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完饭后回到办公室休息。感觉空气不新鲜，便将一扇窗子打开了。立身望向或远或近的写字楼，想到那些大楼上有多少人上班，有什么样的人才，自己均不清楚。我连自己工作的这栋大楼的人员状况也不甚了解，因为我不是搞人事工作的。但是，有人会了解这栋大楼的人力资源情况吗？公司领导和部门领导，常常传达一个信息：公司发展需要人才，团队建设需要年轻化。
　　需要人才，估计很少有老板觉得自己的公司人才济济，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不是暴露这方面的不足，就是显现那方面的不如意，即使是实力强大的公司也不可能处处占优势、时时很顺利，总有弱项制约，瓶颈难突破，压力相随，故而于动态中考量、评价已有的人才，就感到不满意、不理想，甚至悲观，于是眼光向外，去自己所不了解的大楼中寻找、挖掘、招揽人才。
　　公元667年早春的一天，大唐皇帝李治责备身邊的官员为什么不推荐人才，大家都不敢回答，只有吏部侍郎李安期说：“天下未尝无贤才，亦非群臣敢蔽贤。只因近来公卿一有推荐，即被馋言者指为朋党，被荐者未获伸用而推荐者已获罪，所以各务杜口！陛下若果推至诚以待贤，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关键在陛下而非在群臣也。”且不说李安期把责任推到皇帝身上勇气可嘉，他的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也很有价值，值得分析、思考。
　　朋党这种圈子化的东西，官场、商界、文坛一直存在，谁进了圈子谁就是人才，圈子的铜墙铁壁、阴影遮蔽了圈外无数人才。人才更替，无非是一个圈子替代另一个圈子，例如李绩、许敬宗的圈子，替代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圈子。既然说“馋言者指为朋党”，即说明皇帝李治讨厌朋党，或许还知道圈子的有害之处也包括遮蔽圈外的人才，但他却被自己的观念圈了起来，没能突破朋党造成的心理阴影，向贤才播洒至诚的阳光。
　　李治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个朋党的领袖，他希望把李唐大业持续做好，当务之急便是起用治国理政的人才，用谁不用谁，所形成的宰相团队，在运作中极容易圈子化。宰相推荐的人才，不可能都是出于公心，衡量人才的标准、考核人才的方法，宰相之间也不可能总是一致。于是，在用人上，大家就会产生利益分歧。在权力欲、控制欲的作用下，当“培养自己的力量”这种经验推动建立一个个大小圈子，形成逼仄的夹缝，必然困死圈外的人才。皇上虽是最大的圈主，可大而无形，他反而不觉得自己圈子的存在。圈子也需要人才，但在“用自己的人放心”这种精神指导下，加之圈内人大多不愿更多人分一杯羹，很难补充新鲜血液，这导致所有的圈子都是封闭的，内敛的，且随着人员老化凋零、犯错出事，最后难免被新的圈子取代，这是宿命，甚至难逃一场覆巢无完卵的厄运。
　　徐敬业在扬州举兵反武，才子骆宾王撰写《讨武曌檄》，不仅理直气壮，并且文辞甚美，极有号召力与鼓动性。武则天读了之后，叹息道：“宰相之过，安失此人！”她怪宰相没有发现骆宾王这样的人才，却不反思自己提拔的宰相是些什么人。她的用人原则是：反对她的，即使是人才也要杀头、流放;支持她的，即使是能力一般的人，也会重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武氏圈子，其价值取向、核心使命，会让一些人才远离;其利益分配、权力分享，会让一些人才受到排斥。骆宾王是一个管文书的小吏，怎么可能被宰相发现，进入圈子呢？他当然需要圈子，等待他的机会是助力徐敬业反武，如果成功的话，他的前途就不一样了，不可能再屈才于当“艺文令”。
　　武则天试图绕过她下面的一个个圈子，把那些被用人机制壁垒所遮蔽的人才拉到阳光中来——不管是九品以下的官吏，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通过自荐请求做官或者升官。还可以通过他人推荐，或者地方推荐，先给一个职位，以试其才能，在做事的过程中证明能否胜任。虽然武则天突破男权藩篱当女皇，所采取的手段十分残酷，甚至没有人性底线，但当时及往后的读书人、民间有本事的人，还是应该感谢她创立了“试官制度”，感谢她开创了殿试、武举，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
　　武则天并没能彻底改变用人机制，因为她本人的专权统治，决定了国家制度的走向。封建社会的政坛生态，朋党一直存在，不以朝代的更替而消亡。那些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人，遇到圈子浓浓的阴影，也枉然。为什么“时势造英雄”？为什么“乱世出英雄”？因为在圈子未成之时，人人有施展的机会及发展的空间，优秀者脱颖而出，卑劣者淘汰出局。
　　【原载《联谊报》，本刊有删改】
　　插图 / 有些官员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