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中国海监和渔政船只在南海执法，引发了公众对南海问题的新一轮兴趣，而其间有些媒体推波助澜，炒作邻国的抗议活动，许多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在网络甚嚣尘上，仿佛南海战争一触即发。其实类似言论在过去钓鱼岛和其他事件上屡见不鲜，其要点无外：一抱怨政府在处理主权争端问题时政策软弱，二主张对一切涉及主权争端、乃至涉外争执均立即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不同意见即为所谓“汉奸”、“卖国”。
　　南沙岛礁及相关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历届政府对主权属我的基本立场从未含混，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但也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成因也是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所致，并非政府政策不得力所致，质而言之，南沙地处中国最南端，分属蓝水，南沙主权的收复和护卫均需借助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而近代以来，我国海军因为内外压迫不能顺利发展，与内相邻海区尚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更遑论具备收复和护卫远海主权的能力。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中国从法理上恢复了对包括南沙在内的诸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但内战和战后的地区形势发展却使中国不能及时有效行使新复之权益，嗣后冷战勃兴，中越关系反复，而中国大陆海权未备，遂演化至部分主权岛礁被侵占，迁延至今。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相反，回顾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以来的国际实践，无数的案例显示，单方面运用武力、或借助战争胜利强行改变争端现状，总会成为更激烈的国际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一旦牵涉大国政治，则往往由局部的政策问题演化为国际战略冲突，最终甚至颠覆国家，所以，虽然南海争端表面上仅为局部主权和权益争执，但背后蕴含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含义不可忽略，而国家以外交稳妥为主要特色的基本处理方针既符合现实维护主权的需要，也深具宏大的战略眼光。
　　在冷战时期，南中国海由于控制重要的国际水路，所以也是美苏全球海权争霸的主战场。美国全球军事战略是海权色彩非常浓厚的，而海权的最主要特征即在于对重要国际水道、控制国际水道的战略支撑点的控制，以及对对手运用海洋能力的相应中和与限制。一般所说的海军建设或所谓海防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权，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海军建设基本是出于延伸陆防纵深的需要，是陆权国防的一个侧面。现代海权不仅需要巨大的科技和综合国力支撑，更是意识、系统政策和国家利益界定的体现。
　　现代海权斗争体现了地区和全球国际权力基础及结构的变化，南海作为地缘战略关键性的地区，其海权力量的消长牵动整个地区格局的变化和中美等大国现实国际权力的互动，毫无疑问，南海争端之所以日益复杂化，其背后的动力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海权战略。美国开始在冷战结束后重返南海，并屡次重申保持在南海支配性存在的决心，这些或明或暗的政策宣示都是针对中国的含蓄警告，也体现其对崛起的中国新海权的焦虑与担忧，我们不能对此装聋作哑。换言之，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不仅要靠中国坚强的海权实力，更要靠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和灵活、明智的外交作为。中美在亚太和本地区的局部力量均衡和战略稳定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而双边和多边的地区睦邻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重要国家权益的争端，这本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常态，如何从宏大和坚毅的国家战略层面把握这些严峻课题，不仅牵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更影响国家未来的前景，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帝国主义思维已完全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此任何急功近利、感情用事的做法都会得不偿失。
　　同时也要看到，争端本身并不可怕，正如长城曾是历史上中国与不同民族展开军事斗争的关口，但也是把各民族连接起来的门户，国际争执一方面是现实的利益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进行合理的利益博弈，进而建构相对稳定、多赢的和平框架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