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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连续两次意外解救被拐卖女婴
2011年2月21日中午11点左右，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九支队民警何玉国、行建敏、薛俊岭驾驶警车巡逻到鹤壁收费站时，发现有一名妇女怀抱婴儿在539公里处从一辆北行的客车上下来后，行踪诡异，并马上换乘一辆出租车继续向北行驶。何玉国等3名民警敏锐地感觉到此举不合常理，根据工作经验并联系到最近公安部的严打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决定对其进行盘问。3人立刻驾车往安阳方向追去，追至汤阴站喊停了出租车，并对出租车司机和该嫌疑妇女分开进行了询问。
询问中，这名妇女神色慌张，说话漏洞百出。初步盘问得知该妇女叫杨兴莲，系贵州省都匀市平浪镇平浪村屯脚组人。这些不正常情况都加深了民警对该妇女涉嫌拐卖婴儿的怀疑。在加大询问力度后，杨兴莲交代了违法事实。
据其交代，这是一个由广东廉江到内地的专门贩卖婴儿的团伙，杨兴莲在拐卖婴儿团伙中系中间转运人，有多次相关嫌疑活动经历。2月19日晚，杨兴莲在广东廉江从上线手中接到婴儿，途经广州转京港澳高速向北欲送往邯郸至接收人。至案发日已经行程3天。此次“运输”可以获得5000元的报酬。
据嫌疑人交代，经过情况分析，九支队支队长薛山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广州向内地贩卖婴儿的通道，不是单独个案。九支队抽调力量成立了专门行动小组，在鹤壁站附近盯守。
2月23日中午11点左右，九支队民警薛俊岭、刘金昌在鹤壁收费站盯守时，发现有一男一女怀抱两名婴儿在从广州开往濮阳的客车上下来后准备换乘其他车辆。薛俊岭在对他们进行盘问时，俩人丢下婴儿向路下逃窜。民警奋力追赶将女性嫌疑人抓获，另一男性嫌疑人抓捕未果。据悉，这两名婴儿都是刚出生十天左右，通过检查，脐带还没有掉。
经过初步询问，这名涉案妇女刘永会，系贵州毕节市金沙县茶园乡金凤村人。同上一案件类似，刘永会为挣取2000元的运费，于2月21日晚与另一同行叫“小周”的男性从广州天河车站乘车出发。刘永会讲，她只是帮忙运送女婴到河北邯郸。整个行动都是小周负责，且并不清楚小周的真实身份。看护婴儿的民警发现，这两个女婴一直昏睡不醒，刘永会说孩子感冒了。但孩子并不发烧，也不咳嗽。送到医院后民警终于明白，所谓的感冒药其实是安眠药。
相继落网的两名犯罪嫌疑人贩婴的手段极其相似，警方怀疑她们很可能属于同一个犯罪团伙。很快，民警就在杨兴莲和刘永会随身携带的手机里面发现了线索。经过分析，发现杨兴莲和刘永会之间有共同的关系人，于是警方决定并案侦查。
偶发案件牵出特大贩婴网络
在并案侦查后，这起发端于高速公路的贩卖婴儿案件迅速取得了进展。杨兴莲交待，广东廉江一个外号叫“有”的人安排她带着孩子，通过京港澳高速，将孩子运到邯郸，每次她可以得到5000元的报酬。杨兴莲称其不清楚下线人是谁，说是要送给邯郸的一个老头。她讲每次贩婴，她都在鹤壁下车，由固定的司机开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接送她去邯郸。
司机，一个叫“小司”，一个叫“大司”。那么这两个司机现在哪儿呢?既然接应人是开车上高速来的，那么高速路口的监控应该对接应的车辆有所记录。查看录像，警方锁定了“大司”“小司”的出租车。之后民警装扮成乘客，拦下了那辆涉案的出租车。
到案的“大司”“小司”交待出贩婴人不止杨兴莲和刘永会，还提供了大量其他的运婴人的手机号码。然而“大司”和“小司”只是把运婴人送到邯郸的某个路口，说不清楚孩子的具体下落。
至此，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表明，至少有30名婴儿被贩卖到了邯郸。那么，这些孩子被卖到哪儿去了?
14省联合行动，雷霆出击
鹤壁警方发现，他们所记录下来的犯罪嫌疑人的清单由最初的十几人扩大到了106人。经过警方核查，相关线索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这个贩婴团伙的涉案地区也扩大到了14个省区。
由于案件重大，鹤壁警方迅速将案件汇报给了公安部，公安部随即指定此案为公安部督办案件，案件代号为“2·21专案”，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
通过对侦查结果的统一反馈，截至7月18日，“2·21”涉案人员增加到231人，涉及被拐卖的儿童，增加到了115人。抓捕条件已经具备，7月20日凌晨，全国集中抓捕行动开始。公安部统一指挥河南、河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山东等14省区联合行动，2600余名民警雷霆出击。
据悉，截至8月中旬，“2·21专案”全国共抓捕犯罪嫌疑人389人，共解救被拐卖儿童100名。杨兴莲和刘永会的那个共同上线叫做“有”的黄声华也在广东被抓获。
贩婴黑幕
出没在京港澳高速上的这个规模巨大的贩婴网络囊括300多名犯罪嫌疑人，范围涵盖全国14个省区，且该团伙行为并不是偶然的和被动的。他们根据买方的要求主动策划，一旦河北等地有人要孩子，上线“有”等人就会电话安排云南、广西等地的团伙成员收购孩子。一般会从云南、广西这些西部的偏远地区买来孩子，通过高速公路运往北部和东部地区贩卖。
那么这伙歹徒是如何编织“贩婴通道”的?
据调查，该团伙有着严密的分工和规矩。女婴几千元，男婴1万到2万元。在贩卖婴儿犯罪活动中，这些婴儿在犯罪分子的手中只是“货物”，有很多“行话”：比如男孩叫“大货”或者“樱桃”，女孩叫“小货”或者“花椒”，找婴儿卖家叫“取货”，贩卖婴儿的过程叫“走货”。为躲避打击，这些人贩子上线、下线分工明确，每人都准备几个手机号，同时所有联系人均用代号称呼，很少用真实姓名，一旦暴露，马上换号或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说辞应付突变。
河北临漳县49岁的潘大年，是涉嫌拐卖儿童的一号人物，他就是杨兴莲和刘永会的直接下线。潘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系广西、云南的卖家，同时负责寻找邯郸临漳县有可能的买家，一旦达成交易，潘大年就从邯郸另外一个中间人手中取走孩子。
在福建泉州市的永春县，当地的贩婴头目郑镇培与黄声华同为京港澳高速贩婴集团的重要成员。郑镇培原是出租车司机，后参与拐卖儿童，如今成了永春一带最大的“婴童中介”。积累的不义之财，使他拥有一栋4层楼房。郑镇培主要经营男婴，在2006到2008年这段时间里他贩卖到福建的孩子多达32名，先后卖到永春、三明、安溪等地。
而年近花甲的广东廉江人黄声华，则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境贫寒但好逸恶劳。他是主要的“批发商”。孩子从来源地到达广东廉江、湛江后，由他支付“运送人”3000到5000元辛苦费通过长途客车北上到鹤壁分流，一路通过“大司”“小司”送到邯郸，由苏某、武某夫妇及其亲戚组成的同伙卖出去。另一路则被送到长治寻找下家。贩卖的中间环节，女婴一般被抬高到2万元左右，男婴则高达4万元。层层盘剥和逐级抬价。
这些人贩还存在丢弃病婴的恶劣行为。据犯罪嫌疑人表示，有的孩子生病后，犯罪分子因成本考虑而不愿为婴儿治病，直接找个偏僻角落或者山沟扔掉婴儿。有的犯罪分子会在贩婴途中给孩子喂食过量安眠药，根据公安部门的观察，这将对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智力产生严重损害。
2011年7月23日，13名刚刚被解救回来的尚不知名的婴儿被安放在邯郸市福利院。这些婴儿中最大的只有7个月，最小的竟然才刚刚出生20来天。大部分孩子刚来的时候都是脸色发黄、烦躁、爱哭、营养不良。目前这些孩子已经完成了DAN数据的采集，有的幸运的孩子已经等来了自己的亲人。
而在鹤壁，当初被解救下来的3个女婴，现在都已经半岁了，此时她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2011年2月21日中午11点左右，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九支队民警何玉国、行建敏、薛俊岭驾驶警车巡逻到鹤壁收费站时，发现有一名妇女怀抱婴儿在539公里处从一辆北行的客车上下来后，行踪诡异，并马上换乘一辆出租车继续向北行驶。何玉国等3名民警敏锐地感觉到此举不合常理，根据工作经验并联系到最近公安部的严打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决定对其进行盘问。3人立刻驾车往安阳方向追去，追至汤阴站喊停了出租车，并对出租车司机和该嫌疑妇女分开进行了询问。
询问中，这名妇女神色慌张，说话漏洞百出。初步盘问得知该妇女叫杨兴莲，系贵州省都匀市平浪镇平浪村屯脚组人。这些不正常情况都加深了民警对该妇女涉嫌拐卖婴儿的怀疑。在加大询问力度后，杨兴莲交代了违法事实。
据其交代，这是一个由广东廉江到内地的专门贩卖婴儿的团伙，杨兴莲在拐卖婴儿团伙中系中间转运人，有多次相关嫌疑活动经历。2月19日晚，杨兴莲在广东廉江从上线手中接到婴儿，途经广州转京港澳高速向北欲送往邯郸至接收人。至案发日已经行程3天。此次“运输”可以获得5000元的报酬。
据嫌疑人交代，经过情况分析，九支队支队长薛山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广州向内地贩卖婴儿的通道，不是单独个案。九支队抽调力量成立了专门行动小组，在鹤壁站附近盯守。
2月23日中午11点左右，九支队民警薛俊岭、刘金昌在鹤壁收费站盯守时，发现有一男一女怀抱两名婴儿在从广州开往濮阳的客车上下来后准备换乘其他车辆。薛俊岭在对他们进行盘问时，俩人丢下婴儿向路下逃窜。民警奋力追赶将女性嫌疑人抓获，另一男性嫌疑人抓捕未果。据悉，这两名婴儿都是刚出生十天左右，通过检查，脐带还没有掉。
经过初步询问，这名涉案妇女刘永会，系贵州毕节市金沙县茶园乡金凤村人。同上一案件类似，刘永会为挣取2000元的运费，于2月21日晚与另一同行叫“小周”的男性从广州天河车站乘车出发。刘永会讲，她只是帮忙运送女婴到河北邯郸。整个行动都是小周负责，且并不清楚小周的真实身份。看护婴儿的民警发现，这两个女婴一直昏睡不醒，刘永会说孩子感冒了。但孩子并不发烧，也不咳嗽。送到医院后民警终于明白，所谓的感冒药其实是安眠药。
相继落网的两名犯罪嫌疑人贩婴的手段极其相似，警方怀疑她们很可能属于同一个犯罪团伙。很快，民警就在杨兴莲和刘永会随身携带的手机里面发现了线索。经过分析，发现杨兴莲和刘永会之间有共同的关系人，于是警方决定并案侦查。
偶发案件牵出特大贩婴网络
在并案侦查后，这起发端于高速公路的贩卖婴儿案件迅速取得了进展。杨兴莲交待，广东廉江一个外号叫“有”的人安排她带着孩子，通过京港澳高速，将孩子运到邯郸，每次她可以得到5000元的报酬。杨兴莲称其不清楚下线人是谁，说是要送给邯郸的一个老头。她讲每次贩婴，她都在鹤壁下车，由固定的司机开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接送她去邯郸。
司机，一个叫“小司”，一个叫“大司”。那么这两个司机现在哪儿呢?既然接应人是开车上高速来的，那么高速路口的监控应该对接应的车辆有所记录。查看录像，警方锁定了“大司”“小司”的出租车。之后民警装扮成乘客，拦下了那辆涉案的出租车。
到案的“大司”“小司”交待出贩婴人不止杨兴莲和刘永会，还提供了大量其他的运婴人的手机号码。然而“大司”和“小司”只是把运婴人送到邯郸的某个路口，说不清楚孩子的具体下落。
至此，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表明，至少有30名婴儿被贩卖到了邯郸。那么，这些孩子被卖到哪儿去了?
14省联合行动，雷霆出击
鹤壁警方发现，他们所记录下来的犯罪嫌疑人的清单由最初的十几人扩大到了106人。经过警方核查，相关线索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这个贩婴团伙的涉案地区也扩大到了14个省区。
由于案件重大，鹤壁警方迅速将案件汇报给了公安部，公安部随即指定此案为公安部督办案件，案件代号为“2·21专案”，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
通过对侦查结果的统一反馈，截至7月18日，“2·21”涉案人员增加到231人，涉及被拐卖的儿童，增加到了115人。抓捕条件已经具备，7月20日凌晨，全国集中抓捕行动开始。公安部统一指挥河南、河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山东等14省区联合行动，2600余名民警雷霆出击。
据悉，截至8月中旬，“2·21专案”全国共抓捕犯罪嫌疑人389人，共解救被拐卖儿童100名。杨兴莲和刘永会的那个共同上线叫做“有”的黄声华也在广东被抓获。
贩婴黑幕
出没在京港澳高速上的这个规模巨大的贩婴网络囊括300多名犯罪嫌疑人，范围涵盖全国14个省区，且该团伙行为并不是偶然的和被动的。他们根据买方的要求主动策划，一旦河北等地有人要孩子，上线“有”等人就会电话安排云南、广西等地的团伙成员收购孩子。一般会从云南、广西这些西部的偏远地区买来孩子，通过高速公路运往北部和东部地区贩卖。
那么这伙歹徒是如何编织“贩婴通道”的?
据调查，该团伙有着严密的分工和规矩。女婴几千元，男婴1万到2万元。在贩卖婴儿犯罪活动中，这些婴儿在犯罪分子的手中只是“货物”，有很多“行话”：比如男孩叫“大货”或者“樱桃”，女孩叫“小货”或者“花椒”，找婴儿卖家叫“取货”，贩卖婴儿的过程叫“走货”。为躲避打击，这些人贩子上线、下线分工明确，每人都准备几个手机号，同时所有联系人均用代号称呼，很少用真实姓名，一旦暴露，马上换号或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说辞应付突变。
河北临漳县49岁的潘大年，是涉嫌拐卖儿童的一号人物，他就是杨兴莲和刘永会的直接下线。潘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系广西、云南的卖家，同时负责寻找邯郸临漳县有可能的买家，一旦达成交易，潘大年就从邯郸另外一个中间人手中取走孩子。
在福建泉州市的永春县，当地的贩婴头目郑镇培与黄声华同为京港澳高速贩婴集团的重要成员。郑镇培原是出租车司机，后参与拐卖儿童，如今成了永春一带最大的“婴童中介”。积累的不义之财，使他拥有一栋4层楼房。郑镇培主要经营男婴，在2006到2008年这段时间里他贩卖到福建的孩子多达32名，先后卖到永春、三明、安溪等地。
而年近花甲的广东廉江人黄声华，则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境贫寒但好逸恶劳。他是主要的“批发商”。孩子从来源地到达广东廉江、湛江后，由他支付“运送人”3000到5000元辛苦费通过长途客车北上到鹤壁分流，一路通过“大司”“小司”送到邯郸，由苏某、武某夫妇及其亲戚组成的同伙卖出去。另一路则被送到长治寻找下家。贩卖的中间环节，女婴一般被抬高到2万元左右，男婴则高达4万元。层层盘剥和逐级抬价。
这些人贩还存在丢弃病婴的恶劣行为。据犯罪嫌疑人表示，有的孩子生病后，犯罪分子因成本考虑而不愿为婴儿治病，直接找个偏僻角落或者山沟扔掉婴儿。有的犯罪分子会在贩婴途中给孩子喂食过量安眠药，根据公安部门的观察，这将对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智力产生严重损害。
2011年7月23日，13名刚刚被解救回来的尚不知名的婴儿被安放在邯郸市福利院。这些婴儿中最大的只有7个月，最小的竟然才刚刚出生20来天。大部分孩子刚来的时候都是脸色发黄、烦躁、爱哭、营养不良。目前这些孩子已经完成了DAN数据的采集，有的幸运的孩子已经等来了自己的亲人。
而在鹤壁，当初被解救下来的3个女婴，现在都已经半岁了，此时她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