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的文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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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于辞、赋、骚三种文体,根据《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的对比可知刘勰与萧统对于同一文体的不同认识。刘勰虽没有将辞或骚列为独立的文体,却意识到《楚辞》文体不同于诗、赋二体,但其文体观不明确,将《楚辞》归于诗体和赋体。萧统在这方面更具有先进性,将赋、骚、辞严格分类,各自成体。
  关键词:辞 文体 《文心雕龙》 《昭明文选》 骚 赋
  从西汉时期开始,辞、赋二体便被混为一体,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或将辞直接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在“诗赋略”之下有“屈原赋之属”,录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1},称屈原、唐勒等人的作品为赋,也就是把辞与赋视作赋体;或将辞、赋视为一种文体,《汉书·王褒传》有“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2}。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才达到自觉发展的程度,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处于萌芽阶段,文学体裁较单一,主要以神话、诗歌及诸子散文为主。《楚辞》、汉大赋行文风格与体式明显不同于诸子散文与神话,不具有可比性。说到“赋”,便与《诗经》六义中的“赋”联系起来,刘勰就认为赋是介于《诗经》和《楚辞》之间的作品,所以诗、赋、辞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楚辞》、汉赋与《诗经》比较起来,篇幅均较长,且有一定铺排,句式较灵活,不止限于《诗经》的四字句,所以辞、赋相似而又不同于《诗经》的特点,使得二体成为区别于诗的文体,也导致了辞、赋不分的局面。
  一、《文心雕龙》的辞文体
  刘勰《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文,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为“文之枢纽”(总论),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文体论”,其余为创作论和文学评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为其文学指导思想。总体上来看刘勰的文学思想还是很明晰的,但众学者关于《文心雕龙》中“骚”是不是文体颇有分歧,尹伟在其文《〈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分类辨析》指出《文心雕龙》共分体三十三类,外加上《辨骚》中的骚体则为三十四类;而张少康《〈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却认为《辨骚》篇属于“文之枢纽”的部分,不在文体论的范畴之内,因而《文心雕龙》中的骚归于赋类。笔者认为刘勰对于骚体的认识虽有不足之处,但对骚已有文体意识,有区别于诗、赋的意识,只是区别不明显而已。
  《辨骚》篇不属于文体论,其主旨是指导文人在创作中要基于经典,还要有所创新,并高度赞扬《楚辞》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辨骚”这一题目已明显有以骚代称《楚辞》的意味。刘勰在评论《楚辞》时称:“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3},《楚辞》在体裁方面尚有三代之遗风,而风格夹杂有战国时的浮风,逊于《诗经》,是赋中佳作(文中虽然为“词赋”,却偏指赋体)。可见刘勰认为诗、赋、《楚辞》是有联系的,均有规劝、讽谏之旨,《楚辞》既属于诗又属于赋,而又稍区别于诗、赋,其内容的雅正次于诗,讽谏之意强于一般的赋作。《明诗》篇中“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4}以《离骚》为诗,《诠赋》篇谈论赋体源流时又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5},三者关系更明确了,赋体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的,这样《楚辞》确不同于诗、赋,赋虽缘起于诗,其产生早于《楚辞》,却在汉时大兴,其成熟又晚于《楚辞》。
  对于辞体,《文心雕龙》中除专门提及“楚辞”或“辞赋”中的“辞”具有文体意义外(“辞赋”并称时隐辞而显赋),在《书记》篇论述书记体后,附论了辞体,“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6},这种意义上的“辞”体已不同于《楚辞》,按“文笔之辨”来说,《楚辞》为“文”,《书记》中的“辞”为“笔”,是不讲究辞藻的实用性文体。这种应用性的文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可称为辞令和辞命,为古代官方频繁使用的外交辞令。
  综上所述,刘勰《文心雕龙》中称《楚辞》为骚,且已有《楚辞》不同于诗、赋的观念(这也是后来学者对辞赋分体而论的萌芽),但并未明确区分,将《楚辞》或骚既归于诗类,又归于赋类,没有独立成体。《文心雕龙》的《书记》篇还提到了不同于《楚辞》的用于外交的辞体,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后來学者对辞体更全面的认识。
  二、《昭明文选》中的赋辞文体
  萧统《昭明文选》既设有骚体,又同时设有辞体。其中骚体收入的作品有:屈原的《离骚经》《九歌》(部分)、《九章》《卜居》《渔父》,宋玉的《九辩》与《招魂》,刘安的《招隐士》。而辞体中仅仅收入汉武帝《秋风辞》和陶渊明《归去来》。淮南王刘安《招隐士》在很多记载中都将其称为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载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王逸《楚辞章句》中虽收有该作,却认为它是作者悲悯屈原而作的赋。直至刘勰在《辨骚》中提到“《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将《招隐士》视为“骚”,尽管刘勰并未将《楚辞》与诗、赋明确区别,但将《招隐士》没有单纯地归为赋类,就文体观而言,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萧统将赋、辞、骚严格区分,可见其文体观较刘勰的更有进步性。
  根据《文选》中对于骚体作品的注释可知这些作品均选自王逸《楚辞章句》。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着重突出了《离骚》的地位,称为“离骚经”,首次赋予《离骚》经的意味,并认为《楚辞章句》中的《离骚经》《九歌》等作品(卷一至卷七)俱为屈作,合称为“离骚”,把剩下的后人模拟的屈作称为“楚辞”,这也就开创了屈原作品以“骚”代称的先河。《文选》中骚类下,不仅收入屈原原作,还有宋玉、淮南王的作品,可见萧统进一步扩大了“骚”的范围,即凡是带有《楚辞》作品显著特征的作品即可入骚体,并不区分屈作和拟屈之作。至于辞体,为“楚辞之支也”{7},即《归去来》和《秋风辞》均有《楚辞》的某些特点,又别于《楚辞》。《秋风辞》全文共九句,其中以七字句为主,只有两句是八字句,每句中都以“兮”字调节语气,语言清丽,句句押韵,运用比兴手法,尤其“草木黄落兮奈老何”明显受宋玉《九辨》“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8}的影响,又有“兰”“佳人”等《楚辞》中常出现的意象,明显具有《楚辞》的特征,写秋景如画,而又乐极生哀,以人生易老感慨作结。《秋风辞》又有《楚辞》一般作品中没有的序,如《离骚》等篇都是直接抒情没有序,而《秋风辞》几乎每篇赋作正文前都有序,因而《秋风辞》又有赋的特点。《文选》辞体下的另一作品《归去来》是辞还是赋,历来争议颇多。鄢化志先生《辞,还是赋?——〈归去来辞〉文体辨析,兼论辞赋差异》原文题中为《归去来》,“辞”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且从该文体裁可知其偏于赋,认为《归去来》是赋。{9}《归去来》确实在体裁上与抒情小赋相似,正文前有序,行文中骈散结合,但其对《楚辞》的继承成分是不能忽略的,《归去来》惆怅、孤独的情怀,与《秋风辞》的悲秋伤老的情怀同样继承于《楚辞》中那种忧愁抑郁的情感。《归去来》中首句“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等句是对《楚辞》中《招魂》《离骚》等篇中句子的化用,可以看出《归去来》同《秋风辞》一样,兼有辞、赋二体的特点,而《秋风辞》依然保留有诗的痕迹,句式较整齐,《归去来》更偏向于抒情小赋,句式较丰富,骈散结合。所以萧统《文选》中辞是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的文体。萧统辞、骚有别的分体方法,也被后人吸收和借鉴,如清代庄仲方编《宋文苑》在骚体之后另立辞体,清吴曾祺纂文章总集《涵芬楼古今文钞》在辞赋类之下分别设有辞体和骚体。
  综上可知,萧统《文选》严格区分赋、骚、辞,其中以“骚”代指《楚辞》且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对于已往辞赋不分、辞骚不分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创新,体现了萧统文体观的进步性。
  三、结语
  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昭明文选》是两部较早涉及文体分类的著作,而二人对于同一文体的认识却是不同的。刘勰的《辨骚》篇、《明诗》篇、《诠赋》篇都论及《楚辞》,且认为《楚辞》既属于诗类,又属于赋类,虽然刘勰没有将《楚辞》独立为辞体或骚体,却已有《楚辞》不同于诗、赋的文体意识,这无疑是辞赋分体的萌芽。此外,刘勰在《书记》中附论作为外交辞令的辞体,又拓宽了人们已往以“辞”代《楚辞》的认识。相较于刘勰,萧统对文体的认识更进一步,萧统严格区分赋、骚、辞三体,骚始为一独文体,另一文体辞体,既有骚的性质,又有赋的特征,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体,也不同于《文心雕龙》中《书记》篇所提到的辞体。
  ① 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6页。
  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9页。
  ③④⑤⑥ 刘勰注,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第48页,第80页,第280页。
  ⑦ 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9页。
  ⑧ 朱熹注:《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⑨ 鄢化志:《辞,还是赋——〈归去来辞〉文体辨析,兼论辞赋差异》,《古籍研究》199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尹伟.《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分类辨析[J].西藏大学学报,2009(24).
  [3] 张少康.《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J].江苏大学学报,2007(9).
  [4] 李如龙.辞和辞的研究[J].国际汉语学报,2012(2).
  作 者:郝广青,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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