动导向或描述成反共产主义运动，力促国家主义成为知识界之共同信仰，醒狮派领袖曾琦之相关言论，表现尤为突出。其《五卅惨案之回顾》总结说：“吾人鉴于五卅惨案发生后，英人藉口中国赤化，联合日美共同压迫我国，同时国内各界亦因共产党而难于合作。则知此时，妄倡‘共产主义’却足以‘外促列强之结合，内启国民之分裂’，因而益决反共之心。”张奚若及相当部分论者，指责苏俄明知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而仍实行赤化中国政策，完全是别有用心。《醒狮周报》8月8日发表曾琦文章指出：“赤化而果成功，则彼当然执世界之牛耳而我不啻为其属国!赤化而果失败，我虽陷于共管，彼固依然无恙，不过在中国之境内重演一次‘世界大战争’而已。”稍后李璜撰文说，苏俄不过是以中国为共产主义之试验场，“试验得好呢，便是共产主义的侥幸；试验不好呢，牺牲一个中国也不大要紧”。俄国总极力把中国涂成一个红色纸老虎，去恫吓欧洲列强，“本来利害不一致的列强，也要归于一致。那时不把中国造成共管之局，便要与苏俄在中国大战起来!”而此类论调也在一般知识界中交互传播，即如无政府主义者惠林亦表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政策，在形式上虽与白色帝国主义者略有不同，而他们的精神上，实在比较白色帝国主义者更加深刻，更加周到些。”显而易见，一种共同话语正在加速形成。
另一方面，莫斯科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异常表现，似乎又给反共产派、反亲俄派提供了“铁证”。尽管运动高潮之出现，酝酿期达数月之久，直至6月7日共产国际才有正式反应。6月11日，苏共中央由斯大林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五卅事件问题，25日提出关于该问题之九点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应千方百计地在运动中除掉张作霖，同时“一定不要夸耀共产国际执委会、苏联和俄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要求俄国在华一切工作人员，都应“非常谨慎行事”，务使运动不要给列强提供武装干涉之口实，甚至还提出由苏联在列强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调解”。这些措施表明，莫斯科不但没有大力援助中国民众日渐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反而深怕惹火烧身。其所以急于搞垮张作霖，厥以张长期依靠日本与之为敌，而日本正是其满蒙战略之主要障碍。为此，莫斯科积极联络其他各派军阀及地方实力派(包括吴佩孚、孙传芳等)，竟至在1925年夏至1926年初，一度冷落国民党广州政权，大力武装冯玉祥之国民军以直接倒奉。中共极力推助五卅运动向纵深发展，却遭到共产国际及鲍罗廷之批评，因如此将使“彻底打垮”张作霖之计划受损。甚至为此目的，在北伐时机基本成熟时仍极力延阻广东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虽则消灭奉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不无关联，但莫斯科在外交与革命之间的抉择，显然更注重前者。其更大目标则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之红色政权，至于是否皈依共产主义尚在其次。斯大林即曾告诫其使者鲍罗廷。“决不要在中国迷恋于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莫斯科对五卅运动之态度，又成为国家主义者宣告苏俄不可靠之“事实依据”。曾琦即云：“吾人鉴于五卅惨案发生后，俄人丝毫不能以实力相助，同时共产党所希望之无产阶级革命，竟成幻梦，弱 小民族亦莫我救，则知‘依赖外力’，徒足以‘懈国民团结之心，启外人轻视之念’，不惟无益，抑且有害!因而益信‘内不妥协，外不亲善’之态度，实为正当之主张。”除此而外，曾琦攻击最多的还有联合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实行世界革命之说。沪案刚一发生，曾琦即论日：“机关枪大炮之来，岂暇分其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哉?盖至是而国人和平之梦，可以稍醒，大同之说，可以暂抛，‘神圣联合’之说，亦庶几可以实现矣。……吾人夙所主张之‘阶级协作’与‘全民革命’，已由理论渐成事实，宁复有怀疑之余地哉?”稍后，国内舆论一致反对列强所谓“沪案重查”，曾琦又撰文指出：“何以英法美日之无产阶级不起而反对重查沪案?何以自称扶助弱小民族而不为我国仗义执言?”其实五卅运动期间，欧美各国无产阶级也先后开展声援中国人民之运动，不过难有佳绩而已。从当时报章舆论及论战情形来看，醒狮派之上述类似言论，的确在知识界找到了很好的“销场”。 更有甚者，苏俄为与英日帝国主义妥协，竟逮捕并拟处死援助五卅运动之在俄中国侨民。《晨报》载，五卅运动开始后，“前中国驻俄公使馆馆员某君”，与喻森、彭君颐等拟组织旅俄华侨反帝国主义同盟，但俄外部禁止华侨在俄从事该项活动。经数次交涉，仅允可不用任何名义，召集华侨援助五卅运动大会，大会议决派喻森等四人携议案及捐款归国。四人至赤塔时，日本驻俄大使亦至莫斯科，旋向俄方提出制止华侨反日之秘密要求。俄国防政治处遂在莫斯科拘捕12人，行至赤塔之喻森等人亦被捕。中国驻俄大使李家鏖提出抗议，并要求释放在押人员，俄方乃指该12人已招认谋刺日本公使，非但不允，且要引渡涉嫌参与其事之另两名馆员。嗣后国防政治处判处7人死刑，同时俄使加拉罕要求中国外部，调回驻俄馆员彭君颐等，将李家鏖调往他国。经中国外部与加拉罕一再交涉，始允如驻俄日使不要求执行死刑，可将彼等释放。后被判死刑之7人获释，而旅俄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则在押送至伊尔库茨克后神秘“失踪”金石声案引起反共产派强烈不满，《醒狮周报》更是借题发挥，指责苏俄在中国陷于沪案的危难之秋，“压迫我国人民爱国运动”。慨叹“本国人不能自决”，徒凭藉甲国之力以铲除乙国，如此反抗帝国主义无异“拒虎进狼”。沪案发生后，在京百余救国团体中影响最大之“救国团”(属国家主义团体)，特就逮捕华侨事致函加拉罕，指责苏俄“竟以帝国主义待我”。该函云：“贵国政府素以打倒帝国主义，尊重正义人道号召于世，今反以欲见好于英日帝国主义，遂不惜大捕我国参加爱国运动之侨民，是直与英日帝国主义者相勾结。”
张奚若所以认苏俄为敌，且视列强为甚，大抵基于苏俄对中国内政之“危害”。此点得到研究系魁首梁启超高度认同。梁氏认为，判断一国是敌是友之根本标准，关键是看它对本国内政产生何种影响。其致刘勉己函表示，要讨论苏俄仇友问题，须得先把自己对于经济制度的主张拿出来，立论才有根据。其经济制度之主张则是：“在保护关税政策之下采劳资调节的精神奖励国产。”妨害此种主张者，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认为敌。苏俄为自身利益计，在中国挑起阶级斗争，鼓吹世界革命，终将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不仅不是中国之友，而是“帝国主义的结晶”，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粱启超所陈述之改良主义，应该说是研究系政治思想的一贯特征。不过刘勉己与梁启超稍有不同，他反对激进之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却主张激进之“政治革命”。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是政治革命问题。而非社会革命，因为中国只有流氓式的资本主义；由人类进化来看，政治革命应先于社会革命。应依靠民众实行“急进的彻底的政治革命”，实行劳资调和。
客观地说，仇俄派对苏俄之指陈多有迹可寻，但在反俄仇俄之声浪中，苏俄之消极面又被有意无意加以放大和渲染，其言论很难说全然发自理性。近代中国国家地位之沉沦，主因是帝国主义之入侵和掠夺，而内乱之滋生，也是列强瓜分中国之直接结果。若一味强调苏俄为中国内乱之源，无异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如换一角度来看，没有十月革命和以莫斯科为驱动中枢之世界革命运动，就没有亚洲和中华民族之快速觉醒。或者从短期来看，阶级斗争一定程度上的确消弭了各阶层之凝聚力，但它在特定环境又能最大限度激发出革命之潜能。改良渐进之路，充其量是社会变革可以采行的成功道路之一，历史从来没有提供有效否定激进革命之定律，况研究系及自由主义分子所崇尚之近代欧美文明，本身亦为暴力革命所催生。当然，也有论者极力为国共两党之激进革命进行辩护。刘侃元批评稳健派刊物《甲寅》“无内容”、“无聊赖”之复古，缺乏生气；批评梁启超“年年姐姐十八岁”，“只谈渐进不谈急进，只谈现实不谈理想”。同时表示，“我们对于中国国民党表敬意”。“对共产党尤表敬意”，因为他们有理想。《共进》杂志特发表志颖《读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批评梁氏不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无视劳资两阶级之斗争难以调和之现状。
不过应特别注意的是，知识界之相当部分并不认同或完全认同张奚若、梁启超等人之看法。北大张荣福就对张奚若文章表示强烈质疑，他批评张奚若以苏俄为害中国更甚于帝国主义，“是绝对的错误”。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使中国不为积极抵抗，小之可以亡国，大之可使中华民族灭种。苏俄地广人稀，有相当发展空间，且财政资本相当薄弱，“五十年内不敢起经济侵略中国的野心”，故五十年内不必认他为经济侵略的仇人。他之引诱蒙古，只能算是中国一个“莫有赤心赤胆的邻居，那里就说得上是仇人”。不过他承认，苏俄在中国不宜共产之际宣传共产，着实可恨。此外张荣福另发表两篇文章补充说，只要俄国接济军械，是拿给我们革命，则极表赞成。被压民族与人民革命有理，俄国赞成中国革命，不应视为仇敌。只有从速完成国民革命，始能抵制共产主义及共产党之蔓延。
刘勉己在《反共产的理由和主张》中表明看法：因苏俄尚不失为共产主义国家，故“外交上比较没有危险，即使能为鬼，也不厉害”。赤色共产主义在实质上不能为帝国主义，外交上是我们的朋友，“然而它为着或借着反帝国主义的题目，不免时弄帝国主义式的把戏，我们要严防扒手”。遇必要时，不妨以严厉手段对付之。在《怎样对赤俄?怎样对帝国主义?》中他再次表示，赤色共产主义间接用暴力煽动世界革命，可为害中国内政，但不能说赤帝之害甚于白帝。钱端升强调，他承认苏俄有帝国主义之可能性，但并不等于说苏俄就是帝国主义者。中国的头号敌人依然是英美等国。苏俄是其仇人，他对我们打倒帝国主义“总是多利少弊的”，“即便吃了他几个小亏，我们也得忍耐些。”“不亲苏俄，帝国主义者未必就肯放松，就是再亲上一点，恐怕帝国主义者未必就要进一步来侵略我们罢!’苏俄宣传反帝及废约不应反对，说苏俄捣乱甚于帝国主义之为害，言过其实。“苏俄还是应当亲的”。他表示，对刘勉己《反对共产的理由和 主张》，“十分的八九是可以得到我的赞成”。陈钟琴自称与各党派都无关系，与论辩者私人全不相识。他认为苏俄之立国精神，“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方为中国之死敌，与其妥协亦不能修内政。无党派人士蔡晓海在《苏联仇友问题》中表示：“在这帝国主义快压制我们到死的时候，苏俄毕竟可说是我们唯一的朋友。”纵然其利益与中国不能完全一致，但与帝国主义立在反对方面，为打倒帝国主义，可与苏俄为友。
仇友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即便陈启修、刘侃元、陈翰笙等亲俄派，亦承认苏俄推行世界革命，基于自身之生存)，此相对包含两重比较：一是将苏俄与列强两相比较。再就是将苏俄对中国之利与害加以比较。依据论争之大体情形可以判断，除开醒狮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以研究系、自由主义分子为主体的一般知识界中，视苏俄为敌者很难说占据主流；相反，和五四时期一样，其中的相当部分依然对苏俄及其社会主义革命，抱有不同程度之同情甚至敬意。美国人蒲兰谢(PaulBlanshard)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如此表述：“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亲俄的倾向，因为俄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毫无拘束援助中国的国家。”虽则这种说法失之片面，但至少可以说明自由主义者不必是仇俄者。徐志摩与胡适都曾亲赴苏俄，两者对苏俄之观感可谓大相径庭，他们之间的争论甚至持续到大革命结束。不过在“联俄与仇俄”之争中，自由主义者大都趋向国家主义，或深受国家主义者之影响。有署名“陈黄生”者借《京报副刊》攻击张奚若道：“张先生的见解并不是什么创见，不过读了几份醒狮而已。”并指责张奚若、曾琦之流，本来就是“革命势力的死对头”，不过替帝国主义摇旗呐喊而已，是资产阶级之代言人。准确地说，不但是张奚若等“读了几份醒狮”，醒狮派也以研究系及张奚若等为奥援。即如11月7日《醒狮周报》发表左舜生《反俄与反共》，该文历数苏俄之“罪行”为：“破坏中国的政治道德”，“腐蚀革命者的人格”，“延长中国的内乱”，“引起国际的纠纷”。如果将它与张奚若的文章相比，也可以说是看了几份研究系的报纸。
在此必须澄清，一般知识界在对俄问题上，既趋向国家主义又与醒狮派之仇俄不同，两者并不矛盾。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传播，很大程度上与民族主义重合。或者如瞿秋白所说，国家主义即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醒狮派虽为国家主义之核心势力，但仅其一翼而已；一般知识分子对醒狮派之同情仍是有条件的，并非完全皈依其主义与政纲。
国家主义者与英美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间之互动，不仅表现在话语之同质性增多，还表现在前者不失时机地促使后者接受“准备实力”、“外不亲善”等原则，抛弃以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亲善主义救国之幻想。陈启天撰文日：“往者国人惑于美人国际和平之甘言，而欲坐致中国于太平，吾辈以国家主义之说针之，则不诋为狭隘，即诬为后时。沪案既起，未闻美人主张公道，反与英国携手主张重查沪案，以减轻英国之责任，又何异于英日之视我乎?”曾解也指出五卅运动期间，“即使平日呼号对华亲善之美国，辅助弱小民族的苏俄，都噤若寒蝉，一言不发。”四维”有鉴五卅惨案不了了之，叹日：“彼信赖‘国际正义’，而主张‘和平交涉’者，睹此情形，未知作何感想?，且不论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国家主义，至少在此次讨论中，两者之前的论争不复存在。论争期间徐志摩在发表刘侃元来函时加一前言，日：“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作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这段文字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何种层面上接受了国家主义。若用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分类来衡量，自由主义者对国家主义之认同，很难说属于前者。而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俄之失望，极大程度上受激于苏俄对华外交，胡适对苏俄态度之变化即很典型。
三、联俄问题：“亲善”与“外交”之辨
联俄问题非但为此次论争之核心问题，亦为其中颇不易辩明之关键，因而陈筠说：联俄、排俄问题“所具的复杂严重的程度远过于苏俄仇友问题”。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表示，中国如自动加入帝国主义或反帝国主义一方，所加入的一方胜利时中国必一跃而为强国；若失败变为对手之属国，也比目前不独立不自主的局面好。他主张联俄之理由是，苏俄是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心，如果联俄，“我们失败时损失小，而成功时利益大”。虽然他依然将联俄视为外交政策，但特别强调外交与内政之同一性，因而他讲，如中国这般被压迫民族，“原则上内政就是外交，除了外交就没有内政”。说什么“先修内政而后讲外交”(张奚若语)，是不懂世界政治经济之联合性。据陈启修这一时期发表的多篇文章推断，所谓“内政就是外交，除了外交就没有内政”，意指中国国内问题之解决，离不开对世界大势之把握与利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须臾不可分离。他承认世界已逐渐分为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可以说，他比较完整地接受了世界革命思想。具体到对俄问题，陈曾在《现代评论》上撰文说，外交政策原是以利害为标准，按其重要性需顾及五点：一是应当研究国际形势；二是看本国之国际地位；三是看本国经济状况；四是对手国政治是否安定，主义是否于我有碍；五是看对手国对我是亲善的还是侵略的。”
陈启修之潜台词显然是苏俄政治安定，主义对我大有借鉴之处，且对中国采行亲善政策。对俄问题不仅要从中国之国际处境上考量，也要看对方之内政对我是否有积极影响，不过在对俄问题上外交与内政两种考量孰主孰次，他并未讲得十分透彻，倒是刘侃元阐述得更直自、更激进。他以为，中国现在尚无联俄之资格，想联未必联得上。问题之根本不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而在内政改革之方针上。“这方针才是第一义，那选择是第二义。这方针是因，那选择是果。”即是说因要学俄国之内政，联俄才更显必要。他不仅主张内忧之解决法学俄国，也主张外患之解决法学俄国。由上述原则回到苏俄仇友问题，他说：“我只能一句话承认它是我们的友人：因为它的建国原则与主义和我们相似。”我们不仅因利害关系而联俄，而且建国策上当学俄。将内政、外交视为一体，并非亲俄派特有之看法，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张慰慈亦有类似见解。张借用美国社会党领袖斯巴哥(J0hn spargo)的话说：“我信我国的将来大半要看这俄国问题怎样的解决。”非但俄国之外交政策能影响中国的将来，即俄国的内政也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将来。因此，应时刻注意俄国之行动和政策，“总得要把苏俄看做我们中国的问题”。
与陈、刘二人相反，张奚若一向主张中国问题之解决，宜先修内政，而不是奢谈世界革命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此种思路集中体现在《苏俄何以是 我们的敌人?》一文中。该文提出，我国非修内政不足以图强。而欲修内政则不宜在国际上树敌过多，否则引发世界战争必陷中国于绝大灾难之中。中国民族欲求解放，必先打倒军阀，铲除官僚政客，而同时抵抗帝国主义者之后，方足以言内政修明，国力日强。他在《联俄与反共产》中进而申述，他本不反对联俄，但联俄之前提是：苏俄不捣乱中国内政。然既联俄又不欲其捣乱内政，事实上似无可能，所以又无联俄之余地，欲联而不得。作为一种外交政策，联俄如有利或利多于害，我们就联他；如无利或害多于利，就不联他。如今联俄是害多于利，甚至完全无利。针对陈启修所说联俄“失败时损失小，而成功时利益大”，张当然加以反对，不仅否认成功之希望大，且以失败会有“比现在这锁链还厉害几倍的锁链”。由此可知，无论是亲俄派之陈启修、刘侃元，还是非亲俄派之张奚若、张慰慈及醒狮派，对联俄问题之见解，多立足于如何解决中国之内政——亦即立足于他们所说的“建国策”。只是一从积极方面立论，一从消极方面立论而已。
张奚若之上述言论，若用醒狮派之口号来表述，那就是“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反对依赖外力以解决国事，本属醒狮派最拿手之题目。值五卅运动高潮之际，曾琦及时宣明该派之主张，谓：“凡有倡言‘亲俄’者，应与‘亲英’，‘亲美’，‘亲日’，‘亲法’，一律视同国贼，抱定‘内不妥协，外不亲善’之宗旨，以与‘国贼’‘强权’相周旋。”醒狮派之主张显然与原国粹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信条存在关联。1925年11月，章太炎发表演讲言及俄事，仍云：“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另在复罗运炎书中说：“要之，赤化不除，大之则中土悉归他人领管，小之则吾辈为革命党者，非受其缨茀，即无保全之理。”
另有一批论者则以外交与内政之关联，或不致如此密切，从而以外交上联俄，不必导致内政上之布尔什维克化或内乱。具有亲俄及自由主义双重倾向之陈翰笙分析说，苏俄对我毕竟与英美日不同，后者对我毫无诚意，故联俄利多于弊。至蒙古等问题，要“忍其小而图其大”，即使他们对外蒙有什么阴谋，我们为急于抵抗英国起见，“亦只可暂时牺牲一部分权利先谋达到解决大局的目的”。他还强调，不能将内政窳败悉数归咎莫斯科。苏俄在中国并未宣传共产，共产党中“捣乱分子”所以有机可乘，正因内政不修。“我们若无良善或适当的政府，则联苏联也要亡国，不联苏联也要亡国。”张荣福认为，苏俄既为列强仇人，他虽不赤心对我，但因共存共荣关系，还是应该联合。陈钟琴亦表示，中国并无共产之可能，不必神经过敏。帝国主义方为中国之死敌，与其妥协亦不能修内政。还有论者主张，对俄政策不必过虑帝国主义之态度。钱端升之意见即具代表性，他在《对俄问题致勉己书》中提到：“亲苏俄去反对帝国主义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与改良内政不相干”，两相权衡，苏俄还是应当联的。蔡晓海以为，我们与之为友，不过外交上的一种策略，并非承受其共产主义。具有明显国家主义倾向的陈筠，亦强调联俄问题只宜视作外交政策，“有利则联，无利则排，外交常事”。联俄与排俄问题所以越讨论越复杂，乃至成为“重大问题”，原因则在外交之外。主张联俄者多着眼于外交政策，主张排俄者多惊心于苏俄在中国之活动。立足点不同，各走极端。当然，他在如何处理内政与国际关系上充分支持张奚若。批评先打倒帝国主义始可谈内政之理论，提倡先扫除外人在中国之“特殊势力”，始有独立内政可言。
在联俄与排俄问题上，除醒狮派及无政府主义派力主仇俄和排俄外，直接参与讨论之大多数，均反对过于强调外交与内政之同一性，因而，无论是亲俄派之陈启修还是反亲俄派之张奚若，在这类论者视之，均属极端。刘勉己另撰《怎样对赤俄?怎样对帝国主义?》，提出赤俄为我外交上之友、内政上之敌，因而“外交上不必疏俄，内政上要排俄”。帝国主义虽为“我们真正之敌”，但也不必排他。帝国主义不必为仇，赤俄也靠他不住，只有自救才是正途。此类观点之展开意义就是，不必将苏俄与列强分别看待，对中国而言，何者为敌何者为友并无定数，更不必刻意在联俄问题上费神。自由主义者陶孟和，甚至认为应否联俄是个伪命题，因而提出三重疑问：第一，不知道主张联俄的人所指的中国是什么，或谁能代表中国。若不同的人联不同的外援，中国之争势将演变为列强以中国为傀儡之争；第二，为什么要联俄。若为戡定内乱而要外国人来帮忙，也太“没出息”和“没骨头”。若是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试验，倒也不必反对。因怕试验的结果仍是某党某派凌驾于人民之上；第三，苏俄何以帮助我们。“一遇见一个国家，政府或政府代表，我们便要留心，我们便不能信赖”。三重疑问之背后，依然是与醒狮派如出一辙之见解。
丁文江对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言必称“联”，表示殊不可解。云：“就外交上讲，无论那一国，我们都不配联，苏俄我们更不能联。就内政上讲，联外国人来改革本国的内政，没有不失败的。”李鸿章联俄制日，结果断送了北满；日俄战后有人主张以同文同种之谊联日，得到的是二十一条。如果联俄，列强可能会像封锁苏俄一样封锁中国。如贸然联俄，有无牺牲的必要?稍微明智者，都不肯因联络一人而得罪全世界人。至联俄以改造内政，更无讨论之价值。吴三桂之于满清，高丽之于日本，均是前例。右翼知识界之反对联俄，并非就是仇俄。比如丁文江对苏俄精神依然不乏颂扬，他说：“我们学苏俄，应该学他的好处：学他的独立的精神，奋斗的勇气，牺牲的决心，那么就是有千万个帝国包围我们，我们也不怕他们，又何必去联苏俄做人家的走狗?”如前所述，无政府主义者本来讳言“爱国”，但在联俄问题上全然滑向国家主义。认为不宜笼统来谈联与不联。抱朴与丁文江、陶孟和、刘勉己等取一致态度，主张中国应利用强国之间的冲突，“设法去找自己的地位”，有必要可单独反对某一国家，甚至联络某帝国去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必专在联俄，苏俄本身也是此种国策。就目前情形而论，却是“没有联俄的必要”。在论争后期，越来越多的论者不仅对联俄，而且对“联某国”之思维表示异议。陈登元《论亲俄主义》指出，打倒帝国主义并不错，但要谨记“我们要自己去做，不要依靠别人”。胡石青对陈启修、陈翰笙、刘侃元之言论作出回应，表示“我以为都不能联”，“联谁就先受谁的处分”。他借用土耳其凯末尔(Mustapha Kamal)的话说：“弱国与强国作军事联合是引虎自卫。”针对陈翰笙舍小求大之说，他奉劝讨论外交问题之同人，最要注意的只有两事：“一为国权，二为国土。自今以后，是只准说挽回与收回，不准说牺牲与割让。”
将联俄问题区分为“外交政策”与“亲善主义”，指出两者性质截然不同，在思辨深度上无疑胜出一筹。1925年4月11日《醒狮周报》发表胡国伟之巴黎来稿——《“亲善主义”与“外交政 策”》，可能是论述此问题之第一篇专文。文日：“人恒有持‘亲善主义’而滥用‘外交政策’者，又有因‘外交政策’而妄行‘亲善主义’者。前者由于主观之非，其为祸也，足以亡国而有余；后者由于客观之误，其为害也，将使国家为人所制。凡此皆为国家主义者所不取也。彼以为‘亲善主义’与‘外交政策’，乃一物两面，故混用而不自觉。实则二者之作用悬殊，性质各异，未可同日而语也。盖‘亲善主义’乃立足于依赖根性之上，而委命于人；‘外交政策’则建立于独立自主之中，而权衡操之于我。”文章批评亲英、亲美、亲日、亲法，尤其是亲俄现象，主张“外不亲善”。此文观点在五卅运动期间被反复引用和发挥，8月8日发表的曾琦文章亦论及，国家主义并非排外主义，如果苏俄与我利害相同，“在某一时期，某种程度之内，吾人亦未尝不可与之缔结‘攻守同盟条约’。然此仅为‘外交策略’，而非‘亲善主义’。”11月23日《展报副刊》发表陈筠《联俄与排俄平议》，进而强调：“外交政策与亲善主义系截然不同之二物。亲善主义为感情的，依赖的，忽视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为理智的，自主的，重视本国利益的。……我们当然撇开亲善主义，只讲外交政策。”面临五卅运动之如火如荼，醒狮派之借题发挥亦为自然之举。李璜特发表《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之演讲，论日：对五卅事变，我们是应联合各阶级“以国家为前提”外抗强权呢?还是相信欧洲人的什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而在国内主张阶级战争，并希望各国平民觉悟后来救我们呢?“我们大可利用外交手腕，暂时联络法美以对抗英人”，“反对共产主义者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老等世界全体平民革命，否认外交的功效”。
讨论正酣之间，也是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亟谋“清党”、筹划西山会议之际。西山会议派虽未正式加入论战，但在对俄问题上与醒狮派、研究系之合流，实为考察“五卅”前后北方知识界不可回避之问题。邹鲁在为灏孙《联俄的讨论》所作序言中，陈述其对联俄问题之看法为：中国固然可以联俄，但须坚持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原则，“平等待我”四字，就是联合的唯一条件。“联”是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来“联”，如今之“联俄”直是“降俄”。若为受了数万根枪械，便将党权政权军权一一给予俄人，“则又何必责袁世凯借了日方的款便受二十一条件”。《联俄的讨论》对亲俄派联俄之现状极表不满，指责近来一部分人极力鼓吹联俄，一似非联俄，我国便无药可救，联后国家即可立强。指出联俄之有无必要及联的方法尤须斟酌。“倘是明知联之是危险的，而仍主张联之，那末，便是甘心卖国；又何怪军阀与之勾结?”联俄的先决条件是。苏俄抛弃前俄帝国主义。主张联俄者，“好似渴者欲止渴，明知鸩会害人的，惟仍要饮之者。无非为止渴的希望所激励，而不复顾虑。”要打倒军阀帝国主义，“我们只可联合全国的革命分子，对于任何国家的援助——姑无论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亦应该拒绝。”灏孙还引用马志尼的话说：“吾人当弃绝依赖外人之力以成功之心；苟存此心，鲜有不败者!”国民党右派人物多赞同重新解释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句，他们认为孙并未明言“联俄”，其意亦不专在“联俄”。《中国国民党周刊》刊文表示：“依据总理遗嘱，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苏俄既不以平等待我，复厉行侵略政策，应即不再联络，毅然断绝其国交。”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固然谈不上“亲俄”，但也并非都主张“绝俄”。如前所及，吴敬恒既反对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也主张联俄问题不应与赤化并为一谈。因为联与仇“乃国际间极小一件事”，有必要即同盟，无必要即解盟。
若要对一般知识界联俄问题之态度作一总括，大致可说反对联俄者并不占明显优势，而就反对者之绝大多数来看，与其说他们反对联俄，毋宁说其所反对者为专在联俄之“亲善主义”，亦即并不绝对地反对联俄，同时也反对超出“外交政策”而联英美日之做法。包括醒狮派在内，亦莫不如是。
余论
虽然“联俄与仇俄”问题之讨论有一定导向，且以非亲俄派、非共产派为主体，但分属各党各派的知识分子之意见，均得以或间接、或直接地表达，其交锋亦充分折射出国民革命高潮来临之际，知识界急剧分化组合之乱象与主流。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时之“友俄狂飙”。到1925年之“赤白仇友”争论，表明一般知识界在对俄问题上，已由较为感性、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之“亲善主义”，过渡到较为理性、以国家为本位之“外交”立场。其变迁之外在原因，大抵为苏俄对华之民族主义外交和“赤化”；内在原因则是一般知识分子对如何解决中国问题。已由理想而渐趋实际。与此密切相关，知识界日渐形成亲俄派与仇俄派、共产派与反共产派、联俄派与排俄派、激进派与稳健派之对垒，从而严重影响中国之政治走向及意识形态格局。
虽然中国国家主义思潮肇端于晚清，形成于五四时期，但鼎盛时期却始于五卅运动。“老秋”在《国家主义者的供状》中提及，正当少数国家主义者奔走呼号，几感绝望之际，五卅运动出现了。“当时我们几位同志跑得要死，今天跑武汉，明天跑京沪，真是‘来日大难，舌敝唇干’。幸得不久五卅惨案便来了!……因为这一来，国家主义者的全民合作去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主张便证实了!在五卅运动中间，中国国民无论贫富老少都一齐出力，抵抗外侮；在中国国民外交上算是留了一个狠好的成绩。因此骤然国家主义的主张便为全国多数爱国而有革命性的青年所信仰，纷纷加入国家主义团体，而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支部不久便设满了全国各地。”陈启天《中国国家主义运动的过去与将来》也有类似记述：“人了十四年以后，最能使国家主义运动扩大的便是五卅惨案。在五卅惨案以前，国家主义的宣传虽已奏了相当的效力，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对于国家主义持游移的态度。五卅惨案一发生，大足证明国家主义为救国的惟一方法，不容游移的人长久游移。”李璜于1932年还追述日：“中国青年党的组织既在国外已具规模。而来在国内开始组织时，又遇着民十四的‘五卅’事变全国抗英，将国家主义的自卫精神又在事实上充分的证明出来，所以中国青年党和他的训练青年的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便从此时突飞猛进，发展至今党部团部遍于全国，而与国内制造混乱的种种恶势力不断冲突。”以上记述对醒狮派之影响虽有所夸大，但运动期间国家主义组织之急剧发展却是事实。至1926年，国家主义青年团之支部，已从都市推广到县城。
京沪为国家主义知识分子聚集最多之地。仅就北京一地而言，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救国团体相继发生者不下百余，其中国家主义团体“救国团”即为活动最力、影响最大者之一。该团由北大学生16人发起，宗旨为“抵抗强权，争国家真正独立与自由”，主张单独对英日，要求中国政府对其最后通牒，不达目的不惜宣战。响应者极众，一时 宣战之空气弥漫全国。该团曾就金石声案致函加拉罕，另派员往河南军队中宣传一致对外，运动《东方时报》工人罢工。救国团成立后，京中各界相率发起各种救国团体，包括中大铁血救国团、工大救国同志会、农大农人救国团、少年卫国团等。此等救国团体俱以“抗强权”为职志，少年卫国团标明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谋国家富强”为宗旨，多与《醒狮周报》之主张相应和。还在1925年8月22日，曾琦即宣称，吾人与共产党搏战，“既越半年，青年思想，渐趋正轨，社会舆论，亦有转机，正义既彰，莠言斯熄”。如果考虑到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在北京之有效活动，可知醒狮派对国家主义之影响同样有所夸大。不过国家主义思潮勃兴于五卅运动，也有中共方面之佐证。1926年瞿秋白即指出：“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已经有很广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谓‘民族精神’或‘国家主义’，也就因此发现出来”。醒狮派在争夺五卅运动领导权之同时，更将它视为完全之国家主义运动。李瑁卿即言，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才是“绝对继续五卅运动根本精神”之革命团体，领导五卅运动全国爱国青年，也是“全国最有力量的革命团体”。
苏俄在中国之影响加深加剧，国共合作领导之国民革命运动大有底定中原之势，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加上北京政府腐败无能，特别是英日帝国主义之横暴，激起近乎空前的民族主义浪潮，此种特殊之历史机缘，为国家主义思潮与右翼知识界之双向互动，提供了绝佳条件。五四之后知识界对世界主义思潮之反思与批评，促使相当部分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关系，从而为国家主义之移植与发育提供了主观条件。也可以说，国家主义部分地滋生于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及尚不健全的民族国家意识，并非全然来自域外。如此理解，即不难认知右翼知识界何以在对俄问题上，统一于国家主义立场。当然，醒狮派在促使国家主义逐渐成为右翼知识界联结之精神纽带中之核心作用，亦不容否认。左舜生后来指出，“要在中国谈‘第三势力’，我们也真可以算得是‘第三势力’的老祖宗。”尽管右翼各派对国家主义之理解与选择各有侧重，有的表现为价值理性之认同，有的表现为工具理性之选择，但若将它们在论战中之思想因子综合起来，即可合成—个国家主义主旋律，而醒狮派之政纲与方略无疑是其中的最强音。1925年9月，《中国青年》称醒狮派纯属“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实为此种综合性另一侧面之映照。醒狮派之纲领“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以“神圣联合”反对“阶级革命”，以专对英日之策略反对“打倒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在非亲俄派中得到广泛认同，也使“联俄与仇俄”之争，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主义与世界革命之争。
本文标题所以采用《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而未使用“民族主义”字眼，除醒狮派之国家主义为主要考察对象这一原因外，还有以下考虑：“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词源同为西文“nafionalism”，而“民族”与“国家”也源自“na-Lion”，若将nation译为“民族”。“internationalism”就应译为“族际主义”而非“国际主义”。欧美所谓民族主义，大体与威尔逊所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义同，而中国国内所通用之“民族主义”。显然是指包括境内所有民族在内之主义，亦即“中国主义”、“国族主义”。“nationalism”进入汉语词汇，渐被分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义，又被不同意识形态赋予约定俗成之内涵与外延，译名之辨似已失去意义。起初国人采用“民族主义”而讳言国家主义，实因欧陆国家主义辄被视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只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其实在1920年代的中国，“国家主义”又被分为“纯正的国家主义”或“广义的国家主义”与“狭义的国家主义”两种，前者与一般所谓“民族主义”意义相同，后者则难逃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嫌，醒狮派即被视为此类。客观地说，此实误解所致，因醒狮派之国家主义乃经过改造之“新国家主义”，被界定为对外反对侵略主义、对内实行“全民政治”，故该派极力否认广狭之分。在醒狮派视之，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乃前后相续之两个历史阶段。去除现实政治斗争之意味后，我们或许会发现，在学理上两者相通之处远大于分歧。孙中山及蒋介石都曾说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瞿秋白也指出，戴季陶“资产阶级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
[关键词]北方知识界；“联俄与仇俄”之争；国家主义；五卅运动；“亲善”与外交
[中圈分类号]K26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1-0140-13
二、仇友问题：以国家为前提之讨论
知识界讨论赤自问题，多倾向学理之辨析，而讨论仇友问题则侧重事实之争辩。提出赤白帝国主义问题之初衷，是为论证苏俄是仇是友、应否联俄作铺垫。诚如张奚若所言，陈启修之本意不在证明“赤色帝国主义”是否成立，而是主张苏俄是我们的朋友，不应加以敌视。针对陈启修《中国对苏俄政策应当如何?》之若干论点，张奚若指出，赤色帝国主义名词之辩实无必要。无论它是什么名称，是赤是白，甚至没有名称。只要危害中国就要反对。梁启超也持同样见解：“赤色帝国主义之有无，和苏俄是否帝国主义者，这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其他如陈均、毛一波等，亦有类似言论发表。还值得一提的是，醒狮派重要人物李璜发表《对俄态度的我见》指出，要弄清苏俄是否我们的朋友，“不必在甚么主义上去考察，更不必在甚么赤色白色上去比较，只问他的利害关系与我们的利害关系相不相冲突便得了。”刘勉己对此深表赞许，按曰：此文“可作讨论对俄问题的一个结束，盼望阅者虚心一读”。它流露出发起讨论之《晨报副刊》乃至研究系，希望对俄问题能最终统一于国家主义立场。其实从一开始，醒狮派与研究系在政治思想上即相当接近，曾琦与梁启超本有师生之谊，后来梁曾称赞国家主义派为国内最有希望之政治势力，醒狮派也拟拥戴梁启超出而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组织新党，梁以体衰辞。①
苏俄仇友问题，实以国家为前提。讨论中所谓“仇”即中国之仇，所谓“友”即中国之友也。问题本身也为分属不同派别、不同意识形态之知识分子，在对俄问题上形成共识提供了前提。“五卅”之前，知识界疑俄仇俄之理由，集中于苏俄对华外交，即以莫斯科无意实现两次对华宣言之精神。论战爆发之前夕，张镜予在《时事新报》发表《赤色帝国主义与中国》一文，提出六大质问：苏俄为何要夺取我们的蒙古、侵略新疆?苏俄为何与蒙古政府签订侵略式库赤铁路合同?苏俄为何要在我国沿边区域种植罂粟并运入我国贩卖?苏俄为何无故拘捕在俄之华侨?苏俄为何采取远东移民政策在北满极力扩张势力?加拉罕为何故意延宕中俄会议?文章由此提出，苏俄的确是“共产主义的大拐子”。五卅惨案发生，加拉罕仅以一纸空文慰藉被残杀者。所谓中俄协定之公平，也不过注重宣传作用。我们现在应该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为口号，尤宜以“打倒赤色帝国主义”造成一种特别的标语。”《时事新报》另刊登钟云文章谓：“苏联继起，表面上是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幌子，然而实则半斤之与八两，没有分别。”
论战发生之后，类似言论更是频繁出现。陈翔《友乎?仇也!》一文列举苏俄对中国之“侵略”，表现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治外法权等方面，并得出结论：苏俄之对中国，与帝国主义者不差其旨趣。吴新良《苏俄与蒙古》则以为，“凡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能为者，苏俄无一不能效颦，而其手段之高辣，尤十倍于其他帝国主义之国家焉。”陈登元《论亲俄主义》通过考察中俄关系史，说明俄国之侵略中国，“乃用最大折扣的大廉价而以最奇巧的手段出之”。中俄协定之后，社会主义苏维埃拘留中国使馆使员，使之失踪，用“一日千里的手段”在东三省偷移界碑。日俄协定竟承认普茨茅斯和约，侵占蒙古，延宕中俄会议，瓜分波兰。打倒帝国主义并不错，但要谨记“我们要自己去做，不要依靠别人”。另有署名“赵奉生”者述称，中国决不需要俄国式的阶级革命，“我们革命就革命，无需乎苏俄的帮助”。从事实上考察，“苏俄决不像我们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在此问题上之见解，同样退至国家立场。毛一波指陈苏俄对各国民族运动，不但未加援助，反为自身国家利益计，对朝鲜、波兰、中国等加以压迫。李芾甘亦云，苏俄既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我们的敌人。
作为论战主将之张奚若、陈启修，在此问题上之交锋自然最为激烈，也最具全局意义。陈启修在《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中，列举论敌攻击苏俄之十一条罪状(捣乱中国内政，侵占蒙古，运军火助广东政府，设立俄蒙银行，文化侵略，替中国多闹乱子，占据中东路，牵引中国入世界战争漩涡，控制广东政权，宣传共产，延宕中俄会议等)，以为只有第三条运军火助广东国民政府“勉强是罪状”，其余很难成立。而苏联对中国之功至少有两点：一是在外交上帮我；二是因其取消不平等条约，从而提升中国民族之自尊心。相反，帝国主义对中国却有六条罪状：土地之侵夺，经济之榨取，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文化之侵略，操纵内乱，干涉内政。总之，若把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两相比较，“则前者功二过一，后者无功而有六过，所以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害，比苏联大得多。”陈启修虽承认苏俄亦有“过”，也是为自己之生存而在世界上鼓吹共产主义革命，但在反方看来，它已被缩小了不啻百十倍。且所谓苏俄“功二过一”、列强“无功而有六过”之说，并无切实之客观标准，因而张奚若称之纯属臆测。
五卅运动期间及之后，疑俄仇俄之理由与此前大有不同。除涉及上述外交因素外，主要是认为苏俄“包藏祸心”，对中国内政“利乱不利治”，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张奚若特撰《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强调苏俄为害中国更甚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只是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帝国主义还唱尊重我们土地主权之口头禅，苏俄竟占据外蒙；帝国主义只是暗助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在广东做外交官和高级军官。稍后在《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进而提出，苏俄之特别罪是：以金 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使很有希望的分子舍了脚踏实地救国之途径，去做务虚名忘实际的依赖事业，扶助极恶劣的势利分子，排挤极好的公正分子，小之足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时期，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无穷之负累。“苏俄最大的功劳，在作我们外交上的与国；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们的内政。”况且所谓外交上的帮忙，也不过是替我们多闯几个乱子，使帝国主义有所借口，事体益加难以收拾。纵观张奚若在论战中之系列文字及立论，均以五卅运动为主要背景，因而《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特别提到：此次沪案之缘起、经过和将来之结果，以及沪案紧急时北京学联会之分裂，天安门前之“丑剧”，即为苏俄“利乱不利治”之明证。“”
学生运动实为五卅运动之前驱力量和中坚，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亲俄派与非亲俄派在学生运动中之斗争亦最为激烈，北京学生界之分裂与内斗确为典型案例。北京学联原由京师中学以上各校学生会组成，数年来渐为亲俄之国共两党分子所控制，及1924年春夏因中俄交涉问题分为两派：亲英美派及亲俄派。至下半年北大学生会改组，共产派失势，学联中之共产派遂极力恢复在北大学生会之领导权，国耻日双方冲突，北大学生会遂退出学联，学联亦因此声势大减。沪案发生后，非共产派乘机发起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与北京学联分庭抗礼。成立大会在北大召开之际，双方再大闹一场，非共产派获胜。双方争执颇似共产派与醒狮派争斗之投影，焦点实为专对英日两国，还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据无政府主义者卢剑波记述：“全国一致主张反抗英日强权之际，彼等犹死口咬定共产党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藉资宣传，因此而失国人的同情不少。”嗣后共产派主持之雪耻大会，与非共产派之北京各界联席会议冲突愈演愈烈，导致7月18日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大规模之冲突。此与北京学联关系甚大，北京56校学生会遂联名发表紧急启事，否认北京学联之存在，拟另组学联。除此而外，上海等地学生之此类冲突也很激烈。而且，这种冲突也表现在工人运动中。据曾琦讲，“五卅”期间国家主义者运动北京英使馆工人罢工，“予英人以最后之打击”，共产党人以非居于主动地位，竟坐视罢工之工人而不救。对当时异常严峻之反帝斗争来说，此类事件当然远非幸事。可以推断，张奚若所说“极好的公正分子”即指反亲俄派，而“恶劣的势利分子”，则指共产派和亲俄派。
此时的自由主义学者张奚若及右翼知识界，无疑与国家主义派存在一种互动，他们多将五卅运动受挫之根本原因，归结为苏俄之“赤化”与“捣乱”，以及苏俄“走卒”中国共产党之“破坏”。7月11日之《醒狮周报》强调：“国中政争，鲜有不受俄国之影响也。更就最近之五卅惨案言之，英工部局所藉口者，岂非赤化云云。”艮生在总结沪案失败之原因时也表示：“五卅事件，本为一纯粹的爱国运动，而共产党人必欲据为该党的宣传资料，涂以种种不相干的色采，致帝国主义者得以信口雌黄，一方破坏我国际的同情，一方离间我国民的一致。……五卅事件本发动于学生，不幸继五卅而起的各地学生运动，一部分又为共产党把持，国人因厌恶此一部分赤化的学生之故，使之联带的对五卅事件亦有淡然漠然之感。”艮生归咎中共之论虽偏颇，但他说部分知识分子本欲加入运动，然恐助中共之成功而“淡然漠然”之事，确实存在。譬如梁启超7月10日在致梁令娴函中就提及，因共产党卷入沪案，张君劢、蒋百里等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且“嫌我说得太多”。6月9日，章太炎在致李根源函中谓：“沪上自发生惨变后，罢市已逾七日，而交涉仍无进步。盖由学子受赤化煽惑，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如所云‘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者，皆足使外人协以谋我。”
欲将五卅运动导向或描述成反共产主义运动，力促国家主义成为知识界之共同信仰，醒狮派领袖曾琦之相关言论，表现尤为突出。其《五卅惨案之回顾》总结说：“吾人鉴于五卅惨案发生后，英人藉口中国赤化，联合日美共同压迫我国，同时国内各界亦因共产党而难于合作。则知此时，妄倡‘共产主义’却足以‘外促列强之结合，内启国民之分裂’，因而益决反共之心。”张奚若及相当部分论者，指责苏俄明知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而仍实行赤化中国政策，完全是别有用心。《醒狮周报》8月8日发表曾琦文章指出：“赤化而果成功，则彼当然执世界之牛耳而我不啻为其属国!赤化而果失败，我虽陷于共管，彼固依然无恙，不过在中国之境内重演一次‘世界大战争’而已。”稍后李璜撰文说，苏俄不过是以中国为共产主义之试验场，“试验得好呢，便是共产主义的侥幸；试验不好呢，牺牲一个中国也不大要紧”。俄国总极力把中国涂成一个红色纸老虎，去恫吓欧洲列强，“本来利害不一致的列强，也要归于一致。那时不把中国造成共管之局，便要与苏俄在中国大战起来!”而此类论调也在一般知识界中交互传播，即如无政府主义者惠林亦表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政策，在形式上虽与白色帝国主义者略有不同，而他们的精神上，实在比较白色帝国主义者更加深刻，更加周到些。”显而易见，一种共同话语正在加速形成。
另一方面，莫斯科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异常表现，似乎又给反共产派、反亲俄派提供了“铁证”。尽管运动高潮之出现，酝酿期达数月之久，直至6月7日共产国际才有正式反应。6月11日，苏共中央由斯大林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五卅事件问题，25日提出关于该问题之九点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应千方百计地在运动中除掉张作霖，同时“一定不要夸耀共产国际执委会、苏联和俄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要求俄国在华一切工作人员，都应“非常谨慎行事”，务使运动不要给列强提供武装干涉之口实，甚至还提出由苏联在列强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调解”。这些措施表明，莫斯科不但没有大力援助中国民众日渐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反而深怕惹火烧身。其所以急于搞垮张作霖，厥以张长期依靠日本与之为敌，而日本正是其满蒙战略之主要障碍。为此，莫斯科积极联络其他各派军阀及地方实力派(包括吴佩孚、孙传芳等)，竟至在1925年夏至1926年初，一度冷落国民党广州政权，大力武装冯玉祥之国民军以直接倒奉。中共极力推助五卅运动向纵深发展，却遭到共产国际及鲍罗廷之批评，因如此将使“彻底打垮”张作霖之计划受损。甚至为此目的，在北伐时机基本成熟时仍极力延阻广东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虽则消灭奉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不无关联，但莫斯科在外交与革命之间的抉择，显然更注重前者。其更大目标则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之红色政权，至于是否皈依共产主义尚在其次。斯大林即曾告诫其使者鲍罗廷。“决不要在中国迷恋于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莫斯科对五卅运动之态度，又成为国家主义者宣告苏俄不可靠之“事实依据”。曾琦即云：“吾人鉴于五卅惨案发生后，俄人丝毫不能以实力相助，同时共产党所希望之无产阶级革命，竟成幻梦，弱 小民族亦莫我救，则知‘依赖外力’，徒足以‘懈国民团结之心，启外人轻视之念’，不惟无益，抑且有害!因而益信‘内不妥协，外不亲善’之态度，实为正当之主张。”除此而外，曾琦攻击最多的还有联合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实行世界革命之说。沪案刚一发生，曾琦即论日：“机关枪大炮之来，岂暇分其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哉?盖至是而国人和平之梦，可以稍醒，大同之说，可以暂抛，‘神圣联合’之说，亦庶几可以实现矣。……吾人夙所主张之‘阶级协作’与‘全民革命’，已由理论渐成事实，宁复有怀疑之余地哉?”稍后，国内舆论一致反对列强所谓“沪案重查”，曾琦又撰文指出：“何以英法美日之无产阶级不起而反对重查沪案?何以自称扶助弱小民族而不为我国仗义执言?”其实五卅运动期间，欧美各国无产阶级也先后开展声援中国人民之运动，不过难有佳绩而已。从当时报章舆论及论战情形来看，醒狮派之上述类似言论，的确在知识界找到了很好的“销场”。 更有甚者，苏俄为与英日帝国主义妥协，竟逮捕并拟处死援助五卅运动之在俄中国侨民。《晨报》载，五卅运动开始后，“前中国驻俄公使馆馆员某君”，与喻森、彭君颐等拟组织旅俄华侨反帝国主义同盟，但俄外部禁止华侨在俄从事该项活动。经数次交涉，仅允可不用任何名义，召集华侨援助五卅运动大会，大会议决派喻森等四人携议案及捐款归国。四人至赤塔时，日本驻俄大使亦至莫斯科，旋向俄方提出制止华侨反日之秘密要求。俄国防政治处遂在莫斯科拘捕12人，行至赤塔之喻森等人亦被捕。中国驻俄大使李家鏖提出抗议，并要求释放在押人员，俄方乃指该12人已招认谋刺日本公使，非但不允，且要引渡涉嫌参与其事之另两名馆员。嗣后国防政治处判处7人死刑，同时俄使加拉罕要求中国外部，调回驻俄馆员彭君颐等，将李家鏖调往他国。经中国外部与加拉罕一再交涉，始允如驻俄日使不要求执行死刑，可将彼等释放。后被判死刑之7人获释，而旅俄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则在押送至伊尔库茨克后神秘“失踪”金石声案引起反共产派强烈不满，《醒狮周报》更是借题发挥，指责苏俄在中国陷于沪案的危难之秋，“压迫我国人民爱国运动”。慨叹“本国人不能自决”，徒凭藉甲国之力以铲除乙国，如此反抗帝国主义无异“拒虎进狼”。沪案发生后，在京百余救国团体中影响最大之“救国团”(属国家主义团体)，特就逮捕华侨事致函加拉罕，指责苏俄“竟以帝国主义待我”。该函云：“贵国政府素以打倒帝国主义，尊重正义人道号召于世，今反以欲见好于英日帝国主义，遂不惜大捕我国参加爱国运动之侨民，是直与英日帝国主义者相勾结。”
张奚若所以认苏俄为敌，且视列强为甚，大抵基于苏俄对中国内政之“危害”。此点得到研究系魁首梁启超高度认同。梁氏认为，判断一国是敌是友之根本标准，关键是看它对本国内政产生何种影响。其致刘勉己函表示，要讨论苏俄仇友问题，须得先把自己对于经济制度的主张拿出来，立论才有根据。其经济制度之主张则是：“在保护关税政策之下采劳资调节的精神奖励国产。”妨害此种主张者，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认为敌。苏俄为自身利益计，在中国挑起阶级斗争，鼓吹世界革命，终将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不仅不是中国之友，而是“帝国主义的结晶”，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粱启超所陈述之改良主义，应该说是研究系政治思想的一贯特征。不过刘勉己与梁启超稍有不同，他反对激进之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却主张激进之“政治革命”。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是政治革命问题。而非社会革命，因为中国只有流氓式的资本主义；由人类进化来看，政治革命应先于社会革命。应依靠民众实行“急进的彻底的政治革命”，实行劳资调和。
客观地说，仇俄派对苏俄之指陈多有迹可寻，但在反俄仇俄之声浪中，苏俄之消极面又被有意无意加以放大和渲染，其言论很难说全然发自理性。近代中国国家地位之沉沦，主因是帝国主义之入侵和掠夺，而内乱之滋生，也是列强瓜分中国之直接结果。若一味强调苏俄为中国内乱之源，无异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如换一角度来看，没有十月革命和以莫斯科为驱动中枢之世界革命运动，就没有亚洲和中华民族之快速觉醒。或者从短期来看，阶级斗争一定程度上的确消弭了各阶层之凝聚力，但它在特定环境又能最大限度激发出革命之潜能。改良渐进之路，充其量是社会变革可以采行的成功道路之一，历史从来没有提供有效否定激进革命之定律，况研究系及自由主义分子所崇尚之近代欧美文明，本身亦为暴力革命所催生。当然，也有论者极力为国共两党之激进革命进行辩护。刘侃元批评稳健派刊物《甲寅》“无内容”、“无聊赖”之复古，缺乏生气；批评梁启超“年年姐姐十八岁”，“只谈渐进不谈急进，只谈现实不谈理想”。同时表示，“我们对于中国国民党表敬意”。“对共产党尤表敬意”，因为他们有理想。《共进》杂志特发表志颖《读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批评梁氏不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无视劳资两阶级之斗争难以调和之现状。
不过应特别注意的是，知识界之相当部分并不认同或完全认同张奚若、梁启超等人之看法。北大张荣福就对张奚若文章表示强烈质疑，他批评张奚若以苏俄为害中国更甚于帝国主义，“是绝对的错误”。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使中国不为积极抵抗，小之可以亡国，大之可使中华民族灭种。苏俄地广人稀，有相当发展空间，且财政资本相当薄弱，“五十年内不敢起经济侵略中国的野心”，故五十年内不必认他为经济侵略的仇人。他之引诱蒙古，只能算是中国一个“莫有赤心赤胆的邻居，那里就说得上是仇人”。不过他承认，苏俄在中国不宜共产之际宣传共产，着实可恨。此外张荣福另发表两篇文章补充说，只要俄国接济军械，是拿给我们革命，则极表赞成。被压民族与人民革命有理，俄国赞成中国革命，不应视为仇敌。只有从速完成国民革命，始能抵制共产主义及共产党之蔓延。
刘勉己在《反共产的理由和主张》中表明看法：因苏俄尚不失为共产主义国家，故“外交上比较没有危险，即使能为鬼，也不厉害”。赤色共产主义在实质上不能为帝国主义，外交上是我们的朋友，“然而它为着或借着反帝国主义的题目，不免时弄帝国主义式的把戏，我们要严防扒手”。遇必要时，不妨以严厉手段对付之。在《怎样对赤俄?怎样对帝国主义?》中他再次表示，赤色共产主义间接用暴力煽动世界革命，可为害中国内政，但不能说赤帝之害甚于白帝。钱端升强调，他承认苏俄有帝国主义之可能性，但并不等于说苏俄就是帝国主义者。中国的头号敌人依然是英美等国。苏俄是其仇人，他对我们打倒帝国主义“总是多利少弊的”，“即便吃了他几个小亏，我们也得忍耐些。”“不亲苏俄，帝国主义者未必就肯放松，就是再亲上一点，恐怕帝国主义者未必就要进一步来侵略我们罢!’苏俄宣传反帝及废约不应反对，说苏俄捣乱甚于帝国主义之为害，言过其实。“苏俄还是应当亲的”。他表示，对刘勉己《反对共产的理由和 主张》，“十分的八九是可以得到我的赞成”。陈钟琴自称与各党派都无关系，与论辩者私人全不相识。他认为苏俄之立国精神，“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方为中国之死敌，与其妥协亦不能修内政。无党派人士蔡晓海在《苏联仇友问题》中表示：“在这帝国主义快压制我们到死的时候，苏俄毕竟可说是我们唯一的朋友。”纵然其利益与中国不能完全一致，但与帝国主义立在反对方面，为打倒帝国主义，可与苏俄为友。
仇友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即便陈启修、刘侃元、陈翰笙等亲俄派，亦承认苏俄推行世界革命，基于自身之生存)，此相对包含两重比较：一是将苏俄与列强两相比较。再就是将苏俄对中国之利与害加以比较。依据论争之大体情形可以判断，除开醒狮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以研究系、自由主义分子为主体的一般知识界中，视苏俄为敌者很难说占据主流；相反，和五四时期一样，其中的相当部分依然对苏俄及其社会主义革命，抱有不同程度之同情甚至敬意。美国人蒲兰谢(PaulBlanshard)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如此表述：“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亲俄的倾向，因为俄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毫无拘束援助中国的国家。”虽则这种说法失之片面，但至少可以说明自由主义者不必是仇俄者。徐志摩与胡适都曾亲赴苏俄，两者对苏俄之观感可谓大相径庭，他们之间的争论甚至持续到大革命结束。不过在“联俄与仇俄”之争中，自由主义者大都趋向国家主义，或深受国家主义者之影响。有署名“陈黄生”者借《京报副刊》攻击张奚若道：“张先生的见解并不是什么创见，不过读了几份醒狮而已。”并指责张奚若、曾琦之流，本来就是“革命势力的死对头”，不过替帝国主义摇旗呐喊而已，是资产阶级之代言人。准确地说，不但是张奚若等“读了几份醒狮”，醒狮派也以研究系及张奚若等为奥援。即如11月7日《醒狮周报》发表左舜生《反俄与反共》，该文历数苏俄之“罪行”为：“破坏中国的政治道德”，“腐蚀革命者的人格”，“延长中国的内乱”，“引起国际的纠纷”。如果将它与张奚若的文章相比，也可以说是看了几份研究系的报纸。
在此必须澄清，一般知识界在对俄问题上，既趋向国家主义又与醒狮派之仇俄不同，两者并不矛盾。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传播，很大程度上与民族主义重合。或者如瞿秋白所说，国家主义即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醒狮派虽为国家主义之核心势力，但仅其一翼而已；一般知识分子对醒狮派之同情仍是有条件的，并非完全皈依其主义与政纲。
国家主义者与英美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间之互动，不仅表现在话语之同质性增多，还表现在前者不失时机地促使后者接受“准备实力”、“外不亲善”等原则，抛弃以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亲善主义救国之幻想。陈启天撰文日：“往者国人惑于美人国际和平之甘言，而欲坐致中国于太平，吾辈以国家主义之说针之，则不诋为狭隘，即诬为后时。沪案既起，未闻美人主张公道，反与英国携手主张重查沪案，以减轻英国之责任，又何异于英日之视我乎?”曾解也指出五卅运动期间，“即使平日呼号对华亲善之美国，辅助弱小民族的苏俄，都噤若寒蝉，一言不发。”四维”有鉴五卅惨案不了了之，叹日：“彼信赖‘国际正义’，而主张‘和平交涉’者，睹此情形，未知作何感想?，且不论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国家主义，至少在此次讨论中，两者之前的论争不复存在。论争期间徐志摩在发表刘侃元来函时加一前言，日：“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作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这段文字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何种层面上接受了国家主义。若用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分类来衡量，自由主义者对国家主义之认同，很难说属于前者。而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俄之失望，极大程度上受激于苏俄对华外交，胡适对苏俄态度之变化即很典型。
三、联俄问题：“亲善”与“外交”之辨
联俄问题非但为此次论争之核心问题，亦为其中颇不易辩明之关键，因而陈筠说：联俄、排俄问题“所具的复杂严重的程度远过于苏俄仇友问题”。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表示，中国如自动加入帝国主义或反帝国主义一方，所加入的一方胜利时中国必一跃而为强国；若失败变为对手之属国，也比目前不独立不自主的局面好。他主张联俄之理由是，苏俄是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心，如果联俄，“我们失败时损失小，而成功时利益大”。虽然他依然将联俄视为外交政策，但特别强调外交与内政之同一性，因而他讲，如中国这般被压迫民族，“原则上内政就是外交，除了外交就没有内政”。说什么“先修内政而后讲外交”(张奚若语)，是不懂世界政治经济之联合性。据陈启修这一时期发表的多篇文章推断，所谓“内政就是外交，除了外交就没有内政”，意指中国国内问题之解决，离不开对世界大势之把握与利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须臾不可分离。他承认世界已逐渐分为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可以说，他比较完整地接受了世界革命思想。具体到对俄问题，陈曾在《现代评论》上撰文说，外交政策原是以利害为标准，按其重要性需顾及五点：一是应当研究国际形势；二是看本国之国际地位；三是看本国经济状况；四是对手国政治是否安定，主义是否于我有碍；五是看对手国对我是亲善的还是侵略的。”
陈启修之潜台词显然是苏俄政治安定，主义对我大有借鉴之处，且对中国采行亲善政策。对俄问题不仅要从中国之国际处境上考量，也要看对方之内政对我是否有积极影响，不过在对俄问题上外交与内政两种考量孰主孰次，他并未讲得十分透彻，倒是刘侃元阐述得更直自、更激进。他以为，中国现在尚无联俄之资格，想联未必联得上。问题之根本不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而在内政改革之方针上。“这方针才是第一义，那选择是第二义。这方针是因，那选择是果。”即是说因要学俄国之内政，联俄才更显必要。他不仅主张内忧之解决法学俄国，也主张外患之解决法学俄国。由上述原则回到苏俄仇友问题，他说：“我只能一句话承认它是我们的友人：因为它的建国原则与主义和我们相似。”我们不仅因利害关系而联俄，而且建国策上当学俄。将内政、外交视为一体，并非亲俄派特有之看法，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张慰慈亦有类似见解。张借用美国社会党领袖斯巴哥(J0hn spargo)的话说：“我信我国的将来大半要看这俄国问题怎样的解决。”非但俄国之外交政策能影响中国的将来，即俄国的内政也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将来。因此，应时刻注意俄国之行动和政策，“总得要把苏俄看做我们中国的问题”。
与陈、刘二人相反，张奚若一向主张中国问题之解决，宜先修内政，而不是奢谈世界革命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此种思路集中体现在《苏俄何以是 我们的敌人?》一文中。该文提出，我国非修内政不足以图强。而欲修内政则不宜在国际上树敌过多，否则引发世界战争必陷中国于绝大灾难之中。中国民族欲求解放，必先打倒军阀，铲除官僚政客，而同时抵抗帝国主义者之后，方足以言内政修明，国力日强。他在《联俄与反共产》中进而申述，他本不反对联俄，但联俄之前提是：苏俄不捣乱中国内政。然既联俄又不欲其捣乱内政，事实上似无可能，所以又无联俄之余地，欲联而不得。作为一种外交政策，联俄如有利或利多于害，我们就联他；如无利或害多于利，就不联他。如今联俄是害多于利，甚至完全无利。针对陈启修所说联俄“失败时损失小，而成功时利益大”，张当然加以反对，不仅否认成功之希望大，且以失败会有“比现在这锁链还厉害几倍的锁链”。由此可知，无论是亲俄派之陈启修、刘侃元，还是非亲俄派之张奚若、张慰慈及醒狮派，对联俄问题之见解，多立足于如何解决中国之内政——亦即立足于他们所说的“建国策”。只是一从积极方面立论，一从消极方面立论而已。
张奚若之上述言论，若用醒狮派之口号来表述，那就是“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反对依赖外力以解决国事，本属醒狮派最拿手之题目。值五卅运动高潮之际，曾琦及时宣明该派之主张，谓：“凡有倡言‘亲俄’者，应与‘亲英’，‘亲美’，‘亲日’，‘亲法’，一律视同国贼，抱定‘内不妥协，外不亲善’之宗旨，以与‘国贼’‘强权’相周旋。”醒狮派之主张显然与原国粹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信条存在关联。1925年11月，章太炎发表演讲言及俄事，仍云：“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另在复罗运炎书中说：“要之，赤化不除，大之则中土悉归他人领管，小之则吾辈为革命党者，非受其缨茀，即无保全之理。”
另有一批论者则以外交与内政之关联，或不致如此密切，从而以外交上联俄，不必导致内政上之布尔什维克化或内乱。具有亲俄及自由主义双重倾向之陈翰笙分析说，苏俄对我毕竟与英美日不同，后者对我毫无诚意，故联俄利多于弊。至蒙古等问题，要“忍其小而图其大”，即使他们对外蒙有什么阴谋，我们为急于抵抗英国起见，“亦只可暂时牺牲一部分权利先谋达到解决大局的目的”。他还强调，不能将内政窳败悉数归咎莫斯科。苏俄在中国并未宣传共产，共产党中“捣乱分子”所以有机可乘，正因内政不修。“我们若无良善或适当的政府，则联苏联也要亡国，不联苏联也要亡国。”张荣福认为，苏俄既为列强仇人，他虽不赤心对我，但因共存共荣关系，还是应该联合。陈钟琴亦表示，中国并无共产之可能，不必神经过敏。帝国主义方为中国之死敌，与其妥协亦不能修内政。还有论者主张，对俄政策不必过虑帝国主义之态度。钱端升之意见即具代表性，他在《对俄问题致勉己书》中提到：“亲苏俄去反对帝国主义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与改良内政不相干”，两相权衡，苏俄还是应当联的。蔡晓海以为，我们与之为友，不过外交上的一种策略，并非承受其共产主义。具有明显国家主义倾向的陈筠，亦强调联俄问题只宜视作外交政策，“有利则联，无利则排，外交常事”。联俄与排俄问题所以越讨论越复杂，乃至成为“重大问题”，原因则在外交之外。主张联俄者多着眼于外交政策，主张排俄者多惊心于苏俄在中国之活动。立足点不同，各走极端。当然，他在如何处理内政与国际关系上充分支持张奚若。批评先打倒帝国主义始可谈内政之理论，提倡先扫除外人在中国之“特殊势力”，始有独立内政可言。
在联俄与排俄问题上，除醒狮派及无政府主义派力主仇俄和排俄外，直接参与讨论之大多数，均反对过于强调外交与内政之同一性，因而，无论是亲俄派之陈启修还是反亲俄派之张奚若，在这类论者视之，均属极端。刘勉己另撰《怎样对赤俄?怎样对帝国主义?》，提出赤俄为我外交上之友、内政上之敌，因而“外交上不必疏俄，内政上要排俄”。帝国主义虽为“我们真正之敌”，但也不必排他。帝国主义不必为仇，赤俄也靠他不住，只有自救才是正途。此类观点之展开意义就是，不必将苏俄与列强分别看待，对中国而言，何者为敌何者为友并无定数，更不必刻意在联俄问题上费神。自由主义者陶孟和，甚至认为应否联俄是个伪命题，因而提出三重疑问：第一，不知道主张联俄的人所指的中国是什么，或谁能代表中国。若不同的人联不同的外援，中国之争势将演变为列强以中国为傀儡之争；第二，为什么要联俄。若为戡定内乱而要外国人来帮忙，也太“没出息”和“没骨头”。若是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试验，倒也不必反对。因怕试验的结果仍是某党某派凌驾于人民之上；第三，苏俄何以帮助我们。“一遇见一个国家，政府或政府代表，我们便要留心，我们便不能信赖”。三重疑问之背后，依然是与醒狮派如出一辙之见解。
丁文江对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言必称“联”，表示殊不可解。云：“就外交上讲，无论那一国，我们都不配联，苏俄我们更不能联。就内政上讲，联外国人来改革本国的内政，没有不失败的。”李鸿章联俄制日，结果断送了北满；日俄战后有人主张以同文同种之谊联日，得到的是二十一条。如果联俄，列强可能会像封锁苏俄一样封锁中国。如贸然联俄，有无牺牲的必要?稍微明智者，都不肯因联络一人而得罪全世界人。至联俄以改造内政，更无讨论之价值。吴三桂之于满清，高丽之于日本，均是前例。右翼知识界之反对联俄，并非就是仇俄。比如丁文江对苏俄精神依然不乏颂扬，他说：“我们学苏俄，应该学他的好处：学他的独立的精神，奋斗的勇气，牺牲的决心，那么就是有千万个帝国包围我们，我们也不怕他们，又何必去联苏俄做人家的走狗?”如前所述，无政府主义者本来讳言“爱国”，但在联俄问题上全然滑向国家主义。认为不宜笼统来谈联与不联。抱朴与丁文江、陶孟和、刘勉己等取一致态度，主张中国应利用强国之间的冲突，“设法去找自己的地位”，有必要可单独反对某一国家，甚至联络某帝国去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必专在联俄，苏俄本身也是此种国策。就目前情形而论，却是“没有联俄的必要”。在论争后期，越来越多的论者不仅对联俄，而且对“联某国”之思维表示异议。陈登元《论亲俄主义》指出，打倒帝国主义并不错，但要谨记“我们要自己去做，不要依靠别人”。胡石青对陈启修、陈翰笙、刘侃元之言论作出回应，表示“我以为都不能联”，“联谁就先受谁的处分”。他借用土耳其凯末尔(Mustapha Kamal)的话说：“弱国与强国作军事联合是引虎自卫。”针对陈翰笙舍小求大之说，他奉劝讨论外交问题之同人，最要注意的只有两事：“一为国权，二为国土。自今以后，是只准说挽回与收回，不准说牺牲与割让。”
将联俄问题区分为“外交政策”与“亲善主义”，指出两者性质截然不同，在思辨深度上无疑胜出一筹。1925年4月11日《醒狮周报》发表胡国伟之巴黎来稿——《“亲善主义”与“外交政 策”》，可能是论述此问题之第一篇专文。文日：“人恒有持‘亲善主义’而滥用‘外交政策’者，又有因‘外交政策’而妄行‘亲善主义’者。前者由于主观之非，其为祸也，足以亡国而有余；后者由于客观之误，其为害也，将使国家为人所制。凡此皆为国家主义者所不取也。彼以为‘亲善主义’与‘外交政策’，乃一物两面，故混用而不自觉。实则二者之作用悬殊，性质各异，未可同日而语也。盖‘亲善主义’乃立足于依赖根性之上，而委命于人；‘外交政策’则建立于独立自主之中，而权衡操之于我。”文章批评亲英、亲美、亲日、亲法，尤其是亲俄现象，主张“外不亲善”。此文观点在五卅运动期间被反复引用和发挥，8月8日发表的曾琦文章亦论及，国家主义并非排外主义，如果苏俄与我利害相同，“在某一时期，某种程度之内，吾人亦未尝不可与之缔结‘攻守同盟条约’。然此仅为‘外交策略’，而非‘亲善主义’。”11月23日《展报副刊》发表陈筠《联俄与排俄平议》，进而强调：“外交政策与亲善主义系截然不同之二物。亲善主义为感情的，依赖的，忽视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为理智的，自主的，重视本国利益的。……我们当然撇开亲善主义，只讲外交政策。”面临五卅运动之如火如荼，醒狮派之借题发挥亦为自然之举。李璜特发表《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之演讲，论日：对五卅事变，我们是应联合各阶级“以国家为前提”外抗强权呢?还是相信欧洲人的什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而在国内主张阶级战争，并希望各国平民觉悟后来救我们呢?“我们大可利用外交手腕，暂时联络法美以对抗英人”，“反对共产主义者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老等世界全体平民革命，否认外交的功效”。
讨论正酣之间，也是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亟谋“清党”、筹划西山会议之际。西山会议派虽未正式加入论战，但在对俄问题上与醒狮派、研究系之合流，实为考察“五卅”前后北方知识界不可回避之问题。邹鲁在为灏孙《联俄的讨论》所作序言中，陈述其对联俄问题之看法为：中国固然可以联俄，但须坚持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原则，“平等待我”四字，就是联合的唯一条件。“联”是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来“联”，如今之“联俄”直是“降俄”。若为受了数万根枪械，便将党权政权军权一一给予俄人，“则又何必责袁世凯借了日方的款便受二十一条件”。《联俄的讨论》对亲俄派联俄之现状极表不满，指责近来一部分人极力鼓吹联俄，一似非联俄，我国便无药可救，联后国家即可立强。指出联俄之有无必要及联的方法尤须斟酌。“倘是明知联之是危险的，而仍主张联之，那末，便是甘心卖国；又何怪军阀与之勾结?”联俄的先决条件是。苏俄抛弃前俄帝国主义。主张联俄者，“好似渴者欲止渴，明知鸩会害人的，惟仍要饮之者。无非为止渴的希望所激励，而不复顾虑。”要打倒军阀帝国主义，“我们只可联合全国的革命分子，对于任何国家的援助——姑无论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亦应该拒绝。”灏孙还引用马志尼的话说：“吾人当弃绝依赖外人之力以成功之心；苟存此心，鲜有不败者!”国民党右派人物多赞同重新解释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句，他们认为孙并未明言“联俄”，其意亦不专在“联俄”。《中国国民党周刊》刊文表示：“依据总理遗嘱，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苏俄既不以平等待我，复厉行侵略政策，应即不再联络，毅然断绝其国交。”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固然谈不上“亲俄”，但也并非都主张“绝俄”。如前所及，吴敬恒既反对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也主张联俄问题不应与赤化并为一谈。因为联与仇“乃国际间极小一件事”，有必要即同盟，无必要即解盟。
若要对一般知识界联俄问题之态度作一总括，大致可说反对联俄者并不占明显优势，而就反对者之绝大多数来看，与其说他们反对联俄，毋宁说其所反对者为专在联俄之“亲善主义”，亦即并不绝对地反对联俄，同时也反对超出“外交政策”而联英美日之做法。包括醒狮派在内，亦莫不如是。
余论
虽然“联俄与仇俄”问题之讨论有一定导向，且以非亲俄派、非共产派为主体，但分属各党各派的知识分子之意见，均得以或间接、或直接地表达，其交锋亦充分折射出国民革命高潮来临之际，知识界急剧分化组合之乱象与主流。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时之“友俄狂飙”。到1925年之“赤白仇友”争论，表明一般知识界在对俄问题上，已由较为感性、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之“亲善主义”，过渡到较为理性、以国家为本位之“外交”立场。其变迁之外在原因，大抵为苏俄对华之民族主义外交和“赤化”；内在原因则是一般知识分子对如何解决中国问题。已由理想而渐趋实际。与此密切相关，知识界日渐形成亲俄派与仇俄派、共产派与反共产派、联俄派与排俄派、激进派与稳健派之对垒，从而严重影响中国之政治走向及意识形态格局。
虽然中国国家主义思潮肇端于晚清，形成于五四时期，但鼎盛时期却始于五卅运动。“老秋”在《国家主义者的供状》中提及，正当少数国家主义者奔走呼号，几感绝望之际，五卅运动出现了。“当时我们几位同志跑得要死，今天跑武汉，明天跑京沪，真是‘来日大难，舌敝唇干’。幸得不久五卅惨案便来了!……因为这一来，国家主义者的全民合作去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主张便证实了!在五卅运动中间，中国国民无论贫富老少都一齐出力，抵抗外侮；在中国国民外交上算是留了一个狠好的成绩。因此骤然国家主义的主张便为全国多数爱国而有革命性的青年所信仰，纷纷加入国家主义团体，而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支部不久便设满了全国各地。”陈启天《中国国家主义运动的过去与将来》也有类似记述：“人了十四年以后，最能使国家主义运动扩大的便是五卅惨案。在五卅惨案以前，国家主义的宣传虽已奏了相当的效力，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对于国家主义持游移的态度。五卅惨案一发生，大足证明国家主义为救国的惟一方法，不容游移的人长久游移。”李璜于1932年还追述日：“中国青年党的组织既在国外已具规模。而来在国内开始组织时，又遇着民十四的‘五卅’事变全国抗英，将国家主义的自卫精神又在事实上充分的证明出来，所以中国青年党和他的训练青年的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便从此时突飞猛进，发展至今党部团部遍于全国，而与国内制造混乱的种种恶势力不断冲突。”以上记述对醒狮派之影响虽有所夸大，但运动期间国家主义组织之急剧发展却是事实。至1926年，国家主义青年团之支部，已从都市推广到县城。
京沪为国家主义知识分子聚集最多之地。仅就北京一地而言，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救国团体相继发生者不下百余，其中国家主义团体“救国团”即为活动最力、影响最大者之一。该团由北大学生16人发起，宗旨为“抵抗强权，争国家真正独立与自由”，主张单独对英日，要求中国政府对其最后通牒，不达目的不惜宣战。响应者极众，一时 宣战之空气弥漫全国。该团曾就金石声案致函加拉罕，另派员往河南军队中宣传一致对外，运动《东方时报》工人罢工。救国团成立后，京中各界相率发起各种救国团体，包括中大铁血救国团、工大救国同志会、农大农人救国团、少年卫国团等。此等救国团体俱以“抗强权”为职志，少年卫国团标明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谋国家富强”为宗旨，多与《醒狮周报》之主张相应和。还在1925年8月22日，曾琦即宣称，吾人与共产党搏战，“既越半年，青年思想，渐趋正轨，社会舆论，亦有转机，正义既彰，莠言斯熄”。如果考虑到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在北京之有效活动，可知醒狮派对国家主义之影响同样有所夸大。不过国家主义思潮勃兴于五卅运动，也有中共方面之佐证。1926年瞿秋白即指出：“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已经有很广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谓‘民族精神’或‘国家主义’，也就因此发现出来”。醒狮派在争夺五卅运动领导权之同时，更将它视为完全之国家主义运动。李瑁卿即言，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才是“绝对继续五卅运动根本精神”之革命团体，领导五卅运动全国爱国青年，也是“全国最有力量的革命团体”。
苏俄在中国之影响加深加剧，国共合作领导之国民革命运动大有底定中原之势，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加上北京政府腐败无能，特别是英日帝国主义之横暴，激起近乎空前的民族主义浪潮，此种特殊之历史机缘，为国家主义思潮与右翼知识界之双向互动，提供了绝佳条件。五四之后知识界对世界主义思潮之反思与批评，促使相当部分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关系，从而为国家主义之移植与发育提供了主观条件。也可以说，国家主义部分地滋生于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及尚不健全的民族国家意识，并非全然来自域外。如此理解，即不难认知右翼知识界何以在对俄问题上，统一于国家主义立场。当然，醒狮派在促使国家主义逐渐成为右翼知识界联结之精神纽带中之核心作用，亦不容否认。左舜生后来指出，“要在中国谈‘第三势力’，我们也真可以算得是‘第三势力’的老祖宗。”尽管右翼各派对国家主义之理解与选择各有侧重，有的表现为价值理性之认同，有的表现为工具理性之选择，但若将它们在论战中之思想因子综合起来，即可合成—个国家主义主旋律，而醒狮派之政纲与方略无疑是其中的最强音。1925年9月，《中国青年》称醒狮派纯属“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实为此种综合性另一侧面之映照。醒狮派之纲领“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以“神圣联合”反对“阶级革命”，以专对英日之策略反对“打倒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在非亲俄派中得到广泛认同，也使“联俄与仇俄”之争，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主义与世界革命之争。
本文标题所以采用《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而未使用“民族主义”字眼，除醒狮派之国家主义为主要考察对象这一原因外，还有以下考虑：“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词源同为西文“nafionalism”，而“民族”与“国家”也源自“na-Lion”，若将nation译为“民族”。“internationalism”就应译为“族际主义”而非“国际主义”。欧美所谓民族主义，大体与威尔逊所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义同，而中国国内所通用之“民族主义”。显然是指包括境内所有民族在内之主义，亦即“中国主义”、“国族主义”。“nationalism”进入汉语词汇，渐被分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义，又被不同意识形态赋予约定俗成之内涵与外延，译名之辨似已失去意义。起初国人采用“民族主义”而讳言国家主义，实因欧陆国家主义辄被视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只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其实在1920年代的中国，“国家主义”又被分为“纯正的国家主义”或“广义的国家主义”与“狭义的国家主义”两种，前者与一般所谓“民族主义”意义相同，后者则难逃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嫌，醒狮派即被视为此类。客观地说，此实误解所致，因醒狮派之国家主义乃经过改造之“新国家主义”，被界定为对外反对侵略主义、对内实行“全民政治”，故该派极力否认广狭之分。在醒狮派视之，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乃前后相续之两个历史阶段。去除现实政治斗争之意味后，我们或许会发现，在学理上两者相通之处远大于分歧。孙中山及蒋介石都曾说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瞿秋白也指出，戴季陶“资产阶级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