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说古诗词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它不是扮演，因为它就是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是我们仰首时，峭壁上怒放的雪莲，是历史长河中，那一抹惊艳的风帆。
【关 键 词】 古代诗歌；文学历史；中国
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即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就自然为一家了。
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自从圣王采集歌谣的做法废止以后，《诗》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后才出现了《春秋》，晋国之《乘》，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都是一样的。）孟子认为，《春秋》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这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
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其云：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
魏晋六朝之际，玄理与缘情文学观并起，先后成为主流文学倾向。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呼声甚微。惟有葛洪（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葛洪不仅佩服司马迁那种历史学家的勇气，还推崇王充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眼光，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敢说今诗胜于古诗、汉赋高于《诗经》的评论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唐代，应当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历史本质观生成的时期。唐初，撰史成风，因此，出现了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刘知己这段论述大有深意：其一，他将“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视为史学传统，而是首先视为诗学传统，这可能是唐人以诗为史的理论根据；其二，他所列举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容上是忠于生活，体现历史真实的典范，在人格上是不谄、不谤的忠良正直的典范，这就为唐代作家树立了理想的艺术范本和人格范本；其三，在传统观念中，对历史家充满着尊敬，他们可“以口诛笔伐”使“乱臣贼子惧”，是民族精神的正义的象征，而文学艺术直到汉代还被有些人视为“雕虫小技”，文学之士被视为“弄臣”，刘知己能一反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学家与历史家一样，都是民族的忠良正直之士，这对历史学家触动也许不会太大，但对文学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振奋；其四，“则文之将史”的提出，等于为文学树立了一个严格的历史批评标准，这样，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如《国风》《楚辞》，如贾谊、赵壹、晁错等的作品，都有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这已是相当自觉的文学的历史本质观。
杜甫的创作态度，显然是受司马迁以来的诗、史混同论的影响，他胸怀黎民，肩担社稷，秉笔直书，以诗为史，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个创举。杜甫在诗中对所目睹的事实从未进行直接议论和评价，而是通过事实的叙说和描绘来表达作者的倾向性。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清代王夫之。《三吏》《三别》以其高度概括性的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战争时期百姓民不聊生、妻离子散、饱受摧残的凄苦场景，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
杜甫不仅用历史的文学观从事创作，同时他还用这种眼光去评价同时代的诗人。例如，他在评价元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时，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杜甫认为，元结其人为天下邦伯、乱世忠臣，有汉官良吏之风；其诗有知民疾苦直举胸臆的“春秋”笔法和实录精神。杜甫在当时并不孤立，写“规风”之诗，呈“鉴戒”之章，以诗为史，正是杜甫与元结文学观的中心思想，在中唐之后影响巨大，发展为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诗歌运动。
自登朝来，年齿见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这便是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的创作原则。所谓的“合时”“合事”而作，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尊重历史真实。这种作品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所以这种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文学本质观。而这些正是他从前人的书、史中悟出的道理。这使白居易和元稹都成了十分自觉的历史主义者，他在写给樊宗师的诗中说：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白居易对元稹人格的称赞，对樊宗师的建议，都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气魄要求于文学家的。由司马迁、刘知己、杜甫以来所提倡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正面的阐述和发扬。他在这里提出的诗人为“良史才”，视诗歌为“史”之“阙文”的观点，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
唐宪宗时代的李肇，曾著《国史补》一书。这一书名是大有深意的，说明他已将文学视为历史的、或者说是正史的补充，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的深化。书中将《庄子》的寓言、沈既济的《枕中记》、韩愈的《毛颖传》等志怪、幻想型作品，统统视为“史”，也许认为文学有补察时政的作用吧，将它们称为国史之“补”，盛赞这些作品的作者为“良史之才”，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可能是从白居易那里化出，但是，他的文学观，已与白居易那种走写实路子达到历史真实的有所不同。李肇的文学观，分明是想将整个文学都纳入历史的范畴，而白居易的文学观还仅仅是想将直书时事的文学作品，视为历史。对历史范畴理解上的含义的广狭之分是很明显的，而李肇的眼光更高远。
自宋以下，诗歌已逐渐没落。于今，更是式微。
非是今人不如古人。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因而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著名观点。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领悟。
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如诗歌之后的词曲小说、到今日的影视网络文化等等，文学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
说古诗词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它不是扮演，因为它就是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是我们仰首时，峭壁上怒放的雪莲，是历史长河中，那一抹惊艳的风帆。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 中国古代诗学心理透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2] 永美. 浅谈古代诗歌鉴赏[J]. 新课程（教研版），2013（3）.
[3] 郑丽容. 古代诗歌有效教学策略探究[J]. 语文教学之友，2013（1）.
【关 键 词】 古代诗歌；文学历史；中国
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即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就自然为一家了。
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自从圣王采集歌谣的做法废止以后，《诗》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后才出现了《春秋》，晋国之《乘》，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都是一样的。）孟子认为，《春秋》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这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
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其云：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
魏晋六朝之际，玄理与缘情文学观并起，先后成为主流文学倾向。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呼声甚微。惟有葛洪（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葛洪不仅佩服司马迁那种历史学家的勇气，还推崇王充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眼光，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敢说今诗胜于古诗、汉赋高于《诗经》的评论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唐代，应当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历史本质观生成的时期。唐初，撰史成风，因此，出现了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刘知己这段论述大有深意：其一，他将“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视为史学传统，而是首先视为诗学传统，这可能是唐人以诗为史的理论根据；其二，他所列举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容上是忠于生活，体现历史真实的典范，在人格上是不谄、不谤的忠良正直的典范，这就为唐代作家树立了理想的艺术范本和人格范本；其三，在传统观念中，对历史家充满着尊敬，他们可“以口诛笔伐”使“乱臣贼子惧”，是民族精神的正义的象征，而文学艺术直到汉代还被有些人视为“雕虫小技”，文学之士被视为“弄臣”，刘知己能一反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学家与历史家一样，都是民族的忠良正直之士，这对历史学家触动也许不会太大，但对文学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振奋；其四，“则文之将史”的提出，等于为文学树立了一个严格的历史批评标准，这样，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如《国风》《楚辞》，如贾谊、赵壹、晁错等的作品，都有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这已是相当自觉的文学的历史本质观。
杜甫的创作态度，显然是受司马迁以来的诗、史混同论的影响，他胸怀黎民，肩担社稷，秉笔直书，以诗为史，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个创举。杜甫在诗中对所目睹的事实从未进行直接议论和评价，而是通过事实的叙说和描绘来表达作者的倾向性。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清代王夫之。《三吏》《三别》以其高度概括性的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战争时期百姓民不聊生、妻离子散、饱受摧残的凄苦场景，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
杜甫不仅用历史的文学观从事创作，同时他还用这种眼光去评价同时代的诗人。例如，他在评价元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时，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杜甫认为，元结其人为天下邦伯、乱世忠臣，有汉官良吏之风；其诗有知民疾苦直举胸臆的“春秋”笔法和实录精神。杜甫在当时并不孤立，写“规风”之诗，呈“鉴戒”之章，以诗为史，正是杜甫与元结文学观的中心思想，在中唐之后影响巨大，发展为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诗歌运动。
自登朝来，年齿见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这便是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的创作原则。所谓的“合时”“合事”而作，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尊重历史真实。这种作品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所以这种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文学本质观。而这些正是他从前人的书、史中悟出的道理。这使白居易和元稹都成了十分自觉的历史主义者，他在写给樊宗师的诗中说：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白居易对元稹人格的称赞，对樊宗师的建议，都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气魄要求于文学家的。由司马迁、刘知己、杜甫以来所提倡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正面的阐述和发扬。他在这里提出的诗人为“良史才”，视诗歌为“史”之“阙文”的观点，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
唐宪宗时代的李肇，曾著《国史补》一书。这一书名是大有深意的，说明他已将文学视为历史的、或者说是正史的补充，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的深化。书中将《庄子》的寓言、沈既济的《枕中记》、韩愈的《毛颖传》等志怪、幻想型作品，统统视为“史”，也许认为文学有补察时政的作用吧，将它们称为国史之“补”，盛赞这些作品的作者为“良史之才”，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可能是从白居易那里化出，但是，他的文学观，已与白居易那种走写实路子达到历史真实的有所不同。李肇的文学观，分明是想将整个文学都纳入历史的范畴，而白居易的文学观还仅仅是想将直书时事的文学作品，视为历史。对历史范畴理解上的含义的广狭之分是很明显的，而李肇的眼光更高远。
自宋以下，诗歌已逐渐没落。于今，更是式微。
非是今人不如古人。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因而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著名观点。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领悟。
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如诗歌之后的词曲小说、到今日的影视网络文化等等，文学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
说古诗词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它不是扮演，因为它就是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是我们仰首时，峭壁上怒放的雪莲，是历史长河中，那一抹惊艳的风帆。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 中国古代诗学心理透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2] 永美. 浅谈古代诗歌鉴赏[J]. 新课程（教研版），2013（3）.
[3] 郑丽容. 古代诗歌有效教学策略探究[J]. 语文教学之友，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