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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要贯彻和落实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就必须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而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法治文化与人民对法治文化急剧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因此，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特质，分析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对西部地区法治文化进一步思考，探索其实践路径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关键词】西部地区；法治文化；问题；建设；路径选择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开展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西部地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在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一、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特质
法治文化是指沉淀在人们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和价值追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机制、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作为在西部地区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种具体的法治文化形态，除具有政治性、国家意志性、规范性等法治文化的共同特征，以及我国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特质、初级阶段特性之外，还具备多元混合、交织并存的特点。不难发现，传统人治型法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根深蒂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仍被各种传统文化思想所制约，但同时也能看到现代法治文化在西部地区已经有着长足的发展。
（一）传统“法治”文化根深蒂固
“法治”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其含义却与现代法治大相径庭，其内核仍是以传统“人治”为基础的文化特质。在西部地区，这种传统的“法治”文化仍非常盛行，其主要表现为：
1.强调身份等级的文化观念积淀浓厚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强世功在陕北采访的一起“炕上开庭”，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在一起诉讼案件中，法官、信用社主任、营业所主任、派出所干警和村支书都不脱鞋就上了炕，并且在相互的谦让中按某种“默会”的位置依次坐定。当强世功刚要脱鞋时，就被主人拦住了，“烂土炕，不干净，随便上”。然而，案件当事人被告却没有上炕。什么人可以上炕穿着鞋，什么人应当不穿鞋上炕，与其说是一种关系到日常生活的科普性知识，还不如说是一套标识各方当事人长幼尊卑的社会身份的礼节或仪式。由此可见，在西部地区，强调身份等级的法治文化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积淀浓厚。
2.机会主义的法治文化普遍存在
由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是多种社会经济形式和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是历史上世界各国或地区法治文化交流和互动频繁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治文化的多元性特质。面对多元并存的法治文化规则（国家法、宗教法、家族法、习惯法、乡规民约等），西部地区社会成员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有时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规避国家法律竭力避免那些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解释。如藏族习惯法中处理刑事案件的关于“赔命价、赔血价”的规定，刑事案件中受害一方在活佛等宗教权威的调解下，可通过向对方索取经济赔偿来解决矛盾纠纷，规避刑事处分。
3.强烈的宗教信仰认同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有力保障，这让西部地区的人民群众曾经被“冷落”的宗教感情再次升温。在西部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神治型法治文化，这导致许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仍然存在神明裁判的情形。
如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景颇族，山官作为调解纠纷的法官与执行神明裁判的神职人员身份是重合的，他们一般被认为是神意权威的代表者。当争议发生时，在山官的主持下，可通过捞开水、砍鸡砍狗、喊天喊雷、煮米等方式来解决双当事人的争议。这些仪式具有法律性、权威性、普适性，以及羁束力等属性，与原始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神判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外在表现特质。
（二）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发展与困境并存
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导致传统法治/礼治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要形成现代性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困难重重。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民主与法治水平的提高，法学教育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由此受益，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已显著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意识已初步形成，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型法治文化所塑造的只重义务、不讲权利的传统法治文化开始逐渐向现代法治文化变迁。历次“普法教育宣传”使得现代法治文化更多地进入西部山区，越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再抱有“厌诉”和“耻讼”的观念了。在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城区，这种现代公民意识表现更为突出。近年来，不仅各种因合同纠纷、人身伤害等诉诸法院的民事案件层出不穷，而且以往较为少见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是屡有发生。一些环境侵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起送和受理，更是说明西部地区已在适应社会转型，初显现代法治文化自我觉醒的良好开端。
二、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
现代法治文化和传统法治文化的的冲突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发生争议时，注重调解而非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首要选择。“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因此，“和息”成为西部地区乡村解决纠纷的终极目标。一般人都尊奉“饿死不做贼、气死不告状”的文化信仰，认为去法院打官司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云南白族某些村落的习惯法还有明确反对斗狠好讼的规定，如：“近有仇视刁蛮小人，请讼师占原告，自鸣得意。此后不论大小事故，先由村内公处，如不合者，方可报官，否则，村不齿，为绅耆者，不可武断乡曲。”① 从现代法治理念的角度审视，上述传统法治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主要由以下几点组成：一是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二是法律平等原则与“礼治”等级观念的冲突，三是保障人权和自由与统治人民之工具的法律意识之间的冲突。
（二）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与礼治的特殊性精神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礼治”精神对现代“法治”文化的抗拒成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第二大难题。
传统的法治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强调集体本位，崇尚人本，道德性浓厚，因而导致人情观念浓厚、圈子意识和宗亲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在一般民众看来，“法律不外乎人情”，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法律的普遍性和平等原则遭到破坏。在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甚至导致了法律实施困难和司法腐败层出不穷，“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现代法治理念受到传统法治文化的空前挑战。
（三）人权自由原则与法的工具性取向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展开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这种影响反映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法治观念上，主要表现为认定法律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因而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把法律当作管理人民的工具，以为法律的作用仅仅是强化国家权力而不包括限制政府的权力。
工具性取向的法治意识反映在一般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上，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深处，还对法律持对立或怀疑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根本不相信司法是伸张正义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人们的法治意识淡薄，当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各种利益纠纷时，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更倾向于私了或利用各种关系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守法是保守和怯懦的，不仅不自觉遵守法律，甚至还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规制。
（四）法律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与法治文化宣传的缺乏
目前，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队伍，主要以社区工作人员为主，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治文化建设队伍法律素养参差不齐，而且缺乏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懂法律知识专业的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社区工作者处理问题只凭工作经验和热情，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矛盾纠纷。显然，这一现状制约了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法治文化宣传内容单一，手段落后，未形成系统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西部法治文化的宣传工作。法治文化宣传只注重法律法规条文的宣传、法律咨询、普法教育等传统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治文化传播和普及。
三、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法治文化应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法律的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质法治的范畴。
目前，西部地区还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遵循其固有规律顺序而积极推进。基于西部地区经济、民主政治发展实际情况，因此，现阶段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审视、反思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要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灵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其全部过程及各个环节。《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先进文化，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培养高度的法治文化自觉，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法治理论研究创新与法治文艺创作创新，为法治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吸收西部地区传统优良的法治文化元素，并大胆借鉴“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元素，尽量使其民族化、本土化，真正达到以民为本、服务大众之目的。
（二）推进普法教育，提高公民个人法律素养
普法的功能和目的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而是法治理念的渗透和法治文化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律信仰的建立。
首先，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还意味着在调整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中，不得以宗教、道德、习惯法等手段或规范取代法律。在西部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采取为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接受和消化的方式，让他们深刻理解国家法的自由、公平、正义，认可国家法的适用比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更有价值，消除对国家法的恐惧感、陌生感和异己感，让其从心理上逐步接受国家法并内化为他们的生活逻辑，而不是简单的服从。同时，应尽量扩大少数民族人士的参与，吸取民智，实现政府行为与民间认同的和谐，引导习惯法思维向良性发展，减少习惯法、宗教法等传统法治文化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抵触和负效应。
其次，要转变法治教育导向，提高公民个人的法律素养。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为前提，法制宣传教育应以切实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为核心目标，将法治由“口号”内化为公民自觉自愿的行动，培养公民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尊重，形成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我们并不能要求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掌握系统的法治理论和法律知识，但我们可以要求民众能够把握法治精神的内核。只有民众对法治精神有了良好的把握，西部地区的法治实践才能有质的发展。 最后，要深入开展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理论研讨，准确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认真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深入探讨加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三）推进公正司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首先，法治文化理论普及的途径不仅仅是对法治观念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国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在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的普及过程中，要处理好法治文化与的西部地区其他文化形态关系，根据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将现代法治文化与宗族法，习惯法和乡规民约等传统法治文化有机融合。
其次，应把法治建设的重点放在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须知，法律只有得到有效遵守，法治文化才能形成，法治也才能实现。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立法，而是强调在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乃在于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尤其是政府守法更是关键。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来处理现行法律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有必要强调的是，解释法律统一甚至更为需要政府执法者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如果执法者不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即使制定再完备的法律也有可能执行不好，甚至会被恶意歪曲，导致恶劣的后果。因此，司法公正，政府依法行政是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四）加强民主监督，营造法治文化氛围
首先，要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必须克服西部地区传统法治文化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障碍因素，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强烈的法治文化氛围，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其次，打造特色法治文化基地，丰富视觉法治文化。应当针对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文化特质，依托现有场所、机构，建设符合不同群体需求的法治宣教中心，打造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在城区和集镇区域等有条件的地区，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灯箱、石碑、公益性广告牌等为载体，宣传“六五”普法规划、法律知识；以基层社区为重点，结合城乡统筹发展，开展法治文化广场建设，扩大法治文化广场的覆盖面，抓好法治文化展馆建设；以基层社区文体中心为载体，建设法治文化展馆，在馆内设立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室、学习室、法制展览室等，让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更好地参与法律知识的学习，让其身处在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当中。
总之，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肩负着承接传统文化，开拓当下文化创新路径的历史使命。法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的目的乃是使得法律能够达到民众的内心深处，使得民众成为法律的主体，养成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宣传教育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手段，也是法治文化传统形成和代代相传的载体。开展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应当成为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举措。
【注 释】
①“叠绳堂”为梁漱溟文中的梁氏宗祠。“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 ，亦得与焉”。
【参考文献】
[1]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蔡书芳，男，供职于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关键词】西部地区；法治文化；问题；建设；路径选择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开展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西部地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在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一、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特质
法治文化是指沉淀在人们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和价值追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机制、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作为在西部地区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种具体的法治文化形态，除具有政治性、国家意志性、规范性等法治文化的共同特征，以及我国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特质、初级阶段特性之外，还具备多元混合、交织并存的特点。不难发现，传统人治型法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根深蒂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仍被各种传统文化思想所制约，但同时也能看到现代法治文化在西部地区已经有着长足的发展。
（一）传统“法治”文化根深蒂固
“法治”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其含义却与现代法治大相径庭，其内核仍是以传统“人治”为基础的文化特质。在西部地区，这种传统的“法治”文化仍非常盛行，其主要表现为：
1.强调身份等级的文化观念积淀浓厚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强世功在陕北采访的一起“炕上开庭”，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在一起诉讼案件中，法官、信用社主任、营业所主任、派出所干警和村支书都不脱鞋就上了炕，并且在相互的谦让中按某种“默会”的位置依次坐定。当强世功刚要脱鞋时，就被主人拦住了，“烂土炕，不干净，随便上”。然而，案件当事人被告却没有上炕。什么人可以上炕穿着鞋，什么人应当不穿鞋上炕，与其说是一种关系到日常生活的科普性知识，还不如说是一套标识各方当事人长幼尊卑的社会身份的礼节或仪式。由此可见，在西部地区，强调身份等级的法治文化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积淀浓厚。
2.机会主义的法治文化普遍存在
由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是多种社会经济形式和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是历史上世界各国或地区法治文化交流和互动频繁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治文化的多元性特质。面对多元并存的法治文化规则（国家法、宗教法、家族法、习惯法、乡规民约等），西部地区社会成员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有时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规避国家法律竭力避免那些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解释。如藏族习惯法中处理刑事案件的关于“赔命价、赔血价”的规定，刑事案件中受害一方在活佛等宗教权威的调解下，可通过向对方索取经济赔偿来解决矛盾纠纷，规避刑事处分。
3.强烈的宗教信仰认同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有力保障，这让西部地区的人民群众曾经被“冷落”的宗教感情再次升温。在西部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神治型法治文化，这导致许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仍然存在神明裁判的情形。
如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景颇族，山官作为调解纠纷的法官与执行神明裁判的神职人员身份是重合的，他们一般被认为是神意权威的代表者。当争议发生时，在山官的主持下，可通过捞开水、砍鸡砍狗、喊天喊雷、煮米等方式来解决双当事人的争议。这些仪式具有法律性、权威性、普适性，以及羁束力等属性，与原始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神判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外在表现特质。
（二）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发展与困境并存
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导致传统法治/礼治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要形成现代性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困难重重。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民主与法治水平的提高，法学教育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由此受益，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已显著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意识已初步形成，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型法治文化所塑造的只重义务、不讲权利的传统法治文化开始逐渐向现代法治文化变迁。历次“普法教育宣传”使得现代法治文化更多地进入西部山区，越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再抱有“厌诉”和“耻讼”的观念了。在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城区，这种现代公民意识表现更为突出。近年来，不仅各种因合同纠纷、人身伤害等诉诸法院的民事案件层出不穷，而且以往较为少见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是屡有发生。一些环境侵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起送和受理，更是说明西部地区已在适应社会转型，初显现代法治文化自我觉醒的良好开端。
二、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
现代法治文化和传统法治文化的的冲突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发生争议时，注重调解而非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首要选择。“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因此，“和息”成为西部地区乡村解决纠纷的终极目标。一般人都尊奉“饿死不做贼、气死不告状”的文化信仰，认为去法院打官司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云南白族某些村落的习惯法还有明确反对斗狠好讼的规定，如：“近有仇视刁蛮小人，请讼师占原告，自鸣得意。此后不论大小事故，先由村内公处，如不合者，方可报官，否则，村不齿，为绅耆者，不可武断乡曲。”① 从现代法治理念的角度审视，上述传统法治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主要由以下几点组成：一是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二是法律平等原则与“礼治”等级观念的冲突，三是保障人权和自由与统治人民之工具的法律意识之间的冲突。
（二）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与礼治的特殊性精神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礼治”精神对现代“法治”文化的抗拒成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第二大难题。
传统的法治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强调集体本位，崇尚人本，道德性浓厚，因而导致人情观念浓厚、圈子意识和宗亲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在一般民众看来，“法律不外乎人情”，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法律的普遍性和平等原则遭到破坏。在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甚至导致了法律实施困难和司法腐败层出不穷，“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现代法治理念受到传统法治文化的空前挑战。
（三）人权自由原则与法的工具性取向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展开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这种影响反映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法治观念上，主要表现为认定法律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因而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把法律当作管理人民的工具，以为法律的作用仅仅是强化国家权力而不包括限制政府的权力。
工具性取向的法治意识反映在一般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上，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深处，还对法律持对立或怀疑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根本不相信司法是伸张正义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人们的法治意识淡薄，当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各种利益纠纷时，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更倾向于私了或利用各种关系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守法是保守和怯懦的，不仅不自觉遵守法律，甚至还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规制。
（四）法律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与法治文化宣传的缺乏
目前，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队伍，主要以社区工作人员为主，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治文化建设队伍法律素养参差不齐，而且缺乏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懂法律知识专业的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社区工作者处理问题只凭工作经验和热情，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矛盾纠纷。显然，这一现状制约了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法治文化宣传内容单一，手段落后，未形成系统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西部法治文化的宣传工作。法治文化宣传只注重法律法规条文的宣传、法律咨询、普法教育等传统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治文化传播和普及。
三、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法治文化应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法律的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质法治的范畴。
目前，西部地区还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遵循其固有规律顺序而积极推进。基于西部地区经济、民主政治发展实际情况，因此，现阶段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审视、反思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要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灵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其全部过程及各个环节。《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先进文化，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培养高度的法治文化自觉，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法治理论研究创新与法治文艺创作创新，为法治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吸收西部地区传统优良的法治文化元素，并大胆借鉴“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元素，尽量使其民族化、本土化，真正达到以民为本、服务大众之目的。
（二）推进普法教育，提高公民个人法律素养
普法的功能和目的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而是法治理念的渗透和法治文化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律信仰的建立。
首先，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还意味着在调整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中，不得以宗教、道德、习惯法等手段或规范取代法律。在西部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采取为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接受和消化的方式，让他们深刻理解国家法的自由、公平、正义，认可国家法的适用比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更有价值，消除对国家法的恐惧感、陌生感和异己感，让其从心理上逐步接受国家法并内化为他们的生活逻辑，而不是简单的服从。同时，应尽量扩大少数民族人士的参与，吸取民智，实现政府行为与民间认同的和谐，引导习惯法思维向良性发展，减少习惯法、宗教法等传统法治文化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抵触和负效应。
其次，要转变法治教育导向，提高公民个人的法律素养。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为前提，法制宣传教育应以切实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为核心目标，将法治由“口号”内化为公民自觉自愿的行动，培养公民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尊重，形成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我们并不能要求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掌握系统的法治理论和法律知识，但我们可以要求民众能够把握法治精神的内核。只有民众对法治精神有了良好的把握，西部地区的法治实践才能有质的发展。 最后，要深入开展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理论研讨，准确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认真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深入探讨加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三）推进公正司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首先，法治文化理论普及的途径不仅仅是对法治观念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国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在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的普及过程中，要处理好法治文化与的西部地区其他文化形态关系，根据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将现代法治文化与宗族法，习惯法和乡规民约等传统法治文化有机融合。
其次，应把法治建设的重点放在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须知，法律只有得到有效遵守，法治文化才能形成，法治也才能实现。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立法，而是强调在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乃在于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尤其是政府守法更是关键。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来处理现行法律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有必要强调的是，解释法律统一甚至更为需要政府执法者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如果执法者不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即使制定再完备的法律也有可能执行不好，甚至会被恶意歪曲，导致恶劣的后果。因此，司法公正，政府依法行政是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四）加强民主监督，营造法治文化氛围
首先，要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必须克服西部地区传统法治文化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障碍因素，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强烈的法治文化氛围，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其次，打造特色法治文化基地，丰富视觉法治文化。应当针对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文化特质，依托现有场所、机构，建设符合不同群体需求的法治宣教中心，打造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在城区和集镇区域等有条件的地区，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灯箱、石碑、公益性广告牌等为载体，宣传“六五”普法规划、法律知识；以基层社区为重点，结合城乡统筹发展，开展法治文化广场建设，扩大法治文化广场的覆盖面，抓好法治文化展馆建设；以基层社区文体中心为载体，建设法治文化展馆，在馆内设立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室、学习室、法制展览室等，让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更好地参与法律知识的学习，让其身处在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当中。
总之，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肩负着承接传统文化，开拓当下文化创新路径的历史使命。法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的目的乃是使得法律能够达到民众的内心深处，使得民众成为法律的主体，养成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宣传教育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手段，也是法治文化传统形成和代代相传的载体。开展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应当成为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举措。
【注 释】
①“叠绳堂”为梁漱溟文中的梁氏宗祠。“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 ，亦得与焉”。
【参考文献】
[1]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蔡书芳，男，供职于中共西安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