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近年不知何故再次成为争涂的热点。蔡定剑曾喟叹：“如果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民主，那离文明社会该多遥远啊!”
　　反民主论者常以“两论”，即“国情论”和“素质论”，用作中国目前还不能实行民主选举的借口。
　　1992年，蔡定剑仍在人大任职时，就曾对民主“两论”从理论上做出批判。
　　2002年，蔡先生带领的课题组在进行实地采访结合问卷调查后，以详尽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证明，“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是站不住脚的观点。而从现实看来，近年颇引人注目的民主选举几乎都是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先搞起来的。蔡定剑认为，利益因素而非经济条件或素质，是公民选举的决定因素。
　　然而时隔10多年，民主“兩论”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高、公民素质的提高而消弭，反而出现了新的“民主威胁论”和“民主有害论”。
　　2007年，禁先生撰文为民主辩护。他认为，反民主论者提出的民主容易导致腐败、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问题，实属理论上的迷思，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已通过违宪审查、人权保障等制度的设立，使得民主制度的危险大大降低，而常用以抨击民主的“拉美化”，其实是用不成熟(或过渡型)民主的案例来反对民主，理由不充分。
　　无论身在官场还是在学界，蔡定剑都坚定地站在民主的一边，以坚定的立场和明晰的理论为后进者拨开了民主的迷雾。他认为，民主不是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在蔡定剑看来，民主仍需启蒙，但启蒙的对象并非所谓的低素质的底层老百姓，而是某些自请了解中国国情和民主弊端的政治、知识或经济精英们。
　　把民主变成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蔡定剑一直在致力追求并切实在做的。“我们的研究从来不尚空谈，而是要把理论应用于指导实践。”蔡定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相较于“反民主论”的“持续批判者”角色，其实更常看到的是蔡定剑“务实建设者”的角色。
　　从关注违宪审查、人大立法、反腐败等理论前沿问题，到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废除拆迁条例、推进反就业歧视等实际问题，他组织出台课题报告、在媒体撰文呼吁、利用各种力量推动，不遗余力。
　　蔡定剑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最主要的3个议题——公共预算改革、公众参与和反就业歧视，实际上都触及民主的内容。向上，能找到对应的民主价值观——管住政府的钱包、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形式、反歧视的实质是平等；向下，能找到对应的落实项目——上海闵行区公共预算改革试点、关注城市暴力拆迁和城管与小贩的冲突、进行反就业歧视调查以及举办反就业歧视媒体培训班。
　　2004年，蔡定剑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的官职，投身学界。在蔡定剑主持的许多项目，都寻求与实践部门合作。比如公众参与课题组先后与深圳市、北京市和青岛市等地的规划部门联系和合作。蔡定剑直言，公众参与已经在城乡规划这个领域中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理念，很多城市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如何做公众参与的问题，公众参与已提上一些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
　　在改革的取向上，蔡定剑被称为“温和的改良派”。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接受访谈时说：“蔡定剑并非针对执政党或怀疑执政党领导，而是在既有领导之下，考虑制度如何良性运转、如何提升法治空间、如何落实宪法平等权。”
　　令人悲痛的是，使命未尽斯人逝。
　　中国民主大厦正在建筑过程中，站在旁边侃侃而谈和指指点点的人不少，但是真正在一砖一瓦地建设的人电不少，蔡定剑是后者中的佼佼者。他留给世人的，小仅是执著追求民主的精神，还有如何构建优质民主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