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1月29日，德国女总理默克尔与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共进早餐，并发表联合声明，全面加强双边关系，合作对抗全球经济危机。此前，中德关系曾因默克尔总理一年半前接见达赖喇嘛而跌到谷底，29目的会见预示着双方关系回暖，也是默克尔总理急于修好与中方关系的努力。
东德起家
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1954年7月生于德国汉堡市，她的父亲原本是一位西德牧师，20世纪50年代移居东德。1973年至1978年她在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78年至1990年，她在原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工作，她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物理学家。
此外，受东德体制的影响，她还曾经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1999年，她出任原民主德国最后一届政府的副发言人。此后到默克尔夫人出任德国总理之前，这位说话柔和的科学家曾先后任政府要职：1991年至1994年，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1998年至2000年担任基民盟总书记；2000年4月起任基民盟主席：2005年11月，她出任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合政府总理，并继续担任基民盟主席。
临危受命
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第一位来自前东德地区的总理，以及德国统一后最年轻的总理，默克尔为德国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然而在赢得大选的喜悦之后，默克尔面临的却是处于危机之中的德国：国内需要改革、高失业、低增长、社会福利制度负担过重；欧洲一体化陷入僵局急需创新；与大西洋盟友美国间也需要新的合作模式，等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施罗德执政这7年，德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3％，已经沦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国家之一；失业人数不断攀高，2005年2月达到了创纪录的521.6万人，失业率一度高达11.7％；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渐趋尖锐，德国经济与高福利的社会制度性弱点愈发明显，有人称德国已从欧洲经济的“发动机”沦为了“大拖斗”。然而这些表象的深层原因是二战后在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的制度。这种制度在给西欧人带来高水平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得西欧经济制度的运作成本迅速膨胀。如果要进行彻底的国内制度改革，就必须迫使惯于在高福利下生活的民众放弃对当下切身利益的坚守。毋庸置疑，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
此外，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虽然为默克尔带来议会多数席位，但今后可能会因为双方相互制约而导致德国经济停滞不前，因为政府若由“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妥协产生，其政策措施必然会受到限制。新政府上台后就面临削减财政赤字和改革现行联邦体制以增强中央政府权力两大难题，这将考验大联合政府的执政能力。
国际局势同样存在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欧洲内部由于法、荷两国公民投票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欧盟一体化进程陷入深刻危机，各国政治决策者对制宪前景纷纷反思，对如何解决宪法危机一筹莫展，公众对欧盟的认同感也急剧下降，加上法、英两国领导人都面临更迭，欧洲缺少不负众望的政治领导，欧盟的国际地位不看好，甚至出现了“欧洲衰落”的情绪。欧盟各成员国基于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都寄希望于德国的作为，盼望德国能带领欧洲走出低迷状态。
另外，美德紧张关系也亟待化解。与美国的特殊伙伴关系一直是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在前任总理施罗德执政期间，德美关系摩擦不断，双边关系降低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默克尔作为德国右翼政党基民盟主席，一直都持亲美立场，多次在国内外公开场合批评施罗德政府的对美政策，指责施罗德政府破坏了德美关系，损害了德国的利益。在施罗德声明“不惜任何代价”反对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默克尔就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同施罗德总理的立场保持距离，声称施罗德的观点并不代表全体德国人，指责施罗德的做法影响了德美关系，使德丧失了通过内部磋商对美政策施加影响的机会。可见，默克尔执政后，紧张的德美关系将因她一贯的亲美立场而有所改善。
特立独行的女人
默克尔是德国统一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造反者”，她虽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儿，却完全适应并严格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行事，有一种亲大西洋的心态；她是自然科学家出身，有办事认真、严谨、务实和执着的特点，但也愿意接受新事物。默克尔认为：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仍需要美国的“存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于欧洲的和平、自由、安全以及促进民主与社会稳定仍具有突出作用”，面临“失败国家、恐怖主义和不可信赖的政权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安全威胁”，以及中、印等新兴国家在经济上的严峻挑战，欧美具有“共同价值观、对负责任的自由的共同理解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共同概念”，只有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美德关系至关重要。然而，就在德美都在大谈要改善双边关系的时候，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洲设立“黑狱”一事闹得沸沸扬扬，给刚刚升温的德美关系蒙上了阴影。默克尔一再表示，期待美国认真考虑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决定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以期改善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并希望盟国接受一部分囚犯(其中包括17名维吾尔族狱犯)。慕尼黑有欧洲最大的维吾尔族人社团，那里生活着许多流亡维吾尔族人，因此，假如德国作出接纳关塔那摩前狱犯的决定，慕尼黑将是为这17名维吾尔人提供庇护的最合适地点。不过，在是否接受关塔那摩监狱囚犯问题上，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存在严重分歧。施泰因迈尔主张支持美国政府，接受囚犯，朔伊布勒则强调，美国应当承担关塔那摩监狱囚犯的责任，如果这些囚犯被释放，并因种种原因无法返回原籍国，他们应当有权留在美国。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一问题上仍犹豫不决。
对于欧盟面临的困境，如何弥合欧洲内部各种分歧，推动一体化进程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重新确立德国在欧盟内的主导地位，是默克尔政府外交努力的重要目标。迄今为止，默克尔在欧盟政策上主要做了如下调整：(1)坚持德法合作应起一体化建设“发动机”的作用，但要避免造成“法德轴心”主宰欧盟的印象，并注意争取英国合作。(2)纠正施罗德忽视东中欧国家和小国的“错误”，恢复科尔总理注重尊重和照顾小国利益的传统，以弥合新老欧洲和大小国家之间的裂痕。(3)重视做波兰的工作，消除施罗德同普京关系过密而冷落波兰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默克尔上台后先去波兰访问，后去俄罗斯 会见普京，就是为了安抚波兰所做的精心安排。(4)针对公众对欧盟进一步扩大的疑虑并考虑到欧盟的消化能力，明确主张要严格入盟标准和限制扩大。(5)反对把欧盟发展成为美国的对立面，认为欧洲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应是“大西洋合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欧洲的“解放”。这一系列举措，使默克尔赢得了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好评，巩固了德国的欧洲大国地位。
中德关系：双输还是双赢?
中国和德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目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德国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的前两任总理科尔和施罗德在对华政策上，都一直以经济为基础，视中国为“经济机遇”，推行友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前任总理施罗德在位期间，大大推进了中德的关系，使德国成为中国在欧盟中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默克尔上台后，推行“价值观外交”，中德关系近两年波动很大。默克尔先是在人权、知识产权、环境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又在德国议会上谴责中国的劳教制度。随后，在作为总理首次访问中国时，默克尔就毫不避讳地直接谈到了人权问题。2007年9月23日，默克尔不顾中国的劝告，在总理府接见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达赖喇嘛后，中德关系随即降入冰点。
价值观外交即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影响外交决策的手段。这种外交方式在冷战时尤为普遍，如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再用这种不合时宜的外交手段。即使作为“价值观外交”鼻祖的美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华政策也日趋务实、理性。而默克尔的“独树一帜”。这不仅损害了中德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德国本身政治和经济。
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于是期待与近年来展现了出色经济表现力的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温总理今春出访德国，双方决定在贸易与货币政策、气候暖化、能源、环保科技、医药和生物科技、资讯科技、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旅游、产品标准等领域加强合作，同时鼓励两国企业双向投资。此外，两国同样主张排除贸易壁垒，反对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承诺致力完成世界贸易组织杜哈回合的谈判，同时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努力让4月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G20)高峰会达成具体成果。可见，值此经济危机之际，默克尔也意识到强硬的“价值观外交”只能造成中德关系“双输”的局面。对于经贸依存度极高的中德两国来说，只有合作才能共赢。今年，默克尔已经迎来她执政期的第四个年头，2009年9月，德国将举办4年一度的大选。当家花旦默克尔能否连任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 林 京
东德起家
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1954年7月生于德国汉堡市，她的父亲原本是一位西德牧师，20世纪50年代移居东德。1973年至1978年她在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78年至1990年，她在原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工作，她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物理学家。
此外，受东德体制的影响，她还曾经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1999年，她出任原民主德国最后一届政府的副发言人。此后到默克尔夫人出任德国总理之前，这位说话柔和的科学家曾先后任政府要职：1991年至1994年，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1998年至2000年担任基民盟总书记；2000年4月起任基民盟主席：2005年11月，她出任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合政府总理，并继续担任基民盟主席。
临危受命
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第一位来自前东德地区的总理，以及德国统一后最年轻的总理，默克尔为德国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然而在赢得大选的喜悦之后，默克尔面临的却是处于危机之中的德国：国内需要改革、高失业、低增长、社会福利制度负担过重；欧洲一体化陷入僵局急需创新；与大西洋盟友美国间也需要新的合作模式，等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施罗德执政这7年，德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3％，已经沦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国家之一；失业人数不断攀高，2005年2月达到了创纪录的521.6万人，失业率一度高达11.7％；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渐趋尖锐，德国经济与高福利的社会制度性弱点愈发明显，有人称德国已从欧洲经济的“发动机”沦为了“大拖斗”。然而这些表象的深层原因是二战后在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的制度。这种制度在给西欧人带来高水平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得西欧经济制度的运作成本迅速膨胀。如果要进行彻底的国内制度改革，就必须迫使惯于在高福利下生活的民众放弃对当下切身利益的坚守。毋庸置疑，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
此外，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虽然为默克尔带来议会多数席位，但今后可能会因为双方相互制约而导致德国经济停滞不前，因为政府若由“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妥协产生，其政策措施必然会受到限制。新政府上台后就面临削减财政赤字和改革现行联邦体制以增强中央政府权力两大难题，这将考验大联合政府的执政能力。
国际局势同样存在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欧洲内部由于法、荷两国公民投票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欧盟一体化进程陷入深刻危机，各国政治决策者对制宪前景纷纷反思，对如何解决宪法危机一筹莫展，公众对欧盟的认同感也急剧下降，加上法、英两国领导人都面临更迭，欧洲缺少不负众望的政治领导，欧盟的国际地位不看好，甚至出现了“欧洲衰落”的情绪。欧盟各成员国基于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都寄希望于德国的作为，盼望德国能带领欧洲走出低迷状态。
另外，美德紧张关系也亟待化解。与美国的特殊伙伴关系一直是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在前任总理施罗德执政期间，德美关系摩擦不断，双边关系降低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默克尔作为德国右翼政党基民盟主席，一直都持亲美立场，多次在国内外公开场合批评施罗德政府的对美政策，指责施罗德政府破坏了德美关系，损害了德国的利益。在施罗德声明“不惜任何代价”反对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默克尔就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同施罗德总理的立场保持距离，声称施罗德的观点并不代表全体德国人，指责施罗德的做法影响了德美关系，使德丧失了通过内部磋商对美政策施加影响的机会。可见，默克尔执政后，紧张的德美关系将因她一贯的亲美立场而有所改善。
特立独行的女人
默克尔是德国统一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造反者”，她虽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儿，却完全适应并严格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行事，有一种亲大西洋的心态；她是自然科学家出身，有办事认真、严谨、务实和执着的特点，但也愿意接受新事物。默克尔认为：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仍需要美国的“存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于欧洲的和平、自由、安全以及促进民主与社会稳定仍具有突出作用”，面临“失败国家、恐怖主义和不可信赖的政权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安全威胁”，以及中、印等新兴国家在经济上的严峻挑战，欧美具有“共同价值观、对负责任的自由的共同理解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共同概念”，只有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美德关系至关重要。然而，就在德美都在大谈要改善双边关系的时候，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洲设立“黑狱”一事闹得沸沸扬扬，给刚刚升温的德美关系蒙上了阴影。默克尔一再表示，期待美国认真考虑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决定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以期改善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并希望盟国接受一部分囚犯(其中包括17名维吾尔族狱犯)。慕尼黑有欧洲最大的维吾尔族人社团，那里生活着许多流亡维吾尔族人，因此，假如德国作出接纳关塔那摩前狱犯的决定，慕尼黑将是为这17名维吾尔人提供庇护的最合适地点。不过，在是否接受关塔那摩监狱囚犯问题上，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存在严重分歧。施泰因迈尔主张支持美国政府，接受囚犯，朔伊布勒则强调，美国应当承担关塔那摩监狱囚犯的责任，如果这些囚犯被释放，并因种种原因无法返回原籍国，他们应当有权留在美国。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一问题上仍犹豫不决。
对于欧盟面临的困境，如何弥合欧洲内部各种分歧，推动一体化进程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重新确立德国在欧盟内的主导地位，是默克尔政府外交努力的重要目标。迄今为止，默克尔在欧盟政策上主要做了如下调整：(1)坚持德法合作应起一体化建设“发动机”的作用，但要避免造成“法德轴心”主宰欧盟的印象，并注意争取英国合作。(2)纠正施罗德忽视东中欧国家和小国的“错误”，恢复科尔总理注重尊重和照顾小国利益的传统，以弥合新老欧洲和大小国家之间的裂痕。(3)重视做波兰的工作，消除施罗德同普京关系过密而冷落波兰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默克尔上台后先去波兰访问，后去俄罗斯 会见普京，就是为了安抚波兰所做的精心安排。(4)针对公众对欧盟进一步扩大的疑虑并考虑到欧盟的消化能力，明确主张要严格入盟标准和限制扩大。(5)反对把欧盟发展成为美国的对立面，认为欧洲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应是“大西洋合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欧洲的“解放”。这一系列举措，使默克尔赢得了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好评，巩固了德国的欧洲大国地位。
中德关系：双输还是双赢?
中国和德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目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德国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的前两任总理科尔和施罗德在对华政策上，都一直以经济为基础，视中国为“经济机遇”，推行友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前任总理施罗德在位期间，大大推进了中德的关系，使德国成为中国在欧盟中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默克尔上台后，推行“价值观外交”，中德关系近两年波动很大。默克尔先是在人权、知识产权、环境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又在德国议会上谴责中国的劳教制度。随后，在作为总理首次访问中国时，默克尔就毫不避讳地直接谈到了人权问题。2007年9月23日，默克尔不顾中国的劝告，在总理府接见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达赖喇嘛后，中德关系随即降入冰点。
价值观外交即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影响外交决策的手段。这种外交方式在冷战时尤为普遍，如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再用这种不合时宜的外交手段。即使作为“价值观外交”鼻祖的美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华政策也日趋务实、理性。而默克尔的“独树一帜”。这不仅损害了中德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德国本身政治和经济。
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于是期待与近年来展现了出色经济表现力的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温总理今春出访德国，双方决定在贸易与货币政策、气候暖化、能源、环保科技、医药和生物科技、资讯科技、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旅游、产品标准等领域加强合作，同时鼓励两国企业双向投资。此外，两国同样主张排除贸易壁垒，反对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承诺致力完成世界贸易组织杜哈回合的谈判，同时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努力让4月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G20)高峰会达成具体成果。可见，值此经济危机之际，默克尔也意识到强硬的“价值观外交”只能造成中德关系“双输”的局面。对于经贸依存度极高的中德两国来说，只有合作才能共赢。今年，默克尔已经迎来她执政期的第四个年头，2009年9月，德国将举办4年一度的大选。当家花旦默克尔能否连任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