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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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梳理两条不同的学术脉络来探讨技术、历史、新闻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组织化的时间旅行”(organizational time travel)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做新闻》(Making News)、《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和《新闻的数字化》(Digitizing the News)这三部重要的新闻民族志研究著作中被运用的方式.本文认为,民族志方法为了更顺畅地融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采取既将自身“置于某一特定时刻”,又尝试“脱离具体情境”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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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英国利兹LS2 9JT;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广东深圳51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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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梳理两条不同的学术脉络来探讨技术、历史、新闻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组织化的时间旅行”(organizational time travel)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做新闻》(Making News)、《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和《新闻的数字化》(Digitizing the News)这三部重要的新闻民族志研究著作中被运用的方式.本文认为,民族志方法为了更顺畅地融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采取既将自身“置于某一特定时刻”,又尝试“脱离具体情境”的策略.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艾瑞克·亥乌络克(Eric Havelock)、沃尔特·翁(Walter Ong)和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等人的“媒体生态学”(media ecology)研究,认为细化的、针对特定地点的新闻田野工作能够丰富更广泛的、全方位的文化史并为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最后,本文认为,我们应当至少部分地将新闻室民族志看作人文学术的一种实践,并将其与社会科学等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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