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茸，1981年出生于北京。上海同济大学工学学士，德国基尔大学理学硕士。现从事金融文案翻译工作，旅居西雅图。
　　
　　离岸的概念，在中国，最早来自于OEM的离岸工厂。资本为了寻求经济利益更高的投资回报，不断地把生产工厂搬向土地更便宜、人工更便宜的地方。最后，居然跨越了民族、语言甚至时区，形成了离岸生产的复杂又井然有序的现象。
　　我曾经在一家小规模的美国市场咨询公司工作，公司以代表处的形式在北京注册，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地区的大规模工业产品的市场及供应情况，总部在美国俄亥俄的克利夫兰，主要产品是研究报告，客户都在美国。领导虽然拿中国护照，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基本是全盘西化，属于那种每天早上不来一杯黑咖啡就睡不醒的类型。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国的市场，然后以一个美国读者的视角来撰写报告。注意，要揣摩美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这个是我认为最困难的地方。很多时候，语言不是障碍，思维模式才是。比如，在中国，很多重要数据是不对外公布、甚至是从来都没统计过的。这在一个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好理解的，而对于市场高度自由的美国，读者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我写的一些报告因为没有准确的数据，经常被在克利夫兰的编辑推敲。
　　我总是反复跟他们讲，在市场不发达的中国，市场调查不可能做到美国的那种水平。最后，他们勉强接受现实。实话实说，我们确实存在差距。不得不承认，这种如影随形的自卑感是我短暂的离岸人生一个重要属性。有时候，由于缺少一个重要数据，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辗转难眠地猜测美国读者那不屑的表情。不发达并不是不够好的借口。至少，在我自创的各种预测和推测方法下，我尽量让自己像一个美国人一样做事。当找到感觉之后，我的所有报告都侥幸过关。当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一辆手动档的车被当作自动档开过很久，有些奇妙又有些许无奈。
　　离岸人生的形态很丰富。我有个好朋友Sisi，她在澳洲学习生活过5年，虽然拿到PR（永久居留证）但仍然留恋故土，回到北京。上天好像特别眷顾她，给了她一份跨国公司财务部的客服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澳洲市场的电话催款工作。她的语言优势和她对澳洲的了解，让她能够完全胜任工作。对于她的离岸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时差，这让她总是觉得不舒服。
　　澳洲和北京时差2小时，她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而且所有节假日都按照澳洲的标准走。这无疑让她失去了很多和我们一起四处旅行的机会，而且每当晚上我们正吃喝尽兴的时候，她总是匆匆离席，然后还特委屈地说，我明天5点就得起床啊。
　　随着北京地价与世界接轨，Sisi的公司把所有后台都搬到了上地开发区（6环以外啊）。这大幅度增加了上下班的时间成本，Sisi的工作日社交半径内基本就无人可找，我们总拿她这事情开玩笑，说她是同城离岸。
　　另外一个朋友近期的遭遇是同城反离岸。Olivia原来在中关村工作，房子买在西四环。最近，公司搬家到望京，这下可麻烦了，她每天要斜跨几乎整个北京城去上班。现在她正在买车、换房还是干脆辞职之间犹豫，不过她比较倾向的计划就是最典型的同城反离岸计划：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然后在公司附近租房。两边的房租差不多，这样既不增加成本又不降低生活质量。只是自己的家租出去后，要住回去可能还要再装修，这个问题让她一直下不了决心。
　　用现在最时髦的表述，有些人是选择“离岸”，另外一些则是“被离岸”。无论原因如何，离岸都和它的字面意思一样，离开或者说放弃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在咨询业高度发达、地价决定利润的全球化时代，离岸都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课题，或早或晚都将闯入每个职场人士的问题清单。
　　（编辑 郑儒凤[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