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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日本寺子屋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与探讨，阐述了寺子屋对日本的近代社会的推进作用和内在联系。通过对寺子屋的起源，发展，来阐述寺子屋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寺子屋；笔子；武士
一、 寺子屋的起源
寺子屋（てらこや）发源于室町时代后期（15世纪），寺子屋是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8）寺院所设的私塾，又作寺或寺小屋，是寺院开办的主要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是日本江户时代让平民百姓子弟接受教育的民间设施（私塾）。也称为手习所或手习塾。“寺子屋”的称谓主要在京都，大坂和伊势近畿地区使用，在江户称为“手习指南所”或“手迹指南”。 寺子屋起源于日本中世纪的寺院的教育。当时武士阶层的子弟往往被送到领地内的寺庙接受教育，日语中寺子屋的“子”和“小”发音相同，意思相近。寺子屋也因此而得名。当时，寺院已经开始实行一定的世俗教育，许多武士家庭和少数庶民家庭把子弟送到寺院。到了江户时代，武士子弟纷纷前往学者的私塾和幕府或藩设立的学校就学，只有庶民子弟仍在寺院学习。因当时的大寺院主要致力于培养僧侣，实施这种世俗教育的一般是一些小寺院。随着庶民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就学儿童大量增加，小寺院已经难以全部容纳。为此，一些武士、浪人、神官、医生和有能力的庶民等开设了实施初级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这些民间教育机构也被称为即寺子屋。
二、寺子屋的发展
6世纪佛教传人日本后得到了圣德太子（574-622）的大力弘扬。到奈良时代，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保护，佛教迅速发展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佛教的兴起，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寺院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寺院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特权影响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当时文化教育的中心。寺院中的僧侣属于知识阶层，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他们不仅饱读经书，而且研究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等。于是，寺院很快就成为学术权威之地，吸引了贵族、武士子弟和平民子弟来
学习。镰仓时代以后，由于大学寮等公立教育的衰落，寺院在教育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佛教寺院之所以成为世俗教育的社会组织，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佛教进入日本以后经受了一番较为彻底的改造，从哲学思想上看，它渐渐由注重来世和彼岸的极乐世界，转向注重今世的现实世界。佛教被日本人赋予了治病、求官、生育、克敌、降妖、教子等多方面的现实任务。“小儿习字之时登寺，学问之时登寺，疾病治疗、卜筮占卦、获取书画等，皆登寺以成世用。”就是对当时状况的一个描写。第二，从政治上来看，由于佛教进入日本本土之后，本来并不突出的护土守国思想被改造成了镇护国家和王法的教义。历代的皇室、重臣纷纷利用佛教，视其为战胜对手的重要武器。特别是在进入镰仓时代以后，由于教育和修行方式的简约化和大众化，一些佛教新派，如禅宗、净土宗等深得武士和普通百姓的青睐，渐渐深入日本社会各阶层。
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东方国家，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治新政府建立不久，时任兵库县知事、后来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在其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国是纲目”中，提出要让全国人民通晓世界各国的学问，在东京、京都、大阪建立大学，在郡与村建立小学，不论都城还是偏僻之域，要让人人沐浴知识的光辉。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兴办近代教育起，只用了40年左右的時间，就普及了初等教育，并于1907年开始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同时，中、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实现了明治初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既定目标。
日本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斐然，不过如果将日本的教育进步完全归于明治维新的改革恐怕未必客观。历史事实证明，日本人之所以较之其他东方国家最先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除了明治政府具有开放而长远的目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在法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原因之外，也与江户时代已形成良好的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大众启蒙教育传统具有密切关系。寺子屋教育就是这种教育的主要载体，它的存在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享保以前，寺子屋并不多，但到文化、文政以后，寺子屋有了大幅增加，仅在文化到庆应年间设立的就有近万所，其设备逐步得到完整，数量亦不断增加，遍布于都市、乡村的各个角落。其教学内容系以阅读、书写、珠算为主，强调封建伦理。到了江户时代，随着社会安定，工商业发展，社会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初等教育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寺子屋逐渐脱离寺院在全国各地推广。寺子屋首先在江户，京都的中心城区得到普及。宽政年间（1690年代）农村也开始出现寺子屋，寺子屋在江户中后期（18世纪）的天保年间（1830年代）数量增长尤为迅速。明治维新之前江户约有1，500间，全国约有15，000间寺子屋。明治五年（1872），导入西方国家的学制，日本颁布《学制》，各地纷纷设立小学，寺子屋遂逐渐消失。1872年寺子屋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谈到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发达，学者们多从社会稳定，商品经济发展，官民重视教育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些原因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点即江户时代的日本不存在科举制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科举是中国的国粹，在中国存在1300多年，对周边一些国家曾经产生过影响。日本也曾是“科举文化圈”的一员，而且先于朝鲜与越南实行考试选官的“贡举”制度。但中国，朝鲜，越南都是在20世纪初期此项制度因内容与形式落后，并与时代脱节而被废除，而日本不仅没有出现科举的繁荣（如从701年确立贡举制度后的一百年间，比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人而已），而且随着平安时代后期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科举制度也推出日本历史舞台。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是主动放弃了科举制度。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贵族势力强大，人们重世袭，国家的官职与官厅都由特定的贵族之家世袭的承包运营，科举制也就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必要。科举制度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功能，即考试与选官，考试是形式，选官是实质，即科举具有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的双重功能。在江户时代，不存在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预期，教育在政治方面的功利性被大大削弱。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掌握自己从事的职业所需的技能和生存能力，平民教育反而通过寺子屋教育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平民教育不是强制的，纯属自重自愿，这是寺子屋遍布全国的根本动力。所以尽管日本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却有广大具有读写能力的劳动群众存在。这就提供了明治维新能够顺利进行的群众基础。 寺子屋的产生和发展为教育向庶民阶层普及，提高他们的文化和道德修养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明治时代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条件。当时日本的识字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中寺子屋功不可没。由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范鋐所作儒家《六谕衍义》就被琉球人程顺则带回琉球，再由琉球使者带到萨摩藩，敬献给德川吉宗，成为了寺子屋的教科书进行普及。其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为基本道德准则以教化学生。
平民子弟进寺子屋学习，，无关“学而优则仕”，只是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必需的技能，实用也就成为了知识的最高价值，故实用性是寺子屋教育的显著特色。寺子屋没有严格的校规，学制，没有升学的压力，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将来的工作需要。一般是从习字开始，渐至阅读。要求学生看懂“往来物”，能写书信。教学内容是教农家子弟生产及与农业相关的知识，叫商人子弟能读，能写，能打算盘。寺子屋在教习学生读写算能力的基础上还教授地理，人名，书信写作，以及和实际生活相关的技能技巧。教材有‘庭训往来’，‘商卖往来’，‘百姓往来’（书信礼仪），‘千字文’（识字），‘名头’，‘苗字尽’（人名），‘国尽’，‘町村尽’（地名），‘四书五经’，‘六谕衍义’（儒学），‘国史略’‘十八史略’（历史），‘唐诗选’，‘百人一首’，‘徒然草’（古典诗词）。其中往来书信频繁被作为教材，因此往来物也是教科书的代名词。
寺子屋教师的身份各式各样，初期主要是僧侣，神官，医生，武士，浪人，书法家。随着寺子屋需求的增加平民也加入到教师的队伍。同时出现了专门培养教师的寺子屋（例如足利学校）。不光男性女性也能成为寺子屋的教师，一般教师是终生职业。
寺子屋的学生称为笔子。笔子有中下层武士和平民。日本镰仓时代以后的寺院教育包括僧侣教育和庶民教育，它不仅培养僧侣的场所，而且是除僧侣以外的民众接受世俗教育的“学校”。中下层武士平民没有条件在家中接受教育，他们被送进寺院，委托僧侣来培养。日本历史上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曾在寺子屋学习过。如织田信长在尾张的天王坊，丰臣秀吉在尾张的光明寺，德川家康在浚河寺。写《当世书生气质》的坪内逍遥也才上过寺子屋。教育寺子屋对学生的入学和毕业年龄没有限制，一般5-6岁入学，13-18岁毕业，一间寺子屋通常有10至100名学生。有只招收男学生和女学生的寺子屋。但多数寺子屋既招男学生也招女学生。老师如果去世，学生会凑钱为老师修建坟墓，称为笔子冢，据调查光千叶县房总半岛就有3，350个笔子冢。很多地方笔子冢的墓碑都采用毛笔笔尖的形状，以此表达对师匠的怀念和敬意。与我国长期流行的“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江户嘉永代年间（1850年）日本的入学率在70～86%之间，相比英国20～25%（1873），法国1.4%（1793年），苏联20%（1920年）要高出许多。这样高的识字率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能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原因之一。
三、寺子屋的意义
日本幕府末期的基础教育形式——寺子屋是民众教育的特殊形式。它的产生与发展在日本教育史和日本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明治维新和当代日本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寺子屋以特有的形式进行系统的知识和道德教育，它事实上是明治维新后小学教育的基础，为明治维新的实现和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奠定了当代日本人的文化根基。鉴于寺子屋的巨大貢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消灭文盲的运动命名为世界寺子屋运动（World Terakoya Movement）
[参考文献]
[1]朱玲莉 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2]石川松太郎 藩校和寺子屋 教育社 1978
[3]冲田行司 日本人を作った教育大巧社 2000
[4]汤重南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 辽海出版社 1999
关键词：寺子屋；笔子；武士
一、 寺子屋的起源
寺子屋（てらこや）发源于室町时代后期（15世纪），寺子屋是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8）寺院所设的私塾，又作寺或寺小屋，是寺院开办的主要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是日本江户时代让平民百姓子弟接受教育的民间设施（私塾）。也称为手习所或手习塾。“寺子屋”的称谓主要在京都，大坂和伊势近畿地区使用，在江户称为“手习指南所”或“手迹指南”。 寺子屋起源于日本中世纪的寺院的教育。当时武士阶层的子弟往往被送到领地内的寺庙接受教育，日语中寺子屋的“子”和“小”发音相同，意思相近。寺子屋也因此而得名。当时，寺院已经开始实行一定的世俗教育，许多武士家庭和少数庶民家庭把子弟送到寺院。到了江户时代，武士子弟纷纷前往学者的私塾和幕府或藩设立的学校就学，只有庶民子弟仍在寺院学习。因当时的大寺院主要致力于培养僧侣，实施这种世俗教育的一般是一些小寺院。随着庶民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就学儿童大量增加，小寺院已经难以全部容纳。为此，一些武士、浪人、神官、医生和有能力的庶民等开设了实施初级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这些民间教育机构也被称为即寺子屋。
二、寺子屋的发展
6世纪佛教传人日本后得到了圣德太子（574-622）的大力弘扬。到奈良时代，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保护，佛教迅速发展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佛教的兴起，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寺院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寺院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特权影响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当时文化教育的中心。寺院中的僧侣属于知识阶层，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他们不仅饱读经书，而且研究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等。于是，寺院很快就成为学术权威之地，吸引了贵族、武士子弟和平民子弟来
学习。镰仓时代以后，由于大学寮等公立教育的衰落，寺院在教育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佛教寺院之所以成为世俗教育的社会组织，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佛教进入日本以后经受了一番较为彻底的改造，从哲学思想上看，它渐渐由注重来世和彼岸的极乐世界，转向注重今世的现实世界。佛教被日本人赋予了治病、求官、生育、克敌、降妖、教子等多方面的现实任务。“小儿习字之时登寺，学问之时登寺，疾病治疗、卜筮占卦、获取书画等，皆登寺以成世用。”就是对当时状况的一个描写。第二，从政治上来看，由于佛教进入日本本土之后，本来并不突出的护土守国思想被改造成了镇护国家和王法的教义。历代的皇室、重臣纷纷利用佛教，视其为战胜对手的重要武器。特别是在进入镰仓时代以后，由于教育和修行方式的简约化和大众化，一些佛教新派，如禅宗、净土宗等深得武士和普通百姓的青睐，渐渐深入日本社会各阶层。
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东方国家，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治新政府建立不久，时任兵库县知事、后来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在其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国是纲目”中，提出要让全国人民通晓世界各国的学问，在东京、京都、大阪建立大学，在郡与村建立小学，不论都城还是偏僻之域，要让人人沐浴知识的光辉。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兴办近代教育起，只用了40年左右的時间，就普及了初等教育，并于1907年开始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同时，中、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实现了明治初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既定目标。
日本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斐然，不过如果将日本的教育进步完全归于明治维新的改革恐怕未必客观。历史事实证明，日本人之所以较之其他东方国家最先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除了明治政府具有开放而长远的目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在法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原因之外，也与江户时代已形成良好的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大众启蒙教育传统具有密切关系。寺子屋教育就是这种教育的主要载体，它的存在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享保以前，寺子屋并不多，但到文化、文政以后，寺子屋有了大幅增加，仅在文化到庆应年间设立的就有近万所，其设备逐步得到完整，数量亦不断增加，遍布于都市、乡村的各个角落。其教学内容系以阅读、书写、珠算为主，强调封建伦理。到了江户时代，随着社会安定，工商业发展，社会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初等教育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寺子屋逐渐脱离寺院在全国各地推广。寺子屋首先在江户，京都的中心城区得到普及。宽政年间（1690年代）农村也开始出现寺子屋，寺子屋在江户中后期（18世纪）的天保年间（1830年代）数量增长尤为迅速。明治维新之前江户约有1，500间，全国约有15，000间寺子屋。明治五年（1872），导入西方国家的学制，日本颁布《学制》，各地纷纷设立小学，寺子屋遂逐渐消失。1872年寺子屋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谈到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发达，学者们多从社会稳定，商品经济发展，官民重视教育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些原因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点即江户时代的日本不存在科举制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科举是中国的国粹，在中国存在1300多年，对周边一些国家曾经产生过影响。日本也曾是“科举文化圈”的一员，而且先于朝鲜与越南实行考试选官的“贡举”制度。但中国，朝鲜，越南都是在20世纪初期此项制度因内容与形式落后，并与时代脱节而被废除，而日本不仅没有出现科举的繁荣（如从701年确立贡举制度后的一百年间，比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人而已），而且随着平安时代后期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科举制度也推出日本历史舞台。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是主动放弃了科举制度。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贵族势力强大，人们重世袭，国家的官职与官厅都由特定的贵族之家世袭的承包运营，科举制也就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必要。科举制度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功能，即考试与选官，考试是形式，选官是实质，即科举具有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的双重功能。在江户时代，不存在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预期，教育在政治方面的功利性被大大削弱。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掌握自己从事的职业所需的技能和生存能力，平民教育反而通过寺子屋教育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平民教育不是强制的，纯属自重自愿，这是寺子屋遍布全国的根本动力。所以尽管日本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却有广大具有读写能力的劳动群众存在。这就提供了明治维新能够顺利进行的群众基础。 寺子屋的产生和发展为教育向庶民阶层普及，提高他们的文化和道德修养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明治时代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条件。当时日本的识字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中寺子屋功不可没。由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范鋐所作儒家《六谕衍义》就被琉球人程顺则带回琉球，再由琉球使者带到萨摩藩，敬献给德川吉宗，成为了寺子屋的教科书进行普及。其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为基本道德准则以教化学生。
平民子弟进寺子屋学习，，无关“学而优则仕”，只是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必需的技能，实用也就成为了知识的最高价值，故实用性是寺子屋教育的显著特色。寺子屋没有严格的校规，学制，没有升学的压力，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将来的工作需要。一般是从习字开始，渐至阅读。要求学生看懂“往来物”，能写书信。教学内容是教农家子弟生产及与农业相关的知识，叫商人子弟能读，能写，能打算盘。寺子屋在教习学生读写算能力的基础上还教授地理，人名，书信写作，以及和实际生活相关的技能技巧。教材有‘庭训往来’，‘商卖往来’，‘百姓往来’（书信礼仪），‘千字文’（识字），‘名头’，‘苗字尽’（人名），‘国尽’，‘町村尽’（地名），‘四书五经’，‘六谕衍义’（儒学），‘国史略’‘十八史略’（历史），‘唐诗选’，‘百人一首’，‘徒然草’（古典诗词）。其中往来书信频繁被作为教材，因此往来物也是教科书的代名词。
寺子屋教师的身份各式各样，初期主要是僧侣，神官，医生，武士，浪人，书法家。随着寺子屋需求的增加平民也加入到教师的队伍。同时出现了专门培养教师的寺子屋（例如足利学校）。不光男性女性也能成为寺子屋的教师，一般教师是终生职业。
寺子屋的学生称为笔子。笔子有中下层武士和平民。日本镰仓时代以后的寺院教育包括僧侣教育和庶民教育，它不仅培养僧侣的场所，而且是除僧侣以外的民众接受世俗教育的“学校”。中下层武士平民没有条件在家中接受教育，他们被送进寺院，委托僧侣来培养。日本历史上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曾在寺子屋学习过。如织田信长在尾张的天王坊，丰臣秀吉在尾张的光明寺，德川家康在浚河寺。写《当世书生气质》的坪内逍遥也才上过寺子屋。教育寺子屋对学生的入学和毕业年龄没有限制，一般5-6岁入学，13-18岁毕业，一间寺子屋通常有10至100名学生。有只招收男学生和女学生的寺子屋。但多数寺子屋既招男学生也招女学生。老师如果去世，学生会凑钱为老师修建坟墓，称为笔子冢，据调查光千叶县房总半岛就有3，350个笔子冢。很多地方笔子冢的墓碑都采用毛笔笔尖的形状，以此表达对师匠的怀念和敬意。与我国长期流行的“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江户嘉永代年间（1850年）日本的入学率在70～86%之间，相比英国20～25%（1873），法国1.4%（1793年），苏联20%（1920年）要高出许多。这样高的识字率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能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原因之一。
三、寺子屋的意义
日本幕府末期的基础教育形式——寺子屋是民众教育的特殊形式。它的产生与发展在日本教育史和日本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明治维新和当代日本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寺子屋以特有的形式进行系统的知识和道德教育，它事实上是明治维新后小学教育的基础，为明治维新的实现和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奠定了当代日本人的文化根基。鉴于寺子屋的巨大貢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消灭文盲的运动命名为世界寺子屋运动（World Terakoya Movement）
[参考文献]
[1]朱玲莉 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2]石川松太郎 藩校和寺子屋 教育社 1978
[3]冲田行司 日本人を作った教育大巧社 2000
[4]汤重南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 辽海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