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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4年蒋介石离职黄埔军校，是蒋介石一生中数次运用的“以退为进”策略中的一次成功范例。蒋介石从黄埔军校的离职举动，包含多方面原因，既有对黄埔军校校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有对军校筹办之初各种困难采取消极回避态度，还有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表示不满和个人政治野心没有得到满足的因素。无论何种缘由，蒋的这次离职之后的复职，无疑成为他谋求更多更大政治权力的重要转折点。其后，蒋介石利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积累了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以及众多的人脉资源，为其步入更高的政治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民国军事 蒋介石 黄埔军校 离职
1924年春，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创办一所革命的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即着手黄埔建军，培养革命的武力”［1］P220。稍后，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负责筹办军校。但蒋介石却在接受任命后不久离职而去。在蒋介石离职过程中，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多次发电或派人劝其回来任职。在仔细斟酌形势、达到预定目的后，离职两个月的蒋介石回到黄埔军校就任校长。一直以来，关于1924年蒋介石离职黄埔军校问题的研究著述颇丰，但大多只停留在对蒋介石“以退为进”策略的简单分析上，未能从全方位多角度阐述蒋介石离职的原因。笔者以为，蒋在当时的辞职，并非简单的“以退为进”，而是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总的来说，源自其对革命的消极情绪，同时也有对孙中山委任的不满和要挟成分在内。
一、对军校校长职务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为建立军官学校做准备，同时也意在将未来的军校职责委其担任。基于这种想法，孙中山在蒋回国后便立即将军校筹办工作托付于他。但蒋介石对军校创办的意义，起初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此职在其今后政治生涯中将要产生的重要影响也缺乏远见，因此对孙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态度。蒋介石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却于当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而后在廖仲恺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动身去广州。到达广州之后，对军校筹办事务也不积极，停留仅仅数日，便继续回到老家“韬光养晦”。
禀承孙中山“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2］P1的办校宗旨，蒋介石奉命于1923年8月动身赴苏联考察。历时近四个月的访俄考察结束后，蒋介石没有赶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访俄情况，只将对苏政策及党务军务意见以一纸《访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随即便由上海转回奉化溪口。其时，“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至船上劝勿返故里。谓应先向孙中山报告赴俄考察情况。未从”［3］P60。蒋介石此次赴俄考察，身负孙中山托付的重大使命，况且身为代表团团长，理应回国后便立即奔赴广州向孙中山及全党报告考察情况，但他还是坚持乘船返乡，并且在家一呆就是一个月，直至次年年初才来广州谒见孙中山。早在《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国民党联俄政策的框架就已初步达成。此时，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军校开办更是刻不容缓。孙中山、鲍罗廷、胡汉民等人，接连发给蒋六封电报，催促他赶紧赴广州。12月20日，廖仲恺由沪来电，谓“前途（苏联）要件寄到。鲍君（鲍罗廷）有事与商。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3］P60。12月22日，廖、汪、胡来函催返：“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万不能以此一事，遂来沪之期也。”［3］P6012月24日，孙中山亲自来电，催促返粤。电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吾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3］P60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等人的电报后，充耳不闻，在溪口慈庵又住了16天，“每日指案焚香，绕母坟植树，带着蒋纬国在岭上林间散步”［4］P71。此种置革命大事于不顾的姿态较之普通党员亦有所不及也。
蒋介石之所以不肯马上回到广州着手办理军校筹备事宜，原因是他此时还未能充分认识到军校对于自己未来政治生涯将要产生的重大影响。及至到达广州接受筹委会委员长任命之后，他对于军校筹办事务仍一度采取敷衍态度，最终导致1924年2月21日的辞职离去。我们来看一看蒋介石的时间表，对此便可一目了然：蒋于1924年1月16日由沪回粤；2月8日，始开校务筹备会议；15日，偕邓演达往石井视察兵工厂；17日，赴肇庆参观西江讲武堂，对学生演说；21日“即具禀总理，并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迳离粤”［5］P158。历数蒋在广州停留的时间一共不过二十几日，所办的事屈指可数，其间又不免有许多空谈之事，例如演讲和参观，而真正为筹办军校所做的具体工作廖廖无几。处于创办时期的军校事务头绪繁多，筹委会其他人员都忙得焦头烂额，身为筹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竟然能够在“百忙”之中如此“清闲”，着实让人费解，同时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对于孙中山交代的办校治军职责的热心程度。蒋介石去职不干是因为没能认识到军校职务的重要性，然而蒋介石的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对此却较有预见性。蒋去职回到上海后，戴、张二人劝他“成败所关非细，故务忍耐坚持”，不要因为意气用事而丢掉了军校这张王牌。戴季陶对蒋说：“先掌握实力，一旦有了兵权，就可指挥如意。”［6］P27张静江还亲自跑到广州，向孙中山说情，取得委蒋为军校校长的许诺。不可否认，此二人的劝说和鼓动也是促使蒋介石后来认清形势返粤就职的一个原因之一。
蒋介石后来标榜自己对于军事教育前途的预见性时说：“我有一个志愿——就是希望我毕生能够办一个军事学校，照我自己的理想来训练一般有为青年，完成建军、建国的使命。而且当时相信我这一个志愿如果实现，中国军事教育一定可以成功。在这一种军事教育制度之下训练出来的官兵，不仅能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并且还可以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出于此种考虑，“所以我在民国十二三年之间，什么事都不愿做，而只要创办军官学校，教育全国青年军人，为我唯一的志愿”［7］P220。蒋的这番“自我表白”，完全是对自己最初对孙中山所办黄埔军校所曾持有消极态度的一种掩饰。实际上，一直想通过在军队任职直接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最初对通过创办军校实现建立“党军”的构想并不赞成，对军校校长这个“无实权”的职位也并不感兴趣。蒋介石开初对于人的因素看得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有钱有枪”；对于掌握军权，他也认为必须通过在军队中任职来实现，至于通过办军校来培养军事后备力量进而晋身军事决策层是后来的认识。军队中任职情况固然不能令蒋满意，由于在军队中不掌握实权以致处处受到掣肘，蒋一直为此而感到懊恼，即便如此，也胜过担任那个“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军校的“有名无实”的虚职，这是蒋介石最初接任筹办黄埔军校职责时的真实想法。 二、对军校创办之初的各种困难采取消极回避态度
军校筹办之初存在着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是财政上的困难，这是因为滇系、桂系军阀把持着广东财政税收，对广州的革命政府相要挟。不仅如此，当时盘据广东的各种反动势力出于对革命力量的防范，对将要诞生的革命军校持有忌恨，进而采取各种方式对军校建立加以阻挠干涉，甚至企图进行威胁扼杀。军阀的阻挠干涉给军校筹办工作造成极大困难，蒋介石大为懊恼。但他同时又对军阀的威胁感到恐慌，对其强大势力感到畏惧，进而对革命形势产生悲观的估计，所有这些顾忌使得他对于困难不是积极设法加以克服，而是以一走了之的消极态度采取离职方式进行回避。
创办军校，首先要解决的是庞大的经费开支问题。云南“军阀杨希闵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当时广州重要税收如番摊馆等机构，也多半控制于滇军之手，同为军校筹办负责人的廖仲恺当时往杨希闵处筹款来供筹办军校之费，“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8］P51。军校创办时期筹办经费的困难可想而知。蒋介石也曾在向滇系军阀讨款时当面受到奚落，因而愤愤不已。经费问题确实使蒋颇为头痛，因此他把责任完全推给忠厚务实的廖仲恺去办理，自己借离职之机对此袖手旁观，为的是逃避责任。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询军校月款事，随后补充说：“其余管理及军需等事，统希留意，并总其成。”［3］P64方鼎英回忆说：“蒋介石筹款不得其法，常气急而逃往港沪，由廖仲恺先生追劝回来者不止一次。”另外，“闻其所选定的黄埔地址，原是逊清时代的海军学堂基地，黎元洪即从此地毕业出去的，但已荒芜殆尽，蒋在此筹办校舍，厂棚竹架居多，其创业艰难可以想见”［9］P66。经费难筹、条件艰苦，这一切不能不让“贪逸恶劳、娇养成性”（蒋自语）的蒋介石“去以避之”。
蒋介石原本对分派给他这项“光杆司令”差事不满，军校筹备之初所遇到的麻烦更使他望而却步，因而产生去意，从廖、邓电文中，我们可以洞悉一二。邓演达曾致电廖、汪：“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指杨西岩拒发军校开办费），并促展汝回，则彼可回其意。”［3］P158廖曾致胡汉民：“介石去，闻因西岩不给款，——请力劝之。”［5］P160既然是甩手不干，总要留给别人一个说法，蒋说他去职的目的是为避免“国党皆陷绝望”，促使孙中山再下定改革决心。然其真实心迹被廖仲恺点破，廖知其为筹款烦恼，4月3日复电谓：“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3］P175蒋介石“既不满意自己未来的副校长地位，又不满意军校时刻面临的困窘”［10］P37，暂时离开军校对他来说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之举。
军校创办时受到军阀干涉的还有招生问题。当时，各省多为军阀所割据，不能公开招生，故而委托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秘密介绍革命青年前来应试。虽是秘密招生，但仍然受到军阀妨碍。“军阀们唯恐培育出强大的革命军，故而都在瞪着眼睛监视本省青年，不使进入军官学校。”［11］P221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贵州督军周西成就曾不准本省所有的青年出境。军阀们对军校即将培养出的革命力量感到惊恐，进而在阻挠干涉同时企图进行威胁和扼杀。“闻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蒋受此当面的侮辱，不敢哼一声。”［9］P68由上可知，蒋介石作为筹办军校的主要负责人却长时间不露面，在很大程度上和军校当时面临的困难处境有关，离职为的是“不愿受那些军阀的气！”当时蒋介石周围的许多人觉得：“校长害怕得要命，广州军阀不满意成立军校，于是蒋介石决定先拔腿溜掉。”［12］P35
面对军阀对于军校创办的阻挠威胁，蒋介石之所以采取逃避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原本就不是一个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的人，军校筹备工作进程中举步维艰更是不能不让他产生对革命的悲观情绪。从蒋早期政治生涯中可以看出，每遇革命形势不顺利时，就消极起来采取避让态度。当年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在其《附志》中提到：“陈炯明叛变总理的前后几年，‘蒋介石每遇总理有困难时就跑了。’”［13］P116蒋介石自己在革命进程中也曾毫不掩饰地宣扬自己的悲观情绪：“拯救国家——如同缘木求鱼一样”，既而“如一遇感情意气之时，乃即放弃一切顿起灰心者”。此外，他借口国家政权没有能力消除民政及军队事务中的紊乱现象，“毫不掩饰自己对孙中山思想和计划动机的怀疑”［12］P33。方鼎英也回忆说蒋介石当年在办军校时“动辄牢骚消极”。关于蒋介石对于筹办军校乃至于对中国革命所持有的悲观消极态度，在廖仲恺、胡汉民对其给予批评中也可窥见一二，廖仲恺回复蒋介石信时说“自谓苟不如是，则于国家、于个人皆无进步可言，社会如此，则陷于濒死之状”［5］P168，劝他不要效法希腊、罗马末日泛滥一时的悲观哲学。对于蒋介石选择在临危受命关键时刻离职出走，胡汉民更表示不应该：“君子固难进而易退，然当治乱邪正方为消长之际，则变有其不能避不忍避者。”［5］P172据此，我们断定蒋介石的离职是因为对军校筹办初期的困难进行回避的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对国民党改组后联俄联共政策表示抵制和反对
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意见，这可追溯到访俄之前。从苏联考察回来之后，蒋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对于在军事教育制度上向苏联学习是赞同的，但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有抵触情绪，对于苏联对华的“野心”也始终进行所谓的“防范”，据此认为其与三民主义绝然“不能相容”，进而对孙中山确立的三大政策产生怀疑和反对。在他的所谓“箴言”遭到孙中山的驳斥之后，蒋介石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决定以辞职相抗。
孙中山当初派蒋介石出国的目的，是学习苏联“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武装干涉并将其赶出自己的家园的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而“按照苏联方式组建部队，为北伐胜利奠定基础”［14］P105。出乎孙中山意料的是，从苏联学习归来的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自己倡导确立的联俄政策。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但苦于国民党面对强大帝封势力孤军奋战使革命不能成功，乃产生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想法。“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获得了新生。”［15］P358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统一战线思想，党成为团结群众各阶层代表的联盟。统一战线政治纲领包含着“三民主义”的新的解释，“蒋介石不能接受这样的纲领”［12］P34。蒋介石奉命在苏联考察期间，确立了自己的所谓“对苏俄的认识”，进而认为苏维埃与三民主义不能相容，坚决反对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称他参观苏联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之后，认识到“苏维埃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16］P207。他此时似也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17］P94。 访苏期间，蒋介石对于苏联共产党对中国所持态度还产生出一种所谓“危惧”，这种“危惧”，“就是苏联共产党诚然在表面上希望和中国国民党合作，但其本心究竟是不是果真在期待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建设独立自主的三民主义国家？实深疑问”［11］P208－209。具体指的是苏联对于外蒙古的野心，所谓“凯觎外蒙一如帝俄”。在蒋介石的记述中还有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16］P210此信被蒋介石掌权后的国民党谓之蒋之抑制苏俄野心的一个“明例”。蒋之记录的真实程度姑且不论，但蒋在以后的据此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蒋介石还认为苏联有分化国民党的意图。蒋认定苏联用劝诱代表团成员加入共产党形式，分化国民党，使“代表团内部被他们所渗透”，进而使得各成员对于“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16］P210-211。
总而言之，苏俄之旅给蒋介石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言念及此，不禁耽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前途，会不会带给灾祸？”［11］P213蒋认为联俄所导致的后患，结果将“不堪设想”。带着这种想法，访俄归来之后，蒋介石就将在俄所见所感写成一份《旅俄报告书》，上达孙中山，着力陈述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不安心理。蒋在报告书中所陈述的政治见解和孙中山是不一致的，对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来改组国民党，蒋是不满的。而后，蒋又于1924年1月16日到达广州，在晋谒孙中山报告旅俄考察情况时，“更在口头上作了详细的补充说明”［11］P213，强调他仅赞成利用俄援和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办校建军，但反对联俄的政策。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些看法，一一予以驳斥，批评他“未免顾虑过甚”［11］P213，蒋介石于是决定采用离职的办法对“联俄容共”政策进行抵制，表面上还不忘表达对孙中山的所谓“忠心”：称己此去“实因保持与先生之感情，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5］P158。
蒋介石在报告中所表现出的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倾向，也曾受到相信苏联和中共是真正友好的国民党左派如廖仲恺等一些人的批评。鉴于此，3月14日，蒋介石发一封长信给廖，详述“在公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11］P214。此信蒋自诩“痛剜党政诸病根”，实质是肆无忌惮地诋诬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在这封信中力陈对联俄政策的反对立场，提出对俄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因此对俄国人所说的话，“祗有三分可信”。蒋在信中说他决不相信俄国共产党是真心合作、为中国革命成功而来，“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进而攻击当时孙中山所信任的造成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言外之意，只有他才是总理的“忠贤可靠”之人。可以看出，联俄联共政策确立伊始，蒋从言论到行动，都是明确地进行反对的。孙中山“为谋适应新的内外情势而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11］P214，进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18］P97。当蒋介石由苏俄访问归来的时候，正是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活动急速进展之际。蒋所持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无疑将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至整修国民党改组产生破坏作用，因而孙中山对蒋介石批评有加。所以，当孙中山力排反对意见，坚持联俄联共政策、改组国民党时，蒋因为自己意见不被采纳和赞赏而产生抵触情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对孙中山的任命安排不满退而要求更大权力
蒋介石是一位精通传统谋略的政治家。当形势不利于自己时，他会蜇伏躲避一时，让别人充分感受到他存在的必要后，继而复出，从而达到要挟对方满足自己要求的目的。在国民党一大改组中，蒋未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同时得知孙中山将任命许崇智担任校长、廖仲恺做军校的党代表，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满。蒋介石对当军校校长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校长职位没有实权，现在不但这个职位即将保不住，又加进来一个强硬的“左派”廖仲恺，于是就施展“以退为进”的手法，向孙中山辞职。
蒋介石对孙中山未能在党内军内安排其重要地位产生不满由来已久。蒋介石早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单纯的军事干部，他要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宣传等“党中大事”。1922年蒋给孙中山写信，对改组国民党发表见解：“请孙先生注意，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政治野心呼之欲出。“蒋是有更大欲望的人，他总是在努力寻找一条扩大个人权势的道路。当前蒋迫切要求的，就是过问‘党中大事’。蒋清楚地知道，只须国民党内取得地位，才能有所作为。”［4］P65蒋介石参与党务的要求并没有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在当时国民党改组的各种委员会中，并没有给蒋介石一个位置；在各个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也没有叫他参加。这使得蒋9月9日来到上海后“心绪不佳、亦无所事”，对孙中山的不满此时已初露端倪。自陈炯明叛乱时登上永丰舰后，蒋介石一向认为自己是孙中山不可多得的亲信，这时对于孙中山只是在军事上倚重他，在党内却没有他的地位开始感到不满了。
蒋介石企图借国民党改组之机进入国民党高层的愿望，在国民党一大上再一次落空。这次国民党一全大会选出的包括多名共产党员在内共41名执委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并没有蒋介石的位置，孙中山在2月3日只任命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胸怀政治野心的蒋介石，这时的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特别是孙中山要蒋介石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这对蒋介石无异是个很大的打击，使他“终日不安，如坐针毡”。“蒋介石自傲跟随孙中山多年，不仅在军事上有过贡献，而且对孙中山本人也是有功之臣。”［4］P74我们看蒋介石写给孙中山和廖仲恺的信，可知蒋辞职确是因为孙中山对其在党内的任职安排不如意、以退为进。3月2日，蒋给孙中山信中重提陈炯明叛变时，是自己和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借此抱怨孙中山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暗指孙中山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在蒋看来，孙中山只把他当成侍卫长来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19］P93。充满野心的蒋介石，这样要挟孙中山：如果要让他“专心办学”，必须要让他过问“军事政治”，这样“今日之局势，必能有进而无退”，否则“中正虽奉命回粤，难图寸效”［5］P164，说白了，就是即使回来也不会尽职尽责做事。痴迷权力的蒋介石还通过给胡、汪电转达自己向孙中山所提的政治愿望：“兄等如以为非出不可，则当为弟代谋一持久之策，如何乃可使安心乐业，以期其成也。”［5］P172政治野心暴露无遗。 蒋介石对孙中山另一个不满之处是孙对于军校人员的安排计划。“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交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13］P116蒋介石不想看到自己辛苦筹办的军校最后成为“他人之嫁”，心存不满，于是在刀口上一走了之。黄埔军校辞职是假，借辞职为名，争取更大权力要求更多信任是真。同许崇智竞争校长职位，蒋介石知道自己无论凭资历还是才能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蒋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玩弄权术的高明手腕使许难以望其项背，最终在“以退为进”博取孙中山的同情的策略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为蒋所不容和反对的另外一个孙中山安排的军校领导人是廖仲恺，“真正的革命者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的党代表，这表明孙中山对蒋介石还缺乏充分的信任”［12］P33。同时，蒋和廖在政党和国家一系列问题上意见相左，“廖最积极支持联俄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17］P96。蒋极其不满廖当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据陆培涌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EarlyChiangKai-shek，P.89）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至孙中山函中，也可见端倪，他在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追随左右”［5］P163，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非常露骨地表示出排斥廖的意图。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透着索要权力的暗示和要挟。他最后返回广州，固然有一方面是因为部分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另一方面则是经过辞职，他转而开始意识到军校职权的政治份量，“遂生归意”。
至此，蒋介石离职黄埔的真实目的已经昭然若揭，蒋介石选择军事上最需要他的时候提出辞职，一方面是想通过离职回避对自己不利的局势，另一方面则意在表达对孙中山任职安排的不满和对其事业的“忠心”，引起孙中山对他的加意挽留，进而求得更多的信任要求更大的权力。“这种行为自可解释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心术，甚至意含要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P116总体来看，蒋介石的离职达到了其预期的效果，在离职过程中孙中山不但函电交加予以劝慰，而且出动党内重要干部，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专程前往“劝驾”。在蒋介石回到广州后，孙中山满足其要求，任命其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后又兼任长洲要塞司令。“从此以后，军权全面由蒋介石取得，同时也隐然取得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当然再也不出走了。”［13］P116一度擅离职守的蒋介石，这时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军校对他个人前途的重要意义，转而投入很大精力抓军校工作。离职黄埔，蒋介石将“以退为进”的谋略演绎得十分高明，从“拂袖而去”到复职后升迁，使他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提高了其在军队的地位，增加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黄埔军校是蒋介石后来发家的根本，他以此为跳板，在此间培植起庞大的私人势力，捞取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为他以后攫取最高权力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最终跃向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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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民国军事 蒋介石 黄埔军校 离职
1924年春，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创办一所革命的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即着手黄埔建军，培养革命的武力”［1］P220。稍后，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负责筹办军校。但蒋介石却在接受任命后不久离职而去。在蒋介石离职过程中，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多次发电或派人劝其回来任职。在仔细斟酌形势、达到预定目的后，离职两个月的蒋介石回到黄埔军校就任校长。一直以来，关于1924年蒋介石离职黄埔军校问题的研究著述颇丰，但大多只停留在对蒋介石“以退为进”策略的简单分析上，未能从全方位多角度阐述蒋介石离职的原因。笔者以为，蒋在当时的辞职，并非简单的“以退为进”，而是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总的来说，源自其对革命的消极情绪，同时也有对孙中山委任的不满和要挟成分在内。
一、对军校校长职务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为建立军官学校做准备，同时也意在将未来的军校职责委其担任。基于这种想法，孙中山在蒋回国后便立即将军校筹办工作托付于他。但蒋介石对军校创办的意义，起初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此职在其今后政治生涯中将要产生的重要影响也缺乏远见，因此对孙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态度。蒋介石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却于当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而后在廖仲恺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动身去广州。到达广州之后，对军校筹办事务也不积极，停留仅仅数日，便继续回到老家“韬光养晦”。
禀承孙中山“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2］P1的办校宗旨，蒋介石奉命于1923年8月动身赴苏联考察。历时近四个月的访俄考察结束后，蒋介石没有赶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访俄情况，只将对苏政策及党务军务意见以一纸《访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随即便由上海转回奉化溪口。其时，“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至船上劝勿返故里。谓应先向孙中山报告赴俄考察情况。未从”［3］P60。蒋介石此次赴俄考察，身负孙中山托付的重大使命，况且身为代表团团长，理应回国后便立即奔赴广州向孙中山及全党报告考察情况，但他还是坚持乘船返乡，并且在家一呆就是一个月，直至次年年初才来广州谒见孙中山。早在《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国民党联俄政策的框架就已初步达成。此时，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军校开办更是刻不容缓。孙中山、鲍罗廷、胡汉民等人，接连发给蒋六封电报，催促他赶紧赴广州。12月20日，廖仲恺由沪来电，谓“前途（苏联）要件寄到。鲍君（鲍罗廷）有事与商。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3］P60。12月22日，廖、汪、胡来函催返：“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万不能以此一事，遂来沪之期也。”［3］P6012月24日，孙中山亲自来电，催促返粤。电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吾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3］P60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等人的电报后，充耳不闻，在溪口慈庵又住了16天，“每日指案焚香，绕母坟植树，带着蒋纬国在岭上林间散步”［4］P71。此种置革命大事于不顾的姿态较之普通党员亦有所不及也。
蒋介石之所以不肯马上回到广州着手办理军校筹备事宜，原因是他此时还未能充分认识到军校对于自己未来政治生涯将要产生的重大影响。及至到达广州接受筹委会委员长任命之后，他对于军校筹办事务仍一度采取敷衍态度，最终导致1924年2月21日的辞职离去。我们来看一看蒋介石的时间表，对此便可一目了然：蒋于1924年1月16日由沪回粤；2月8日，始开校务筹备会议；15日，偕邓演达往石井视察兵工厂；17日，赴肇庆参观西江讲武堂，对学生演说；21日“即具禀总理，并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迳离粤”［5］P158。历数蒋在广州停留的时间一共不过二十几日，所办的事屈指可数，其间又不免有许多空谈之事，例如演讲和参观，而真正为筹办军校所做的具体工作廖廖无几。处于创办时期的军校事务头绪繁多，筹委会其他人员都忙得焦头烂额，身为筹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竟然能够在“百忙”之中如此“清闲”，着实让人费解，同时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对于孙中山交代的办校治军职责的热心程度。蒋介石去职不干是因为没能认识到军校职务的重要性，然而蒋介石的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对此却较有预见性。蒋去职回到上海后，戴、张二人劝他“成败所关非细，故务忍耐坚持”，不要因为意气用事而丢掉了军校这张王牌。戴季陶对蒋说：“先掌握实力，一旦有了兵权，就可指挥如意。”［6］P27张静江还亲自跑到广州，向孙中山说情，取得委蒋为军校校长的许诺。不可否认，此二人的劝说和鼓动也是促使蒋介石后来认清形势返粤就职的一个原因之一。
蒋介石后来标榜自己对于军事教育前途的预见性时说：“我有一个志愿——就是希望我毕生能够办一个军事学校，照我自己的理想来训练一般有为青年，完成建军、建国的使命。而且当时相信我这一个志愿如果实现，中国军事教育一定可以成功。在这一种军事教育制度之下训练出来的官兵，不仅能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并且还可以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出于此种考虑，“所以我在民国十二三年之间，什么事都不愿做，而只要创办军官学校，教育全国青年军人，为我唯一的志愿”［7］P220。蒋的这番“自我表白”，完全是对自己最初对孙中山所办黄埔军校所曾持有消极态度的一种掩饰。实际上，一直想通过在军队任职直接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最初对通过创办军校实现建立“党军”的构想并不赞成，对军校校长这个“无实权”的职位也并不感兴趣。蒋介石开初对于人的因素看得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有钱有枪”；对于掌握军权，他也认为必须通过在军队中任职来实现，至于通过办军校来培养军事后备力量进而晋身军事决策层是后来的认识。军队中任职情况固然不能令蒋满意，由于在军队中不掌握实权以致处处受到掣肘，蒋一直为此而感到懊恼，即便如此，也胜过担任那个“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军校的“有名无实”的虚职，这是蒋介石最初接任筹办黄埔军校职责时的真实想法。 二、对军校创办之初的各种困难采取消极回避态度
军校筹办之初存在着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是财政上的困难，这是因为滇系、桂系军阀把持着广东财政税收，对广州的革命政府相要挟。不仅如此，当时盘据广东的各种反动势力出于对革命力量的防范，对将要诞生的革命军校持有忌恨，进而采取各种方式对军校建立加以阻挠干涉，甚至企图进行威胁扼杀。军阀的阻挠干涉给军校筹办工作造成极大困难，蒋介石大为懊恼。但他同时又对军阀的威胁感到恐慌，对其强大势力感到畏惧，进而对革命形势产生悲观的估计，所有这些顾忌使得他对于困难不是积极设法加以克服，而是以一走了之的消极态度采取离职方式进行回避。
创办军校，首先要解决的是庞大的经费开支问题。云南“军阀杨希闵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当时广州重要税收如番摊馆等机构，也多半控制于滇军之手，同为军校筹办负责人的廖仲恺当时往杨希闵处筹款来供筹办军校之费，“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8］P51。军校创办时期筹办经费的困难可想而知。蒋介石也曾在向滇系军阀讨款时当面受到奚落，因而愤愤不已。经费问题确实使蒋颇为头痛，因此他把责任完全推给忠厚务实的廖仲恺去办理，自己借离职之机对此袖手旁观，为的是逃避责任。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询军校月款事，随后补充说：“其余管理及军需等事，统希留意，并总其成。”［3］P64方鼎英回忆说：“蒋介石筹款不得其法，常气急而逃往港沪，由廖仲恺先生追劝回来者不止一次。”另外，“闻其所选定的黄埔地址，原是逊清时代的海军学堂基地，黎元洪即从此地毕业出去的，但已荒芜殆尽，蒋在此筹办校舍，厂棚竹架居多，其创业艰难可以想见”［9］P66。经费难筹、条件艰苦，这一切不能不让“贪逸恶劳、娇养成性”（蒋自语）的蒋介石“去以避之”。
蒋介石原本对分派给他这项“光杆司令”差事不满，军校筹备之初所遇到的麻烦更使他望而却步，因而产生去意，从廖、邓电文中，我们可以洞悉一二。邓演达曾致电廖、汪：“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指杨西岩拒发军校开办费），并促展汝回，则彼可回其意。”［3］P158廖曾致胡汉民：“介石去，闻因西岩不给款，——请力劝之。”［5］P160既然是甩手不干，总要留给别人一个说法，蒋说他去职的目的是为避免“国党皆陷绝望”，促使孙中山再下定改革决心。然其真实心迹被廖仲恺点破，廖知其为筹款烦恼，4月3日复电谓：“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3］P175蒋介石“既不满意自己未来的副校长地位，又不满意军校时刻面临的困窘”［10］P37，暂时离开军校对他来说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之举。
军校创办时受到军阀干涉的还有招生问题。当时，各省多为军阀所割据，不能公开招生，故而委托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秘密介绍革命青年前来应试。虽是秘密招生，但仍然受到军阀妨碍。“军阀们唯恐培育出强大的革命军，故而都在瞪着眼睛监视本省青年，不使进入军官学校。”［11］P221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贵州督军周西成就曾不准本省所有的青年出境。军阀们对军校即将培养出的革命力量感到惊恐，进而在阻挠干涉同时企图进行威胁和扼杀。“闻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蒋受此当面的侮辱，不敢哼一声。”［9］P68由上可知，蒋介石作为筹办军校的主要负责人却长时间不露面，在很大程度上和军校当时面临的困难处境有关，离职为的是“不愿受那些军阀的气！”当时蒋介石周围的许多人觉得：“校长害怕得要命，广州军阀不满意成立军校，于是蒋介石决定先拔腿溜掉。”［12］P35
面对军阀对于军校创办的阻挠威胁，蒋介石之所以采取逃避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原本就不是一个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的人，军校筹备工作进程中举步维艰更是不能不让他产生对革命的悲观情绪。从蒋早期政治生涯中可以看出，每遇革命形势不顺利时，就消极起来采取避让态度。当年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在其《附志》中提到：“陈炯明叛变总理的前后几年，‘蒋介石每遇总理有困难时就跑了。’”［13］P116蒋介石自己在革命进程中也曾毫不掩饰地宣扬自己的悲观情绪：“拯救国家——如同缘木求鱼一样”，既而“如一遇感情意气之时，乃即放弃一切顿起灰心者”。此外，他借口国家政权没有能力消除民政及军队事务中的紊乱现象，“毫不掩饰自己对孙中山思想和计划动机的怀疑”［12］P33。方鼎英也回忆说蒋介石当年在办军校时“动辄牢骚消极”。关于蒋介石对于筹办军校乃至于对中国革命所持有的悲观消极态度，在廖仲恺、胡汉民对其给予批评中也可窥见一二，廖仲恺回复蒋介石信时说“自谓苟不如是，则于国家、于个人皆无进步可言，社会如此，则陷于濒死之状”［5］P168，劝他不要效法希腊、罗马末日泛滥一时的悲观哲学。对于蒋介石选择在临危受命关键时刻离职出走，胡汉民更表示不应该：“君子固难进而易退，然当治乱邪正方为消长之际，则变有其不能避不忍避者。”［5］P172据此，我们断定蒋介石的离职是因为对军校筹办初期的困难进行回避的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对国民党改组后联俄联共政策表示抵制和反对
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意见，这可追溯到访俄之前。从苏联考察回来之后，蒋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对于在军事教育制度上向苏联学习是赞同的，但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有抵触情绪，对于苏联对华的“野心”也始终进行所谓的“防范”，据此认为其与三民主义绝然“不能相容”，进而对孙中山确立的三大政策产生怀疑和反对。在他的所谓“箴言”遭到孙中山的驳斥之后，蒋介石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决定以辞职相抗。
孙中山当初派蒋介石出国的目的，是学习苏联“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武装干涉并将其赶出自己的家园的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而“按照苏联方式组建部队，为北伐胜利奠定基础”［14］P105。出乎孙中山意料的是，从苏联学习归来的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自己倡导确立的联俄政策。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但苦于国民党面对强大帝封势力孤军奋战使革命不能成功，乃产生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想法。“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获得了新生。”［15］P358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统一战线思想，党成为团结群众各阶层代表的联盟。统一战线政治纲领包含着“三民主义”的新的解释，“蒋介石不能接受这样的纲领”［12］P34。蒋介石奉命在苏联考察期间，确立了自己的所谓“对苏俄的认识”，进而认为苏维埃与三民主义不能相容，坚决反对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称他参观苏联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之后，认识到“苏维埃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16］P207。他此时似也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17］P94。 访苏期间，蒋介石对于苏联共产党对中国所持态度还产生出一种所谓“危惧”，这种“危惧”，“就是苏联共产党诚然在表面上希望和中国国民党合作，但其本心究竟是不是果真在期待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建设独立自主的三民主义国家？实深疑问”［11］P208－209。具体指的是苏联对于外蒙古的野心，所谓“凯觎外蒙一如帝俄”。在蒋介石的记述中还有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16］P210此信被蒋介石掌权后的国民党谓之蒋之抑制苏俄野心的一个“明例”。蒋之记录的真实程度姑且不论，但蒋在以后的据此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蒋介石还认为苏联有分化国民党的意图。蒋认定苏联用劝诱代表团成员加入共产党形式，分化国民党，使“代表团内部被他们所渗透”，进而使得各成员对于“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16］P210-211。
总而言之，苏俄之旅给蒋介石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言念及此，不禁耽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前途，会不会带给灾祸？”［11］P213蒋认为联俄所导致的后患，结果将“不堪设想”。带着这种想法，访俄归来之后，蒋介石就将在俄所见所感写成一份《旅俄报告书》，上达孙中山，着力陈述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不安心理。蒋在报告书中所陈述的政治见解和孙中山是不一致的，对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来改组国民党，蒋是不满的。而后，蒋又于1924年1月16日到达广州，在晋谒孙中山报告旅俄考察情况时，“更在口头上作了详细的补充说明”［11］P213，强调他仅赞成利用俄援和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办校建军，但反对联俄的政策。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些看法，一一予以驳斥，批评他“未免顾虑过甚”［11］P213，蒋介石于是决定采用离职的办法对“联俄容共”政策进行抵制，表面上还不忘表达对孙中山的所谓“忠心”：称己此去“实因保持与先生之感情，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5］P158。
蒋介石在报告中所表现出的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倾向，也曾受到相信苏联和中共是真正友好的国民党左派如廖仲恺等一些人的批评。鉴于此，3月14日，蒋介石发一封长信给廖，详述“在公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11］P214。此信蒋自诩“痛剜党政诸病根”，实质是肆无忌惮地诋诬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在这封信中力陈对联俄政策的反对立场，提出对俄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因此对俄国人所说的话，“祗有三分可信”。蒋在信中说他决不相信俄国共产党是真心合作、为中国革命成功而来，“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进而攻击当时孙中山所信任的造成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言外之意，只有他才是总理的“忠贤可靠”之人。可以看出，联俄联共政策确立伊始，蒋从言论到行动，都是明确地进行反对的。孙中山“为谋适应新的内外情势而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11］P214，进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18］P97。当蒋介石由苏俄访问归来的时候，正是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活动急速进展之际。蒋所持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无疑将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至整修国民党改组产生破坏作用，因而孙中山对蒋介石批评有加。所以，当孙中山力排反对意见，坚持联俄联共政策、改组国民党时，蒋因为自己意见不被采纳和赞赏而产生抵触情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对孙中山的任命安排不满退而要求更大权力
蒋介石是一位精通传统谋略的政治家。当形势不利于自己时，他会蜇伏躲避一时，让别人充分感受到他存在的必要后，继而复出，从而达到要挟对方满足自己要求的目的。在国民党一大改组中，蒋未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同时得知孙中山将任命许崇智担任校长、廖仲恺做军校的党代表，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满。蒋介石对当军校校长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校长职位没有实权，现在不但这个职位即将保不住，又加进来一个强硬的“左派”廖仲恺，于是就施展“以退为进”的手法，向孙中山辞职。
蒋介石对孙中山未能在党内军内安排其重要地位产生不满由来已久。蒋介石早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单纯的军事干部，他要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宣传等“党中大事”。1922年蒋给孙中山写信，对改组国民党发表见解：“请孙先生注意，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政治野心呼之欲出。“蒋是有更大欲望的人，他总是在努力寻找一条扩大个人权势的道路。当前蒋迫切要求的，就是过问‘党中大事’。蒋清楚地知道，只须国民党内取得地位，才能有所作为。”［4］P65蒋介石参与党务的要求并没有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在当时国民党改组的各种委员会中，并没有给蒋介石一个位置；在各个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也没有叫他参加。这使得蒋9月9日来到上海后“心绪不佳、亦无所事”，对孙中山的不满此时已初露端倪。自陈炯明叛乱时登上永丰舰后，蒋介石一向认为自己是孙中山不可多得的亲信，这时对于孙中山只是在军事上倚重他，在党内却没有他的地位开始感到不满了。
蒋介石企图借国民党改组之机进入国民党高层的愿望，在国民党一大上再一次落空。这次国民党一全大会选出的包括多名共产党员在内共41名执委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并没有蒋介石的位置，孙中山在2月3日只任命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胸怀政治野心的蒋介石，这时的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特别是孙中山要蒋介石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这对蒋介石无异是个很大的打击，使他“终日不安，如坐针毡”。“蒋介石自傲跟随孙中山多年，不仅在军事上有过贡献，而且对孙中山本人也是有功之臣。”［4］P74我们看蒋介石写给孙中山和廖仲恺的信，可知蒋辞职确是因为孙中山对其在党内的任职安排不如意、以退为进。3月2日，蒋给孙中山信中重提陈炯明叛变时，是自己和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借此抱怨孙中山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暗指孙中山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在蒋看来，孙中山只把他当成侍卫长来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19］P93。充满野心的蒋介石，这样要挟孙中山：如果要让他“专心办学”，必须要让他过问“军事政治”，这样“今日之局势，必能有进而无退”，否则“中正虽奉命回粤，难图寸效”［5］P164，说白了，就是即使回来也不会尽职尽责做事。痴迷权力的蒋介石还通过给胡、汪电转达自己向孙中山所提的政治愿望：“兄等如以为非出不可，则当为弟代谋一持久之策，如何乃可使安心乐业，以期其成也。”［5］P172政治野心暴露无遗。 蒋介石对孙中山另一个不满之处是孙对于军校人员的安排计划。“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交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13］P116蒋介石不想看到自己辛苦筹办的军校最后成为“他人之嫁”，心存不满，于是在刀口上一走了之。黄埔军校辞职是假，借辞职为名，争取更大权力要求更多信任是真。同许崇智竞争校长职位，蒋介石知道自己无论凭资历还是才能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蒋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玩弄权术的高明手腕使许难以望其项背，最终在“以退为进”博取孙中山的同情的策略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为蒋所不容和反对的另外一个孙中山安排的军校领导人是廖仲恺，“真正的革命者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的党代表，这表明孙中山对蒋介石还缺乏充分的信任”［12］P33。同时，蒋和廖在政党和国家一系列问题上意见相左，“廖最积极支持联俄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17］P96。蒋极其不满廖当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据陆培涌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EarlyChiangKai-shek，P.89）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至孙中山函中，也可见端倪，他在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追随左右”［5］P163，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非常露骨地表示出排斥廖的意图。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透着索要权力的暗示和要挟。他最后返回广州，固然有一方面是因为部分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另一方面则是经过辞职，他转而开始意识到军校职权的政治份量，“遂生归意”。
至此，蒋介石离职黄埔的真实目的已经昭然若揭，蒋介石选择军事上最需要他的时候提出辞职，一方面是想通过离职回避对自己不利的局势，另一方面则意在表达对孙中山任职安排的不满和对其事业的“忠心”，引起孙中山对他的加意挽留，进而求得更多的信任要求更大的权力。“这种行为自可解释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心术，甚至意含要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P116总体来看，蒋介石的离职达到了其预期的效果，在离职过程中孙中山不但函电交加予以劝慰，而且出动党内重要干部，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专程前往“劝驾”。在蒋介石回到广州后，孙中山满足其要求，任命其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后又兼任长洲要塞司令。“从此以后，军权全面由蒋介石取得，同时也隐然取得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当然再也不出走了。”［13］P116一度擅离职守的蒋介石，这时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军校对他个人前途的重要意义，转而投入很大精力抓军校工作。离职黄埔，蒋介石将“以退为进”的谋略演绎得十分高明，从“拂袖而去”到复职后升迁，使他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提高了其在军队的地位，增加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黄埔军校是蒋介石后来发家的根本，他以此为跳板，在此间培植起庞大的私人势力，捞取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为他以后攫取最高权力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最终跃向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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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Z］//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Z］.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册）［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