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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李希贵没有去北京十一学校，假如北京十一学校没有李希贵，假如李希贵去了别的学校，假如北京十一学校选了别人当校长……会怎么样？
这些假设看似无聊，其实很有探究启发价值。我的判断是：李希贵因十一学校出名，十一学校也因李希贵掌舵而更成功。去年2月27日，教育部在十一学校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广十一学校育人模式改革典型。一年过去，我们作一些“回头看”很有意义。
李希贵到十一学校之前，前任校长李金初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搞“大包干”，第二件事是“挖人”。
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从《从“大锅饭”到“大包干”——“北京十一学校现象”具有里程碑意义》，起初我以为这是李希贵的杰作，后来发现我弄错了，真正推行这一项改革的人是李金初。
早在1992年，当时的校长李金初下了一个决心：“我豁出去了，干几年，如果行，可以闯一条路，因为中国的教育需要这一条路。如果不行，可以立一块红牌：此路不通！”
他说的这条路就是“国有民办”的办学体制改革之路。他总结出“自筹经费、自主招生、自主用人、自主工资分配、自主教育教学改革”的“五自主”。一种在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型办学体制在十一学校诞生了，那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啊。到2007年李金初卸任的时候，十一学校早已经是北京重点示范校、京城名校。这是李金初做的第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
再说说第二件事。1989年，李金初把母校老领导、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顾明远请到了北京十一学校。顾明远到十一学校后惊讶发现该校管理水平很高，但是教师的业务和学历水平却达不到要求。李金初目的就是要向老领导“求援”。此后的两年，北师大一共有39名大学毕业生分到了十一中学。渐渐的，李金初为十一学校打造了有18位特级教师、28位博士生教师、103位硕士教师的“师资梦之队”，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高学历师资结构。
各位看官想必都明白了，这第二件事的意义和影响更加深远，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后来者李希贵掌舵时改革的成败。没有这么强大的师资力量，李希贵后来搞走班制，搞分层分类教学，搞督导咨询模式教学管理，都很难成功。
所以我说，没有李金初的体制改革、人才战略，就不可能有后来李希贵一系列改革的成功推进。正如很多不同声音中说的，有那么多好老师，别说李希贵了，换着我去当校长也能搞出一个名校来。这是调侃和酸腐的话，恐怕也是大实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李希贵接手了一个“旺铺”而不是一个烂摊子。这一点，在后来的舆论报道中鲜有提及，这不仅有失公允，更使得我们对“十一学校”品牌崛起的研究和评判，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容易造成对品牌的学习误入歧途。
换句话说，北京十一学校之所以能出名，源自两个人的努力：一位是前任校长李金初，一位是现任校长李希贵。李金初给了十一学校新生的灵魂、躯干和血液，李希贵给了十一学校腾飞的肉体和翅膀。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李希贵与北京十一学校之间的品牌关系。在学校的品牌关系中，校长品牌与学校品牌一直被模糊了甚至是错误地互相替代了。这里暂且不展开说。我想说的是，李希贵与十一学校之间的品牌关系，是和谐共融的。如果李大神（我一直这么称呼他）推翻了前任的改革成果，我可以肯定他的下场会很惨，至少不可能收获今天这么多名利。
李大神出道山东，擅长于课程创新和教学方式改革，又跑到国外很多地方游学。他身上有山东的“本土摸索理论”，又有着来自国际的教育研究和思想。我不禁想起一句政治理论套话，叫做“产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特色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类比有点大，有点雷人，但是，理是这个理。李希贵把他学来的很多国际的东西消化消化，加上早年在山东做校长、做局长时反复折腾的一些“武功招数”，放到十一学校做改革实验。既是与前任校长大胆体制改革精神的一脉相承，也是后来学校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我们很多教育人士也经常去国外游学交流，跑的地方和参加的活动恐怕不比李希贵少，但没有让自己成为“李希贵”，没有修成“正果”，这恰恰是需要自我反思的地方，这恰恰是为什么李希贵成为“李希贵”的原因，这恰恰是只有一个李希贵和一个北京十一学校的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李希贵不去北京十一学校，而是去别的什么学校，就算可能没有现在的“十一李希贵”这么“帅得惊动中央”，也一定会成就另一种模式的“李希贵”。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上面用到“名利”这个词，其实它很中性，在评价和分析学校品牌关系时必须用到。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关系，我更愿意用“名利最大化”来评判。否则，我们就很难探究教育关系之间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就是通常说的“换着谁来做不还是做嘛”。李希贵选择了十一学校，十一学校也选择了李希贵，他们的结合恰好让各自的名利最大化了。这样的结合，就是完美的。
李希贵与十一学校的邂逅，是某种机缘;但是，李希贵与十一学校的共荣，一定是后面发掘学校已有潜力整体驱动的结果。
（作者系学校品牌专家、《学校品牌管理》副总编）
这些假设看似无聊，其实很有探究启发价值。我的判断是：李希贵因十一学校出名，十一学校也因李希贵掌舵而更成功。去年2月27日，教育部在十一学校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广十一学校育人模式改革典型。一年过去，我们作一些“回头看”很有意义。
李希贵到十一学校之前，前任校长李金初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搞“大包干”，第二件事是“挖人”。
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从《从“大锅饭”到“大包干”——“北京十一学校现象”具有里程碑意义》，起初我以为这是李希贵的杰作，后来发现我弄错了，真正推行这一项改革的人是李金初。
早在1992年，当时的校长李金初下了一个决心：“我豁出去了，干几年，如果行，可以闯一条路，因为中国的教育需要这一条路。如果不行，可以立一块红牌：此路不通！”
他说的这条路就是“国有民办”的办学体制改革之路。他总结出“自筹经费、自主招生、自主用人、自主工资分配、自主教育教学改革”的“五自主”。一种在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型办学体制在十一学校诞生了，那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啊。到2007年李金初卸任的时候，十一学校早已经是北京重点示范校、京城名校。这是李金初做的第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
再说说第二件事。1989年，李金初把母校老领导、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顾明远请到了北京十一学校。顾明远到十一学校后惊讶发现该校管理水平很高，但是教师的业务和学历水平却达不到要求。李金初目的就是要向老领导“求援”。此后的两年，北师大一共有39名大学毕业生分到了十一中学。渐渐的，李金初为十一学校打造了有18位特级教师、28位博士生教师、103位硕士教师的“师资梦之队”，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高学历师资结构。
各位看官想必都明白了，这第二件事的意义和影响更加深远，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后来者李希贵掌舵时改革的成败。没有这么强大的师资力量，李希贵后来搞走班制，搞分层分类教学，搞督导咨询模式教学管理，都很难成功。
所以我说，没有李金初的体制改革、人才战略，就不可能有后来李希贵一系列改革的成功推进。正如很多不同声音中说的，有那么多好老师，别说李希贵了，换着我去当校长也能搞出一个名校来。这是调侃和酸腐的话，恐怕也是大实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李希贵接手了一个“旺铺”而不是一个烂摊子。这一点，在后来的舆论报道中鲜有提及，这不仅有失公允，更使得我们对“十一学校”品牌崛起的研究和评判，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容易造成对品牌的学习误入歧途。
换句话说，北京十一学校之所以能出名，源自两个人的努力：一位是前任校长李金初，一位是现任校长李希贵。李金初给了十一学校新生的灵魂、躯干和血液，李希贵给了十一学校腾飞的肉体和翅膀。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李希贵与北京十一学校之间的品牌关系。在学校的品牌关系中，校长品牌与学校品牌一直被模糊了甚至是错误地互相替代了。这里暂且不展开说。我想说的是，李希贵与十一学校之间的品牌关系，是和谐共融的。如果李大神（我一直这么称呼他）推翻了前任的改革成果，我可以肯定他的下场会很惨，至少不可能收获今天这么多名利。
李大神出道山东，擅长于课程创新和教学方式改革，又跑到国外很多地方游学。他身上有山东的“本土摸索理论”，又有着来自国际的教育研究和思想。我不禁想起一句政治理论套话，叫做“产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特色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类比有点大，有点雷人，但是，理是这个理。李希贵把他学来的很多国际的东西消化消化，加上早年在山东做校长、做局长时反复折腾的一些“武功招数”，放到十一学校做改革实验。既是与前任校长大胆体制改革精神的一脉相承，也是后来学校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我们很多教育人士也经常去国外游学交流，跑的地方和参加的活动恐怕不比李希贵少，但没有让自己成为“李希贵”，没有修成“正果”，这恰恰是需要自我反思的地方，这恰恰是为什么李希贵成为“李希贵”的原因，这恰恰是只有一个李希贵和一个北京十一学校的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李希贵不去北京十一学校，而是去别的什么学校，就算可能没有现在的“十一李希贵”这么“帅得惊动中央”，也一定会成就另一种模式的“李希贵”。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上面用到“名利”这个词，其实它很中性，在评价和分析学校品牌关系时必须用到。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关系，我更愿意用“名利最大化”来评判。否则，我们就很难探究教育关系之间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就是通常说的“换着谁来做不还是做嘛”。李希贵选择了十一学校，十一学校也选择了李希贵，他们的结合恰好让各自的名利最大化了。这样的结合，就是完美的。
李希贵与十一学校的邂逅，是某种机缘;但是，李希贵与十一学校的共荣，一定是后面发掘学校已有潜力整体驱动的结果。
（作者系学校品牌专家、《学校品牌管理》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