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汝扬（1912.9.14-1997.4.8），字名显，小字朴真，山西祁县夏家堡人。著名教育家、物理学家。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一生在山西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要职，并亲手创办了赫赫有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对我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武汝扬出身晋商世家，曾祖世成，是奉天合盛东股东;祖父名荣光，是清末民国著名士绅，一生在奉天、绥远、天津卫、祁县等地经营钱铺、茶庄、药店等，资财雄厚，是祁县乔、渠、何等大户之后重要的晋商。武荣光曾与渠本翘等一起创办祁县中学，又积极参与“保矿运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且精通岐黄之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著名学者张友桐等，早年都曾被武荣光聘用于其武氏家塾，教授子弟，因此，武氏一族人才辈出，一门十三人先后参加革命，武克鲁、夏舟（武汝敏）等人的事迹早已广为传颂。
　　武汝扬的父亲名溶文，字巨川，人称“二娃财主”，他继承了祖父武荣光的遗志，经商之外，将毕生心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与医疗事业中。
　　武汝扬六岁进武氏家塾读书，不久私塾即停办，便由亲叔伯二哥武汝为在家指导念书，在这段时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十一岁时，武汝扬到祁县私立竞新学校读书。竞新学校是由祁县巨商渠仁甫办的“贵族学校”，在民国山西教育界享有盛誉，它既是新学堂，又像旧私塾;既教国语、算术、自然、修身、体育等课程，又要学《论语》《孟子》等古代典籍;既學文化知识，又强调动手能力。武汝扬虽出身名门，但在这里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不仅学习成绩位列前茅，而且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民国十六年（1927年），武汝扬从竞新学校毕业，前往太原求学，考入山西省私立进山中学。进山中学是一所具有良好师资与革命传统的学校，创办进山中学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已相继爆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弥漫全国，影响甚大。进山中学甫一成立，一些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就受聘任教于此。在当时世界和中国革命潮流的推动下，经过他们的启蒙教育，进山中学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迅速觉醒。就是在进山求学期间，武汝扬接触了马列主义，他如饥似渴地找来各种相关书籍阅读，并常与师生中同志者相鼓励，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播下了种子。晚年的武汝扬回忆起六年进山生活，曾充满深情：
　　“我在这所如同大熔炉的学校里生活、学习了整整六个春秋。学校的环境、各个时期的社会大形势和学校小形势，特别是一些进步师长给我的启蒙教育，令我在六年学习过程中，经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得益匪浅。在我的一生中为我在各方面——知识上、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道德上打下初步良好的基础，是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可以这样说，思想上还是活跃的，政治上还是要求进步的，属中间偏左的。当时目的是读好书，考大学，当个务实的工程师。做一个名符实干的工程师，进行实业救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二十岁的武汝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读书，三年后，他即加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师大求学的四年中，他接触到更多的进步思想，开阔了眼界，在学术上有了一定积累。1935年12月9日，武汝扬与师大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走在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队伍中，表达了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意愿。这次运动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武汝扬北师大学业期满毕业，两月后返回太原应聘于成成中学，担任数理教师。同年十月十日，即加入成成中学成立的师生抗日游击队。这时的成成中学，已有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十一月底，经杜心源老师和焦国鼐学长介绍，武汝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真正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武汝扬在进山中学读书期间，杜心源担任国文教师，给学生灌输了很多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经常在课堂上讲文天祥、岳飞、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和鲁迅、高尔基、郭沫若等人的文章，讲国内外的形势。杜心源不仅课讲得好，而且知识渊博，尤其是文学、历史知识，功底深厚，学生们都很敬佩他，很喜欢听他的课。武汝扬在他的启发下接受了新思想，一直将杜心源老师视为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因此，在大学毕业后，武汝扬毅然返回山西，与杜心源一道，投身教育事业。杜心源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对武汝扬影响深远，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与武汝扬始终保持密切的师生之谊。
　　1938年1月，武汝扬任河曲县战地动员总会副主任，后任主任。1939年6月24日，同本县女战友李光清同志结为夫妻，时年27岁。1939年8月任晋西北四专员公署秘书、秘书主任兼专署民政科长，1942年调任120师后勤部军工科副科长，1944年任晋绥行署文教处教育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汝扬等筹组恢复了成成中学，并任成成中学校校长。1946年3月，成成中学又增加了一个大学部，改名为成成学院，院长由武新宇兼任，杜心源兼副院长，武汝扬是教育长，实际上，成成学院基本是武汝扬在负责。成成学院为全国解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1948年，武汝扬调任汾阳市市长、中共汾阳市委委员。同年，调任晋中行署文教处副处长，处长。1949年，任太原市政府文教局副局长、局长，同年12月，中共太原市委批准武汝扬任国立山西大学党支部书记，后兼任秘书长。当时山西大学校长是著名社会学家邓初民，副校长是赵宗复。邓初民、赵宗复、武汝扬当时被称为山西大学的“三驾马车”，工作配合得很好。后来因邓初民还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工作太繁忙，山西大学实际日常事务便由赵宗复与武汝扬主持。赵宗复是赵戴文之子，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是著名学者邓之诚的得意门生。赵戴文早年曾在夏家堡武氏家塾任教，赵、武两家是世交，如今又并肩工作，更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山西大学作为山西最高学府，历史上只有两个祁县人担任过校级领导，一位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到次年十月担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渠本翘，另一位就是1949年12月到1953年12月担任党支部书记兼秘书长的武汝扬了。 　　1954年7月，武汝扬调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计量局副局长，后任局长。1956年，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自动化研究所，钱伟长兼任筹备委员会主任，武汝扬实职出任副主任。12月，自动化研究所正式成立，武汝扬便担任了代所长。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党组研究决定，把卫星研制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为“581任务”。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荣臻副总理责成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等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规划。中国科学院随即组建581人造卫星研究机构，“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为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武汝扬兼保密委员会主任。“581组”的工作极为紧张，每周都开两三次会，夜以继日，仅用两个月时间，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并研制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的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9年10月8日，武汝扬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谈到第三个宇宙火箭》的文章，系统分析了1959年苏联的三次航空探索。
　　1960年，国际第一届自动化联合会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一次全球自动化学术讨论的盛会，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派出强大的自动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工程师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这次大会。此时中国的自动化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活动还处在起步阶段，但也集中了国内参与研究和发展自动化科技专业人士组成中国代表团。武汝扬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苏联，团员有自动化所的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和代表团的秘书兼俄语翻译杨树智，另外，还有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钟士漠教授等。1961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国自动化学会代表会议和学术报告会上，宣告中国自动化学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钱学森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钟士漠、武汝扬为副理事长。这6年间，武汝扬始终在科研战线上奋斗，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2年4月13日，经中央批准，武汝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5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正式公布了这一通知，武汝扬又回到了他热爱的教育战线。在武汝扬担任副校长期间，著名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系主任的钱学森于1962年10月30日致信武汝扬，针对学校“关于调整专业与系的意见和草案”中拟取消爆炸力学专业提出看法，建议学校根据力学所实际情况保留近代力学系的爆炸力学专业，这一意见得到了武汝扬的高度重视，最终保留了此专业。
　　“文革”中，武汝扬被“群众专政”关进牛棚近两年，又被赶到房山县“劳动改造”，做着修铁路、砸石头、背石头的繁重劳动。在劳动中，一只眼被飞出的石块砸伤，留下了后遗症。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听取时任中共中科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副组长李昌和王光伟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报告时指示：
　　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学生入学，不要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有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
　　在邓小平指示前后，9月11日、9月26日、10月5日，中国科学院先后三次召开中国科大发展问题座谈会，要求中国科大尽快拟定《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代拟稿》。武汝扬立即组织起草小组，于10月23日完成了代拟稿，以中科院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办好中国科大的七点请示，其中第六点就是“关于试办理科中学”问题：
　　为适应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参照体育界、文艺界培养人才的经验，我院拟责成中国科技大学试办一所理科中学，使学生从中学起按照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进行自然科学理论的学习和技能训练。理科中学的学生可从全国范围选拔招收，毕业后经选择直接送入中国科技大学学习。
　　1975年11月开始，全国掀起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胡耀邦、李昌等人被打成走资派。武汝扬因“追随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和科学院的走资派胡耀邦、李昌等人”而遭到猛烈批斗，《代拟稿》自然搁浅了。

　　“文革”结束后，1977年，武汝扬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1977年10月20日，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向他推荐13岁的高二学生宁铂。类似的学生还有几位，科学院对他们做了考察。年底，武汝扬决定办预科班，给这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吃点偏饭”。很快，经过科大的一系列努力，次年3月8日，预科班性质的第一期少年班正式开班。中国科技大学在全国首创少年班，招收智力超常的少年进行科研训练，多年来效果显著，为我国科研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其中武汝扬的长期努力，是不应该被忘却的。1988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30周年，少年班成立10周年之际，武汝扬撰文回忆：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是1978年3月创办的。经过十年的探索为智力超常少年脱颖而出闯出了一条崭新路子，一批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正在茁壮成长。当年，由全国最优秀的21名才智出众的中、小学生组成首届少年班时，曾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瞩目。众说纷纷：赞同者有之;观望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
　　十年来共招收11期407名学生，其中女生占10%，少年班平均年龄15岁，最小的11岁，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入学前最高学历为高中二年级，最低为小学五年级，但他们都以其超过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进入少年班。
　　几年来有11位同学获‘郭沫若奖学金’，占科大全部获奖人数的10%;已毕业的六期190名学生中，就有143人考取了国内外研究生，占毕业人数的75.6%，其中有100人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在学习期间就进入科研领域并做出了贡献。在中关联合举办的CUSPEA项目中，科大少年班学生考取了54名。今年7月毕业的第七期少年班40名学生，已有十几名提前考取了赴美国研究生，近10名被免试推荐为国内著名科学家的研究生。
　　历史证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了超群人才不是少数几个，而是成批涌现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说：‘少年班这几年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少见的，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这是中国科大的骄傲。这是科大首创的少年班的骄傲。’”
　　1979年3月，中国科学院调武汝扬出任科学出版社党的领导小组组长、社长，主抓科学院相关出版工作，又在出版领域奋斗了五年。1984年，正式离休。
　　武汝扬为人坦荡而耿直，作为行政领导，他特别注意团结知识分子，与当时的著名科学家们关系非常融洽，因此很受科学家的尊重。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汝扬受到冲击，同一住宅楼里的科学家邻居曾极力保护和照顾他的家人和子女。晚年的武汝扬，与夫人李光清一同上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国画，颇有成绩。他写有一部自传，名为《历史的回忆》，遗憾的是只写到解放前不久便搁笔了。夫人李光清的回憶录《女游击队员之路——我的回忆》已全部完稿。自传之外，子女们尚印刷了一部《李光清书画集》，收录武汝扬夫人的书画作品数十幅，是珍贵的历史记忆。
　　1997年4月8日上午10时50分，武汝扬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国家领导人、中国科学院领导都赠送了花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研究所、中国自动化学会、科学出版社等多个单位派代表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武汝扬的一生，是为革命、教育、科研事业奋斗的一生，为国家的文教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仅仅创设少年班，在历史上就是光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