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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诗应该怎样读﹖我先说说自己的阅读经验。我觉得，随着人的成长，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对诗歌的阅读都是不一样的。高中以前比较朴实，大学时期比较盲目。大学时流行的很多诗歌，我都读过，像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等。记得读《杜伊诺哀歌》时，我是看台湾李魁贤的译本，还复印了英德双语版里尔克诗集。说实话，我其实并没读懂，也从心里不喜欢这样的诗。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西方现代诗的热衷和崇尚，一方面是受风潮的蛊惑，一方面是出于虚荣心，出自一种知识上的虚荣心，即觉得活在西方文化思潮走俏的时代，不会念几句西洋经就不够先锋和前卫，就有落伍之嫌。现在，我认为那些玩意不是诗，而是一堆由新奇观念拼凑出来的怪胎，是诗歌写作的邪路。
有了这样的转变，我对诗歌的理解就又回到朴实的、传统的看法上。在我看来，从理想状态说，诗歌就是用最凝炼的语言和最优美的语言组合形式，表达和抒发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从这一点上看，古今诗歌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古文和白话文毕竟不同。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中都潜含着不同的最佳语言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成是诗歌的体式或格律，不同的是，古代诗歌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古典诗歌体式，现代汉语诗歌的理想体式则仍在探索之中。但我们相信，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工艺，任何一种语言中都蕴涵着一种最佳的诗歌体式，通过不懈的写作实践，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现代汉语诗歌的最佳体式。
阅读诗歌是一种交流方式，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与作者产生共鸣，复原一种生活情境，激活一种基本的生活经验，深化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这样的诗歌自然有一种抒情和认知的品格，具有经验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因此，我们读诗歌的时候要放松，要抱着一颗平常心。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说，能直接让你感动、让你产生共鸣的诗歌就是好诗。这个标准只能说到这里，它看似模糊、漂浮、片面，其实非常清楚、准确、周全。我认为，入道的人听了这话自然明白。要是想把这个标准说得绝对准确，愿望固然很好，但无法做到。一旦实行起来，还很容易掉进学术的纠缠中，越纠缠越混乱。大家很清楚，在诗歌之外说诗，最终是说不清的。
在这里，我以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具体谈谈新诗的阅读。《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一生写下的最好的诗。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只讲第一段。我们先应该对这首诗的背景有个了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读过书，毕业后回国工作。这是他重返母校时写的。大家不妨也想想，假如你离开母校后工作很多年，有一天重返母校时是怎样的心情﹖校园物是人非，可能也并不在意你的到来。只是因为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所以你特别珍惜这里，特别在意这种旧地重游。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看着熟悉的景物，肯定非常激动。如果你混得人微身轻，这种激动里可能还会夹杂着孤单、忧伤的感情。如果此行非常难得，你还会倍加珍惜自己与母校的短暂相聚。你是这样，徐志摩也是这样。与你不同的是，他当时还多了一层中西国家地位上的差距。因此，他此行可以说是轻轻而来，轻轻而去。“轻轻”二字在这里用得特别传神。有人微身轻的意思，也有不惊动周围的意思，也有没引起别人注意的意思，也有惜别的意思，也有孤单忧伤的意思。可以说，他完全抓住了此行的情感基调：“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临别的时候，身后自然没有热烈的欢送。据说，他是在船上写出这首诗的，可能当时眼前也确实是西天的景象。于是，就接上了“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一来，那种“轻轻”的情绪就愈加浓厚了。这首诗的形式也齐整，语言也直接凝炼，是一首好诗。我就是这样读诗的，很自然，很放松，没有其他的胡思乱想，故弄玄虚。
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研究受西方诗歌写作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今天看来，这种影响确实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我对西方诗歌没有太多的研究，只能凭印象说话。我觉得，西方的诗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诗歌是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诗歌是观念诗歌。我们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实在是一种自我迷失。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观念谜语，是一些专门制造文化事件或文化新闻的抽象观念符号。他们在诗歌中附加了很多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使诗歌的直接性、抒情性乃至整个诗性都大大减淡，甚至丧失殆尽。比如，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就是从类似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典中，翻找了很多富有寓意的典故拼贴而成，目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观念批判，可以说，从诗名里就可以看到它的题旨，即现代西方社会是人性的荒原。可为了表达这个题旨，艾略特采用了这样一番移花接木的复杂工艺，确实是枉费了不少牛劲他完全可以写一篇小杂文，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读者群也会远远比现在的读者群大。弄成这样一首诗，我相信它的真正读者群很少，因为它很难读。它的难读，不是难在思想的高深上，而是难在诗歌所依赖的五花八门的注释上。可以说，这首诗的真正篇幅，不是诗歌的文本本身，还包括那些密密麻麻的可以无限伸长的注释。这样说来，只能是那些想拿学位和职称的人才会认真地读它。这样的东西能是诗歌吗﹖我看它们更像是论文之母、职称之父，而不是诗歌。
与此相应，西方的文艺理论也掉进了制造新奇观念的误区里，借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的自我背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批评的细读就完全是书斋化的笨牛式的阅读。新批评家要从一二十行的诗歌里读出一篇几万字的论文，甚至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样的阅读完全是一种异化的阅读，只能满足他们职业的目的，却惟独读丢了诗意。正常的读者决不这样阅读。读者读诗，就像吃饭一样，好吃就吃，不好吃就扔掉，看重的就是一个口感。读诗的口感就是直接的、耐读的感觉。从历史上看，读者的这种阅读是最纯正的。弗洛伊德那种要读出恋母情结的阅读，则是窥探式的变态阅读，只有无聊乏味的读者这样阅读。天下的读者决不会这样阅读，而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的生活内容。意识流写作也是如此。即使意识流真的存在，也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观察和研究它也是相关心理学家的专业工作，决不是作家单凭写作技巧就能把握的。作家一度追风般地进行所谓的意识流写作，只能是有意识地伪造意识流，最终并不是意识流写作，还是纯粹的意识写作。所谓的意识流写作，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觉。因此，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都没有意义，不过是照着一种预定的观念去编造梦话呓语而已。普鲁斯特的东西可能还有点真实性，不过，他那种东西能否叫做意识流写作还很值得怀疑。总之，在这种荒唐的观念炒作中，西方社会冒出一大批名声极大而读者群极小的“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热热闹闹的场面背后藏着的是真正的空洞、僵化、虚夸和无聊。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夸大诗歌和理论的社会文化功能，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诗歌或理论把什么庞然大物给颠覆了，做了，灭了，瓦解了，解构了，还说得有声有色，诸如那个庞然大物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什么的。诗歌和理论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小笔尖那么一伸，就能横扫千军万马﹖把我们的诗歌扔到伊拉克，就能发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我就不信李白、杜甫当年都没有敢这样要求诗歌，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不是诗人和理论家的自大狂还能是什么？我相信，那些自诩能颠覆什么庞然大物的诗歌最终只能是被颠覆、被灭掉、被做掉。它们的毁灭不是哪个对手来完成的，而是它们自己。这种毁灭丝毫也不悲壮，而是无人关注的自消自灭。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诗歌负载那些不属于诗歌的东西，诗歌担待不起。
我常说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我特想把手伸出窗外，让它暴露在真实的阳光、空气、雨水里。这个玻璃就喻指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念，它们像厚厚的绝缘体，有几十万光年之厚，把我们和真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每天被禁锢在这些观念里，还以为是对生活的真实触摸。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学者炒卖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在哪里﹖我找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有看见后现代的影子。当然，这是个笑话。那些炒卖后现代的教授先生们有没有发现，后现代只是书本里对现实的栽赃和虚构。当那些教授们合上了后现代书本，从他们的后现代研究中回到日常生活中，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每天上班、挣工资、买房子、送孩子去幼儿园等等活动中，有多少后现代的内容﹖最多不过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了一点而已教授应该有正视中国基本现实的定力，不要被书本一吆喝，就以为人类到了用手走路的地步。
现在这些到处充斥的古怪观念把很多人搞得晕头转向。这种现象在校园里表现得尤其严重。学生们对本来平平常常的诗歌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学生受到的观念、流派的蛊惑、误导、暗示实在是太多了，平常心早就没有了。比如，没有读诗之前，就有人给你往歪路上“培训”：这是“非非派”、“莽汉主义”，那是“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等。这样，拿到作品之后，你不可能不预期它是一堆下流话、絮叨话，要不是下流话、絮叨话反而不正常。这种局面得改变，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松，以平常心对待诗歌，卸掉那些附加在诗歌身上的不属于诗歌的东西。
可能我的这些话不够前沿，不够时髦，保守、落后、老掉牙了，在大家看来，属于原始主义、落伍主义，甚至和“四人帮”一样反动。这没关系。我现在对诗歌的态度是大溃退，但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可能会引起争论，这就是：美学是一种伪学问。文艺评论要是对作品进行美学化的处理，或者说是观念化、理论化的处理，那将是无效的。当然，我也清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态度，目前这种炒卖西方文化思潮的学术路子还会走下去，这背后有非学术的动力，诸如盲目、饭碗、名利等等，它其实和“文化大革命”一样盲目。
二
我的话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反批评。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否定现在风行的这种文学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读后感，就是鉴赏式的批评。这是批评的正路。这种批评的主体是读者，评论家只有作为一个读者，才可以做这样的批评。
有人说诗歌应该给大学生看，或给大众看，我认为都不周全。不是想打禅语，我认为诗歌是写给那些读诗的人看的。这些读诗的人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工人、农民、民工、党政要员等等，来者不拘。这些读诗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评诗。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读者和评论家的关系。对李白来说，有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有评论家心目中的李白。这两个李白看似有联系，其实根本就不搭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李白的读者要去翻看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从里面找到关于李白的研究文章，诸如“论李白诗歌的夸张手法”、“论李白诗歌的恋母主题”、“论李白诗歌的内在抒情结构”一类玩意，然后再去阅读李白的诗。通常读者想读李白，就径自买来一本李白的诗集看，最多因为语言隔膜，要选择一个注释详细准确、对写作背景有认真介绍的版本。至于理解和鉴赏李白则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但这种理解和鉴赏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出离不了一个由作品本身大体确定的方向和范围。决不会像现代的接受理论浮夸的那样：随心所欲，互相抵牾。我想，要是有人把“床前明月光”读成旅馆使用说明，那不是表明他在鉴赏上有什么再创作的权利和才能，而只是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痴呆傻子。
评论家研究李白，则是为了寄生出学术成果。李白是他们撰写论文的由头或药引子。李白活在盛唐，至今已经一千好几百年了。这中间，中外研究李白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大都通过这种方式捞到了学位和职称。这中间也曾冒出各种称霸一时的李白研究权威，信誓旦旦，自诩李白之谜统统被他解开了，再要理解李白，必须从他开始。可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李白依旧光焰万丈，而那些称名一时的李白权威都销声匿迹、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了。时间最终使人明白了一切：相比之下，那些踏踏实实整理李白著作，为李白诗歌做题记、考本事、加注解的学者，保证了李白的诗歌穿越时空的阻隔仍能为后人阅读，他们的工作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们的名字也得到了后世的颂扬。
由此可见，读者心目中的李白和研究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根本不一样的。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活的、开放的，是读者的人生知己，可以终生相互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学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死的、封闭的，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一个谋生的财神爷。正因为这样，我说千年以来的所谓李白研究是一项学术产业。我为什么称它为学术产业呢﹖请听我的详细解释。李白研究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活动，而是一种经营活动，是一种讲投入和产出、成本和利润的经营活动。它的生产主体，也就是吃李白饭的所谓研究者，生产的产品就是论文或著作，产品的购买者就是特定的时代。每个时代都需要用学术来装点，弄出一点学术繁荣的模样来。评论家只要能闹出一点声音，把学术杂志一类特定时代的“学术宣传栏”、“文化装饰橱窗”及时给填满了，生产任务也就完成了，经营活动也就实现了。作为交换，时代会给评论家带来饭碗、职称、地位、名声等。这种文学评论成果其实只在学术圈内循环，学术圈外的人根本就不关心它们。文学批评完全是这种文化产业制度的产物，也是众多文化产业中最没有文化积累的项目。仔细想想，一千多年的李白研究有什么文化积累﹖我可以坦率地说，没有任何积累，完全是零进展事实也就是这样，一代的李白研究者来了，通过这种虚假的生产，捞到了现世的名利，然后就连同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消失无踪了，为下一代李白研究者的出现清理出场地。一代一代的李白研究都是在重复，在做无用功，决不会造出第二个李白来。
因此，文学批评可以职业化，诗歌写作则不能职业化。一个人要靠诗歌写作吃饭，那他肯定要被活活饿死，这表明诗歌写作是一种私人行为。文学批评家一早晨爬起来就可以写评论，一直写到晚上上床敦伦，这表明它是一种职业行为。写诗则不可能这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大早就像上班那样开始写诗，写上八个小时，然后下班回家吃饭休息。诗人不管如何勤奋，写诗都要靠灵感作为药引子，没有这个药引子，根本就做不成诗，而灵感决不会每天早晨八点就在办公桌前等你。写诗是一种创作行为，文学评论则是一种寄生行为、依附行为。因为是创作行为，它就很像太上老君炼丹，只要能炼成一粒丹，就能长生不老，诗人的长生不老就是至少能把一首诗写进读者的心坎里，让千千万万个读者反复品读。这就表明，他活出了人生的滋味，能和千千万万个读者产生共鸣。至于名声，不过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躲也躲不过，扔也扔不掉，因为这是真名声。
文学评论家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寄生形象，在寄生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写点鉴赏性的东西，才能有点切实的积极意义，即给好的文学作品抬抬轿子，给坏的作品卸卸轿子。这不仅有利于扶持好的作者，也有利于引导好读者。可现在的文学评论不忠实于这种寄生的角色，反客为主。它们或者到处搬弄时髦的理论，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观念小模型，胡乱裁割生动鲜活的作品；或者打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文学批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苗头，就是搞文化批判。据说，这也是从国外最新引进的成果。文学批评成为文化批判，这简直是对文学批评的莫大嘲讽，可倡行者不仅不以之为耻，反而得意洋洋，俨然是自己的创获，可以与国际接轨。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变成文化批判，是对文学批评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因为文化批判是一种几乎所有学科都具有的衍生功能，甚至是非学科的一般知识、意见、情绪等都具有的功能，引车担浆之徒都可以搞文化批判。文学批评公然标举文化批判，那它的学科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难道表现在具体的切入角度或知识材料的差异上﹖这简直是在搞笑
还有一种文学评论，总想在文学之外给文学写作建构一个完美的规律，破解文学的所有谜底。这种愿望的来源特别古老，美学尤其是思辨美学就是它的老祖宗。思辨美学大师黑格尔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可他对美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曾经唬倒了数不清的美学虔诚者。这句话确实听来摸不着头脑，要弄明白它，真得对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费很大的工夫。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想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红色是美的，那是因为我们从红色中看到了“红色”这个概念。我想，这决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庸俗化解释。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格尔在胡说八道。
可是，现在还有人有着与黑格尔同样的野心，在建构大的观念解释模型，妄图彻底解释艺术的一切问题，只是做得不如黑格尔庞大普遍罢了。有人责怪评论家没有艺术感觉，说话不牢靠。这些指责不对，要想让评论家造出无所不能的艺术解释模型，前提就是他要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放开胆子去制造观念解释模型。就说这位黑格尔，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从他的传记材料看，他的艺术鉴赏力极其低下，一生只喜欢看当时德国一个三流作家写的骑士小说，翻了一辈子都爱不释手。我估计，他的《美学》里的文学艺术材料，全都是从二手、三手、四手材料中转用的。一个人要是真有艺术鉴赏力，决不会搞出这样的鬼东西，来否定和扼杀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感性的美。因此，我前面说道：美学是一个伪学问。
新诗应该怎样读﹖我先说说自己的阅读经验。我觉得，随着人的成长，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对诗歌的阅读都是不一样的。高中以前比较朴实，大学时期比较盲目。大学时流行的很多诗歌，我都读过，像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等。记得读《杜伊诺哀歌》时，我是看台湾李魁贤的译本，还复印了英德双语版里尔克诗集。说实话，我其实并没读懂，也从心里不喜欢这样的诗。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西方现代诗的热衷和崇尚，一方面是受风潮的蛊惑，一方面是出于虚荣心，出自一种知识上的虚荣心，即觉得活在西方文化思潮走俏的时代，不会念几句西洋经就不够先锋和前卫，就有落伍之嫌。现在，我认为那些玩意不是诗，而是一堆由新奇观念拼凑出来的怪胎，是诗歌写作的邪路。
有了这样的转变，我对诗歌的理解就又回到朴实的、传统的看法上。在我看来，从理想状态说，诗歌就是用最凝炼的语言和最优美的语言组合形式，表达和抒发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从这一点上看，古今诗歌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古文和白话文毕竟不同。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中都潜含着不同的最佳语言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成是诗歌的体式或格律，不同的是，古代诗歌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古典诗歌体式，现代汉语诗歌的理想体式则仍在探索之中。但我们相信，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工艺，任何一种语言中都蕴涵着一种最佳的诗歌体式，通过不懈的写作实践，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现代汉语诗歌的最佳体式。
阅读诗歌是一种交流方式，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与作者产生共鸣，复原一种生活情境，激活一种基本的生活经验，深化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这样的诗歌自然有一种抒情和认知的品格，具有经验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因此，我们读诗歌的时候要放松，要抱着一颗平常心。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说，能直接让你感动、让你产生共鸣的诗歌就是好诗。这个标准只能说到这里，它看似模糊、漂浮、片面，其实非常清楚、准确、周全。我认为，入道的人听了这话自然明白。要是想把这个标准说得绝对准确，愿望固然很好，但无法做到。一旦实行起来，还很容易掉进学术的纠缠中，越纠缠越混乱。大家很清楚，在诗歌之外说诗，最终是说不清的。
在这里，我以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具体谈谈新诗的阅读。《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一生写下的最好的诗。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只讲第一段。我们先应该对这首诗的背景有个了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读过书，毕业后回国工作。这是他重返母校时写的。大家不妨也想想，假如你离开母校后工作很多年，有一天重返母校时是怎样的心情﹖校园物是人非，可能也并不在意你的到来。只是因为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所以你特别珍惜这里，特别在意这种旧地重游。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看着熟悉的景物，肯定非常激动。如果你混得人微身轻，这种激动里可能还会夹杂着孤单、忧伤的感情。如果此行非常难得，你还会倍加珍惜自己与母校的短暂相聚。你是这样，徐志摩也是这样。与你不同的是，他当时还多了一层中西国家地位上的差距。因此，他此行可以说是轻轻而来，轻轻而去。“轻轻”二字在这里用得特别传神。有人微身轻的意思，也有不惊动周围的意思，也有没引起别人注意的意思，也有惜别的意思，也有孤单忧伤的意思。可以说，他完全抓住了此行的情感基调：“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临别的时候，身后自然没有热烈的欢送。据说，他是在船上写出这首诗的，可能当时眼前也确实是西天的景象。于是，就接上了“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一来，那种“轻轻”的情绪就愈加浓厚了。这首诗的形式也齐整，语言也直接凝炼，是一首好诗。我就是这样读诗的，很自然，很放松，没有其他的胡思乱想，故弄玄虚。
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研究受西方诗歌写作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今天看来，这种影响确实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我对西方诗歌没有太多的研究，只能凭印象说话。我觉得，西方的诗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诗歌是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诗歌是观念诗歌。我们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实在是一种自我迷失。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观念谜语，是一些专门制造文化事件或文化新闻的抽象观念符号。他们在诗歌中附加了很多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使诗歌的直接性、抒情性乃至整个诗性都大大减淡，甚至丧失殆尽。比如，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就是从类似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典中，翻找了很多富有寓意的典故拼贴而成，目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观念批判，可以说，从诗名里就可以看到它的题旨，即现代西方社会是人性的荒原。可为了表达这个题旨，艾略特采用了这样一番移花接木的复杂工艺，确实是枉费了不少牛劲他完全可以写一篇小杂文，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读者群也会远远比现在的读者群大。弄成这样一首诗，我相信它的真正读者群很少，因为它很难读。它的难读，不是难在思想的高深上，而是难在诗歌所依赖的五花八门的注释上。可以说，这首诗的真正篇幅，不是诗歌的文本本身，还包括那些密密麻麻的可以无限伸长的注释。这样说来，只能是那些想拿学位和职称的人才会认真地读它。这样的东西能是诗歌吗﹖我看它们更像是论文之母、职称之父，而不是诗歌。
与此相应，西方的文艺理论也掉进了制造新奇观念的误区里，借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的自我背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批评的细读就完全是书斋化的笨牛式的阅读。新批评家要从一二十行的诗歌里读出一篇几万字的论文，甚至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样的阅读完全是一种异化的阅读，只能满足他们职业的目的，却惟独读丢了诗意。正常的读者决不这样阅读。读者读诗，就像吃饭一样，好吃就吃，不好吃就扔掉，看重的就是一个口感。读诗的口感就是直接的、耐读的感觉。从历史上看，读者的这种阅读是最纯正的。弗洛伊德那种要读出恋母情结的阅读，则是窥探式的变态阅读，只有无聊乏味的读者这样阅读。天下的读者决不会这样阅读，而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的生活内容。意识流写作也是如此。即使意识流真的存在，也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观察和研究它也是相关心理学家的专业工作，决不是作家单凭写作技巧就能把握的。作家一度追风般地进行所谓的意识流写作，只能是有意识地伪造意识流，最终并不是意识流写作，还是纯粹的意识写作。所谓的意识流写作，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觉。因此，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都没有意义，不过是照着一种预定的观念去编造梦话呓语而已。普鲁斯特的东西可能还有点真实性，不过，他那种东西能否叫做意识流写作还很值得怀疑。总之，在这种荒唐的观念炒作中，西方社会冒出一大批名声极大而读者群极小的“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热热闹闹的场面背后藏着的是真正的空洞、僵化、虚夸和无聊。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夸大诗歌和理论的社会文化功能，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诗歌或理论把什么庞然大物给颠覆了，做了，灭了，瓦解了，解构了，还说得有声有色，诸如那个庞然大物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什么的。诗歌和理论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小笔尖那么一伸，就能横扫千军万马﹖把我们的诗歌扔到伊拉克，就能发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我就不信李白、杜甫当年都没有敢这样要求诗歌，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不是诗人和理论家的自大狂还能是什么？我相信，那些自诩能颠覆什么庞然大物的诗歌最终只能是被颠覆、被灭掉、被做掉。它们的毁灭不是哪个对手来完成的，而是它们自己。这种毁灭丝毫也不悲壮，而是无人关注的自消自灭。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诗歌负载那些不属于诗歌的东西，诗歌担待不起。
我常说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我特想把手伸出窗外，让它暴露在真实的阳光、空气、雨水里。这个玻璃就喻指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念，它们像厚厚的绝缘体，有几十万光年之厚，把我们和真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每天被禁锢在这些观念里，还以为是对生活的真实触摸。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学者炒卖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在哪里﹖我找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有看见后现代的影子。当然，这是个笑话。那些炒卖后现代的教授先生们有没有发现，后现代只是书本里对现实的栽赃和虚构。当那些教授们合上了后现代书本，从他们的后现代研究中回到日常生活中，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每天上班、挣工资、买房子、送孩子去幼儿园等等活动中，有多少后现代的内容﹖最多不过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了一点而已教授应该有正视中国基本现实的定力，不要被书本一吆喝，就以为人类到了用手走路的地步。
现在这些到处充斥的古怪观念把很多人搞得晕头转向。这种现象在校园里表现得尤其严重。学生们对本来平平常常的诗歌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学生受到的观念、流派的蛊惑、误导、暗示实在是太多了，平常心早就没有了。比如，没有读诗之前，就有人给你往歪路上“培训”：这是“非非派”、“莽汉主义”，那是“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等。这样，拿到作品之后，你不可能不预期它是一堆下流话、絮叨话，要不是下流话、絮叨话反而不正常。这种局面得改变，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松，以平常心对待诗歌，卸掉那些附加在诗歌身上的不属于诗歌的东西。
可能我的这些话不够前沿，不够时髦，保守、落后、老掉牙了，在大家看来，属于原始主义、落伍主义，甚至和“四人帮”一样反动。这没关系。我现在对诗歌的态度是大溃退，但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可能会引起争论，这就是：美学是一种伪学问。文艺评论要是对作品进行美学化的处理，或者说是观念化、理论化的处理，那将是无效的。当然，我也清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态度，目前这种炒卖西方文化思潮的学术路子还会走下去，这背后有非学术的动力，诸如盲目、饭碗、名利等等，它其实和“文化大革命”一样盲目。
二
我的话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反批评。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否定现在风行的这种文学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读后感，就是鉴赏式的批评。这是批评的正路。这种批评的主体是读者，评论家只有作为一个读者，才可以做这样的批评。
有人说诗歌应该给大学生看，或给大众看，我认为都不周全。不是想打禅语，我认为诗歌是写给那些读诗的人看的。这些读诗的人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工人、农民、民工、党政要员等等，来者不拘。这些读诗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评诗。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读者和评论家的关系。对李白来说，有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有评论家心目中的李白。这两个李白看似有联系，其实根本就不搭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李白的读者要去翻看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从里面找到关于李白的研究文章，诸如“论李白诗歌的夸张手法”、“论李白诗歌的恋母主题”、“论李白诗歌的内在抒情结构”一类玩意，然后再去阅读李白的诗。通常读者想读李白，就径自买来一本李白的诗集看，最多因为语言隔膜，要选择一个注释详细准确、对写作背景有认真介绍的版本。至于理解和鉴赏李白则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但这种理解和鉴赏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出离不了一个由作品本身大体确定的方向和范围。决不会像现代的接受理论浮夸的那样：随心所欲，互相抵牾。我想，要是有人把“床前明月光”读成旅馆使用说明，那不是表明他在鉴赏上有什么再创作的权利和才能，而只是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痴呆傻子。
评论家研究李白，则是为了寄生出学术成果。李白是他们撰写论文的由头或药引子。李白活在盛唐，至今已经一千好几百年了。这中间，中外研究李白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大都通过这种方式捞到了学位和职称。这中间也曾冒出各种称霸一时的李白研究权威，信誓旦旦，自诩李白之谜统统被他解开了，再要理解李白，必须从他开始。可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李白依旧光焰万丈，而那些称名一时的李白权威都销声匿迹、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了。时间最终使人明白了一切：相比之下，那些踏踏实实整理李白著作，为李白诗歌做题记、考本事、加注解的学者，保证了李白的诗歌穿越时空的阻隔仍能为后人阅读，他们的工作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们的名字也得到了后世的颂扬。
由此可见，读者心目中的李白和研究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根本不一样的。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活的、开放的，是读者的人生知己，可以终生相互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学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死的、封闭的，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一个谋生的财神爷。正因为这样，我说千年以来的所谓李白研究是一项学术产业。我为什么称它为学术产业呢﹖请听我的详细解释。李白研究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活动，而是一种经营活动，是一种讲投入和产出、成本和利润的经营活动。它的生产主体，也就是吃李白饭的所谓研究者，生产的产品就是论文或著作，产品的购买者就是特定的时代。每个时代都需要用学术来装点，弄出一点学术繁荣的模样来。评论家只要能闹出一点声音，把学术杂志一类特定时代的“学术宣传栏”、“文化装饰橱窗”及时给填满了，生产任务也就完成了，经营活动也就实现了。作为交换，时代会给评论家带来饭碗、职称、地位、名声等。这种文学评论成果其实只在学术圈内循环，学术圈外的人根本就不关心它们。文学批评完全是这种文化产业制度的产物，也是众多文化产业中最没有文化积累的项目。仔细想想，一千多年的李白研究有什么文化积累﹖我可以坦率地说，没有任何积累，完全是零进展事实也就是这样，一代的李白研究者来了，通过这种虚假的生产，捞到了现世的名利，然后就连同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消失无踪了，为下一代李白研究者的出现清理出场地。一代一代的李白研究都是在重复，在做无用功，决不会造出第二个李白来。
因此，文学批评可以职业化，诗歌写作则不能职业化。一个人要靠诗歌写作吃饭，那他肯定要被活活饿死，这表明诗歌写作是一种私人行为。文学批评家一早晨爬起来就可以写评论，一直写到晚上上床敦伦，这表明它是一种职业行为。写诗则不可能这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大早就像上班那样开始写诗，写上八个小时，然后下班回家吃饭休息。诗人不管如何勤奋，写诗都要靠灵感作为药引子，没有这个药引子，根本就做不成诗，而灵感决不会每天早晨八点就在办公桌前等你。写诗是一种创作行为，文学评论则是一种寄生行为、依附行为。因为是创作行为，它就很像太上老君炼丹，只要能炼成一粒丹，就能长生不老，诗人的长生不老就是至少能把一首诗写进读者的心坎里，让千千万万个读者反复品读。这就表明，他活出了人生的滋味，能和千千万万个读者产生共鸣。至于名声，不过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躲也躲不过，扔也扔不掉，因为这是真名声。
文学评论家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寄生形象，在寄生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写点鉴赏性的东西，才能有点切实的积极意义，即给好的文学作品抬抬轿子，给坏的作品卸卸轿子。这不仅有利于扶持好的作者，也有利于引导好读者。可现在的文学评论不忠实于这种寄生的角色，反客为主。它们或者到处搬弄时髦的理论，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观念小模型，胡乱裁割生动鲜活的作品；或者打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文学批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苗头，就是搞文化批判。据说，这也是从国外最新引进的成果。文学批评成为文化批判，这简直是对文学批评的莫大嘲讽，可倡行者不仅不以之为耻，反而得意洋洋，俨然是自己的创获，可以与国际接轨。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变成文化批判，是对文学批评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因为文化批判是一种几乎所有学科都具有的衍生功能，甚至是非学科的一般知识、意见、情绪等都具有的功能，引车担浆之徒都可以搞文化批判。文学批评公然标举文化批判，那它的学科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难道表现在具体的切入角度或知识材料的差异上﹖这简直是在搞笑
还有一种文学评论，总想在文学之外给文学写作建构一个完美的规律，破解文学的所有谜底。这种愿望的来源特别古老，美学尤其是思辨美学就是它的老祖宗。思辨美学大师黑格尔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可他对美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曾经唬倒了数不清的美学虔诚者。这句话确实听来摸不着头脑，要弄明白它，真得对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费很大的工夫。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想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红色是美的，那是因为我们从红色中看到了“红色”这个概念。我想，这决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庸俗化解释。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格尔在胡说八道。
可是，现在还有人有着与黑格尔同样的野心，在建构大的观念解释模型，妄图彻底解释艺术的一切问题，只是做得不如黑格尔庞大普遍罢了。有人责怪评论家没有艺术感觉，说话不牢靠。这些指责不对，要想让评论家造出无所不能的艺术解释模型，前提就是他要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放开胆子去制造观念解释模型。就说这位黑格尔，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从他的传记材料看，他的艺术鉴赏力极其低下，一生只喜欢看当时德国一个三流作家写的骑士小说，翻了一辈子都爱不释手。我估计，他的《美学》里的文学艺术材料，全都是从二手、三手、四手材料中转用的。一个人要是真有艺术鉴赏力，决不会搞出这样的鬼东西，来否定和扼杀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感性的美。因此，我前面说道：美学是一个伪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