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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原由,我在30年前就与《江西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江西省教育厅工作近40年,先后从事过教育行政、教材编写、教学研究、教育科研等工作,在省教科所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0年。回首自己的成长道路和专业生涯,不能不对《江西教育》怀有感激之情。
复刊之后的《江西教育》,是在我当时工作的省教材编写组的基础上筹建的,刊物的领导和采编人员,都是我熟识的领导和同事。由于同在一幢楼里办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彼此的关系很密切。我不仅见证了《江西教育》复刊之初的风发意气,也见证了《江西教育》复刊后的发展历程。
我的处女之作是在《江西教育》上发表的。当时我的岗位是语文教研员。作为鲁迅的故乡人,我少时便喜读鲁迅的作品。因为中学语文教材选了鲁迅的散文《风筝》,我便写了一篇《浅读〈风筝〉的象征手法》试投《江西教育》。当时的责任编辑王济平对稿件表示认可,但编辑部其他编辑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文稿观点“牵强附会,违背作者本意”,主张不用。当时,身兼江西教育杂志社和省教研室两个单位总负责人的肖诗彬为此专门召集了一个会议,并邀请我参加。他在认真听取两种不同意见后,当场拍板“决定刊用”。肖公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教学专业非其所长,但他却对一个年轻人的一篇2000字的小文居然如此郑重其事!他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文章的发表拉近了我与刊物的情感距离,此后,每期刊物一问世,我便先睹为快,并不时给刊物写稿。
与同类教育期刊比较,《江西教育》在办刊理念、编辑思路、选题创意、栏目设置乃至于语言风格上,均有其显著的特点与优势。无论是在省内领导、读者和作者的心目中,还是在国内教育界和期刊出版界的视野里,她都是一本很有档次和品位的刊物。作为省教育厅的机关刊物,她担负着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使命;同时,作为面向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的期刊,她注重把握教育脉搏,贴近读者需求,着力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及时奉献精神食粮。她少有单调乏味的官样文章、居高临下的生硬说教,而是注重真实和科学的力量,让事实和典型说话。刊物的历任领导和许多编辑,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富有强烈的教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善于学习,勇于创新,锐意进取;他们深入实际,敏于观察,勤于思考,长于捕捉;他们忠于职守,严谨细致,追求卓越。《江西教育》在全省教育思想的引领、教育人才的培养、教育改革发展的推进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西的教育工作者,很多都是读着《江西教育》成长起来的。我在教研室和教科所工作期间,《江西教育》是我必读的刊物之一。她让我及时了解到了教育的动态和趋势,触摸到了鲜活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并让我结识了江西乃至全国教育界的许多优秀教师和教育名人,提高了我的学术素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全国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热潮中,我曾与编辑部通力合作,通过消息、报道、经验、论文等形式,先后推出了潘凤湘、张富、王运遂、熊信之等一批省内语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这些文字,不但为推进江西基础教育改革尽了绵薄之力,也为我终身从事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曾多次参与过《江西教育》旨在探索改革思路的编辑策划,亲身感受到了期刊领导和编辑们办刊的思想境界、胸怀眼光和创新精神。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素质教育经过一段实践之后,面临重重阻力而进入“高原期”。为此,当时的社长王自立曾多次与我讨论,拟就改革难题设置专栏,组织作者撰写指导性文章。我在认真分析语文教学改革和中小学教学整体改革难以推进的现状后,感到教改的“单科独进”与学校的“孤军奋战”不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实际,认为素质教育唯有在政府的支持和统筹领导之下,并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才有可能真正推进。于是,我撰写了《素质教育必须区域推进》一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对“素质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和综合工程”尚未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敢于认可和推出一种较新的思想观点,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这篇文章后来在华东地区教育期刊评选中获奖,无疑是对刊物探索精神的肯定与褒奖。
我以为,《江西教育》之所以能形成品牌特色,既得益于她对教育典型的深度挖掘、对教育人物的深度刻画、对教育热点的专题报道,也得益于她开设的思想言论栏目。《江西教育》善于根据教育形势的某种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征文,就某一教育专题发表针对性、思想性、指导性和可读性都较强的短评,既为教育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又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例如前些年,《江西教育》根据新时期师德建设的需要,以省教育厅的名义发文组织征文活动,根据“思想新颖、观点鲜明、有操作性、短小精悍”的征文要求,我写了《重提“师道尊严”》一文应征。“师道尊严”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教育制度的代名词受到诟病和批判。但是根据辩证法原理,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真理再前进一步即为谬误。在“为师之道应该讲求自身尊严”这一点上,“师道尊严”具有合理内核,需要具体分析。针对当时有些地方师德滑坡、人格缺失的现状,我提出了教师面对市场经济诱惑应加强自身修养的主张,即“少一点名利之心,多一点博爱之情,讲一点儒雅之风”。文章写成后,我先呈送当时分管教育宣传工作的郑守华副厅长审阅,郑副厅长阅后表示肯定。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同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采用,并被评为此次征文的一等奖,后来还被一些地方作为培训教师师德的教材。假如没有《江西教育》的这次征文活动,没有编辑部的精心策划与指导,我在繁忙的科研和管理工作中,是不会去写、也写不出这篇文章的。
我在江西基层调研时,时常能看到市县教育局的干部、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案头摆放着《江西教育》,也看过他们阅读刊物后所写下的体会和笔记。由此可见,《江西教育》在全省教育工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提高教育队伍素质、促进全省教育发展和改革中的贡献。不少教师因为在刊物上读到我的文章而认识了我,有的因此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在与我相见时的那份兴奋之情,常使我感动不已。这种感动,不仅因为自己的成果得到肯定而感到欣慰,也包含着对《江西教育》的感恩之情。
《江西教育》复刊以来,我每期必读,阅读的文字当数以百万计,为其撰写的各类稿件也有数十篇。这种因文字结下的情缘是深切、诚挚而永恒的,是别的情感所难以比拟的。数十年来,我撰写的各类文字已难以计数,但自以为真正有思想、社会反应较好、给自己和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是在《江西教育》上发表并获奖的那些短评。
作为江西省一级期刊的《江西教育》,是现代江西教育的光荣和骄傲;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能与《江西教育》结下文缘,是我教育人生的一种幸运。值此《江西教育》60华诞之际,我谨以一个老读者、老作者的名义写下以上文字,谨表祝贺和感念之情。祝福刊物再创辉煌!◆
(作者系江西省教科所原所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分会副会长,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地方教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家庭教育》杂志副主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兼职研究员,江西省教育督学。)
我在江西省教育厅工作近40年,先后从事过教育行政、教材编写、教学研究、教育科研等工作,在省教科所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0年。回首自己的成长道路和专业生涯,不能不对《江西教育》怀有感激之情。
复刊之后的《江西教育》,是在我当时工作的省教材编写组的基础上筹建的,刊物的领导和采编人员,都是我熟识的领导和同事。由于同在一幢楼里办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彼此的关系很密切。我不仅见证了《江西教育》复刊之初的风发意气,也见证了《江西教育》复刊后的发展历程。
我的处女之作是在《江西教育》上发表的。当时我的岗位是语文教研员。作为鲁迅的故乡人,我少时便喜读鲁迅的作品。因为中学语文教材选了鲁迅的散文《风筝》,我便写了一篇《浅读〈风筝〉的象征手法》试投《江西教育》。当时的责任编辑王济平对稿件表示认可,但编辑部其他编辑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文稿观点“牵强附会,违背作者本意”,主张不用。当时,身兼江西教育杂志社和省教研室两个单位总负责人的肖诗彬为此专门召集了一个会议,并邀请我参加。他在认真听取两种不同意见后,当场拍板“决定刊用”。肖公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教学专业非其所长,但他却对一个年轻人的一篇2000字的小文居然如此郑重其事!他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文章的发表拉近了我与刊物的情感距离,此后,每期刊物一问世,我便先睹为快,并不时给刊物写稿。
与同类教育期刊比较,《江西教育》在办刊理念、编辑思路、选题创意、栏目设置乃至于语言风格上,均有其显著的特点与优势。无论是在省内领导、读者和作者的心目中,还是在国内教育界和期刊出版界的视野里,她都是一本很有档次和品位的刊物。作为省教育厅的机关刊物,她担负着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使命;同时,作为面向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的期刊,她注重把握教育脉搏,贴近读者需求,着力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及时奉献精神食粮。她少有单调乏味的官样文章、居高临下的生硬说教,而是注重真实和科学的力量,让事实和典型说话。刊物的历任领导和许多编辑,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富有强烈的教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善于学习,勇于创新,锐意进取;他们深入实际,敏于观察,勤于思考,长于捕捉;他们忠于职守,严谨细致,追求卓越。《江西教育》在全省教育思想的引领、教育人才的培养、教育改革发展的推进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西的教育工作者,很多都是读着《江西教育》成长起来的。我在教研室和教科所工作期间,《江西教育》是我必读的刊物之一。她让我及时了解到了教育的动态和趋势,触摸到了鲜活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并让我结识了江西乃至全国教育界的许多优秀教师和教育名人,提高了我的学术素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全国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热潮中,我曾与编辑部通力合作,通过消息、报道、经验、论文等形式,先后推出了潘凤湘、张富、王运遂、熊信之等一批省内语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这些文字,不但为推进江西基础教育改革尽了绵薄之力,也为我终身从事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曾多次参与过《江西教育》旨在探索改革思路的编辑策划,亲身感受到了期刊领导和编辑们办刊的思想境界、胸怀眼光和创新精神。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素质教育经过一段实践之后,面临重重阻力而进入“高原期”。为此,当时的社长王自立曾多次与我讨论,拟就改革难题设置专栏,组织作者撰写指导性文章。我在认真分析语文教学改革和中小学教学整体改革难以推进的现状后,感到教改的“单科独进”与学校的“孤军奋战”不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实际,认为素质教育唯有在政府的支持和统筹领导之下,并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才有可能真正推进。于是,我撰写了《素质教育必须区域推进》一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对“素质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和综合工程”尚未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敢于认可和推出一种较新的思想观点,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这篇文章后来在华东地区教育期刊评选中获奖,无疑是对刊物探索精神的肯定与褒奖。
我以为,《江西教育》之所以能形成品牌特色,既得益于她对教育典型的深度挖掘、对教育人物的深度刻画、对教育热点的专题报道,也得益于她开设的思想言论栏目。《江西教育》善于根据教育形势的某种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征文,就某一教育专题发表针对性、思想性、指导性和可读性都较强的短评,既为教育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又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例如前些年,《江西教育》根据新时期师德建设的需要,以省教育厅的名义发文组织征文活动,根据“思想新颖、观点鲜明、有操作性、短小精悍”的征文要求,我写了《重提“师道尊严”》一文应征。“师道尊严”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教育制度的代名词受到诟病和批判。但是根据辩证法原理,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真理再前进一步即为谬误。在“为师之道应该讲求自身尊严”这一点上,“师道尊严”具有合理内核,需要具体分析。针对当时有些地方师德滑坡、人格缺失的现状,我提出了教师面对市场经济诱惑应加强自身修养的主张,即“少一点名利之心,多一点博爱之情,讲一点儒雅之风”。文章写成后,我先呈送当时分管教育宣传工作的郑守华副厅长审阅,郑副厅长阅后表示肯定。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同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采用,并被评为此次征文的一等奖,后来还被一些地方作为培训教师师德的教材。假如没有《江西教育》的这次征文活动,没有编辑部的精心策划与指导,我在繁忙的科研和管理工作中,是不会去写、也写不出这篇文章的。
我在江西基层调研时,时常能看到市县教育局的干部、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案头摆放着《江西教育》,也看过他们阅读刊物后所写下的体会和笔记。由此可见,《江西教育》在全省教育工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提高教育队伍素质、促进全省教育发展和改革中的贡献。不少教师因为在刊物上读到我的文章而认识了我,有的因此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在与我相见时的那份兴奋之情,常使我感动不已。这种感动,不仅因为自己的成果得到肯定而感到欣慰,也包含着对《江西教育》的感恩之情。
《江西教育》复刊以来,我每期必读,阅读的文字当数以百万计,为其撰写的各类稿件也有数十篇。这种因文字结下的情缘是深切、诚挚而永恒的,是别的情感所难以比拟的。数十年来,我撰写的各类文字已难以计数,但自以为真正有思想、社会反应较好、给自己和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是在《江西教育》上发表并获奖的那些短评。
作为江西省一级期刊的《江西教育》,是现代江西教育的光荣和骄傲;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能与《江西教育》结下文缘,是我教育人生的一种幸运。值此《江西教育》60华诞之际,我谨以一个老读者、老作者的名义写下以上文字,谨表祝贺和感念之情。祝福刊物再创辉煌!◆
(作者系江西省教科所原所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分会副会长,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地方教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家庭教育》杂志副主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兼职研究员,江西省教育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