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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采薇》、《出关》、《起死》这三篇小说中的“逃亡”情节，鲁迅将儒道传统思想自身的矛盾性、虚伪性与荒谬性毫不吝惜地揭露出来。这三篇小说可以看作鲁迅对儒道传统文化的一次集中清算，他试图从中找寻形成国民性的根源所在，并努力寻找可以成为“中国的脊梁”的积极因子。
关键词：《故事新编》；“逃亡”叙事；儒道传统
作者简介：张哲（1996.12-），女，河北省石家庄人，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采薇》、《出关》、《起死》是鲁迅于1935年12月完成的三篇小说，也是《故事新编》在写作时间顺序上的最后三篇。三篇小说的主人公伯夷、叔齐、老子、庄子均为儒道两家的“偶像式”人物，但在鲁迅笔下却以戏谑味十足的负面形象出现，鲁迅对儒道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由此不言而喻。在把握作者的整体情感态度之余，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采薇》、《出关》、《起死》这三篇呈现明显批判态度的小说都含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情节，即逃亡。可以说，“逃亡”情节在这三篇小说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或是作为开端或转折引发后面故事情节，或是表达对人物的戏谑嘲讽与抨击。夷齐、老庄作为儒道贤哲，可谓是儒道两家的“偶像式人物”和“文化标杆”，鲁迅对其不留情面地嘲讽与批判，其实就是对儒道传统文化的揭示和批判。
对于儒家，鲁迅早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自谓 “孔孟的书”虽然“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作为儒家的“道德偶像”，伯夷、叔齐历来为人所称颂。司马迁作《史记》时将《伯夷列传》冠列传之首，韩愈更是颂其为“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但是鲁迅却从这两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以及存在层面的矛盾性与荒诞性。前面提到，在《采薇》中出现两次“逃亡”情节。原为孤竹君世子的伯夷、叔齐因“礼让逊国”而逃到西伯昌建的养老堂，这便是第一次“逃亡”。在这次“逃亡”中，便可看到夷齐“通体都是矛盾”的品格。这种矛盾不仅是个人品格的矛盾，更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内部的矛盾与悖论。“礼让逊国”重点在一个“礼”字，也就是说，后人对他们的行为评价重在其合乎“礼”。他们的“礼”主要体现在伯夷“以父命为尊”之“孝”与叔齐“以天伦为重”之“悌”。然而在这一行为中，“孝”与“悌”不仅自身构成了一组悖论，二者的道德实践结果，即小丙君口中的“抛下祖业”，从不同层面来讲，亦是违背了儒家传统道德规范中的“仁”与“孝”。
再看夷齐第二次出逃，更是将儒家推崇的“内圣外王”之人格和政治理想置于相互否定的尴尬窘境。高远东认为，“正如夷齐在儒家的‘道德神话’中作为理想人格和纯洁象征一样，周武王在其‘事功神话’中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君主和个人成就楷模。二者的联系深深植根于儒家的‘成人’‘成圣’逻辑之中。”“而揭示儒家‘成人’‘成圣’目标的最高实现——‘内圣外王’的价值结构的内在矛盾，就成为鲁迅处理儒家‘圣王’理论的主要内容。”因为不满武王作为臣子却以下犯上对纣王动兵之举，夷齐选择逃离西周的养老堂去到首阳山归隐。这是由代表儒家理想人格的“圣人”否定了其政治理想中近乎完美的君主，于此，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理想图景陷入了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之中。
鲁迅对老庄思想向来都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而《出关》，更是一篇彻底批判老子‘无为’和‘不争’哲学的小说。鲁迅曾在《〈出关〉的“关”》中特意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可见，《出关》中的“逃亡”情节是鲁迅对老子“无为”思想毫不留情地讽刺与批判。
在《出关》中，“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老子为了避祸因而西逃函谷关。老子“逃亡”的目的非常显明直接，担心孔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也就是为了避祸。单从避祸这一主观目的便可看出老子是有所惧的，他的“不争”并非积极意义上的“我能战胜你，但是我选择清静不争”，也并非“双方旗鼓相当，我有实力却选择不争将胜利局面留给对方”，而是躲避灾祸，是已经处于不利境地从而选择逃避自保的行为。因而他带有目的性的“不争”实则为充满消极意义的“逃避”。作者一再使老子处于不协调的环境中，不可谓没有深意。他让时人对他的哲学奚落，让他出关逃亡前都必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都是为了写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如何不合时宜，即在现实面前如何地‘不中用’，在与现实的矛盾中显示其‘大而无当’”。一向主张“清虚以自守”的老子却被“四个巡警一拥上前扛在牛背上”拉去讲学，而他“早知道这是免不掉的，就满口答应”。然而聽众都是一群实用至上的账房、书记、厨房、探子、签子手等世俗人物，因而大家在听课之时有的“显出苦脸”，有的“手足无措”，有的“打呵欠”，有的“打起瞌睡”，大家都“格外的受苦”也只好熬着，“各人想着自己的事”。老子走后，众人还要对其进行刻薄的评论和讥笑，大家想看想听的是《税收精义》和恋爱故事，并非令人头痛的“道可道，非常道……”众人的态度足以显示其“不中用”的实质。
前面提到鲁迅自言将老子“漫画化”，“送他出了关”，而到了《起死》中的庄子，鲁迅的“漫画化”手法则更为突出、夸张，批评也更尖锐，姿态也更决绝。鲁迅在《起死》中为了暴露庄子相对主义的荒谬性和虚伪性，特意为其设置了一个进退失措、十分狼狈的处境。“自己既然不能脱去衣服，足见有衣服是对的；既然把去见楚王看得很重要，足见贵贱是有区别的；汉子在活转来时与他为难，足见生死是不同的；他由汉子所记得的大事来推算汉子已死去五百年，足见大小古今也是有差别的；这一切都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思想的虚伪性和荒谬性。”而《起死》结尾处鲁迅让庄子落得狼狈逃跑的下场可谓是对庄子哲学最有力的讽刺和批判。
通过《采薇》、《出关》、《起死》这三篇小说中的“逃亡”情节，鲁迅将儒道传统思想自身的矛盾性、虚伪性与荒谬性毫不吝惜地揭露出来，他对内部充满矛盾的儒家仁义道德以及虚伪荒谬消磨意志的老庄哲学显然是拒绝的。这三篇小说可以看作鲁迅对儒道传统文化的一次集中清算，他试图从中找寻形成国民性的根源所在，并努力寻找可以成为“中国的脊梁”的积极因子，当然，这一积极力量是在墨家身上找到的。正如高远东所说：“在《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其文化批判则反映着他试图通过清理传统而从中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决心完成其‘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高远东：《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之一》，《鲁迅研究月刊》，1991 年第10期。
[2]陈方竞：《追寻民族固有之血脉——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3]钱振刚：《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关键词：《故事新编》；“逃亡”叙事；儒道传统
作者简介：张哲（1996.12-），女，河北省石家庄人，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采薇》、《出关》、《起死》是鲁迅于1935年12月完成的三篇小说，也是《故事新编》在写作时间顺序上的最后三篇。三篇小说的主人公伯夷、叔齐、老子、庄子均为儒道两家的“偶像式”人物，但在鲁迅笔下却以戏谑味十足的负面形象出现，鲁迅对儒道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由此不言而喻。在把握作者的整体情感态度之余，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采薇》、《出关》、《起死》这三篇呈现明显批判态度的小说都含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情节，即逃亡。可以说，“逃亡”情节在这三篇小说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或是作为开端或转折引发后面故事情节，或是表达对人物的戏谑嘲讽与抨击。夷齐、老庄作为儒道贤哲，可谓是儒道两家的“偶像式人物”和“文化标杆”，鲁迅对其不留情面地嘲讽与批判，其实就是对儒道传统文化的揭示和批判。
对于儒家，鲁迅早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自谓 “孔孟的书”虽然“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作为儒家的“道德偶像”，伯夷、叔齐历来为人所称颂。司马迁作《史记》时将《伯夷列传》冠列传之首，韩愈更是颂其为“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但是鲁迅却从这两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以及存在层面的矛盾性与荒诞性。前面提到，在《采薇》中出现两次“逃亡”情节。原为孤竹君世子的伯夷、叔齐因“礼让逊国”而逃到西伯昌建的养老堂，这便是第一次“逃亡”。在这次“逃亡”中，便可看到夷齐“通体都是矛盾”的品格。这种矛盾不仅是个人品格的矛盾，更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内部的矛盾与悖论。“礼让逊国”重点在一个“礼”字，也就是说，后人对他们的行为评价重在其合乎“礼”。他们的“礼”主要体现在伯夷“以父命为尊”之“孝”与叔齐“以天伦为重”之“悌”。然而在这一行为中，“孝”与“悌”不仅自身构成了一组悖论，二者的道德实践结果，即小丙君口中的“抛下祖业”，从不同层面来讲，亦是违背了儒家传统道德规范中的“仁”与“孝”。
再看夷齐第二次出逃，更是将儒家推崇的“内圣外王”之人格和政治理想置于相互否定的尴尬窘境。高远东认为，“正如夷齐在儒家的‘道德神话’中作为理想人格和纯洁象征一样，周武王在其‘事功神话’中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君主和个人成就楷模。二者的联系深深植根于儒家的‘成人’‘成圣’逻辑之中。”“而揭示儒家‘成人’‘成圣’目标的最高实现——‘内圣外王’的价值结构的内在矛盾，就成为鲁迅处理儒家‘圣王’理论的主要内容。”因为不满武王作为臣子却以下犯上对纣王动兵之举，夷齐选择逃离西周的养老堂去到首阳山归隐。这是由代表儒家理想人格的“圣人”否定了其政治理想中近乎完美的君主，于此，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理想图景陷入了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之中。
鲁迅对老庄思想向来都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而《出关》，更是一篇彻底批判老子‘无为’和‘不争’哲学的小说。鲁迅曾在《〈出关〉的“关”》中特意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可见，《出关》中的“逃亡”情节是鲁迅对老子“无为”思想毫不留情地讽刺与批判。
在《出关》中，“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老子为了避祸因而西逃函谷关。老子“逃亡”的目的非常显明直接，担心孔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也就是为了避祸。单从避祸这一主观目的便可看出老子是有所惧的，他的“不争”并非积极意义上的“我能战胜你，但是我选择清静不争”，也并非“双方旗鼓相当，我有实力却选择不争将胜利局面留给对方”，而是躲避灾祸，是已经处于不利境地从而选择逃避自保的行为。因而他带有目的性的“不争”实则为充满消极意义的“逃避”。作者一再使老子处于不协调的环境中，不可谓没有深意。他让时人对他的哲学奚落，让他出关逃亡前都必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都是为了写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如何不合时宜，即在现实面前如何地‘不中用’，在与现实的矛盾中显示其‘大而无当’”。一向主张“清虚以自守”的老子却被“四个巡警一拥上前扛在牛背上”拉去讲学，而他“早知道这是免不掉的，就满口答应”。然而聽众都是一群实用至上的账房、书记、厨房、探子、签子手等世俗人物，因而大家在听课之时有的“显出苦脸”，有的“手足无措”，有的“打呵欠”，有的“打起瞌睡”，大家都“格外的受苦”也只好熬着，“各人想着自己的事”。老子走后，众人还要对其进行刻薄的评论和讥笑，大家想看想听的是《税收精义》和恋爱故事，并非令人头痛的“道可道，非常道……”众人的态度足以显示其“不中用”的实质。
前面提到鲁迅自言将老子“漫画化”，“送他出了关”，而到了《起死》中的庄子，鲁迅的“漫画化”手法则更为突出、夸张，批评也更尖锐，姿态也更决绝。鲁迅在《起死》中为了暴露庄子相对主义的荒谬性和虚伪性，特意为其设置了一个进退失措、十分狼狈的处境。“自己既然不能脱去衣服，足见有衣服是对的；既然把去见楚王看得很重要，足见贵贱是有区别的；汉子在活转来时与他为难，足见生死是不同的；他由汉子所记得的大事来推算汉子已死去五百年，足见大小古今也是有差别的；这一切都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思想的虚伪性和荒谬性。”而《起死》结尾处鲁迅让庄子落得狼狈逃跑的下场可谓是对庄子哲学最有力的讽刺和批判。
通过《采薇》、《出关》、《起死》这三篇小说中的“逃亡”情节，鲁迅将儒道传统思想自身的矛盾性、虚伪性与荒谬性毫不吝惜地揭露出来，他对内部充满矛盾的儒家仁义道德以及虚伪荒谬消磨意志的老庄哲学显然是拒绝的。这三篇小说可以看作鲁迅对儒道传统文化的一次集中清算，他试图从中找寻形成国民性的根源所在，并努力寻找可以成为“中国的脊梁”的积极因子，当然，这一积极力量是在墨家身上找到的。正如高远东所说：“在《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其文化批判则反映着他试图通过清理传统而从中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决心完成其‘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高远东：《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之一》，《鲁迅研究月刊》，1991 年第10期。
[2]陈方竞：《追寻民族固有之血脉——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3]钱振刚：《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