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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3）
摘 要： 生态女性主义提出将女性角色和自然有机结合，通过解构二元对立的父权制社会和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解决女性问题的基础上解决紧迫的生态危机。本文选取了艾丽丝·门罗的三篇代表性作品，研究其中体现的女性与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中的被统治状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问题，论证生态女性主义在门罗作品中的体现，重新构建一个无对立、无差别、相互合作、相互包容的人类社会。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艾丽丝·门罗 父权制 逻各斯中心主义 新型社会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进入后现代研究阶段的结盟的产物，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者朗索瓦·德·埃奥本（Francoise d？謖Eaubonne）首次提出，经历后期历代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长期的研究与创新，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对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联合研究，唤醒女性自我身份意识，消解女性被统治的状态，进而解构当前以男性为主导的普世价值观，在瓦解男权社会的同时，女性作为与自然拥有最多相似性和共性的代言者，探尋环境问题的根源，通过改变自然在人类意识中的意象，从意识层面彻底改变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支配的态度，解决当前由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人类对自然宣称统治权的逻辑基础和男性对女性宣称拥有统治权的逻辑基础是一致的[1]10，所以确定两者有着共同的解构对象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人类中心说和以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普遍真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二元对立论和资本主义价值论。
在国内，这种批评方式在近十年间逐渐获得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在尊重理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方式的重点不是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也不是屏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阻碍社会发展，而是以一种新的视角，或者说是以长期被忽略和压制的女性的视角，提醒人类反思现有的，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价值观的局限性和危害性[2]70。作为共生的两性和相互依存的人与自然，挑起对立必然无益，而揭示现状，态度不偏不颇的作品，才是最合适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对象。
加拿大短篇小说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艾丽丝·门罗是代表作家之一。学术界一致认为门罗的作品强烈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特征，但是门罗从未承认过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份。通过短篇小说的形式，门罗书写了女性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深刻地描述了生活中人性的复杂与弱点，洞察日常生活带给女性的微妙情感[3]，并通过这些细腻的描写，呈现出最真实的，社会价值观对女性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二、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与自然的社会价值的困顿与隐藏——以《男孩和女孩》为例
《男孩和女孩》选自门罗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全文以“我”，一个11岁女孩的视角，描述了其从对作为女性身份的否定，渴望通过施展和模仿男性行为的方式得到家庭中代表权威的父亲这一男性象征的认可到最终失败并放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有种看不见的力量，横跨在“我”与家庭的男性成员中间，阻碍着“我”向男性力量和权威靠拢。“我”极度渴望向“父亲”寻求联盟并得到“父亲”的认可，我会因为用“父亲”的水桶干活并比弟弟干得好而备感自豪，会在父亲对陌生的饲料推销员称呼自己为“新雇的帮手”而“激动地脸都红了”[4]152。“父亲”抑或是“帮手”的称号，在女孩心中，代表的是作为人的最佳存在意识和价值。那是一种向外伸展的具有力量和权威的理想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值得“我”用拒绝承认自我性别和性别所带来的能力上的弱势交换。“我”敏感地意识到“父亲”与“母亲”不一样：“母亲的活似乎永远都没完没了，疲惫不堪，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父亲”的工作“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4]153“我”不想成为“母亲”这样的女性，然而在没有交集的男性与女性对立的空间中，“我”最终在他人或明或暗地对性别的提示下，在意识到自己与“父亲”和“弟弟”在对待杀死“老马弗洛拉”的差别性情绪反应后，承认了自己是女性的事实，放弃了与父亲结盟的愿望。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成为女人，不是自然为之，不是作为身体，而是作为受禁忌和法律制约的身体，才意识到自身，自我完善。”[5]59因此，女性应该怎么做，成为什么样，决定权从来不在自己手上。在杀“老马弗洛拉”的过程中，“我”因为对即将被杀的老马产生了同情而放了它，弟弟因为在杀戮中发觉了人的力量而向“我”骄傲地炫耀并向“父亲”揭发“我”放走“弗洛拉”的事实，而“父亲”在“我”因为被揭发感到羞耻流泪后，用一句“他只是个女孩子”结束了所有的对话。
在整个过程中，男性成了绝对的评价主体。生态女性主义者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提出：女性的概念和自然的概念，都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6]3，我们可以在故事中看到两性绝无交集的对立性。正如生态女性学者提出的人类社会传统的二元划分法和二元对立论中将男性和女性、理智与情感、人类与动物对立，认为男性强于女性，理智胜过情感，人类优于动物，所以“我”终将败给长大的“弟弟”，狐狸拥有的美丽皮毛成为它们被人类圈养杀戮的原因，老马虽然富有生命力，但是在“父亲”的眼中不过是狐狸的饲料。“我”对老马和狐狸的悲惨命运，产生的女性特有的关怀与怜悯的情感，成为崇尚理性和力量的父权统治者耻笑的对象。对于统治者而言，动物的生命和感觉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活着就需要它们死”[4]160。逃跑的老马最终被杀，渴望得到“父亲”认可的“我”最终还是回归被设定好的空间。在二元划分的对立社会中，“我”、老马和狐狸的命运一样，完全取决于以男性为主导的外在的评价，毫无自主选择权。
三、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下，女性与女性之间也存在等级制度下的对立——以《亲爱的生活》为例
《亲爱的生活》选自门罗同名小说集。全文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我”从小学生到成为一名母亲的经历。“妈妈”在全文中是一个代表性女性意象，身上具有妇女运动影响下所产生的对不甘于平凡生活的追求的新女性特质：教育让她自我意识觉醒并希望追求不一样的人生。“她设法离开了处于荒凉的加拿大地盾上的农场……成为一名老师，她说话的方式让自己的亲戚在她周围都感到不自在”。她选择嫁给“爸爸”，因为她相信“她和爸爸会让自己变成不同的人”[7]283。她用所有积蓄办养狐场，希望以财富的方式改变出生阶级并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养狐场最终倒闭，对于“妈妈”来说，这个结果是毁灭性的，财富消失意味着她自我价值的消失，不久后她患上重病。而对于“爸爸”，他依然可以离开家外出工作，并找到满足感。在母亲的人生经历中，教育让她自醒，外在表现为她对阶级提升的渴望，对世俗圈子的格格不入，她和父亲的不同结局，根源在于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脱离男性成为单独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价值，而是将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放在了丈夫的身上，正如波伏娃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价值的本质在于“女性承认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因为她们看重阶级特权，因为她们把丈夫（男性）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4]162，这是一种基于男性有权利统治女性逻辑思维下的行为。“妈妈”阻止少年时的“我”和朋友交往，因为朋友的母亲是个“妓女”并认为这个“妓女死于某种妓女才会得的病”是“罪的工价”[7]281；然而“妈妈”也受到“爸爸”女性亲戚的排斥，因为“她的样子不符合她的身份”[7]290。“妈妈”对自我的认知和对以“妓女”为代表的其他女性的认知，与“爸爸的女性亲戚”们并无二致，都是机械的，以权利与等级为评价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8]11。生态环境问题的源自相同的理论：“我”居住的村庄，“人们砍掉树木清理出一片土地，那里后来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村庄……后来……人们渐渐明白，住在和对岸的高地上会方便很多，于是最初的定居点慢慢缩小，变成了……古怪的半座村庄”[7]285。最终“奈特菲尔德”老太太诗中的曾经美丽的家乡，成为“泉水变得浑浊，周围被马蹄弄脏”之地[7]295。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拓荒者眼中，自然只有使用价值，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改造、使用或废弃。所以无论是实现女性的自由与平等，还是改变自然被人类肆意利用的现状，都需要人类社会彻底改变当前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用等级高低和经济价值衡量人与自然价值的思维模式。 四、女性，自然与男性之间的矛盾不应以性别划界——以《弗莱兹路》为例
《弗莱兹路》选自《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小说中的班尼叔叔是一个完全没有男权式思维的男性。首先，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别人扔掉的东西”——“只为它们本身”[9]7。这是一种脱离了“有用”与“无用”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思维。他收留了被他人视为“无用的”精神错乱的单亲母亲玛德琳·豪威和她的女儿，他发自内心地对她们充满爱与怜悯。饱受母亲虐待的小女孩，“除了班尼叔叔，她不和任何人讲话”[9]22，会安稳地睡在班尼叔叔身上，“他的手遮着她腿上的瘀伤”[9]23。同时他熟悉和亲近身边的自然，不订城市的报纸，不关心时事，思维中也没有与自然的对立。班尼叔叔展现出的是一种典型女性特质：温柔、宽厚与安全感，然而他在现实社会中屡屡受挫。马克思说“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10]441。班尼叔叔身上的女性气质使得他不断遭遇不幸。他的男性身份，并没有保护他不受伤害，也没有帮助他在机械化的城市中找到正确的路。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也就是说，男性的头脑中有女性的特质，女性的头脑中也有男性的特质[11] 85。解决两性问题的方法必须在承认差异的存在的基础上，以包容的、开放的态度，重新构建一种两性和谐的社会。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只有超离了女性与男性、自然与男性之间的对立，认识建立在理性高于情感的二元对立框架上的社会才是悲剧的根源[12]，才能从根本上解构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上形成的扭曲的社会，建构的新的，以关怀、爱、友谊、诚实和互惠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13]。
四、结语
在门罗笔下，现代社会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扭曲的投影”[9]30。人城市中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就如同割断了自身与母亲的联系[9]31。人类选择有意识地忘记“土地”是整个人类的养育者的角色，根源在于对女性的统治与压制。门罗的小说对此没有批判，也没有假设性地重构。她的文字是写实的，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细密的事实看到本质的社会问题，并思考如何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构父权制统治下的社会，人类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存危机，简单而言，女性如果不能获得平等的地位，那么生态危机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女性与男性、同性别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无等级的、无对立的、没有价值高级之分的。解构的参与者，并没有性别的区分，因为性别差异的本质只是生理的，而不应该是思想的。尊重差别，正视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相互合作，才能发挥两性不同的才能，保持自然的持续性，构建一个和谐稳定发展的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Victoria Davion. Is Ecofeminism Feminist？[C]. In Karen. J.Warren ed. Ecological Feminism. New York： Rutledge，1994.
[2]曾繁仁.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J].艺术百家，2009（5）.
[3]Camila Domonoske
摘 要： 生态女性主义提出将女性角色和自然有机结合，通过解构二元对立的父权制社会和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解决女性问题的基础上解决紧迫的生态危机。本文选取了艾丽丝·门罗的三篇代表性作品，研究其中体现的女性与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中的被统治状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问题，论证生态女性主义在门罗作品中的体现，重新构建一个无对立、无差别、相互合作、相互包容的人类社会。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艾丽丝·门罗 父权制 逻各斯中心主义 新型社会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进入后现代研究阶段的结盟的产物，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者朗索瓦·德·埃奥本（Francoise d？謖Eaubonne）首次提出，经历后期历代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长期的研究与创新，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对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联合研究，唤醒女性自我身份意识，消解女性被统治的状态，进而解构当前以男性为主导的普世价值观，在瓦解男权社会的同时，女性作为与自然拥有最多相似性和共性的代言者，探尋环境问题的根源，通过改变自然在人类意识中的意象，从意识层面彻底改变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支配的态度，解决当前由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人类对自然宣称统治权的逻辑基础和男性对女性宣称拥有统治权的逻辑基础是一致的[1]10，所以确定两者有着共同的解构对象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人类中心说和以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普遍真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二元对立论和资本主义价值论。
在国内，这种批评方式在近十年间逐渐获得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在尊重理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方式的重点不是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也不是屏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阻碍社会发展，而是以一种新的视角，或者说是以长期被忽略和压制的女性的视角，提醒人类反思现有的，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价值观的局限性和危害性[2]70。作为共生的两性和相互依存的人与自然，挑起对立必然无益，而揭示现状，态度不偏不颇的作品，才是最合适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对象。
加拿大短篇小说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艾丽丝·门罗是代表作家之一。学术界一致认为门罗的作品强烈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特征，但是门罗从未承认过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份。通过短篇小说的形式，门罗书写了女性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深刻地描述了生活中人性的复杂与弱点，洞察日常生活带给女性的微妙情感[3]，并通过这些细腻的描写，呈现出最真实的，社会价值观对女性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二、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与自然的社会价值的困顿与隐藏——以《男孩和女孩》为例
《男孩和女孩》选自门罗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全文以“我”，一个11岁女孩的视角，描述了其从对作为女性身份的否定，渴望通过施展和模仿男性行为的方式得到家庭中代表权威的父亲这一男性象征的认可到最终失败并放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有种看不见的力量，横跨在“我”与家庭的男性成员中间，阻碍着“我”向男性力量和权威靠拢。“我”极度渴望向“父亲”寻求联盟并得到“父亲”的认可，我会因为用“父亲”的水桶干活并比弟弟干得好而备感自豪，会在父亲对陌生的饲料推销员称呼自己为“新雇的帮手”而“激动地脸都红了”[4]152。“父亲”抑或是“帮手”的称号，在女孩心中，代表的是作为人的最佳存在意识和价值。那是一种向外伸展的具有力量和权威的理想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值得“我”用拒绝承认自我性别和性别所带来的能力上的弱势交换。“我”敏感地意识到“父亲”与“母亲”不一样：“母亲的活似乎永远都没完没了，疲惫不堪，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父亲”的工作“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4]153“我”不想成为“母亲”这样的女性，然而在没有交集的男性与女性对立的空间中，“我”最终在他人或明或暗地对性别的提示下，在意识到自己与“父亲”和“弟弟”在对待杀死“老马弗洛拉”的差别性情绪反应后，承认了自己是女性的事实，放弃了与父亲结盟的愿望。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成为女人，不是自然为之，不是作为身体，而是作为受禁忌和法律制约的身体，才意识到自身，自我完善。”[5]59因此，女性应该怎么做，成为什么样，决定权从来不在自己手上。在杀“老马弗洛拉”的过程中，“我”因为对即将被杀的老马产生了同情而放了它，弟弟因为在杀戮中发觉了人的力量而向“我”骄傲地炫耀并向“父亲”揭发“我”放走“弗洛拉”的事实，而“父亲”在“我”因为被揭发感到羞耻流泪后，用一句“他只是个女孩子”结束了所有的对话。
在整个过程中，男性成了绝对的评价主体。生态女性主义者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提出：女性的概念和自然的概念，都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6]3，我们可以在故事中看到两性绝无交集的对立性。正如生态女性学者提出的人类社会传统的二元划分法和二元对立论中将男性和女性、理智与情感、人类与动物对立，认为男性强于女性，理智胜过情感，人类优于动物，所以“我”终将败给长大的“弟弟”，狐狸拥有的美丽皮毛成为它们被人类圈养杀戮的原因，老马虽然富有生命力，但是在“父亲”的眼中不过是狐狸的饲料。“我”对老马和狐狸的悲惨命运，产生的女性特有的关怀与怜悯的情感，成为崇尚理性和力量的父权统治者耻笑的对象。对于统治者而言，动物的生命和感觉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活着就需要它们死”[4]160。逃跑的老马最终被杀，渴望得到“父亲”认可的“我”最终还是回归被设定好的空间。在二元划分的对立社会中，“我”、老马和狐狸的命运一样，完全取决于以男性为主导的外在的评价，毫无自主选择权。
三、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下，女性与女性之间也存在等级制度下的对立——以《亲爱的生活》为例
《亲爱的生活》选自门罗同名小说集。全文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我”从小学生到成为一名母亲的经历。“妈妈”在全文中是一个代表性女性意象，身上具有妇女运动影响下所产生的对不甘于平凡生活的追求的新女性特质：教育让她自我意识觉醒并希望追求不一样的人生。“她设法离开了处于荒凉的加拿大地盾上的农场……成为一名老师，她说话的方式让自己的亲戚在她周围都感到不自在”。她选择嫁给“爸爸”，因为她相信“她和爸爸会让自己变成不同的人”[7]283。她用所有积蓄办养狐场，希望以财富的方式改变出生阶级并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养狐场最终倒闭，对于“妈妈”来说，这个结果是毁灭性的，财富消失意味着她自我价值的消失，不久后她患上重病。而对于“爸爸”，他依然可以离开家外出工作，并找到满足感。在母亲的人生经历中，教育让她自醒，外在表现为她对阶级提升的渴望，对世俗圈子的格格不入，她和父亲的不同结局，根源在于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脱离男性成为单独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价值，而是将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放在了丈夫的身上，正如波伏娃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价值的本质在于“女性承认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因为她们看重阶级特权，因为她们把丈夫（男性）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4]162，这是一种基于男性有权利统治女性逻辑思维下的行为。“妈妈”阻止少年时的“我”和朋友交往，因为朋友的母亲是个“妓女”并认为这个“妓女死于某种妓女才会得的病”是“罪的工价”[7]281；然而“妈妈”也受到“爸爸”女性亲戚的排斥，因为“她的样子不符合她的身份”[7]290。“妈妈”对自我的认知和对以“妓女”为代表的其他女性的认知，与“爸爸的女性亲戚”们并无二致，都是机械的，以权利与等级为评价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8]11。生态环境问题的源自相同的理论：“我”居住的村庄，“人们砍掉树木清理出一片土地，那里后来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村庄……后来……人们渐渐明白，住在和对岸的高地上会方便很多，于是最初的定居点慢慢缩小，变成了……古怪的半座村庄”[7]285。最终“奈特菲尔德”老太太诗中的曾经美丽的家乡，成为“泉水变得浑浊，周围被马蹄弄脏”之地[7]295。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拓荒者眼中，自然只有使用价值，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改造、使用或废弃。所以无论是实现女性的自由与平等，还是改变自然被人类肆意利用的现状，都需要人类社会彻底改变当前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用等级高低和经济价值衡量人与自然价值的思维模式。 四、女性，自然与男性之间的矛盾不应以性别划界——以《弗莱兹路》为例
《弗莱兹路》选自《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小说中的班尼叔叔是一个完全没有男权式思维的男性。首先，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别人扔掉的东西”——“只为它们本身”[9]7。这是一种脱离了“有用”与“无用”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思维。他收留了被他人视为“无用的”精神错乱的单亲母亲玛德琳·豪威和她的女儿，他发自内心地对她们充满爱与怜悯。饱受母亲虐待的小女孩，“除了班尼叔叔，她不和任何人讲话”[9]22，会安稳地睡在班尼叔叔身上，“他的手遮着她腿上的瘀伤”[9]23。同时他熟悉和亲近身边的自然，不订城市的报纸，不关心时事，思维中也没有与自然的对立。班尼叔叔展现出的是一种典型女性特质：温柔、宽厚与安全感，然而他在现实社会中屡屡受挫。马克思说“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10]441。班尼叔叔身上的女性气质使得他不断遭遇不幸。他的男性身份，并没有保护他不受伤害，也没有帮助他在机械化的城市中找到正确的路。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也就是说，男性的头脑中有女性的特质，女性的头脑中也有男性的特质[11] 85。解决两性问题的方法必须在承认差异的存在的基础上，以包容的、开放的态度，重新构建一种两性和谐的社会。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只有超离了女性与男性、自然与男性之间的对立，认识建立在理性高于情感的二元对立框架上的社会才是悲剧的根源[12]，才能从根本上解构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上形成的扭曲的社会，建构的新的，以关怀、爱、友谊、诚实和互惠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13]。
四、结语
在门罗笔下，现代社会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扭曲的投影”[9]30。人城市中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就如同割断了自身与母亲的联系[9]31。人类选择有意识地忘记“土地”是整个人类的养育者的角色，根源在于对女性的统治与压制。门罗的小说对此没有批判，也没有假设性地重构。她的文字是写实的，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细密的事实看到本质的社会问题，并思考如何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构父权制统治下的社会，人类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存危机，简单而言，女性如果不能获得平等的地位，那么生态危机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女性与男性、同性别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无等级的、无对立的、没有价值高级之分的。解构的参与者，并没有性别的区分，因为性别差异的本质只是生理的，而不应该是思想的。尊重差别，正视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相互合作，才能发挥两性不同的才能，保持自然的持续性，构建一个和谐稳定发展的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Victoria Davion. Is Ecofeminism Feminist？[C]. In Karen. J.Warren ed. Ecological Feminism. New York： Rutledge，1994.
[2]曾繁仁.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J].艺术百家，2009（5）.
[3]Camila Domonos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