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捍卫新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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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新疆的改革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关键。而首当其冲的是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
  这是1760年,乾隆底定新疆的当年,一场改革在帝国的西陲推行,而其最大的红利就是巩固了这片与中原地区差不多面积的广袤疆土。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简化审批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立即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在圣旨中,乾隆明确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此次改革,“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
  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如“客民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其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耕亩日开,愚迁日众,则中外生计更饶”。乾隆皇帝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了起来。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鼓励通商


  除了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之外,清政府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1762年,乾隆再度发布上谕,对于“自平定回部以来”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谐予以高度肯定,继而提出应“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同时强调指出:“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中兴以来,西陲底定,拓地周二万里之广,内地商贾持币帛以来者,论蹄万计。天山以南、玉门以西,昔为游牧佳场者,今则为商埠重地矣。”(《新疆图志 赋税》)
  南疆地区的“南八城”,也迅速成为贸易中心,如叶尔羌,“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域闻见录》)
  对新疆的成就,英国人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
  “他们(中国人)能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在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重又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数目。”
  包罗杰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内地来的商人,“必须准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阿富汗人进行机会平等的竞争,他的籍贯并不能为他取得免税的优惠,或给他什么优于外国商人或当地商人的便利。”因此,如此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社会与当地商人。
  而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上”,包罗杰认为都值得英国人学习。正是有着如此“为公精神”的政府,推进了新疆的普遍繁荣。
  稳定地开放了五年之后(1765年),新疆乌什地区发生暴动。暴动平息之后,对于内地商人入疆,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商民则北路携眷,而南路不得挚眷”,前往南疆的商人,禁止携带家属。一些人将此解读成隔离政策,但必须注意的是,直到半个世纪后取消这一禁令,内地及外邦商人依然可以在新疆经商,其间仅仅对处于敌对状态下的浩罕国商人实行过禁制。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低税双刃剑


  南疆初定,乾隆大力实行商贸开放政策,税收优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最初的税制,沿用了准噶尔的旧税率,即本地商人10%,外来客商5%。但不久,为了鼓励商业,这个税率又下降了不少,对于交易量很大的牲口贸易,本地商人为5%,而外来客商为3.33%(1/30),“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
  这一相当优惠的税率,自1759年开始成为大清国在新疆南部地区的法定税率,《户部则例》中还规定,对于来自巴尔替尔、克什米尔客商进行的牲口交易,税率低至2.5%(1/40)。而对于途经南疆的外国贡使团的随贡贸易,再给予半税甚至免税的优待。   税收优惠力度如此之大,极大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向中央不无得意地报告:“现在回部安静,其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
  如此低税,当然是为了“放水养鱼”,而在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相当重要:以低税换取政治上的安宁,“使各外夷凛遵天朝法度”。怀柔施恩是关键,经济利益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不幸的是,这种着眼于“羁縻”的顶层设计,到了基层执行者的手中,“柔”性被过度放大,尤其是一味减免外商税收,日渐成为常态,外商实际上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本应恩威并施的以外贸为工具的外交,“恩”成了唯一工具,“威”则荡然无存,反而示弱于外。
  与南疆进行贸易的诸多汗国、土邦、部落中,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哈萨克、布哈拉及浩罕,而尤以作为地区强权的浩罕国为主。浩罕国虽从1759年开始对清政府表面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对南疆怀有极大的领土野心。浩罕商人遍布南疆各地,成为低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对此不仅丝毫不领情,反而四处宣扬这是因为中国出于对浩罕国的畏惧。
  凭借作为地区强权的国力依托,及在南疆境内的巨大经营网络,浩罕商人不仅承包其他外商的进出口,申请免税,从中渔利,甚至有组织地进行茶叶和大黄的走私,根本无视中国法律。更为过分的是,浩罕国向中国提出,将自己的税收机构派驻中国境内,对在华经营的浩罕商人征税。此举的真正目的是要替换中国政府所认可的“呼岱达”——在华浩罕商人自治机构的领袖,将在华商人的自治机构改造为浩罕政府的外派机构,直接将其行政权伸展到中国境内。
  对这无理要求,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尔霍罕(浩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己属格外施恩,今尔敢为无厌之请!”清政府还希望浩罕国能换位思考:“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如果中国因此也要求“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察税务”,无疑是 “越界之事”,这是中国政府“不肯为”的。
  苦口婆心的说理毫无作用。当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多次叛乱,浩罕国不仅为其提供庇护,活跃在南疆的浩罕商人还给予积极配合,这导致清政府对浩罕实施贸易禁运,浩罕则悍然出兵侵入中国。
  吊诡的是,双方最终在1833年达成议和,清政府居然同意了浩罕在中国境内南疆征税的要求,其对象不仅限于浩罕商人,甚至包括别国商人。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七年!
  《剑桥晚清史》曾列举18世纪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除了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欧洲人的到来”之外,还有两个就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及“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后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第一个变化。“到了19世纪初,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作‘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新疆地区的开拓,正是这种“质变”的关键一步。
  即便有诸多瑕疵,在新疆地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维稳的思路,终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顺利纳入18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同时,也保持了国家西陲比较持久的稳定,并最终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后,得以收获更多的改革红利。
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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