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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末齐初的学者敬胤是《世说新语》的第一位注家。北宋学者汪藻所撰《世说叙录》之《考异》部分保存了敬胤注本《世说》以及敬胤《世说注》的残卷，包括《世说》原文51条，其中38条有注，13条无注（这些佚文分别见于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宋本《世说新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清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宋本《世说新语》，下册。本书引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79年，新疆大学刘兆云先生发表《〈世说〉探原》一文，考定敬胤姓史（《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汪氏《考异》引《世说·企羡》第2条“王丞相过江”云云，此下敬胤注曰：
羊曼，字延祖，太山人也。祖发，字伯子，淮北护军。父既，字不齐，青州刺史。曼少纵诞无行检，与胡毋辅之等八人昏饮淫悖，自相题目为“八达”，世称曼为都致。阮放为宏伯，希鉴为方伯，胡毋辅之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羊曼为慤伯，号兖州八伯，拟古之八元。以陈留江渊以能食为谷伯，史畴大肥为笨伯，高平张嶷以狡妄为猾伯，曼弟聃以狼戾为琐伯，拟古之四凶。按江渊学士中兴初为国子祭酒、大鸿胪、襄邑季侯。渊生象、猑。象字元卫，尉定侯，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猑，字虞，南康太守。猑子静，建安太守。静生隆、籍、奥等。隆，给事中。隆生廞、永等。廞，武昌太守。廞生该，安西参军事。该生练等。籍，临川内史。籍生嶷，吳令。嶷生法、真等。奥，御史中丞，生臻、乂等。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江渊儒学为业，史畴名行无违，以能食体肥并云四凶，可谓诬矣。羊聃凶狂，信四凶矣。曼位至丹阳、会稽太常卿。曼生贲，字虎贲，秘书郎矣。（关于“八达”、“四凶”的记载，见《晋书》卷四十九《羊曼传》附《羊聃传》）
敬胤此注为考察其本人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注称“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案《梁书》卷一十四《江淹传》：
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江淹任骁骑将军，时在齐武帝萧赜（440—493）永明时期（483—493），历时10年（参见丁福林《江淹年谱》，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由此可知，敬胤主要活动在永明时期，其《世说注》也当完成于这一时期。
这条注文中“民其后也”的表述，也非常值得关注。在中古时期，“民”有时是部民对地方官长的自称（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民”字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带有谦卑的意味，系当时的习语。因此，刘兆云先生据此认为这句话意谓“我是史畴的后人”，如此则敬胤自当姓史。此说既出，学界广泛接受。笔者在1998年出版的《〈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中也秉承此说。其实，敬胤“其后也”的说法来自司马迁《史记》，我们看以下文字：
1.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秦本纪》）
2.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楚世家》）
3.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越王句践世家》）
4. 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郑世家》）
5.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太史公自序》）
6.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同上）
由此可知，敬胤是熟读《史记》的，而为《世说》作注，也与其良好的史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关键是“其后也”三字前的这个“民”字。
中古时期，“民”作为第一人称即自称的用法，通常具有对象性，例如：
1.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世说·言语》第28条）
2. （罗友）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世说·任诞》第41条）
3.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工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世说·排调》第10条）
4. 高祖大会戏马台，预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
显然，如果没有某一位特定的属官对象，是不可以自称为“民”的;因此，作为自称用词的“民”并不像“我”一样具有普适性。脱离了具体适用环境的“民”，不可能是自称之辞。反之，倘若这句话中的“民”是自称之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这句话是敬胤对哪位长官讲的？敬胤《世说注》的产生，是否与这位长官有关？既然此说难以成立，我们就不妨另寻答案。笔者认为，这里的“民”乃是“泯”的坏字，即在传抄或者刊刻的过程中“氵”字旁坏掉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以为我们的这种“理校”结果作旁证：第一，敬胤《世说注》在史畴之前详述江氏家族之谱系，在史畴之后，也略述羊曼的后裔，为何不提自己的父、祖之名，却偏偏声明自己是史畴的后人？第二，现存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没有史畴后人的任何信息，这恐非偶然出现的情况。事实就是史畴没有后人，此正所谓“泯其后也”。所以，据此推断敬胤的姓史，显然并不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孝标之前，还有一位王敬胤，天监八年（509）以前曾任太中大夫，见重于梁武帝萧衍（464—549）。《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附《刘歊传》： 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凿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
王敬胤出身琅琊王氏，南朝各史无传。检汪藻《世说叙录·人名谱》之《琅邪临沂王氏谱》，谱中并无此人，但第九世有：“揖，僧虔子，梁太中大夫。”王揖的字可能就是敬胤，因为名与字意义相合，且太中大夫一职也与上引《南史·刘歊传》的记载相吻合。《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父楫”当为“父揖”之讹，而“太中大夫”前省略了一个“梁”字，此系《梁书》，自然可略。由此可知，王敬胤乃是王僧虔之孙，王筠之子，如此家学，其深于学术、文章，自不必求证。从永明元年（483）到天监八年（509），凡27年，這是王敬胤最为活跃的时期。如前所述，敬胤《世说注》成书于永明时期，这种情况恐非偶然之巧合。《梁书·王筠传》又载：
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
可见王筠与殷芸（471—529）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通过儿子王筠，王揖就有可能接触并了解殷芸。殷芸是梁武帝时代著名的志人小说作家（《梁书》卷四十一《殷芸传》：“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性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天监初，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七年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西中郎豫章王长史，领丹阳尹丞，累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卒，时年五十九。”）。《隋书·经籍志》：“《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梁武帝钦命殷芸编纂《小说》一事，在当时学术文化界必然有广泛的影响。因此，王敬胤作《世说注》，就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有主流文化的背景。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断，王敬胤作为《世说注》的作者，可能性很大。但王揖以字（敬胤）行，正如刘峻以字（孝标）行一样，其本名反而不显于世，琅琊王氏的这一重要学术成果也就自然为人们所忽略了。
在我国的中古时期，世家大族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很难想象，一个以孤门独户状态存在的“笨伯”的后裔能够写出《世说注》这样的著作，所以我们说王敬胤作为《世说注》的作者更合情理。由此琅琊王氏也焕发出一种别样的文化之光，令人感到一片惊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羊曼，字延祖，太山人也。祖发，字伯子，淮北护军。父既，字不齐，青州刺史。曼少纵诞无行检，与胡毋辅之等八人昏饮淫悖，自相题目为“八达”，世称曼为都致。阮放为宏伯，希鉴为方伯，胡毋辅之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羊曼为慤伯，号兖州八伯，拟古之八元。以陈留江渊以能食为谷伯，史畴大肥为笨伯，高平张嶷以狡妄为猾伯，曼弟聃以狼戾为琐伯，拟古之四凶。按江渊学士中兴初为国子祭酒、大鸿胪、襄邑季侯。渊生象、猑。象字元卫，尉定侯，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猑，字虞，南康太守。猑子静，建安太守。静生隆、籍、奥等。隆，给事中。隆生廞、永等。廞，武昌太守。廞生该，安西参军事。该生练等。籍，临川内史。籍生嶷，吳令。嶷生法、真等。奥，御史中丞，生臻、乂等。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江渊儒学为业，史畴名行无违，以能食体肥并云四凶，可谓诬矣。羊聃凶狂，信四凶矣。曼位至丹阳、会稽太常卿。曼生贲，字虎贲，秘书郎矣。（关于“八达”、“四凶”的记载，见《晋书》卷四十九《羊曼传》附《羊聃传》）
敬胤此注为考察其本人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注称“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案《梁书》卷一十四《江淹传》：
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江淹任骁骑将军，时在齐武帝萧赜（440—493）永明时期（483—493），历时10年（参见丁福林《江淹年谱》，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由此可知，敬胤主要活动在永明时期，其《世说注》也当完成于这一时期。
这条注文中“民其后也”的表述，也非常值得关注。在中古时期，“民”有时是部民对地方官长的自称（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民”字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带有谦卑的意味，系当时的习语。因此，刘兆云先生据此认为这句话意谓“我是史畴的后人”，如此则敬胤自当姓史。此说既出，学界广泛接受。笔者在1998年出版的《〈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中也秉承此说。其实，敬胤“其后也”的说法来自司马迁《史记》，我们看以下文字：
1.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秦本纪》）
2.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楚世家》）
3.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越王句践世家》）
4. 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郑世家》）
5.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太史公自序》）
6.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同上）
由此可知，敬胤是熟读《史记》的，而为《世说》作注，也与其良好的史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关键是“其后也”三字前的这个“民”字。
中古时期，“民”作为第一人称即自称的用法，通常具有对象性，例如：
1.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世说·言语》第28条）
2. （罗友）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世说·任诞》第41条）
3.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工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世说·排调》第10条）
4. 高祖大会戏马台，预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
显然，如果没有某一位特定的属官对象，是不可以自称为“民”的;因此，作为自称用词的“民”并不像“我”一样具有普适性。脱离了具体适用环境的“民”，不可能是自称之辞。反之，倘若这句话中的“民”是自称之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这句话是敬胤对哪位长官讲的？敬胤《世说注》的产生，是否与这位长官有关？既然此说难以成立，我们就不妨另寻答案。笔者认为，这里的“民”乃是“泯”的坏字，即在传抄或者刊刻的过程中“氵”字旁坏掉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以为我们的这种“理校”结果作旁证：第一，敬胤《世说注》在史畴之前详述江氏家族之谱系，在史畴之后，也略述羊曼的后裔，为何不提自己的父、祖之名，却偏偏声明自己是史畴的后人？第二，现存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没有史畴后人的任何信息，这恐非偶然出现的情况。事实就是史畴没有后人，此正所谓“泯其后也”。所以，据此推断敬胤的姓史，显然并不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孝标之前，还有一位王敬胤，天监八年（509）以前曾任太中大夫，见重于梁武帝萧衍（464—549）。《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附《刘歊传》： 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凿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
王敬胤出身琅琊王氏，南朝各史无传。检汪藻《世说叙录·人名谱》之《琅邪临沂王氏谱》，谱中并无此人，但第九世有：“揖，僧虔子，梁太中大夫。”王揖的字可能就是敬胤，因为名与字意义相合，且太中大夫一职也与上引《南史·刘歊传》的记载相吻合。《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父楫”当为“父揖”之讹，而“太中大夫”前省略了一个“梁”字，此系《梁书》，自然可略。由此可知，王敬胤乃是王僧虔之孙，王筠之子，如此家学，其深于学术、文章，自不必求证。从永明元年（483）到天监八年（509），凡27年，這是王敬胤最为活跃的时期。如前所述，敬胤《世说注》成书于永明时期，这种情况恐非偶然之巧合。《梁书·王筠传》又载：
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
可见王筠与殷芸（471—529）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通过儿子王筠，王揖就有可能接触并了解殷芸。殷芸是梁武帝时代著名的志人小说作家（《梁书》卷四十一《殷芸传》：“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性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天监初，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七年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西中郎豫章王长史，领丹阳尹丞，累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卒，时年五十九。”）。《隋书·经籍志》：“《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梁武帝钦命殷芸编纂《小说》一事，在当时学术文化界必然有广泛的影响。因此，王敬胤作《世说注》，就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有主流文化的背景。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断，王敬胤作为《世说注》的作者，可能性很大。但王揖以字（敬胤）行，正如刘峻以字（孝标）行一样，其本名反而不显于世，琅琊王氏的这一重要学术成果也就自然为人们所忽略了。
在我国的中古时期，世家大族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很难想象，一个以孤门独户状态存在的“笨伯”的后裔能够写出《世说注》这样的著作，所以我们说王敬胤作为《世说注》的作者更合情理。由此琅琊王氏也焕发出一种别样的文化之光，令人感到一片惊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