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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印度之行》自问世以来就因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而广受好评，小说中微妙而又似乎不可调和的英印关系隐含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可以说贯穿小说始终，在每一次“英印交锋”时都体现了两国完全不等同的话语权。英国是宗主国，拥有完全的话语权，而印度是殖民地，几乎没有话语权。本文在分析《印度之行》中各阶层人们的相处之道中，得出：社会地位高的国家对于社会地位低的国家赤裸裸的歧视和不信任。本文意在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深入分析小说中不同种族间人们交流时的话语，探讨英印两国乃至东西方关系，深入了解产生英印乃至东西方冲突之主要原因，从中探求东西方和谐相处之路。
关键词：《印度之行》 福柯 话语权力 东西方融合
一、引言
E.M.福斯特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主要关注社会正义和道德品质。他根据1912年和1922年两次游览印度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写出了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小说《印度之行》。这部小说描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各阶层关系，比如英印人与印度本土居民的关系、印度人之间的关系、英国男人与英国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英国女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涉及政治、文化、殖民和社會生活的各个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印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被统治的印度人只能顺从，没有话语权或者说他们说的话被置若罔闻。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贯穿于小说中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性别的人们之间，形成鲜明对立的话语场。英国人较之于印度人拥有完全的话语权，他们的话语就是命令，印度人必须服从；英国男人较之于英国女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男人说的话必须被倾听、被实践，而女人的话语常常被忽视；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较之于社会地位低的人拥有较多的话语权。本文意在通过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解析《印度之行》中主要人物的话语及不同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并从中发现缓和英印关系乃至于东西方关系的方法，从而为实现东西方融合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
二、话语权力与文本再现
福柯最早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的概念，他认为“话语”是展示秩序的符号系统，而知识具有展示秩序的功能，因此话语与知识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话语就是知识。福柯认为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反过来产生权力。在福斯特作品《印度之行》中，与权力相关的词语共出现了十二次，比如权力、权势、职权、权利、谈话的主动权等，这些是明显出现的与话语权力相关的字眼，还有一些是隐性地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的，而这些话语对听者产生了影响，支配了听者的行动，这就是话语的权力。小说中印度医生阿齐兹这样评价他的英印人上级卡伦德少校对于他的一次命令：“我敢说没有，恐怕什么事情也没有。他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吃晚饭，就是这么回事，为了显示他的权势，每次到这个时候，他就想法来打扰我们。”{1}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英国派遣到印度来管理印度的英国官员自然是这里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小说开头对于环境的描写中也能看出英国官员与印度当地人之间悬殊的社会地位。福斯特将印度人居住区昌德拉普尔描述为一种低等而又无法毁灭的生物体，而将英国人居住的城区描述为一座花园之城。由此可见，英国人在印度居于统治地位，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讲就是印度的统治阶级，拥有完全的话语权，而当地的印度人属于被统治阶级，没有话语权。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2}
阿齐兹就是千千万万印度人中被规训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在印度人面前他表现地对英国人不屑一顾，比如说医务长官卡伦德命令他立即去他家见他时，他的朋友哈米杜拉劝他刷了牙再去，他却说嚼槟榔是印度人的习惯，如果要刷牙，他坚决不去，但是在半路上他却到朋友家里刷了牙。这足以说明印度人虽然嘴上说不服从，却不敢这样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肉体已经被驯服。他们处于英国的统治下，没有说话的权力，而他们的英印领导人的话语就是命令，他们必须服从。市长兼税务官特顿先生邀请印度人参加搭桥聚会{3}，虽然名义上这是一种邀请，实际上是一种命令，印度人只能参加，不敢拒绝。话语即权力，特顿是昌德拉普尔的市长，拥有至高无上的职权，权力产生话语，话语反过来又体现权力。小说中的高潮是印度医生阿齐兹带领两位英国女士阿德拉和穆尔夫人游览马拉巴山洞，岂料两名女士在山洞中备感不适，阿德拉更是浑身伤痕地跑出了山洞，英方认为阿齐兹对阿德拉欲行不轨，将其监禁。“他感到绝望，这不是由于他懦弱，而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英国女人说的话的分量总要比他的重得多，这是命运。”{4}所以虽然阿齐兹是清白的，可因为他是印度人，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话语权。更何况控诉他的是英国女士，他说的话便无足轻重，只能接受这不公正的待遇。他要对抗英国统治阶级，可以说是以卵击石。英方作为统治阶级，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民族利益，他们对印度人本身就带有种族和肤色偏见，他们认为印度人是“黑鬼”，印度人就像19世纪美国的“黑奴”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三、英印关系中隐含的话语权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之一。但在1849到1950年间，印度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与印度确实曾经建立过“特殊关系”，但那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对英国，它意味着昔日的辉煌；对印度，却意味着刻骨铭心的耻辱。在福柯看来，被控制就意味着被塑造。“策略性处境”是福柯权力观的关键所在：权力是我们在既定社会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所谓“策略性”在福柯那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合理性”，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二是指在某个游戏中使其他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三是指在对抗中使他人放弃斗争从而获得胜利。{5}而这三种含义都可以用来说明英印关系。英国居于主导一方，用自己的职权迫使印度人按照英国人的要求行动，哪怕违背了印度人的真实意愿。马拉巴山洞事件当事人阿齐兹也是被迫放弃斗争，因为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说话的权力，而话语权是属于英方的。他们判你有罪，你就是百口莫辩。菲尔丁和其他人对集体话语、主流精神的皈依揭示了殖民话语对个性的消解和异化，即使他不排斥与印度人交朋友，但在交往中他还是会受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主流文化所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菲尔丁与主流的英国人一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印度人没有自由意志且无法独立，必须仰仗西方人的扶植与帮助。大英帝国真的不能废除，因为它还不成熟。要是离开了我们，印度人会马上衰败下来。{6}由此可见，菲尔丁这个印度人的朋友对于印度也是有偏见的，没有等同的社会地位，英国人和印度人难以相互取得信任，而没有信任，友谊也难以长存。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讲到麻风病人时说道：“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7}这里所讲到的贫苦流民和精神错乱者可以说是印度人的代表。在英国人眼中，印度就是脏乱贫穷的代名词，印度人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发言权，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被英国人排斥、隔离，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也暗示了他们不同的话语权。福柯认为话语的功能是通过一个过程来实现的，而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展现出来的，而这里英印双方的话语就表明了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就说什么样的话语，这也印证了福柯的话语体现权力的观点。
四、东西方融合的可能性
东西方能否跨越种族、民族、文化的鸿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即印度人是否有可能和英国人交朋友， 这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相互关系的焦点，贯穿着小说的始终。英国人自始至终认为自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印度之行》中也一直是西方文明压制和嘲讽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小说开篇就讲到哈米杜拉和穆罕穆德·阿里在谈论有没有可能和英国人成为朋友，他们认为在印度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但在其他地方有可能。只要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官员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愿意屈尊与印度人平等相处，卡伦德对阿齐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哪怕是印度人的朋友菲尔丁骨子里也有着西方文明高高在上的观念，他认为印度离开了英国的统治终将衰败，这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相处终将引发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最后他和阿齐兹冰释前嫌，可已不可能再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了。阿齐兹最后说道：“从今以后我的心要向着我们自己的人。我不希望任何英国男人或者英国女人做我的朋友。”{8}他一开始怀着满腔热情希望与英国人成为朋友，可这份热情终被英国人的冷漠无情和虚伪势利而浇灭。
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也是东西方无法相互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中主人公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如阿齐兹信奉伊斯兰教，穆尔夫人是基督徒，菲尔丁是无神论者，等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行事准则，这就必然在相处时成为一道障碍。马拉巴山洞是印度古老文明的象征，也是印度人的自豪，而在穆尔夫人和阿德拉的眼中却是空洞、死寂、无意义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在她们的眼中，它象征着这片土地上固有的威胁与危险。不同国家的人看待事物的视角也不尽相同，马拉巴山洞是印度人心中的圣地，而对于西方人只不过是闷热死寂的洞穴，这也对之后阿德拉在山洞中产生幻想误以为阿齐兹想要侮辱她埋下了伏笔。当然这也和英印人之间的信任有关，阿德拉控诉阿齐兹，哪怕最后她撤诉，也足以说明她对印度人并无感情，更谈不上信任，而没有信任，友谊便形同虚设，终将破灭。
那么东西方融合有没有可能呢？福斯特在《印度之行》结尾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留给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也将此愿望留给未来社会去实现。东西方要想实现融合，最重要的是平等，也就是说拥有等同的话语权。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世界长期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没有发言权，他们无法为自己申辩，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话语权，而话语权是属于西方世界的，想要实现融合，必须拥有同等的话语权。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约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discour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但这并不是说东方学单方面地决定着有关东方的话语。将东方学视为研究东方话语的一门学科，将有助于了解东方国家及其人民的话语，但是东方学本身带有对东方国家的歧视，因此它只可作为研究东方话语的一个参考，而不是权威。福柯认为话语相当于知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文化和知识了解甚少，对他们的话语自然也不了解，更不重视。东西方文明有许多不同之处，要想实现融合，必须得尊重对方的文化，西方应以平等的姿态看待东方，东方也应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就像小说的结尾，福斯特暗示换个地方换个时间东西方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五、结语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说明权力产生话语，话语体现权力。当今社会东西方的关系虽然比一个世纪以前缓和了不少，但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东方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仅是印度，中国虽然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上升，但与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只是最大的發展中国家，我们要想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仍需努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许多国家也争相与中国谋求各方面的合作。正因为我们在日益强大，才能不被欺负，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印度之行》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仅是印度，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社会地位，只能处处受控制、被压迫。小说中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摩擦重重，但也在渐渐融合，比如说印度妇女的服装、食物以及印度人民开始说英语等都说明印度也慢慢地西洋化了。评论家Harold Bloom认为福斯特所塑造的角色缺乏意志，而Frederick则恰恰相反，他认为菲尔丁和阿德拉都展示了强烈的意志，菲尔丁为了替阿齐兹辩护不惜与自己国家为敌，阿德拉后来撤诉，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都需要巨大的意志力。而这也说明了东西方人民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当然这当中也障碍重重，实现东西方融合是每一个国家都关注的大事，但只有在平等话语权基础上谋求互利共赢，东西方和睦共处才指日可待。
{1}④⑥⑧ 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第230页，第321页，第303页。
{2} 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4页。
③ 一种沟通东西方鸿沟的招待会。
⑤ 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88—89页。
⑦ 福柯：《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 E.M.福斯特.印度之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 王苹.《印度之行》中的权力和话语[J].南京师大学报，2008（5）.
[7] 鲁晓霞.从《印度之行》看东西方联结[J].理论导刊，2006（9）.
[8] 谷野平，孙春艳.《印度之行》中文明间冲突及和谐共存的可能性[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2（5）.
[9] 张德明.《印度之行》：跨文化交往的出路与困境[J].宁波大学学报，2012（4）.
[10] Frederick P.W. McDowell. E.M.Forster Criticism[J].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988（4）.
[11] V.J. Emmett Jr.Verbal Truth and Truth of Mood[J].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972（3）.
作 者：吴兵，华东理工大学2015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张之燕，华东理工大学教师，硕士生导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尤以莎士比亚作品研究为兴趣所在。
编 辑：康慧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印度之行》 福柯 话语权力 东西方融合
一、引言
E.M.福斯特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主要关注社会正义和道德品质。他根据1912年和1922年两次游览印度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写出了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小说《印度之行》。这部小说描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各阶层关系，比如英印人与印度本土居民的关系、印度人之间的关系、英国男人与英国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英国女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涉及政治、文化、殖民和社會生活的各个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印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被统治的印度人只能顺从，没有话语权或者说他们说的话被置若罔闻。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贯穿于小说中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性别的人们之间，形成鲜明对立的话语场。英国人较之于印度人拥有完全的话语权，他们的话语就是命令，印度人必须服从；英国男人较之于英国女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男人说的话必须被倾听、被实践，而女人的话语常常被忽视；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较之于社会地位低的人拥有较多的话语权。本文意在通过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解析《印度之行》中主要人物的话语及不同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并从中发现缓和英印关系乃至于东西方关系的方法，从而为实现东西方融合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
二、话语权力与文本再现
福柯最早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的概念，他认为“话语”是展示秩序的符号系统，而知识具有展示秩序的功能，因此话语与知识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话语就是知识。福柯认为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反过来产生权力。在福斯特作品《印度之行》中，与权力相关的词语共出现了十二次，比如权力、权势、职权、权利、谈话的主动权等，这些是明显出现的与话语权力相关的字眼，还有一些是隐性地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的，而这些话语对听者产生了影响，支配了听者的行动，这就是话语的权力。小说中印度医生阿齐兹这样评价他的英印人上级卡伦德少校对于他的一次命令：“我敢说没有，恐怕什么事情也没有。他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吃晚饭，就是这么回事，为了显示他的权势，每次到这个时候，他就想法来打扰我们。”{1}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英国派遣到印度来管理印度的英国官员自然是这里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小说开头对于环境的描写中也能看出英国官员与印度当地人之间悬殊的社会地位。福斯特将印度人居住区昌德拉普尔描述为一种低等而又无法毁灭的生物体，而将英国人居住的城区描述为一座花园之城。由此可见，英国人在印度居于统治地位，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讲就是印度的统治阶级，拥有完全的话语权，而当地的印度人属于被统治阶级，没有话语权。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2}
阿齐兹就是千千万万印度人中被规训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在印度人面前他表现地对英国人不屑一顾，比如说医务长官卡伦德命令他立即去他家见他时，他的朋友哈米杜拉劝他刷了牙再去，他却说嚼槟榔是印度人的习惯，如果要刷牙，他坚决不去，但是在半路上他却到朋友家里刷了牙。这足以说明印度人虽然嘴上说不服从，却不敢这样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肉体已经被驯服。他们处于英国的统治下，没有说话的权力，而他们的英印领导人的话语就是命令，他们必须服从。市长兼税务官特顿先生邀请印度人参加搭桥聚会{3}，虽然名义上这是一种邀请，实际上是一种命令，印度人只能参加，不敢拒绝。话语即权力，特顿是昌德拉普尔的市长，拥有至高无上的职权，权力产生话语，话语反过来又体现权力。小说中的高潮是印度医生阿齐兹带领两位英国女士阿德拉和穆尔夫人游览马拉巴山洞，岂料两名女士在山洞中备感不适，阿德拉更是浑身伤痕地跑出了山洞，英方认为阿齐兹对阿德拉欲行不轨，将其监禁。“他感到绝望，这不是由于他懦弱，而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英国女人说的话的分量总要比他的重得多，这是命运。”{4}所以虽然阿齐兹是清白的，可因为他是印度人，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话语权。更何况控诉他的是英国女士，他说的话便无足轻重，只能接受这不公正的待遇。他要对抗英国统治阶级，可以说是以卵击石。英方作为统治阶级，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民族利益，他们对印度人本身就带有种族和肤色偏见，他们认为印度人是“黑鬼”，印度人就像19世纪美国的“黑奴”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三、英印关系中隐含的话语权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之一。但在1849到1950年间，印度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与印度确实曾经建立过“特殊关系”，但那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对英国，它意味着昔日的辉煌；对印度，却意味着刻骨铭心的耻辱。在福柯看来，被控制就意味着被塑造。“策略性处境”是福柯权力观的关键所在：权力是我们在既定社会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所谓“策略性”在福柯那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合理性”，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二是指在某个游戏中使其他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三是指在对抗中使他人放弃斗争从而获得胜利。{5}而这三种含义都可以用来说明英印关系。英国居于主导一方，用自己的职权迫使印度人按照英国人的要求行动，哪怕违背了印度人的真实意愿。马拉巴山洞事件当事人阿齐兹也是被迫放弃斗争，因为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说话的权力，而话语权是属于英方的。他们判你有罪，你就是百口莫辩。菲尔丁和其他人对集体话语、主流精神的皈依揭示了殖民话语对个性的消解和异化，即使他不排斥与印度人交朋友，但在交往中他还是会受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主流文化所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菲尔丁与主流的英国人一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印度人没有自由意志且无法独立，必须仰仗西方人的扶植与帮助。大英帝国真的不能废除，因为它还不成熟。要是离开了我们，印度人会马上衰败下来。{6}由此可见，菲尔丁这个印度人的朋友对于印度也是有偏见的，没有等同的社会地位，英国人和印度人难以相互取得信任，而没有信任，友谊也难以长存。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讲到麻风病人时说道：“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7}这里所讲到的贫苦流民和精神错乱者可以说是印度人的代表。在英国人眼中，印度就是脏乱贫穷的代名词，印度人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发言权，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被英国人排斥、隔离，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也暗示了他们不同的话语权。福柯认为话语的功能是通过一个过程来实现的，而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展现出来的，而这里英印双方的话语就表明了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就说什么样的话语，这也印证了福柯的话语体现权力的观点。
四、东西方融合的可能性
东西方能否跨越种族、民族、文化的鸿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即印度人是否有可能和英国人交朋友， 这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相互关系的焦点，贯穿着小说的始终。英国人自始至终认为自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印度之行》中也一直是西方文明压制和嘲讽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小说开篇就讲到哈米杜拉和穆罕穆德·阿里在谈论有没有可能和英国人成为朋友，他们认为在印度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但在其他地方有可能。只要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官员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愿意屈尊与印度人平等相处，卡伦德对阿齐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哪怕是印度人的朋友菲尔丁骨子里也有着西方文明高高在上的观念，他认为印度离开了英国的统治终将衰败，这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相处终将引发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最后他和阿齐兹冰释前嫌，可已不可能再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了。阿齐兹最后说道：“从今以后我的心要向着我们自己的人。我不希望任何英国男人或者英国女人做我的朋友。”{8}他一开始怀着满腔热情希望与英国人成为朋友，可这份热情终被英国人的冷漠无情和虚伪势利而浇灭。
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也是东西方无法相互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中主人公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如阿齐兹信奉伊斯兰教，穆尔夫人是基督徒，菲尔丁是无神论者，等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行事准则，这就必然在相处时成为一道障碍。马拉巴山洞是印度古老文明的象征，也是印度人的自豪，而在穆尔夫人和阿德拉的眼中却是空洞、死寂、无意义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在她们的眼中，它象征着这片土地上固有的威胁与危险。不同国家的人看待事物的视角也不尽相同，马拉巴山洞是印度人心中的圣地，而对于西方人只不过是闷热死寂的洞穴，这也对之后阿德拉在山洞中产生幻想误以为阿齐兹想要侮辱她埋下了伏笔。当然这也和英印人之间的信任有关，阿德拉控诉阿齐兹，哪怕最后她撤诉，也足以说明她对印度人并无感情，更谈不上信任，而没有信任，友谊便形同虚设，终将破灭。
那么东西方融合有没有可能呢？福斯特在《印度之行》结尾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留给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也将此愿望留给未来社会去实现。东西方要想实现融合，最重要的是平等，也就是说拥有等同的话语权。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世界长期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没有发言权，他们无法为自己申辩，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话语权，而话语权是属于西方世界的，想要实现融合，必须拥有同等的话语权。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约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discour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但这并不是说东方学单方面地决定着有关东方的话语。将东方学视为研究东方话语的一门学科，将有助于了解东方国家及其人民的话语，但是东方学本身带有对东方国家的歧视，因此它只可作为研究东方话语的一个参考，而不是权威。福柯认为话语相当于知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文化和知识了解甚少，对他们的话语自然也不了解，更不重视。东西方文明有许多不同之处，要想实现融合，必须得尊重对方的文化，西方应以平等的姿态看待东方，东方也应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就像小说的结尾，福斯特暗示换个地方换个时间东西方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五、结语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说明权力产生话语，话语体现权力。当今社会东西方的关系虽然比一个世纪以前缓和了不少，但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东方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仅是印度，中国虽然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上升，但与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只是最大的發展中国家，我们要想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仍需努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许多国家也争相与中国谋求各方面的合作。正因为我们在日益强大，才能不被欺负，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印度之行》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仅是印度，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社会地位，只能处处受控制、被压迫。小说中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摩擦重重，但也在渐渐融合，比如说印度妇女的服装、食物以及印度人民开始说英语等都说明印度也慢慢地西洋化了。评论家Harold Bloom认为福斯特所塑造的角色缺乏意志，而Frederick则恰恰相反，他认为菲尔丁和阿德拉都展示了强烈的意志，菲尔丁为了替阿齐兹辩护不惜与自己国家为敌，阿德拉后来撤诉，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都需要巨大的意志力。而这也说明了东西方人民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当然这当中也障碍重重，实现东西方融合是每一个国家都关注的大事，但只有在平等话语权基础上谋求互利共赢，东西方和睦共处才指日可待。
{1}④⑥⑧ 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第230页，第321页，第303页。
{2} 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4页。
③ 一种沟通东西方鸿沟的招待会。
⑤ 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88—89页。
⑦ 福柯：《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 E.M.福斯特.印度之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 王苹.《印度之行》中的权力和话语[J].南京师大学报，2008（5）.
[7] 鲁晓霞.从《印度之行》看东西方联结[J].理论导刊，2006（9）.
[8] 谷野平，孙春艳.《印度之行》中文明间冲突及和谐共存的可能性[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2（5）.
[9] 张德明.《印度之行》：跨文化交往的出路与困境[J].宁波大学学报，2012（4）.
[10] Frederick P.W. McDowell. E.M.Forster Criticism[J].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988（4）.
[11] V.J. Emmett Jr.Verbal Truth and Truth of Mood[J].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972（3）.
作 者：吴兵，华东理工大学2015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张之燕，华东理工大学教师，硕士生导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尤以莎士比亚作品研究为兴趣所在。
编 辑：康慧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