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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实社会的束缚和局限过多，人的思绪就像是放风筝，飘得再远也难以挣脱地面绳索的牵引。苏东坡的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点出了现实中人们为何困惑的原因。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社会，无数思想先贤和革命志士为一个富强之梦忧虑奔走，渴望寻求到匡世济民的良方。其中文学也被看成是祛除思想痼疾的猛药，尤以鲁迅的弃医从文为其有力佐证。几千年来构筑的思想堤坝在社会洪流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批有志于改革中国落后面貌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时常处在对历史传统的留恋和憎恶的双重矛盾之中。“这里面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有浪漫颓废的成分。也有人既不愿对时代作起死回生的远大改革，又不肯跟着儒家传统，将自己摆在一套既成的体系里面随波逐流。这后一种思想几乎是自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杨刚.《许地山选集·序》。以下引文均摘自周俟松.《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彷徨下，有这样一群知识人，他们试图跳出现实的牢笼，用一种“世外”的眼光来表达现实理想和现实关怀。宗教文学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李叔同、苏曼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这两位众所周知的大师，许地山（1893——1941）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富有宗教意识的文学作品在当时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知道许地山，从一篇《落花生》开始；进一步地了解他，则从他的宗教文学读起。许地山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文学、音乐、地理均有颇深造诣，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他积极推广新文化运动，被誉为台湾新文学和白话文的第一人。宗教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深有体现，作为学者，他撰写的《道教史》是一部经典的学术力作；同时学所注重的理性又并未使他忽略感性生活，他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许地山思想倾向于自然主义，但在动荡的社会浪潮中，他没有简单地逃避和退隐。在变革的大时代中，知识分子渐渐分化为战士和隐士，许地山走了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继续关注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隐的意识”。（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序》）这在他早期的代表作《缀网劳蛛》中有鲜明的体现。这部作品写于1923年，可看作是他对人生的重要解读。“人类的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恐怕还是自然的势力 ，用佛教的话，是‘生老病死’”。“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觉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是命运”。这就是他的“蜘蛛哲学”。佛教在五四时期的短暂复兴，成了许多饱读旧学的知识分子在摒弃封建糟粕后能够寻找的最佳心理寄托，同时它也成了文弱书生在动荡乱世中的心灵避风港。许地山可以说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他致力于宗教研究，在宗教的精神中找寻心理的慰藉；另一方面他又把各种教义融入创作中“启发读者这种悲哀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许地山看起来是消极出世，实为积极入世。有人评价为，许地山在“宗教的世俗化的同时，也就是世俗的宗教化”。（陈平原.《论苏曼珠、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其中，宗教意味不仅使他的作品中具有独特艺术性，同时也折射出一位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
文学即人生，除了大时代中个人命运的无奈，许地山的文学作品中之所以蕴涵着宗教色彩也与他的生活遭遇密切相关。
许地山的家庭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宗教影响。父亲许南英是台湾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同情底层百姓，为官期间，到民间查案，不收分文，这对幼年的许地山留下深刻的印象。成年后的许地山很少有不愉之色，“尤其对于穷苦的人们，温和备至”。（许苓仲.《我的童年·序言》） 佛法讲求众生平等，许南英虽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他的言行已经给了许地山最好的教义。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最初主要来自于他的母亲。在创作上，许地山表现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个人的修养上，则多受南禅宗的影响。禅宗主张个人顿悟，自我体验来达到成佛的境界，如果既可独善其身，又能借文学达济天下，这可以说是一种完满的追求。这一点引起了他的兴趣。许地山并不单纯研究佛学，他的兴趣还在别的宗教上，他著成了一部《道教史》，颇有影响，晚年还加入了基督教并一直坚持礼拜。可见，参加什么宗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许地山的一生中宗教始终是他思考问题关注现实的一个落脚点。
除此之外,险恶的时局也使许地山冀望于人道主义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救国运动中，许地山没有置身事外，他参加示威游行，组织会议，也是一位积极的风云人物。此时的许地山把现实的人道主义看作是佛教的普渡众生思想在人间的替代物。在《“五七”纪念与人类》一文中，他指出要“扶助自己底工商业，和鼓舞一般的人为民治的、和平的运动，教等等不合人道主义在世界上绝迹”。对现实的深刻关怀使他在创作时烙下了写实的痕迹，表面上他通过佛的教义来诠释人生，实际上却是用彼岸的光辉来映照现实的阴暗。“地山的小说，在外表的浪漫主义风度之下，有一副写实的骨格，而且终于连这风度也渐淡以至于无”。例如，他的作品《缀网劳蛛》已经将理想主义让位给了市民的人生哲学，“坚强的生之欲求，借锲而不舍的补缀生活之网而表现出来”。（茅盾.《论地山的小说》）
然而，生活中的奔波劳碌使得他对人生充满了疑问和困惑。由于许南英坚决不愿做亡国奴，随之放弃家业回到内地，辗转漂移，于是，许地山也每每随家迁徙，就这样，他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最初的岁月，后来又由于家道中落，被迫自谋生计。可以说,早年的困顿使他对生活的不测与凄苦感慨颇深，“一切皆苦”、“人生无常”。“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许地山.《空山灵雨：弁言》）多苦多难和人力的软弱无为使许地山对人生怀着一种悲悯和虚无的感伤。同时，许地山在颠沛流离中更多地接触到了广大层人民的艰苦生活，这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场面对多愁善感的许地山来说怎么能不产生“与戚戚焉”的感叹呢！
仍以《缀网劳蛛》这部作品为例，开篇的那首诗，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主旨内涵。总的说来，在这部作品中，许地山从三方面表达了他的人生观。
第一，服从命运，泰然若定。
小说主人公尚洁温柔贤淑，她不嫉恨丈夫无礼的怀疑和伤害，也不担心自己的命运是否乖戾，一切泰然处之。当她的朋友劝说她去为外界的流言正名时，她“懒懒”地说：“我虽不信命定的说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个体在命运面前是无为的，也是不值得为的。明天的事也是不可预测的，人生是不可预定的。“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横竖是往前走，顾虑什么”这种宿命的观念使尚洁一直有着雍容仁慈的心境，这与中国老庄哲学有点相似：不争，则天下盖莫与之争。所以，对于蜘蛛来说，不管“玳瑁梁栋珠玑帘栊”还是“短井颓垣荒烟蔓草”，都是“兴隆、亨通”的结网佳境。人生的道路也和蜘蛛结网一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死，只要安贫乐道，勤勉努力，一个人生存的意义也就从中体现出来了。
第二，宽容为怀，仁爱达人。
尚洁对于丈夫的过错并没有谴责，然而对于他的忏悔也没有抱以感激。当史夫人告诉她长孙可望（尚洁的丈夫）在为他的行为感到懊悔时，尚洁“没有显出特别愉悦的神色”，她只说：“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受，从来是不计较的。别人伤害我，我还饶恕，何况是他呢？他知道自己的卤莽，是一件极可喜的事。”尚洁的宽恕并不是因为认为冤屈和痛苦可以结束，在尘世，她并不感到冤屈和痛苦（唯一痛苦的只是与小女儿佩荷的分离）。相反，她认为这是丈夫罪赎心灵的一次净化。当她顶着外遇的罪名救下一个受伤的贼时，她心里也知道面临的压力，但她宗教的信仰使她无所畏惧，“救苦救难”从帮助一个真正“苦难人”开始，“一个人走到做贼的地步是最可怜的”。对一切穷苦的人怀有怜悯和同情是一些宗教最基本的教义；对世间一切的遗憾和丑陋怀着自然的心态则是一些宗教最深沉的境界。“补缀补缀罢，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没有完美，没有嫌恶，只要有一颗平等向善的心，宽容地看待世界，一切都会变得和谐。
第三，生死同畴，生命轮回。
蜘蛛的网只要有结就会有破的，“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的肉体只要有生就会有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和怎样死法。一旦死了，只是化作另一种形态回到宇宙的世界中。就像万花筒一样，“与从前的没有什么差别”！“自而今回溯到蒙鸿，从没有人硕果里面有个形式与前相同。去罢，生的结构都由这几十颗‘彩琉璃屑'幻成种种，不必再看第二个生的万花筒”。由此可见，生和死只是一种物质的两种形态而已，说到底，生是死的此岸，死是生的彼岸。社会风云的变幻，世事的无常变化并没有使世界和人类的努力而改变，但人们却为了无谓的权势荣华而使自己陷于忙碌和焦虑之中。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许地山一生勤恳著述，晚年为中国的抗战事业积极奔走，最后终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终其一生，许地山对现实生活始终怀有热情和渴望。家庭、时局以及个人的经历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许地山把目光转向了宗教世界，宗教成了他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的一个视角，但他的脚步仍然立于现实世界中。他似乎站在战士与隐士之外，既关注现实，又将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意味，其小说风格在当时文坛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缀网劳蛛》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体现的服从命运，泰然若定；宽容为怀，仁爱达人；生死同畴，生命轮回这些观念既是他的“蜘蛛哲学”的解读，也是他对社会现实深切关注的一种另类表现。也许现实中所创造的一切也正是它的局限所在，有时候能够跳出这个范围，用一种“他者”的目光来看待现实处境，说不定会有一番另外的收获！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社会，无数思想先贤和革命志士为一个富强之梦忧虑奔走，渴望寻求到匡世济民的良方。其中文学也被看成是祛除思想痼疾的猛药，尤以鲁迅的弃医从文为其有力佐证。几千年来构筑的思想堤坝在社会洪流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批有志于改革中国落后面貌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时常处在对历史传统的留恋和憎恶的双重矛盾之中。“这里面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有浪漫颓废的成分。也有人既不愿对时代作起死回生的远大改革，又不肯跟着儒家传统，将自己摆在一套既成的体系里面随波逐流。这后一种思想几乎是自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杨刚.《许地山选集·序》。以下引文均摘自周俟松.《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彷徨下，有这样一群知识人，他们试图跳出现实的牢笼，用一种“世外”的眼光来表达现实理想和现实关怀。宗教文学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李叔同、苏曼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这两位众所周知的大师，许地山（1893——1941）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富有宗教意识的文学作品在当时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知道许地山，从一篇《落花生》开始；进一步地了解他，则从他的宗教文学读起。许地山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文学、音乐、地理均有颇深造诣，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他积极推广新文化运动，被誉为台湾新文学和白话文的第一人。宗教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深有体现，作为学者，他撰写的《道教史》是一部经典的学术力作；同时学所注重的理性又并未使他忽略感性生活，他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许地山思想倾向于自然主义，但在动荡的社会浪潮中，他没有简单地逃避和退隐。在变革的大时代中，知识分子渐渐分化为战士和隐士，许地山走了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继续关注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隐的意识”。（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序》）这在他早期的代表作《缀网劳蛛》中有鲜明的体现。这部作品写于1923年，可看作是他对人生的重要解读。“人类的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恐怕还是自然的势力 ，用佛教的话，是‘生老病死’”。“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觉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是命运”。这就是他的“蜘蛛哲学”。佛教在五四时期的短暂复兴，成了许多饱读旧学的知识分子在摒弃封建糟粕后能够寻找的最佳心理寄托，同时它也成了文弱书生在动荡乱世中的心灵避风港。许地山可以说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他致力于宗教研究，在宗教的精神中找寻心理的慰藉；另一方面他又把各种教义融入创作中“启发读者这种悲哀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许地山看起来是消极出世，实为积极入世。有人评价为，许地山在“宗教的世俗化的同时，也就是世俗的宗教化”。（陈平原.《论苏曼珠、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其中，宗教意味不仅使他的作品中具有独特艺术性，同时也折射出一位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
文学即人生，除了大时代中个人命运的无奈，许地山的文学作品中之所以蕴涵着宗教色彩也与他的生活遭遇密切相关。
许地山的家庭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宗教影响。父亲许南英是台湾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同情底层百姓，为官期间，到民间查案，不收分文，这对幼年的许地山留下深刻的印象。成年后的许地山很少有不愉之色，“尤其对于穷苦的人们，温和备至”。（许苓仲.《我的童年·序言》） 佛法讲求众生平等，许南英虽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他的言行已经给了许地山最好的教义。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最初主要来自于他的母亲。在创作上，许地山表现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个人的修养上，则多受南禅宗的影响。禅宗主张个人顿悟，自我体验来达到成佛的境界，如果既可独善其身，又能借文学达济天下，这可以说是一种完满的追求。这一点引起了他的兴趣。许地山并不单纯研究佛学，他的兴趣还在别的宗教上，他著成了一部《道教史》，颇有影响，晚年还加入了基督教并一直坚持礼拜。可见，参加什么宗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许地山的一生中宗教始终是他思考问题关注现实的一个落脚点。
除此之外,险恶的时局也使许地山冀望于人道主义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救国运动中，许地山没有置身事外，他参加示威游行，组织会议，也是一位积极的风云人物。此时的许地山把现实的人道主义看作是佛教的普渡众生思想在人间的替代物。在《“五七”纪念与人类》一文中，他指出要“扶助自己底工商业，和鼓舞一般的人为民治的、和平的运动，教等等不合人道主义在世界上绝迹”。对现实的深刻关怀使他在创作时烙下了写实的痕迹，表面上他通过佛的教义来诠释人生，实际上却是用彼岸的光辉来映照现实的阴暗。“地山的小说，在外表的浪漫主义风度之下，有一副写实的骨格，而且终于连这风度也渐淡以至于无”。例如，他的作品《缀网劳蛛》已经将理想主义让位给了市民的人生哲学，“坚强的生之欲求，借锲而不舍的补缀生活之网而表现出来”。（茅盾.《论地山的小说》）
然而，生活中的奔波劳碌使得他对人生充满了疑问和困惑。由于许南英坚决不愿做亡国奴，随之放弃家业回到内地，辗转漂移，于是，许地山也每每随家迁徙，就这样，他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最初的岁月，后来又由于家道中落，被迫自谋生计。可以说,早年的困顿使他对生活的不测与凄苦感慨颇深，“一切皆苦”、“人生无常”。“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许地山.《空山灵雨：弁言》）多苦多难和人力的软弱无为使许地山对人生怀着一种悲悯和虚无的感伤。同时，许地山在颠沛流离中更多地接触到了广大层人民的艰苦生活，这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场面对多愁善感的许地山来说怎么能不产生“与戚戚焉”的感叹呢！
仍以《缀网劳蛛》这部作品为例，开篇的那首诗，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主旨内涵。总的说来，在这部作品中，许地山从三方面表达了他的人生观。
第一，服从命运，泰然若定。
小说主人公尚洁温柔贤淑，她不嫉恨丈夫无礼的怀疑和伤害，也不担心自己的命运是否乖戾，一切泰然处之。当她的朋友劝说她去为外界的流言正名时，她“懒懒”地说：“我虽不信命定的说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个体在命运面前是无为的，也是不值得为的。明天的事也是不可预测的，人生是不可预定的。“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横竖是往前走，顾虑什么”这种宿命的观念使尚洁一直有着雍容仁慈的心境，这与中国老庄哲学有点相似：不争，则天下盖莫与之争。所以，对于蜘蛛来说，不管“玳瑁梁栋珠玑帘栊”还是“短井颓垣荒烟蔓草”，都是“兴隆、亨通”的结网佳境。人生的道路也和蜘蛛结网一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死，只要安贫乐道，勤勉努力，一个人生存的意义也就从中体现出来了。
第二，宽容为怀，仁爱达人。
尚洁对于丈夫的过错并没有谴责，然而对于他的忏悔也没有抱以感激。当史夫人告诉她长孙可望（尚洁的丈夫）在为他的行为感到懊悔时，尚洁“没有显出特别愉悦的神色”，她只说：“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受，从来是不计较的。别人伤害我，我还饶恕，何况是他呢？他知道自己的卤莽，是一件极可喜的事。”尚洁的宽恕并不是因为认为冤屈和痛苦可以结束，在尘世，她并不感到冤屈和痛苦（唯一痛苦的只是与小女儿佩荷的分离）。相反，她认为这是丈夫罪赎心灵的一次净化。当她顶着外遇的罪名救下一个受伤的贼时，她心里也知道面临的压力，但她宗教的信仰使她无所畏惧，“救苦救难”从帮助一个真正“苦难人”开始，“一个人走到做贼的地步是最可怜的”。对一切穷苦的人怀有怜悯和同情是一些宗教最基本的教义；对世间一切的遗憾和丑陋怀着自然的心态则是一些宗教最深沉的境界。“补缀补缀罢，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没有完美，没有嫌恶，只要有一颗平等向善的心，宽容地看待世界，一切都会变得和谐。
第三，生死同畴，生命轮回。
蜘蛛的网只要有结就会有破的，“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的肉体只要有生就会有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和怎样死法。一旦死了，只是化作另一种形态回到宇宙的世界中。就像万花筒一样，“与从前的没有什么差别”！“自而今回溯到蒙鸿，从没有人硕果里面有个形式与前相同。去罢，生的结构都由这几十颗‘彩琉璃屑'幻成种种，不必再看第二个生的万花筒”。由此可见，生和死只是一种物质的两种形态而已，说到底，生是死的此岸，死是生的彼岸。社会风云的变幻，世事的无常变化并没有使世界和人类的努力而改变，但人们却为了无谓的权势荣华而使自己陷于忙碌和焦虑之中。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许地山一生勤恳著述，晚年为中国的抗战事业积极奔走，最后终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终其一生，许地山对现实生活始终怀有热情和渴望。家庭、时局以及个人的经历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许地山把目光转向了宗教世界，宗教成了他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的一个视角，但他的脚步仍然立于现实世界中。他似乎站在战士与隐士之外，既关注现实，又将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意味，其小说风格在当时文坛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缀网劳蛛》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体现的服从命运，泰然若定；宽容为怀，仁爱达人；生死同畴，生命轮回这些观念既是他的“蜘蛛哲学”的解读，也是他对社会现实深切关注的一种另类表现。也许现实中所创造的一切也正是它的局限所在，有时候能够跳出这个范围，用一种“他者”的目光来看待现实处境，说不定会有一番另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