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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革命的成败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莫大的关系。1923—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正确；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本文主要简析其失误以及原因，但不会因此抹杀其功绩。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大革命；失误
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于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它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而确立。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过重要贡献，但也犯有失误。
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失误
1.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鲍罗廷于1926年1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演词》上指出“国民党是唯一救中国的党”，“国民党是最高的机关。”它把中国革命之全部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维经斯基1930年在《中国问题》杂志上撰文总结教训时就曾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的表现之一是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性估计过高。”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夸大了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归属国民党，共产党只能充当革命的助手。
2.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三次退让。政治方面。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有多数，大会重申坚决执行三大政策，严斥右派的分裂活动，通過《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分子分别给以开除党籍和警告处分。但维经斯基极力主张向国民党妥协退让。
军事方面。1926年3月蒋介石通过自己的亲信传令当时由共产党李之龙任舰长的中山舰到黄埔候用，随后蒋的亲信又散布谣言，诬称共产党人“图谋不轨”。20日，蒋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罗加乔夫在事后写的关于“三二〇”事件的书面报告中承认：“3月20日，蒋介石觉得自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在政治委员会中看到他的行为受到彻底谴责后，觉得自己的‘拿破仑式’的想法遭到失败……但他无法找到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出路。”
3.组织上的妥协退让。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整理党务案》并强行通过。《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压制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的原因
1.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领导机构，各国共产党都必须认真贯彻国际的决议，实行统一的国际阶级纪律，它还用特派制度，监督和控制各国共产党，把各国支部的活动统一集中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直接指挥下，不许越雷池一步。中国革命瞬息万变，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指挥中心指挥，必然会导致“盲目性”。
2.共产国际的指导严重地脱离中国实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阶级关系极其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机械地照搬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或苏联经验，又常千里之外决策，很难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政策。认识不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和工农群众的力量正逐步壮大。甚至在蒋介石集团已叛变革命，汪精卫集团已强迫解散工会、农会而急于叛变革命时，仍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中国革命中心”，“支持武汉国民政府”。
3.没有妥善处理苏联利益同中国革命利益的关系。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把保卫苏联当作制定中国革命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思想。关于来华使命，当时维连斯基把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归纳为四条，第一条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在苏联利益至上思想的指导下，大力扶植他认为的比较强大、又值得信赖的国民党去迅速取得胜利，从而保卫苏联的东部边界安全。事与愿违，最终葬送了中国的革命。
4.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内部争斗对中国革命带的消极影响。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苏联开始了一场“一国社会主义”的争斗，这场争斗一直持续到1927年托季联盟垮台。在联共十五大、共产国际七大上，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斗，托季反对派的观点被击败，斯大林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确认。这个理论及关于这个理论的争论虽有积极的一面，但对共产国际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使苏联一国利益被提升至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各国共产党的利益降为次要地位。
总而言之，体制高度集中的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在让中国革命服从苏联利益的政策考虑下，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但它大力支援大革命、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对北伐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的重大贡献功不可没。经过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事情还需中国人自己处理，必须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军队，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丛书》3辑，233、234页
[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07-308页
作者简介：武文斌（1990——），男，汉族，山西省吕梁市人，学生，法学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专业：中共党史。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大革命；失误
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于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它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而确立。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过重要贡献，但也犯有失误。
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失误
1.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鲍罗廷于1926年1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演词》上指出“国民党是唯一救中国的党”，“国民党是最高的机关。”它把中国革命之全部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维经斯基1930年在《中国问题》杂志上撰文总结教训时就曾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的表现之一是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性估计过高。”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夸大了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归属国民党，共产党只能充当革命的助手。
2.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三次退让。政治方面。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有多数，大会重申坚决执行三大政策，严斥右派的分裂活动，通過《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分子分别给以开除党籍和警告处分。但维经斯基极力主张向国民党妥协退让。
军事方面。1926年3月蒋介石通过自己的亲信传令当时由共产党李之龙任舰长的中山舰到黄埔候用，随后蒋的亲信又散布谣言，诬称共产党人“图谋不轨”。20日，蒋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罗加乔夫在事后写的关于“三二〇”事件的书面报告中承认：“3月20日，蒋介石觉得自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在政治委员会中看到他的行为受到彻底谴责后，觉得自己的‘拿破仑式’的想法遭到失败……但他无法找到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出路。”
3.组织上的妥协退让。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整理党务案》并强行通过。《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压制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的原因
1.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领导机构，各国共产党都必须认真贯彻国际的决议，实行统一的国际阶级纪律，它还用特派制度，监督和控制各国共产党，把各国支部的活动统一集中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直接指挥下，不许越雷池一步。中国革命瞬息万变，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指挥中心指挥，必然会导致“盲目性”。
2.共产国际的指导严重地脱离中国实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阶级关系极其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机械地照搬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或苏联经验，又常千里之外决策，很难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政策。认识不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和工农群众的力量正逐步壮大。甚至在蒋介石集团已叛变革命，汪精卫集团已强迫解散工会、农会而急于叛变革命时，仍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中国革命中心”，“支持武汉国民政府”。
3.没有妥善处理苏联利益同中国革命利益的关系。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把保卫苏联当作制定中国革命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思想。关于来华使命，当时维连斯基把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归纳为四条，第一条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在苏联利益至上思想的指导下，大力扶植他认为的比较强大、又值得信赖的国民党去迅速取得胜利，从而保卫苏联的东部边界安全。事与愿违，最终葬送了中国的革命。
4.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内部争斗对中国革命带的消极影响。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苏联开始了一场“一国社会主义”的争斗，这场争斗一直持续到1927年托季联盟垮台。在联共十五大、共产国际七大上，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斗，托季反对派的观点被击败，斯大林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确认。这个理论及关于这个理论的争论虽有积极的一面，但对共产国际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使苏联一国利益被提升至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各国共产党的利益降为次要地位。
总而言之，体制高度集中的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在让中国革命服从苏联利益的政策考虑下，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但它大力支援大革命、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对北伐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的重大贡献功不可没。经过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事情还需中国人自己处理，必须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军队，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丛书》3辑，233、234页
[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07-308页
作者简介：武文斌（1990——），男，汉族，山西省吕梁市人，学生，法学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专业：中共党史。