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癌症患者人数的上升，涌向大城市求医的患者也不断增加。治疗癌症的权威医院附近住宅区出现了很多“癌症旅馆”，租客大多数为前来求治的癌症病人及其家属，他们住在这些价格便宜的房子里，在等待治病的同时还可以相互交流抗癌经验。
　　大量癌症病人涌向大城市不只是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医疗板块”，还突出反映了癌症防治资源在中国显著的不均衡问题。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另一方面，预防癌症的科学知识也难以得到很好的传播并改变每个人的行为方式。
　　大城市聚集了中国最好的医生、技术和设备，癌症病人涌向大城市是一种必然。患者相信，只有选择到北京、上海或广州，才能获得正确的治疗，到大城市求医的患者大都不相信他们老家的诊治水平，为此，他们宁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附近露营等待挂号或者从黄牛手里买高价号。实际上，当优质医疗资源还不能平均分布的时候，除了癌症病以外，就连一些普通的疾病也会涌向大城市。因此，全国人民上北京看病的现实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
　　问题是，全国人民都涌向大城市治癌是否就能缓解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谁都知道：近年来，中国的“癌情”实际上处于不断加重的态势中。以肺癌为例，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2000年中国男性肺癌死亡率为50/10万，但十多年之后，这一数字增长到60/10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其男性肺癌死亡率2000年为55/10万，但2012年已经下降到40/10万左右。就连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男性肺癌死亡率也从2000年约25/10万，降到2012年的20/10万左右。
　　这种差距是何以造成的？对此同样可以归结为，中国对癌症防御知识的传播没能从大城市和有专业知识的人向基层和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转移。一方面，中国医生的临床工作已经让他们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医疗科普;另一方面，中国专业从事癌症研究的人员当中，并没有人做癌症预防的科学传播工作，以致于中国人只是患了癌之后才开始聚在一起交流经验，或是到了癌症晚期才治疗，其结果是，中国癌症的死亡率逐年升高。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但肺癌的成因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普通公众都有争论，专业医生一般不会给病人分析肺癌是因吸烟而造成的，还是与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有关。美国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日益减少与其坚持预防重于治疗或预防与治疗同等重要的科学理念是分不开的。1950年5月，美国医生温德和格拉汉姆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吸烟与肺癌的发病有关，其后用了14年时间来确认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又从1964年开始发起长达50年的控烟运动。结果证明，控烟行动仅在美国就避免了至少800万成年人死亡，让这些人的寿命平均延长了约20年。
　　但是，控烟运动在中国首先遭遇到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阻力，因为中国每年税收的7%左右来自烟草消费，2014年的烟草税收高达1万亿元（占税收的第一位），而且吸烟与癌症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医疗界更为大力的宣传。当很多人称“不吸烟同样会患肺癌”时，健康管理者和医疗专业人员一般无暇对这些误解进行纠正和解释，专业人员应付临床诊治都来不及，就更别说关注癌症的预防问题了。
　　美国癌症研究所资助的一些研究证明，90%的肺癌患者都是吸烟者，男性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是不吸烟者的23倍;女性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是不吸烟者的13倍。吸烟者肺癌中基因突变的数目比不吸烟者多10倍以上。不吸烟或偶尔吸烟者的肺癌基因平均突变数是18，最多也只有22个，但长期吸烟者的平均基因突变数是209个，最多的可达1363个。基因变异的数量已经证明，吸烟显然与患癌密切相关。
　　实际上，除了肺癌以外，对于很多种类的癌症，都有已经确信的科学研究结果指导有效的预防。可惜的是，与此相关的科学知识并没有在中国公众中得到有效传播，大城市与基层的差距不仅体现在肿瘤的临床诊治水平上，也反映在对癌症预防科普的传播上。其结果是，日益增多的癌症患者不断涌向大城市求医。显然，假如把癌症控制和预防的“防火墙”向更广泛的受众扩散一步，就有可能避免日益增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这也是减少全国癌症患者都涌向大城市的根本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