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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我一本书，书名不诗意且比较长，叫“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一本杂文集。几乎没什么装帧，封面封底都是浅蓝中微微有些泛紫的颜色。美编似乎没怎么上心，好像是随机选了一个颜色：好了，就这样吧，比就那么一张白纸好得多。周濂？这个作者没听过，也没看过他的文章。
这样一本装帧极其简单的书，加上对作者的毫不熟悉，如果不是朋友赠送，自己大约不会买过来一读的。人与书的这种遭遇，恰好印合了书名中的隐喻：醒与睡。有些书与有些人一见倾心，好像久别的友人那般亲热，相互唤醒了对方。有些书则静静地沉睡着，期待着自己心仪的读者来发现它，读醒它。唤醒需要机缘，友情使我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得以有见面的机会。
真是一本“杂”文集，文史政治，影视文学，现实网络，作者拉拉杂杂，信笔叨絮，亦庄亦谐，既机警又不乏幽默，每日睡前读个一篇两篇，然后嘴角微带着笑意睡去，甚为惬意。第85面，“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这是直点书名的文字，也就是语文教学中常说的俗语呵，点明题意，揭示中心。什么中心？教育的中心。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影响，它可能起作用，也可能不起作用；可能今天起作用，也可能往后才能起作用。
教育界外的人对教育的批评不绝于耳，在教育界之内，抱怨之声又何尝少。当一个孩子他内心中那种向上的力量被别的事物所牵扯，或者被堵塞，或被吸到一个“黑洞”中去，他在教育中的表现就处于一个“装睡”的状态。我们所能做的最主要的应该是努力地摸索着创造“醒来”的契机，耐心地等待他“自己决定醒来”。
虽然下定决心要读点“闲书”的，但总难逃职业病的惯性，思维仍旧牵连到教育上。呵呵，还是回到书中来吧。周濂在书中谈到了不少文化界名人，在《请“真实”的康德起立》文字叙述中，康德“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种族歧视让我大吃一惊。读过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康德的与儒家、基督教的道德律令并称为三大“金规则”的道德论述：“要仅仅按照你能够同时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规律的那个准则去行动”，仰之弥高，还曾分解记忆。
没有骤然间轰然倒塌的惊愕，也许历史总有一部分是在装睡吧，它一点点醒来，我们才能一步步接近它的本来面目。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也算是历史“醒来”的一部书吧。我读了一个暑假。读书人熟悉的那些名字，那些不熟悉的故事，甚至与以往读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包括细节，悸动中心头涌起的是哀恻的肃然。黑色的封面上用白色印有一段话，其中一句这样写到：“这是一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惘良久。”但我几乎不敢感叹。
20世纪上半叶，多少战火！却又涌现了多少硕儒大家！1928年春，藏于民间的“内阁大档”要转让的消息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蔡元培、杨杏佛、李宗侗等，几经周旋，1929年8月，7000麻袋约6万公斤的内阁档案资料终于运进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从不求人的陈寅恪赤膊上阵，以至亲自与商人谈价钱，还有这么多大家如此费心费力，为的就是“国宝”——学术研究。这批内阁大档后来与甲骨、青铜器等史语所其他物资一起，一路南迁，直到四川宜宾的李庄才暂停了奔波的步履。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观赏时，也许其中就有当年那些大家们亲手装箱亲自押运保护的文物吧。知道了那些文物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们内心掂量的也许就不仅仅是它价值几何。
夕阳下，江南小镇上一座历经明清两朝增建而成的古建筑中，一位年逾八十的文史爱好者告诉我，这是悬挂圣旨的正厅，那是一口至今仍可汲水的古井。枯瘦的手抚摸着廊柱，指点着散布于犄角旮旯的砧石、砖瓦，目光中多少珍惜的沉重：“政协提案提了好多回了，答复说不修了，这一带都要拆。”我无法计算保护这座古建筑与开发房地产之间的差价，但想到陈寅恪、傅斯年们，想到这座古建筑可以预知的命运，毫无吟哦“夕阳无限好”的兴致。
出于对文字的敏感，我几乎固执地喜欢书中的目录。“欲将心事付瑶琴”、“日暮苍山远”、“斯人独憔悴”、“醉不成欢惨将别”……凄恻的诗意，暗示着陈、傅的命运。今年春天在台北，我特地去台大看了为纪念傅斯年而建的“傅钟”。铁制的架子，横梁上悬着一个电控敲击的钟，据说至今还可以用。没有亭子，没有匾额，就那么素朴地立于路旁。我忍不住想敲响它。
真是让人惊喜，《陈寅恪与傅斯年》中提到的一个几乎不被注意的人——黄萱，居然在我刚买的《21世纪中国最佳随笔》中再见。相见时难，再见时几乎被匆匆醒来赶路的历史“撞了一下腰”。黄萱的老乡、诗人舒婷在《大美者无言》中详述了黄萱的生平。优雅的学识人品，传奇般的婚姻，作为助手为陈寅恪工作十三年，……嗬，想来就令人动容。“黄萱”二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高义的女人，并总愿想象她一袭长裙。
那段历史肯定有什么让岳南难以割舍。后来，他又以那段历史为背景，出了《南渡北归》，是一套书，分为“南渡”、“北归”、“大结局离别”三本。更多的人物，更多的细节，生动的照片，手稿、文件，缜密的注释，完全是史家的作风，却分明有文学史诗的气势磅礴与缠绵悱恻。封面（又是封面）上印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与《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上的“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前呼后应，暴露了这位毕业于文学系作家的耿耿历史情愫：呼唤大师，呼唤真的知识分子。
好像是有意承续这种思考似的，在《精神明亮的人》中一篇题为《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的文章里，王开岭追问：“而在我们的地盘上——尤其‘五四’以降，为何少有——几乎不能——诞生和世界文明进程同步的大师级人物？”他分析到：“我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爆发力、信仰执行力——远远不够，不够高亢，不够辽阔，不够硬朗和健正。我们缺乏生命投入的完整性和彻底性，缺乏“必须”的责任和义务，缺乏宗教般的虔敬和行动，精神松散、灵魂懈怠、气力不济，对什么都睁只眼闭只眼……” 历史醒来不是为了重演，它是在为我们创造自己决定醒来的时机吧。王开岭说“‘五四’后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是个例外，是个惊喜”。仅仅凭吊，唏嘘感叹，恐怕不是回溯的初衷。
与我们对历史粗枝大叶的记忆相比，我曾不止一次地纳闷：王开岭从哪儿搜集来那么多的历史细节？连历史的纹理都清晰可见？当然，在王开岭那些散发着人的呼吸般气息的文字中，对细节的勾连，人文的情怀，以及理性的探索，让历史不是以阔步向前的姿态，也不是试卷上名词解释般的僵硬，而是像一条河，时而平缓，时而滔滔，极富性情地旖旎而行。《决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讲述了英国作家奥威尔作为狙击手，却没有向自己的敌人扣动扳机，奥威尔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多么伟大的理由。
在《请想一想华盛顿……》中，王开岭写到：华盛顿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华盛顿可能不需要我们鞠躬，但这段历史，虽然它不是“我国历史”，却同样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或许可以借此让我们的某些知性与感觉苏醒。
历史需要提供属于自己的叙述，才会借由更多读者的阅读而自我觉醒吧。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喜欢看企业史。偶然翻阅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书，迅即被吸引，于是《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两册和《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两册，四本一口气读下来，倒有些学生时代饥渴读书的感觉了。由企业而经济，由文化而制度、人心，由政治而社会、国家，中国企业界130年栉风沐雨的历程读来心惊肉跳，几近惊悚片。血肉与硝烟何曾输于战场。
在《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序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中，吴晓波引述了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的话：“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给历史作个形象的比喻，大概就可以用这个“矛盾的漩涡”。逃避或简化这个“矛盾的漩涡”，要么是装睡，要么是逼人装睡。
醒着有时是难受的。里尔克在《豹》中这样写巴黎植物园中的豹子：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我不知道这是醒着的豹子的哀伤，还是醒着的诗人的痛苦。反正摩挲这首诗，我似乎有些“围城”的困惑。
朋友说，你这读书也太沉重了点，干嘛呀？王小波有一本散文随笔集，叫《思维的乐趣》，“思维的乐趣”大约可以作为我这一类阅读的注脚。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免除恐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教育所能做的，总离不开人心、人性、人情。
对于教育，我是醒着的，睡着的，还是半睡半醒的？我不确定。但愿这些闲书能帮我一把，让我知道，并促使我还是醒着吧。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 李 淳
这样一本装帧极其简单的书，加上对作者的毫不熟悉，如果不是朋友赠送，自己大约不会买过来一读的。人与书的这种遭遇，恰好印合了书名中的隐喻：醒与睡。有些书与有些人一见倾心，好像久别的友人那般亲热，相互唤醒了对方。有些书则静静地沉睡着，期待着自己心仪的读者来发现它，读醒它。唤醒需要机缘，友情使我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得以有见面的机会。
真是一本“杂”文集，文史政治，影视文学，现实网络，作者拉拉杂杂，信笔叨絮，亦庄亦谐，既机警又不乏幽默，每日睡前读个一篇两篇，然后嘴角微带着笑意睡去，甚为惬意。第85面，“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这是直点书名的文字，也就是语文教学中常说的俗语呵，点明题意，揭示中心。什么中心？教育的中心。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影响，它可能起作用，也可能不起作用；可能今天起作用，也可能往后才能起作用。
教育界外的人对教育的批评不绝于耳，在教育界之内，抱怨之声又何尝少。当一个孩子他内心中那种向上的力量被别的事物所牵扯，或者被堵塞，或被吸到一个“黑洞”中去，他在教育中的表现就处于一个“装睡”的状态。我们所能做的最主要的应该是努力地摸索着创造“醒来”的契机，耐心地等待他“自己决定醒来”。
虽然下定决心要读点“闲书”的，但总难逃职业病的惯性，思维仍旧牵连到教育上。呵呵，还是回到书中来吧。周濂在书中谈到了不少文化界名人，在《请“真实”的康德起立》文字叙述中，康德“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种族歧视让我大吃一惊。读过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康德的与儒家、基督教的道德律令并称为三大“金规则”的道德论述：“要仅仅按照你能够同时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规律的那个准则去行动”，仰之弥高，还曾分解记忆。
没有骤然间轰然倒塌的惊愕，也许历史总有一部分是在装睡吧，它一点点醒来，我们才能一步步接近它的本来面目。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也算是历史“醒来”的一部书吧。我读了一个暑假。读书人熟悉的那些名字，那些不熟悉的故事，甚至与以往读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包括细节，悸动中心头涌起的是哀恻的肃然。黑色的封面上用白色印有一段话，其中一句这样写到：“这是一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惘良久。”但我几乎不敢感叹。
20世纪上半叶，多少战火！却又涌现了多少硕儒大家！1928年春，藏于民间的“内阁大档”要转让的消息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蔡元培、杨杏佛、李宗侗等，几经周旋，1929年8月，7000麻袋约6万公斤的内阁档案资料终于运进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从不求人的陈寅恪赤膊上阵，以至亲自与商人谈价钱，还有这么多大家如此费心费力，为的就是“国宝”——学术研究。这批内阁大档后来与甲骨、青铜器等史语所其他物资一起，一路南迁，直到四川宜宾的李庄才暂停了奔波的步履。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观赏时，也许其中就有当年那些大家们亲手装箱亲自押运保护的文物吧。知道了那些文物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们内心掂量的也许就不仅仅是它价值几何。
夕阳下，江南小镇上一座历经明清两朝增建而成的古建筑中，一位年逾八十的文史爱好者告诉我，这是悬挂圣旨的正厅，那是一口至今仍可汲水的古井。枯瘦的手抚摸着廊柱，指点着散布于犄角旮旯的砧石、砖瓦，目光中多少珍惜的沉重：“政协提案提了好多回了，答复说不修了，这一带都要拆。”我无法计算保护这座古建筑与开发房地产之间的差价，但想到陈寅恪、傅斯年们，想到这座古建筑可以预知的命运，毫无吟哦“夕阳无限好”的兴致。
出于对文字的敏感，我几乎固执地喜欢书中的目录。“欲将心事付瑶琴”、“日暮苍山远”、“斯人独憔悴”、“醉不成欢惨将别”……凄恻的诗意，暗示着陈、傅的命运。今年春天在台北，我特地去台大看了为纪念傅斯年而建的“傅钟”。铁制的架子，横梁上悬着一个电控敲击的钟，据说至今还可以用。没有亭子，没有匾额，就那么素朴地立于路旁。我忍不住想敲响它。
真是让人惊喜，《陈寅恪与傅斯年》中提到的一个几乎不被注意的人——黄萱，居然在我刚买的《21世纪中国最佳随笔》中再见。相见时难，再见时几乎被匆匆醒来赶路的历史“撞了一下腰”。黄萱的老乡、诗人舒婷在《大美者无言》中详述了黄萱的生平。优雅的学识人品，传奇般的婚姻，作为助手为陈寅恪工作十三年，……嗬，想来就令人动容。“黄萱”二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高义的女人，并总愿想象她一袭长裙。
那段历史肯定有什么让岳南难以割舍。后来，他又以那段历史为背景，出了《南渡北归》，是一套书，分为“南渡”、“北归”、“大结局离别”三本。更多的人物，更多的细节，生动的照片，手稿、文件，缜密的注释，完全是史家的作风，却分明有文学史诗的气势磅礴与缠绵悱恻。封面（又是封面）上印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与《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上的“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前呼后应，暴露了这位毕业于文学系作家的耿耿历史情愫：呼唤大师，呼唤真的知识分子。
好像是有意承续这种思考似的，在《精神明亮的人》中一篇题为《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的文章里，王开岭追问：“而在我们的地盘上——尤其‘五四’以降，为何少有——几乎不能——诞生和世界文明进程同步的大师级人物？”他分析到：“我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爆发力、信仰执行力——远远不够，不够高亢，不够辽阔，不够硬朗和健正。我们缺乏生命投入的完整性和彻底性，缺乏“必须”的责任和义务，缺乏宗教般的虔敬和行动，精神松散、灵魂懈怠、气力不济，对什么都睁只眼闭只眼……” 历史醒来不是为了重演，它是在为我们创造自己决定醒来的时机吧。王开岭说“‘五四’后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是个例外，是个惊喜”。仅仅凭吊，唏嘘感叹，恐怕不是回溯的初衷。
与我们对历史粗枝大叶的记忆相比，我曾不止一次地纳闷：王开岭从哪儿搜集来那么多的历史细节？连历史的纹理都清晰可见？当然，在王开岭那些散发着人的呼吸般气息的文字中，对细节的勾连，人文的情怀，以及理性的探索，让历史不是以阔步向前的姿态，也不是试卷上名词解释般的僵硬，而是像一条河，时而平缓，时而滔滔，极富性情地旖旎而行。《决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讲述了英国作家奥威尔作为狙击手，却没有向自己的敌人扣动扳机，奥威尔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多么伟大的理由。
在《请想一想华盛顿……》中，王开岭写到：华盛顿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华盛顿可能不需要我们鞠躬，但这段历史，虽然它不是“我国历史”，却同样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或许可以借此让我们的某些知性与感觉苏醒。
历史需要提供属于自己的叙述，才会借由更多读者的阅读而自我觉醒吧。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喜欢看企业史。偶然翻阅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书，迅即被吸引，于是《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两册和《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两册，四本一口气读下来，倒有些学生时代饥渴读书的感觉了。由企业而经济，由文化而制度、人心，由政治而社会、国家，中国企业界130年栉风沐雨的历程读来心惊肉跳，几近惊悚片。血肉与硝烟何曾输于战场。
在《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序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中，吴晓波引述了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的话：“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给历史作个形象的比喻，大概就可以用这个“矛盾的漩涡”。逃避或简化这个“矛盾的漩涡”，要么是装睡，要么是逼人装睡。
醒着有时是难受的。里尔克在《豹》中这样写巴黎植物园中的豹子：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我不知道这是醒着的豹子的哀伤，还是醒着的诗人的痛苦。反正摩挲这首诗，我似乎有些“围城”的困惑。
朋友说，你这读书也太沉重了点，干嘛呀？王小波有一本散文随笔集，叫《思维的乐趣》，“思维的乐趣”大约可以作为我这一类阅读的注脚。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免除恐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教育所能做的，总离不开人心、人性、人情。
对于教育，我是醒着的，睡着的，还是半睡半醒的？我不确定。但愿这些闲书能帮我一把，让我知道，并促使我还是醒着吧。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