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葬礼上，作为长子的我代表亲属讲了几句话。那时突然觉得，对于母亲来说，我竟然是个陌生人。少小离家，几十年仅仅每隔三两年回去看看，进门、问好、奉上礼物，商定去哪里吃一顿，之后就有了该打道回府的想法。

　　我们家是个非正常的中国式家庭，从小到大，我没见过父亲的任何家人，母亲这一支也就幼年时见过外婆。小时候填写各类表格，家庭成分那一栏，总是填“地主兼资本家”，很让人抬不起头。即便“文革”后恢复高考，出身问题也把我搞得心意阑珊。
　　直到葬礼时，母亲单位的领导念她的履历，我才得到官方定论。母亲祖籍河南内黄，生于成都，长于重庆。她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官员，什么级别不清楚，只是听她说过，她们家当时在提督街上有一座院子，小楼前面有荷花金鱼塘。母亲的表妹曾说，你妈妈当年是提督街上的大小姐，出门坐滑竿，要跟卫兵的。外祖父没到新中国建立就去世了，昔日我家的境况与当下地覆天翻，不敢以此为荣耀，避犹不及。
　　母亲是建国后西南师范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西师”两字，我们小时候总在不经意间听到。这个词总像一团火光照亮母亲的眼眸。去年，我去新建的大学城住了三天，看着那么多年轻的孩子在花草中畅游，心想那个时候的母亲一定也是如斯的花季少女。
　　父亲是母亲的同班同学，一个执拗的康定男人，据说家里是当地有钱人，他是庶出，很小就被他爹送到重庆读书，外号“小蛮子”。中学生的他就敢和驻渝美军在球场上打架，后来少不了命运的折磨。先是流放到偏远之地，再是被关牛棚，再后来插队到毛乌素的“大学校”去改造。他只是偶尔来次“快闪”式的回家，那些年我们家只有母亲这个顶梁柱。说真的，我记住的母亲的动人细节寥寥，小时候的事情太过久远而模糊了，长大后习于客套，也没有那么走心。
　　倒是记得1967年秋，父亲突然胃部大出血，母亲搞到了一辆救护车，把那个阴郁的男人送到几百公里外的附属医院，还把正在扫厕所的“反动权威”拉到手术台上，给父亲切掉了三分之二的胃，救了他一条命。上手术台时，父亲的瞳孔都散了。
　　后来，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母亲会给父亲每个月搞回来三斤大米，因为吃米长大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才金贵和对口味。我们那时碰上一回大米饭，也都是给父亲一半，然后姐弟三个再守着筷子划开的小堆悄悄地解馋。
　　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我们也有快乐的时候，就是过年吃母亲做的年夜饭。其中有道菜叫“夹沙肉”，像扣肉一样，夹满了豆沙馅，撒上白糖，实在难忘。后来在一家川菜馆找到了类似的食物，菜名叫“甜烧白”，但还是不太对劲。回家过年屡次想问问“夹沙肉”可不可以再做给我们学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遗忘。现在留下了一份念想，不仅在心，也在口唇。
　　父亲“改正”后，两个爱吃米的人到了西安，母亲总说“老陕”的面食没有味道，他们基本还是吃米，但慢慢就有了“老陕”的味道，尤其是她各式各样的凉拌菜。
　　再后来，母亲做家务摔了几回，有一次摔断了股骨颈。“最后一摔”的一年后，母亲走了。我一直懵懂觉得还能回家见到她，后来想，不会了，从此我也就是匆匆西安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