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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近期表示，内地房价调控“确实很难”。那么，房价调控难在什么地方呢？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在《财经》杂志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谈到当前房地产调控的难点与对策，以下是其现场实录：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房地产价格的基本趋稳。
借鉴四种模式
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模式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呢？应该用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等三方面进行衡量：一是看它的发展是不是体现了社会公平；二是看它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造成房价的剧烈波动；三是看它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关注了生态效应，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上看，房地产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利弊得失各不相同，值得人们深入总结。
第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大国，其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而且它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先行国家，借鉴美国模式有特别意义。
我们用以上三个标准来衡量美国模式可以发现，社会公平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绝大部分人有房产，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80平方米。
从价格波动来看，美国由于过度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导致房价波动非常大，由此引发的次贷危机波及到全世界，其负面影响至今尚未消除。而房地产和金融是紧密相联的，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创新过度，各种衍生工具掩盖了真实的房地产风险，并将危机扩散到了全球，造成了惨痛的教训。
生态效应方面，美国模式是比较糟糕的。美国号称“车轮上城市化的国度”，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设跟着汽车轮子跑，城市的密度就不断下降。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城市的密度下降了3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个美国人消耗的汽油相当于五个欧盟人、七个日本人消耗汽油的总和。虽然奥巴马提出了“绿色革命”的口号，却无法让这些人重新回到中心城市。
第二种是日本模式。用三个效应来衡量，这种模式的社会效应是不错的，生态效应也好。日本的住宅以小户型为主，作为一个东方的发达国家，日本人均能源消耗量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但是，日本的房价波动非常剧烈，在房价最高的时候，日本所有国土和房屋价值的总和超过美国2.5倍，这是不合常理的。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破裂后日本的房价一下子跌下来，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元气，拖累了整个GDP。日本的GDP在泡沫破裂后下降了40%到50%，这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
日本地理资源约束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所谓的“一线”城市具有相似性，人多地少，日本的模式非常值得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者研究和借鉴。
第三种是拉美和南亚模式。这种模式与美国相似，因为拉美很多领导人都在美国接受过正规教育或长期培训，全盘接受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因此往往习惯用美国的方法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其结果是：拉美和南亚模式的社会公平程度是最差的，贫民窟占城市住房70%以上，穷人都住在贫民窟里，而富人的豪宅却非常巨大和豪华，城市空间分配不公和社会不公平在这些国家非常突出。
房地产资源占用本质上是地理空间的垄断，所以不能仅靠市场调节。拉美和南亚的大部分居民住在贫民窟，小部分人住在豪宅里面，很大程度上是仅靠市场调节的结果。因此，在社会公平方面，这些国家是该得低分的。
在房价波动方面，因为这种模式基本上是两极分化，所以它的房价波动是随着国际游资的进出而大幅波动，这些国家自己在房价调控问题上没有自主权，也是打低分的。
在生态方面，由于贫民窟广泛地蔓延，城市的生态环境也相对差。
拉美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盲目崇拜市场力量，又没有健全的法治，其结果比完全遵循市场规则的美国模式更糟糕。同样一个市场化的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吃了，房地产市场只是小震荡，但新兴国家吃了，就可能引发市场的大崩溃。从结果来看，这种模式的弊端极大。
第四种是欧洲模式。尤其是北欧各国长期执行社会福利政策，政府在“二战”之后每年都建设大批的公房供中低收入者居住和购买。
欧洲模式在住房公平效应方面一直执行得比较好。在房价方面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平稳。生态效益方面也很好，由于完善的规划管制，城市空间结构基本上是密集型的，人口密度较高，小户型住房在城市住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生态效应是可以打高分的。
房价调控难题
再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近30年中国的房价波动比较大。1998年以来，房价同比增幅曲线的波动更加明显。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调节份额逐步增大，社会住房需求逐步扩大，住房在百姓的家庭财富中的比率逐步上升，房价波动明显同步加剧了。未来房价调节的难度将会更大。
中国房价与GDP之间的关系，也呈现这样一种同步的趋势。仅从GDP增长来看，房地产的发展对GDP和社会就业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80%以上的水泥，70%以上的钢铁，包括汽车、家电等方面的消费都与房地产相关，没有新开发的房地产就没有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走势起伏越来越激烈，一会儿量价齐升，一会儿量跌价平，一会儿量价齐跌，现在又回到了价平量跌，循环波动。这是我们所有从事房地产调控工作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房价过快上涨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进而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这是因为房地产和金融、国民经济都是紧密相关的。很多购房者都用尽了一生的储蓄，一旦房价下滑波动过大就会导致负资产出现，不仅影响金融稳定，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房价脱离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必然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这就是拉美和南亚的模式带给我们的教训。
如果仅由市场调节，房价将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房价最终将超出大部分居民的承受能力。当少部分人住在豪宅里面，而大部分人住在贫民窟的时候，这种社会不能称之为公平。有限城市空间的分配不公会进一步加深社会财富的悬殊，进而会激化社会冲突。
房价太高导致购房负担过重，影响城市和区域的竞争力。现代化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及国家的竞争力，这三大竞争力分国家、区域、城市三个层次，基本上是由人才的流向决定。人才愿意居住在哪个国家、地区、城市，哪里的竞争力就会增长。
过高的房价会阻碍人才的聚集，所以，高房价的地方就将最终失去竞争力，这个城市就会被边缘化，这个地区经济就会衰退，这个国家也就边缘化了。最后人才都走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炫耀财富的暴发户，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城市创新和城市竞争力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所以，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较低的房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房价过快上涨导致投资投机需求旺盛，对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会产生“挤出效应”。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价上涨的时候，连小摊小贩、卖菜的老太婆都贷款炒房，所有公司都拿出流动资金或借贷来投资房地产。这是因为做房地产来钱太容易了，再加上房地产永远会涨价保值的迷信。
好在日本企业执行的是永久雇佣制，公司不会随便解雇人，必须要维持已有的生产和就业，实体经济得以保存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房地产投资冲动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
当国民经济中某一个行业演化成暴利行业，在市场经济状况下，其他行业的资金就会大量涌入这个行业。如果搞实体经济的企业家把大部分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向了能产“快钱”的房地产市场，该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就会退化，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力也会随之退化。
有人认为，在中国房地产调控方面“十八般武艺”都试了。如1998年是刺激消费，控制供给，到了2005年是遏制需求，2008年采用刺激需求，2010年增加供给、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到现在为止，我们总算初步找到了一些驾驭这匹“野马”的门道。
究竟难在何处
温家宝总理近期表示，内地房价调控“确实很难”。那么，房价调控难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城镇化的刚性需求。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是城市化率达到85%左右，也就是城市外来移民对住房刚性需求减少的时候发生的，政府的加息只是刺破泡沫的一个触媒。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为50%，平均每年约有1500万农民要进城，还不包括近2亿的农民工，这就提供了阶段性住房的刚性需求。
二是现有民间资本投资领域过窄。股票市场由于“内部人”操控黑幕屡发而长期低迷。艺术品市场又因为假货泛滥而失信于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品投资方面又因为政府扩大财政刺激造成“国进民退”，从而对民资产生了驱赶效应。
三是全球化热钱涌入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
四是房产持有环节税收制度缺失。中国目前个人住宅没有房产税、不动产税，大批持有房产基本没有成本，这个问题很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在稀缺的城镇空间公平分配方面的制度缺失。
五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市土地价格越高，地方土地财政收入越多，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就越多，也就越能体现城市形象变化的“政绩”。
六是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如前几年，当沿海大城市中心区房价暴涨至每平方米数万元时，甘肃酒泉等内陆中等城市的房价还在每平方米千元价格左右徘徊，基本上只是房屋建安成本。由此可见，中央政府“一刀切”的政策效用就大打折扣了。
针对以上所面临的难题，房地产调控应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做到两个协同，即部门之间的协同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同，这样房地产调控将形成中央各部门横向联动、中央和地方纵向联动的“合纵连横”的局面。
二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组合使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包”可以包括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保障性住房供应包括指令性地提高保障房比重、管制措施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给予地方政府不同的“工具包”，使房地产宏观调控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毋庸置疑，以上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房地产调控的难度比任何国家都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广大的房地产专家、学者和管理者集中精力，组织队伍，深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矛盾的成因和解决之道，服务并推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正确决策，促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房地产价格的基本趋稳。
借鉴四种模式
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模式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呢？应该用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等三方面进行衡量：一是看它的发展是不是体现了社会公平；二是看它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造成房价的剧烈波动；三是看它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关注了生态效应，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上看，房地产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利弊得失各不相同，值得人们深入总结。
第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大国，其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而且它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先行国家，借鉴美国模式有特别意义。
我们用以上三个标准来衡量美国模式可以发现，社会公平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绝大部分人有房产，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80平方米。
从价格波动来看，美国由于过度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导致房价波动非常大，由此引发的次贷危机波及到全世界，其负面影响至今尚未消除。而房地产和金融是紧密相联的，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创新过度，各种衍生工具掩盖了真实的房地产风险，并将危机扩散到了全球，造成了惨痛的教训。
生态效应方面，美国模式是比较糟糕的。美国号称“车轮上城市化的国度”，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设跟着汽车轮子跑，城市的密度就不断下降。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城市的密度下降了3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个美国人消耗的汽油相当于五个欧盟人、七个日本人消耗汽油的总和。虽然奥巴马提出了“绿色革命”的口号，却无法让这些人重新回到中心城市。
第二种是日本模式。用三个效应来衡量，这种模式的社会效应是不错的，生态效应也好。日本的住宅以小户型为主，作为一个东方的发达国家，日本人均能源消耗量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但是，日本的房价波动非常剧烈，在房价最高的时候，日本所有国土和房屋价值的总和超过美国2.5倍，这是不合常理的。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破裂后日本的房价一下子跌下来，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元气，拖累了整个GDP。日本的GDP在泡沫破裂后下降了40%到50%，这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
日本地理资源约束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所谓的“一线”城市具有相似性，人多地少，日本的模式非常值得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者研究和借鉴。
第三种是拉美和南亚模式。这种模式与美国相似，因为拉美很多领导人都在美国接受过正规教育或长期培训，全盘接受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因此往往习惯用美国的方法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其结果是：拉美和南亚模式的社会公平程度是最差的，贫民窟占城市住房70%以上，穷人都住在贫民窟里，而富人的豪宅却非常巨大和豪华，城市空间分配不公和社会不公平在这些国家非常突出。
房地产资源占用本质上是地理空间的垄断，所以不能仅靠市场调节。拉美和南亚的大部分居民住在贫民窟，小部分人住在豪宅里面，很大程度上是仅靠市场调节的结果。因此，在社会公平方面，这些国家是该得低分的。
在房价波动方面，因为这种模式基本上是两极分化，所以它的房价波动是随着国际游资的进出而大幅波动，这些国家自己在房价调控问题上没有自主权，也是打低分的。
在生态方面，由于贫民窟广泛地蔓延，城市的生态环境也相对差。
拉美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盲目崇拜市场力量，又没有健全的法治，其结果比完全遵循市场规则的美国模式更糟糕。同样一个市场化的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吃了，房地产市场只是小震荡，但新兴国家吃了，就可能引发市场的大崩溃。从结果来看，这种模式的弊端极大。
第四种是欧洲模式。尤其是北欧各国长期执行社会福利政策，政府在“二战”之后每年都建设大批的公房供中低收入者居住和购买。
欧洲模式在住房公平效应方面一直执行得比较好。在房价方面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平稳。生态效益方面也很好，由于完善的规划管制，城市空间结构基本上是密集型的，人口密度较高，小户型住房在城市住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生态效应是可以打高分的。
房价调控难题
再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近30年中国的房价波动比较大。1998年以来，房价同比增幅曲线的波动更加明显。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调节份额逐步增大，社会住房需求逐步扩大，住房在百姓的家庭财富中的比率逐步上升，房价波动明显同步加剧了。未来房价调节的难度将会更大。
中国房价与GDP之间的关系，也呈现这样一种同步的趋势。仅从GDP增长来看，房地产的发展对GDP和社会就业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80%以上的水泥，70%以上的钢铁，包括汽车、家电等方面的消费都与房地产相关，没有新开发的房地产就没有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走势起伏越来越激烈，一会儿量价齐升，一会儿量跌价平，一会儿量价齐跌，现在又回到了价平量跌，循环波动。这是我们所有从事房地产调控工作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房价过快上涨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进而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这是因为房地产和金融、国民经济都是紧密相关的。很多购房者都用尽了一生的储蓄，一旦房价下滑波动过大就会导致负资产出现，不仅影响金融稳定，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房价脱离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必然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这就是拉美和南亚的模式带给我们的教训。
如果仅由市场调节，房价将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房价最终将超出大部分居民的承受能力。当少部分人住在豪宅里面，而大部分人住在贫民窟的时候，这种社会不能称之为公平。有限城市空间的分配不公会进一步加深社会财富的悬殊，进而会激化社会冲突。
房价太高导致购房负担过重，影响城市和区域的竞争力。现代化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及国家的竞争力，这三大竞争力分国家、区域、城市三个层次，基本上是由人才的流向决定。人才愿意居住在哪个国家、地区、城市，哪里的竞争力就会增长。
过高的房价会阻碍人才的聚集，所以，高房价的地方就将最终失去竞争力，这个城市就会被边缘化，这个地区经济就会衰退，这个国家也就边缘化了。最后人才都走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炫耀财富的暴发户，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城市创新和城市竞争力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所以，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较低的房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房价过快上涨导致投资投机需求旺盛，对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会产生“挤出效应”。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价上涨的时候，连小摊小贩、卖菜的老太婆都贷款炒房，所有公司都拿出流动资金或借贷来投资房地产。这是因为做房地产来钱太容易了，再加上房地产永远会涨价保值的迷信。
好在日本企业执行的是永久雇佣制，公司不会随便解雇人，必须要维持已有的生产和就业，实体经济得以保存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房地产投资冲动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
当国民经济中某一个行业演化成暴利行业，在市场经济状况下，其他行业的资金就会大量涌入这个行业。如果搞实体经济的企业家把大部分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向了能产“快钱”的房地产市场，该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就会退化，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力也会随之退化。
有人认为，在中国房地产调控方面“十八般武艺”都试了。如1998年是刺激消费，控制供给，到了2005年是遏制需求，2008年采用刺激需求，2010年增加供给、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到现在为止，我们总算初步找到了一些驾驭这匹“野马”的门道。
究竟难在何处
温家宝总理近期表示，内地房价调控“确实很难”。那么，房价调控难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城镇化的刚性需求。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是城市化率达到85%左右，也就是城市外来移民对住房刚性需求减少的时候发生的，政府的加息只是刺破泡沫的一个触媒。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为50%，平均每年约有1500万农民要进城，还不包括近2亿的农民工，这就提供了阶段性住房的刚性需求。
二是现有民间资本投资领域过窄。股票市场由于“内部人”操控黑幕屡发而长期低迷。艺术品市场又因为假货泛滥而失信于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品投资方面又因为政府扩大财政刺激造成“国进民退”，从而对民资产生了驱赶效应。
三是全球化热钱涌入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
四是房产持有环节税收制度缺失。中国目前个人住宅没有房产税、不动产税，大批持有房产基本没有成本，这个问题很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在稀缺的城镇空间公平分配方面的制度缺失。
五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市土地价格越高，地方土地财政收入越多，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就越多，也就越能体现城市形象变化的“政绩”。
六是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如前几年，当沿海大城市中心区房价暴涨至每平方米数万元时，甘肃酒泉等内陆中等城市的房价还在每平方米千元价格左右徘徊，基本上只是房屋建安成本。由此可见，中央政府“一刀切”的政策效用就大打折扣了。
针对以上所面临的难题，房地产调控应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做到两个协同，即部门之间的协同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同，这样房地产调控将形成中央各部门横向联动、中央和地方纵向联动的“合纵连横”的局面。
二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组合使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包”可以包括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保障性住房供应包括指令性地提高保障房比重、管制措施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给予地方政府不同的“工具包”，使房地产宏观调控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毋庸置疑，以上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房地产调控的难度比任何国家都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广大的房地产专家、学者和管理者集中精力，组织队伍，深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矛盾的成因和解决之道，服务并推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正确决策，促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