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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一项跨文化、跨时空的动态交流活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最初用英语写成，其目的就是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跨时空的创作，对《京华烟云》译本的研究，特别是将作者一译者一读者这一主体间性研究范式，结合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引入对《京华烟云》中文化信息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对主体一主体，甚至多主体间性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有深一步的认识并提出笔者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主体间性；京华烟云；文化信息。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50-03
主体间性也称为‘交互主体性’，指主体与主体问相互交往的特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具个体性；主体问性就是个体问的共在。以往的作者一译者、译者一读者的主体一客体翻译研究观正在被翻译中作者一译者一读者的主体问性研究所替代。
一、主体间性与其发展
主体问性范畴自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诞生以来，就正式成为哲学话语，也构成现象学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后来由海德格尔、阿佩尔、哈贝马斯的进一步发展，主体问性得以真正确立并不断完善。哈贝马斯以语言的共同性、交往性来论证主体间的有效性。在他看来，主体间性是通过语言交往，即参与语言交往的本我和他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由多种视角组成的系统整体，从而在语言层面上形成的。换言之，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方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问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而表现出来的一致性。
对此，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者(在翻译活动中可以理解为译者一笔者观点)在交往中所要遵循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也必须具有合法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总结出来就是言语者在交往中应当遵循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并且衡量三者的依据是看言语者表达出的言语行为是否分别吻合与以下三个世界的关系中：客观世界(作为一切实体的总体性并使真实的表达成为可能)；社会世界(作为一切正当人际关系总体性)；主观世界(作为只有言语者才特许进入的经验的总体性)。同时，任何一种沟通过程都发生在文化前理解的背景上，对语境的明确就造就了一种秩序，一个特殊的问题在于：对方语境的明确与自身语境的明确是有一定距离的，对于双方来说，解释的任务在于，把他者的语境解释包容到自己的语境解释中。
二、《京华烟云》与林语堂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林语堂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旅居法国时用英文创作完成，深刻刻画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中国人民如何在战乱中求得生存并于危难中觉醒，愤而起身抗击日本侵略者。小说描写了从1900年至1938年、北平的三大家族姚家、曾家、牛家中各类人物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性格转变、命运抉择、抗争和牺牲，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和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因此被称为中国抗日题材小说的开篇之作。同时林语堂试图用文学创作来向对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读者介绍丰富的文化内容。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对《京华烟云》的评论：“《京华烟云》在实际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洋人。”作为林语堂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京华烟云》在国外风靡一时，曾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里根总统曾经提到自己了解中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林语堂的创作。
《京华烟云》在国内有多个译本，如今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译本，还有郁达夫之子郁飞译本。两译本的翻译风格迥然不同，张振玉译本(以下简称张译本)文采华丽，行云流水间将故事道来，但有时对其中的文化信息把握力度不够，对原文的删减也有不当之处；郁飞译本(以下简称郁译本)朴实醇厚，用郁飞自己的话说，“只删去了纯粹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事物的几处，于完整性无损。至于忠实原文则是我下笔时的主导思想。”笔者认为，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关于言语与三个世界的关系的论述，分析《京华烟云》中各主体问的文化信息和主体问性的体现，以求能在翻译的主体问性研究中发现一些新的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信息的翻译对比
Example：It was accompanied by“dragon-and-phoenix cakes”，silks，tea leaves，fruits，a pair of living geese，and four jars ofwine．(P365)
张：……送有龙凤饼、绸缎、茶叶、水果、一对鹤、四坛子酒。
郁：……同时送来的还有龙凤糕、绸缎、茶叶、果品、一对湖鹅和四瓶酒。
分析：此例为婚礼前，男女双方互送礼品的描写。张将“a pair of living geese"译为“一对鹤”，郁译为“一对湖鹅”。鹤是中国传统代表吉祥，长寿的动物，而湖鹅是普通的家禽，对于熟悉中国文化的林语堂来说，对婚礼的礼数应该很了解，况且如果是鹤，应该是“crane”，而不是“1iving geese”，在这里，郁译文更贴近作者原意，符合真实性，同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送礼应该是送鲜活的禽类，“1iving geese”译为活鹅更为贴切。
Example：Both wore the official mandarindress and hat and shoes。with squares of colored embroidery of dragons and serpents atthe chest，making them look unusually largeand dignifies，but both were smiling widely．
张：公婆二人都穿正式官衣，戴着官帽，足穿官靴，胸前绣着正方形的彩龙花纹，看来人更魁梧，又庄严，但是两人都笑容满面。
郁：两人都穿朝服朝靴加顶戴，胸前有绣上彩色龙蛇的方形补子，使他俩望去格外高大威严，但两人都笑的合不拢嘴。
分析：这是曾先生和曾夫人在平亚和曼娘的婚礼上受新娘礼的场景，曾先生是官员，那时的重要场合，都要穿正式官服。郁译文的“朝服”、“朝靴”和“顶戴”比张译文的“官衣”、“官靴”和“官帽”更地道，符合清朝的官方称呼，这里也显示郁比张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郁的表达更真诚的向译语读者传递文化信息，更好的达到了交往的目的。另外，郁将“withsquares of colored embroidery of dragons andserpents at the chest”译为胸前有绣上彩色龙蛇 的方形补子，显示出他对清代官服研究的深入，同时也采用注释的手法，指出原作者的错误：清代官服上的方形补子，上绣有鸟图的是文官，绣有兽图的武官，龙蛇图案只有皇帝使用。从交往的真实性要求看，原作者没有做到，而译者在保留原作者的原意前提下，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以原文文本为媒介，译者与原作者交流沟通的结果。
Example：Everything had to be new，tables，candle
stands，wash
basins，spittoons，commodes，even the curtains and bedding onPingya’s bed，practically everything exceptthe bed itself on which he was sleeping．
张：一切都要焕然一新。桌子、蜡签儿、脸盆、痰盂、平亚床上的帐幔、被褥，除去他还躺在上面的床，可以说件件都要换新。
郁：桌子、烛台、脸盆、痰盂、五斗柜，直到帷幔和平亚床上的被褥，样样都要崭新的一实际上只有他睡的床不在此例。
分析：家具在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体现了民族、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从个别词的翻译，如张将“candle stands”译为“蜡签儿”，而郁译为“烛台”，郁译文更符合中国人对蜡烛台的称呼，说明郁的言语更具有正确性。另外，原文文本中“commodes”一词，也许是张漏译，或者没能未能理解当时语境中“commodes”的文化含义，选择了删减手法，而郁译文成功的译为“五斗柜”，真实地向译语读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信息，符合交往的真诚要求。
Example："What is the use of silver whenyou are dead?”replied the driver．“Thosebullets from foreign rifles don’t recognizepersons．Peng-teng! It goes through yourbrain-cap and you are already a corpse witha crooked queue．Look at the belly of thismule!Can flesh stay bullets? But what canyou do?One has to earn a 1iving．”
张：那个骡夫却回答说：“人死了，银子还有什么用?哼，那些洋枪子弹可不讲交情，一颗子弹穿进脑袋瓜子，就弯着辫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尸一条了。瞧瞧这骡子的肚皮、肉能挡得住子弹吗?可是有什么法子，总得到外头挣碗饭吃啊。”
郁：“人死了银子有什么用?”那个赶车的答道，“洋枪里的子弹才不认人呢。彭腾一声打穿你脑袋，你就翘了辫子。瞧这骡子的肚皮!血肉怎么挡得住枪子儿?可是有什么办法，总得挣口饭吃啊。”
分析：清代男人梳辫子，刑场上执行死刑时，为了砍头方便，刽子手就把犯人的辫子吊起来，所以翘辫子就等同“死“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同时代的上海电车上的连线，像一个人的辫子，如果和电线脱离，电车就不能走，叫“翘辫子”，后来引申为人死也叫“翘辫子”。张译文只是按照“you are already a corpse with acrooked queue”的字面意思翻译成“弯着辫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尸一条了”，失去了原来中国那个时代的语言及文化特色，虽然能读懂，但是没有文化氛围。郁译文“翘了辫子”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契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显然郁飞的翻译更符合交往行为理论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
四、结语
总的来说，进入21世纪，随着哲学、语言学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翻译再也不是译者与原文文本单独的交流，文化因素的介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视野。由于《京华烟云》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更是引起了前沿翻译研究者的兴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生活交流的工具。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中，都蕴含着文化因素。由于语言各不相同，各民族的文化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对文化差异的处理便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如何能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恰当的处理好文化转化，也正是作为译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成为判断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
关键词：主体间性；京华烟云；文化信息。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50-03
主体间性也称为‘交互主体性’，指主体与主体问相互交往的特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具个体性；主体问性就是个体问的共在。以往的作者一译者、译者一读者的主体一客体翻译研究观正在被翻译中作者一译者一读者的主体问性研究所替代。
一、主体间性与其发展
主体问性范畴自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诞生以来，就正式成为哲学话语，也构成现象学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后来由海德格尔、阿佩尔、哈贝马斯的进一步发展，主体问性得以真正确立并不断完善。哈贝马斯以语言的共同性、交往性来论证主体间的有效性。在他看来，主体间性是通过语言交往，即参与语言交往的本我和他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由多种视角组成的系统整体，从而在语言层面上形成的。换言之，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方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问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而表现出来的一致性。
对此，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者(在翻译活动中可以理解为译者一笔者观点)在交往中所要遵循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也必须具有合法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总结出来就是言语者在交往中应当遵循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并且衡量三者的依据是看言语者表达出的言语行为是否分别吻合与以下三个世界的关系中：客观世界(作为一切实体的总体性并使真实的表达成为可能)；社会世界(作为一切正当人际关系总体性)；主观世界(作为只有言语者才特许进入的经验的总体性)。同时，任何一种沟通过程都发生在文化前理解的背景上，对语境的明确就造就了一种秩序，一个特殊的问题在于：对方语境的明确与自身语境的明确是有一定距离的，对于双方来说，解释的任务在于，把他者的语境解释包容到自己的语境解释中。
二、《京华烟云》与林语堂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林语堂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旅居法国时用英文创作完成，深刻刻画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中国人民如何在战乱中求得生存并于危难中觉醒，愤而起身抗击日本侵略者。小说描写了从1900年至1938年、北平的三大家族姚家、曾家、牛家中各类人物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性格转变、命运抉择、抗争和牺牲，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和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因此被称为中国抗日题材小说的开篇之作。同时林语堂试图用文学创作来向对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读者介绍丰富的文化内容。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对《京华烟云》的评论：“《京华烟云》在实际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洋人。”作为林语堂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京华烟云》在国外风靡一时，曾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里根总统曾经提到自己了解中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林语堂的创作。
《京华烟云》在国内有多个译本，如今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译本，还有郁达夫之子郁飞译本。两译本的翻译风格迥然不同，张振玉译本(以下简称张译本)文采华丽，行云流水间将故事道来，但有时对其中的文化信息把握力度不够，对原文的删减也有不当之处；郁飞译本(以下简称郁译本)朴实醇厚，用郁飞自己的话说，“只删去了纯粹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事物的几处，于完整性无损。至于忠实原文则是我下笔时的主导思想。”笔者认为，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关于言语与三个世界的关系的论述，分析《京华烟云》中各主体问的文化信息和主体问性的体现，以求能在翻译的主体问性研究中发现一些新的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信息的翻译对比
Example：It was accompanied by“dragon-and-phoenix cakes”，silks，tea leaves，fruits，a pair of living geese，and four jars ofwine．(P365)
张：……送有龙凤饼、绸缎、茶叶、水果、一对鹤、四坛子酒。
郁：……同时送来的还有龙凤糕、绸缎、茶叶、果品、一对湖鹅和四瓶酒。
分析：此例为婚礼前，男女双方互送礼品的描写。张将“a pair of living geese"译为“一对鹤”，郁译为“一对湖鹅”。鹤是中国传统代表吉祥，长寿的动物，而湖鹅是普通的家禽，对于熟悉中国文化的林语堂来说，对婚礼的礼数应该很了解，况且如果是鹤，应该是“crane”，而不是“1iving geese”，在这里，郁译文更贴近作者原意，符合真实性，同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送礼应该是送鲜活的禽类，“1iving geese”译为活鹅更为贴切。
Example：Both wore the official mandarindress and hat and shoes。with squares of colored embroidery of dragons and serpents atthe chest，making them look unusually largeand dignifies，but both were smiling widely．
张：公婆二人都穿正式官衣，戴着官帽，足穿官靴，胸前绣着正方形的彩龙花纹，看来人更魁梧，又庄严，但是两人都笑容满面。
郁：两人都穿朝服朝靴加顶戴，胸前有绣上彩色龙蛇的方形补子，使他俩望去格外高大威严，但两人都笑的合不拢嘴。
分析：这是曾先生和曾夫人在平亚和曼娘的婚礼上受新娘礼的场景，曾先生是官员，那时的重要场合，都要穿正式官服。郁译文的“朝服”、“朝靴”和“顶戴”比张译文的“官衣”、“官靴”和“官帽”更地道，符合清朝的官方称呼，这里也显示郁比张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郁的表达更真诚的向译语读者传递文化信息，更好的达到了交往的目的。另外，郁将“withsquares of colored embroidery of dragons andserpents at the chest”译为胸前有绣上彩色龙蛇 的方形补子，显示出他对清代官服研究的深入，同时也采用注释的手法，指出原作者的错误：清代官服上的方形补子，上绣有鸟图的是文官，绣有兽图的武官，龙蛇图案只有皇帝使用。从交往的真实性要求看，原作者没有做到，而译者在保留原作者的原意前提下，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以原文文本为媒介，译者与原作者交流沟通的结果。
Example：Everything had to be new，tables，candle
stands，wash
basins，spittoons，commodes，even the curtains and bedding onPingya’s bed，practically everything exceptthe bed itself on which he was sleeping．
张：一切都要焕然一新。桌子、蜡签儿、脸盆、痰盂、平亚床上的帐幔、被褥，除去他还躺在上面的床，可以说件件都要换新。
郁：桌子、烛台、脸盆、痰盂、五斗柜，直到帷幔和平亚床上的被褥，样样都要崭新的一实际上只有他睡的床不在此例。
分析：家具在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体现了民族、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从个别词的翻译，如张将“candle stands”译为“蜡签儿”，而郁译为“烛台”，郁译文更符合中国人对蜡烛台的称呼，说明郁的言语更具有正确性。另外，原文文本中“commodes”一词，也许是张漏译，或者没能未能理解当时语境中“commodes”的文化含义，选择了删减手法，而郁译文成功的译为“五斗柜”，真实地向译语读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信息，符合交往的真诚要求。
Example："What is the use of silver whenyou are dead?”replied the driver．“Thosebullets from foreign rifles don’t recognizepersons．Peng-teng! It goes through yourbrain-cap and you are already a corpse witha crooked queue．Look at the belly of thismule!Can flesh stay bullets? But what canyou do?One has to earn a 1iving．”
张：那个骡夫却回答说：“人死了，银子还有什么用?哼，那些洋枪子弹可不讲交情，一颗子弹穿进脑袋瓜子，就弯着辫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尸一条了。瞧瞧这骡子的肚皮、肉能挡得住子弹吗?可是有什么法子，总得到外头挣碗饭吃啊。”
郁：“人死了银子有什么用?”那个赶车的答道，“洋枪里的子弹才不认人呢。彭腾一声打穿你脑袋，你就翘了辫子。瞧这骡子的肚皮!血肉怎么挡得住枪子儿?可是有什么办法，总得挣口饭吃啊。”
分析：清代男人梳辫子，刑场上执行死刑时，为了砍头方便，刽子手就把犯人的辫子吊起来，所以翘辫子就等同“死“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同时代的上海电车上的连线，像一个人的辫子，如果和电线脱离，电车就不能走，叫“翘辫子”，后来引申为人死也叫“翘辫子”。张译文只是按照“you are already a corpse with acrooked queue”的字面意思翻译成“弯着辫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尸一条了”，失去了原来中国那个时代的语言及文化特色，虽然能读懂，但是没有文化氛围。郁译文“翘了辫子”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契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显然郁飞的翻译更符合交往行为理论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
四、结语
总的来说，进入21世纪，随着哲学、语言学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翻译再也不是译者与原文文本单独的交流，文化因素的介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视野。由于《京华烟云》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更是引起了前沿翻译研究者的兴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生活交流的工具。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中，都蕴含着文化因素。由于语言各不相同，各民族的文化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对文化差异的处理便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如何能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恰当的处理好文化转化，也正是作为译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成为判断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